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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50根蜡烛换得两包敦煌遗书
提到骗劫敦煌遗书，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斯坦因。其实，最早掠劫遗书的盗贼，并不是他。从现在的史料来看，这第一个盗贼应该属于俄罗斯人，他名叫奥勃鲁切夫。
1905年初，奥勃鲁切夫在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15公里）实施盗掘之后，从塔尔巴哈台商人处获悉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当年l0月，他急忙赶到敦煌，轻易拿到了两大包藏经洞写本，而代价仅仅是50根蜡烛。
敦煌遗书被盗始于俄罗斯人，这“最后一个”也属于俄罗斯人。这个盗贼叫奥登堡。此人曾任俄国科学院研究员、院士、亚洲博物馆馆长。奥勃鲁切夫只能算是敦煌文物流失中的“小盗”，奥登堡则是不折不扣的“大盗”。
1909年，奥登堡亲自出马，率领俄国考察队第一次赴新疆盗宝，重点在高昌古城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至此年冬天，考察结束，盗得一大批中国文物。
1914年5月，奥登堡又组织了第二次中亚考察活动，规模远超第一次。这次，沙俄政府拨款10万卢布作为考察活动经费。8月，奥登堡到达敦煌莫高窟后，当即便劫获了大批经卷文书、壁画、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及雕刻品。一直持续到1915年春天，当时已是民国四年，奥登堡带着劫获的大批文物离开了敦煌。
那么，奥登堡究竟从敦煌劫走了多少文物呢？一直以来这都是个谜。
现在知道的也仅仅是个大概：奥登堡盗走的敦煌汉文残卷18000件、藏文写本200余件，还有少量梵文和其他文字写本。另有100余件绢纸壁画、雕塑等。文物部分如今收藏于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原沙皇冬宫），写本部分则收藏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英国人：40块马蹄银“捐”回24箱敦煌遗书
斯坦因曾多次到中国西域“探险”。在1906年至1908年间的第二次中国探险活动中，斯坦因除重访和田和尼雅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最重大的“收获”是盗走了大批敦煌遗书。
1907年3月，斯坦因刚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的消息，原先准备只在敦煌待10天，考察一下莫高窟千佛洞，并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就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此时莫高窟藏经洞已被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发现，获知信息后，斯坦因赶紧改变行程，他后来在自己书中说出了改变行程的理由：“这种宝物很值得去努力侦察一番。”
然而，斯坦因并没能在第一时间见到王圆篆，王圆篆出去化缘了。斯坦因只得先去别处，一直到5月再次来时，才和王圆篆见了面。王圆篆开始比较警惕，但斯坦因大耍手腕，骗取了王圆篆的信任，最终王圆篆将藏经洞打开了。
王圆篆当时也害怕出事，在给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后，还跑到敦煌县城去打听风声，怕出事。斯坦因看准了王圆篆的心理，与他立约，承诺“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从而将王圆篆彻底搞定。几年后再来时，王圆篆还把斯坦因当成了大施主，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就是这次，斯坦因从王圆篆的手里“捐”走了24箱挑选出来的经卷写本（敦煌遗书）、5箱绣品，及其他许多珍贵文物。斯坦因率领由5辆大车和一批骆驼、马匹组成的驮运队伍，满载而归。
“24箱敦煌遗书”价值连城，而斯坦因“捐”给王圆篆多少“善款”呢？仅40块马蹄银。这点“善款”连斯坦因本人都觉得便宜得太离谱，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到：“这批遗书只花了130英镑，其他地方买一件梵文贝叶写本或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
法国人：遗书装满了10个大木箱
走了英国人，法国人又来了。
与斯坦因一样，这位名叫保罗·伯希和的法国人是一位语言天才，会10多种东方语言，长期在东方“混世界”。1900年2月，伯希和被派来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混乱时期，伯希和在北京搜得了一批中国古籍和文物。
外国探险家、考察家“探险”成功，从中国古城遗址、古墓葬，盗挖得了大量珍稀文物，这大大刺激了法国人。1906年，由年仅27岁的伯希和任队长的法国“中亚探险队”出发了。
伯希和先后在吐木休克、库车等地考察和盗掘了8个月，获取了一批梵文和龟兹文写本、龟兹文木简以及印玺、古钱等珍贵的中国古西域文物。与斯坦因一样，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后，他立即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
伯希和能讲流利的汉语，很快与王圆篆成了“好朋友”，被引进藏经密室。当他看到那些卷帙浩繁的写本时，也像斯坦因一样，“简直惊得呆若木鸡”。虽然斯坦因先盗走了大量遗书，但他不懂汉文，伯希和却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得以亲自进入藏经洞挑选，因此遗书中的精品，特别是有纪年的经卷，多半被伯希和盗走了。
挑选好后，伯希和多次与王圆篆密谈，使尽手段进行利诱。在伯希和承诺保守秘密的前提下，以50两银子一捆的价钱，“买”走了精挑出的6000余卷遗书，总共付给王道士500两白银（约90英镑），这些遗书可都是天价啊！
1908年5月，他将这些遗书装满了10个大木箱，也如斯坦因一样，用大车再一次将中国文物偷运回了法国。
1909年，即盗走敦煌遗书后的第二年，伯希和来中国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书，并带来一些敦煌经卷修裱。先后在南京、北京见端方和罗振玉时，说出了买遗书的事，才暴露了自己的敦煌丑行。
直到这时，中国学术界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藏经洞，而珍贵遗书已被骗的差不多了。在全国惊呼“国宝遭劫”的声浪中，罗振玉等人上书清朝学部，清政府这才进行追查。 公元19l0年，清政府正式拨款库银6000两，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圆篆却私自藏匿了许多文书，运京途中又遭沿途官吏明取暗窃，遗失多多。最后移交到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18箱，其中不少都是残卷。
日本人：骗得近500份写本经卷
走了法国人，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来的是批日本和尚，组织者名叫大谷光瑞，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在1902年组织了第一支“大谷中亚探险队”，进入中国境内寻宝。到1914年，共进行了三次“探险”，均取得成功。
日本人骗走敦煌遗书，便发生在第三次“探险”期间。这次探险从1910年8月开始，主力前锋是橘瑞超。其实，日本人第三次探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到敦煌来寻宝，并直指敦煌遗书。
当时，橘瑞超从伦敦出发，出发前去见了曾骗得大批敦煌遗书的大贼、英国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学习“盗宝”经验。此行经俄国，再潜入新疆地区。
这次“探险”橘瑞超险些命丧西域，远在日本国内遥控指挥的大谷光瑞与橘瑞超失去联系，担心他遭遇不测，遂派弟子吉川小一郎前来寻找，实际是接替他继续寻宝。吉川小一郎从西安经河西走廊，于10月上旬到达敦煌，但却打听不到橘瑞超的任何消息。其时，死里逃生的橘瑞超正向敦煌加紧赶来。他之前已从敦煌过来的一位商人所带信