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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是清朝重要的军事武装之一，研究湘军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最早研究湘军的著作非《湘军志》莫属。该书内辑湘军防守篇、水师篇、临淮篇、平捻篇等十六篇军志，为研究湘军之重要史料。曾因被曾国荃等人认为诋毁湘军惨遭毁板，但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家对此书评价极高，甚至有誉为“千古以来杂史第一”。眼前这套《湘军志》品相完好，一函4厚册，白纸，开本极为阔大，卷首有牌记，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墨香书屋刻本，写刻上板，字取颜体，敦厚古朴。刻印精工，行格疏朗，版心上方刻“湘军志”及卷数。
该书作者王闿运是清末一代文学大家。王闿运，字壬秋，晚号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清咸丰七年（1857）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先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等。清宣统间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他被“举世推公为无双国士”、“王下笔雄深雅健，其文章碑版，三十年海内无与匹者”。《清史稿》王闿运本传中有这样几句话：“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出自他门下的荦荦大才就有廖平、岳森、杨锐、杨度、杨钧、胡从简、宋育仁、刘光第、齐白石等人，康有为是他的再传弟子，据说，连生性喜欢师心自用的郭沫若也曾骄傲地宣称他是王闿运的三传弟子。王闿运一生著述等身，光是经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在其诸多著作中，唯《湘军志》命运多舛。
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湘军高级将领，都陆续被清廷擢拔为总督、巡抚之类的封疆大吏，从此极情尽兴地享受富贵荣华，十余年的出生入死算是得到了高额补偿。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表彰湘军的“功绩”，修志的最佳人选自然是学富五车又很了解湘军的王闿运。王闿运是公认的硕学之士，久负盛名，有湘学领袖之誉，又与曾国藩及大多数湘军将领有或多或少的交往、有或深或浅的交情，一时成为唯一又是最恰切不过的人选。1875年，经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亲自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赍送了丰厚的润笔费（六千两银子）给王闿运。王闿运答应了修志之事。
王闿运花费多年的心血，实地走访、查阅军机处资料、请人绘制地图，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撰写过程中，王闿运深感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徇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光绪三年二月，王闿运开始编纂《湘军志》。光绪七年闰七月定稿。后应丁宝桢之邀入川，在成都刻板。十月，携板回湘。历时七年撰写出了十一万字的《湘军志》，这是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
《湘军志》高度评价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评论湘军：“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书中除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狼狈状况，湘军的屠城与劫掠，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破南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和湘军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如《湘军志》之《营制篇》中提到湘军的腐败：“故将军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王闿运撰《湘军志》意在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可见王氏于此书颇为自得。王闿运自评《湘军志》时说：“此志自以纪事本末为易嘹，但非古法尔！”王闿运是湖南名士，按理也是当以湘军崛起中国为荣，要懂得爱护、爱戴与崇仰湘军才是，然而他在书中却秉笔直书。
当他踌躇满志，极为自负地携板回到湖南时，却遭到了郭嵩焘、昆焘兄弟，曾国荃，李榕等湘军人物的诋毁。“嵩焘兄弟皆恶《湘军志》”，曾国荃就认为是“谤书”，对王闿运是“恨而切齿于我”。徐一士有评价：“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对曾国藩等人的发怒之因，真是一语中的。连他的老朋友郭嵩焘这回也抹下面子，对他的遭遇不表同情：“王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
王闿运自光绪七年十二月三日送《湘军志》与郭嵩焘，至次年正月二十日送《湘军志》板与郭嵩焘销毁，前后不足五十日。可见王闿运在期间所受压力之大。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逼迫下，王闿运于光绪八年将《湘军志》书板交郭嵩焘，销毁了事。
杨钧于《草堂之灵》“记毁版”有曰：“《湘军志》云：‘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群言益哗，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且言江南兹货，尽入军中……’此数语为曾沅甫（国荃）所疾恶，遂为毁版之因”。
《湘军志》板毁了，书却流传开了。王闿运因《湘军志》一书，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黎庶昌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老残游记》载：“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得委实是好，有目共赏……”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光绪九年（1883），王闿运重入四川。九月，重校《湘军志》，学生听说《湘军志》已毁板决定重刻。王闿运一面自负，一面劝说学生，说：“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天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人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言进退古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弟子们不畏强权，捐资重刻，硬是把这部书刻印出来，使它流播广远，存公道于人间。
在湘军式微之后，《湘军志》因王闿运大名而被一再翻刻重印，这或许是曾国荃等人未曾料到的。光绪十一年（1885），斠微斋于长沙刻成《湘军志》。同年养翮斋亦有刻本。光绪十二年，《湘军志》又于成都再次刻板成书，是为“成都墨香书屋”版。光绪二十八年，湖南书局刻版《湘军志》。同年长沙富记书局亦有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还有东洲刻本。清光绪年间，成都志古堂有刻本，到民国十八年（1929）成都志古堂又再次刊印，该版卷首有牌记曰“乙巳孟冬、唐鸿昌补题，成都志古堂藏板”。志古堂，前身为太原王述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开设的志道堂，后改名，由周达三主持。周达三作风严谨，一丝不苟。此《湘军志》由他亲自校刻，以校勘精审而闻名。现在常见的“成都志古堂”版与“成都墨香书屋”版，字体均为手写楷体，有人说是王闿运手书上版。“成都墨香书屋版”乃王闿运细加点校，内容则更胜前者。
曾国荃因不满王闿运《湘军志》之讥评，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湘军志》的影响。《湘军记》叙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曲意逢迎曾家兄弟，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
该书作者王闿运是清末一代文学大家。王闿运，字壬秋，晚号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清咸丰七年（1857）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先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等。清宣统间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他被“举世推公为无双国士”、“王下笔雄深雅健，其文章碑版，三十年海内无与匹者”。《清史稿》王闿运本传中有这样几句话：“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出自他门下的荦荦大才就有廖平、岳森、杨锐、杨度、杨钧、胡从简、宋育仁、刘光第、齐白石等人，康有为是他的再传弟子，据说，连生性喜欢师心自用的郭沫若也曾骄傲地宣称他是王闿运的三传弟子。王闿运一生著述等身，光是经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在其诸多著作中，唯《湘军志》命运多舛。
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湘军高级将领，都陆续被清廷擢拔为总督、巡抚之类的封疆大吏，从此极情尽兴地享受富贵荣华，十余年的出生入死算是得到了高额补偿。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表彰湘军的“功绩”，修志的最佳人选自然是学富五车又很了解湘军的王闿运。王闿运是公认的硕学之士，久负盛名，有湘学领袖之誉，又与曾国藩及大多数湘军将领有或多或少的交往、有或深或浅的交情，一时成为唯一又是最恰切不过的人选。1875年，经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亲自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赍送了丰厚的润笔费（六千两银子）给王闿运。王闿运答应了修志之事。
王闿运花费多年的心血，实地走访、查阅军机处资料、请人绘制地图，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撰写过程中，王闿运深感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徇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光绪三年二月，王闿运开始编纂《湘军志》。光绪七年闰七月定稿。后应丁宝桢之邀入川，在成都刻板。十月，携板回湘。历时七年撰写出了十一万字的《湘军志》，这是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
《湘军志》高度评价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评论湘军：“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书中除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狼狈状况，湘军的屠城与劫掠，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破南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和湘军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如《湘军志》之《营制篇》中提到湘军的腐败：“故将军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王闿运撰《湘军志》意在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可见王氏于此书颇为自得。王闿运自评《湘军志》时说：“此志自以纪事本末为易嘹，但非古法尔！”王闿运是湖南名士，按理也是当以湘军崛起中国为荣，要懂得爱护、爱戴与崇仰湘军才是，然而他在书中却秉笔直书。
当他踌躇满志，极为自负地携板回到湖南时，却遭到了郭嵩焘、昆焘兄弟，曾国荃，李榕等湘军人物的诋毁。“嵩焘兄弟皆恶《湘军志》”，曾国荃就认为是“谤书”，对王闿运是“恨而切齿于我”。徐一士有评价：“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对曾国藩等人的发怒之因，真是一语中的。连他的老朋友郭嵩焘这回也抹下面子，对他的遭遇不表同情：“王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
王闿运自光绪七年十二月三日送《湘军志》与郭嵩焘，至次年正月二十日送《湘军志》板与郭嵩焘销毁，前后不足五十日。可见王闿运在期间所受压力之大。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逼迫下，王闿运于光绪八年将《湘军志》书板交郭嵩焘，销毁了事。
杨钧于《草堂之灵》“记毁版”有曰：“《湘军志》云：‘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群言益哗，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且言江南兹货，尽入军中……’此数语为曾沅甫（国荃）所疾恶，遂为毁版之因”。
《湘军志》板毁了，书却流传开了。王闿运因《湘军志》一书，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黎庶昌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老残游记》载：“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得委实是好，有目共赏……”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光绪九年（1883），王闿运重入四川。九月，重校《湘军志》，学生听说《湘军志》已毁板决定重刻。王闿运一面自负，一面劝说学生，说：“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天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人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言进退古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弟子们不畏强权，捐资重刻，硬是把这部书刻印出来，使它流播广远，存公道于人间。
在湘军式微之后，《湘军志》因王闿运大名而被一再翻刻重印，这或许是曾国荃等人未曾料到的。光绪十一年（1885），斠微斋于长沙刻成《湘军志》。同年养翮斋亦有刻本。光绪十二年，《湘军志》又于成都再次刻板成书，是为“成都墨香书屋”版。光绪二十八年，湖南书局刻版《湘军志》。同年长沙富记书局亦有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还有东洲刻本。清光绪年间，成都志古堂有刻本，到民国十八年（1929）成都志古堂又再次刊印，该版卷首有牌记曰“乙巳孟冬、唐鸿昌补题，成都志古堂藏板”。志古堂，前身为太原王述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开设的志道堂，后改名，由周达三主持。周达三作风严谨，一丝不苟。此《湘军志》由他亲自校刻，以校勘精审而闻名。现在常见的“成都志古堂”版与“成都墨香书屋”版，字体均为手写楷体，有人说是王闿运手书上版。“成都墨香书屋版”乃王闿运细加点校，内容则更胜前者。
曾国荃因不满王闿运《湘军志》之讥评，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湘军志》的影响。《湘军记》叙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曲意逢迎曾家兄弟，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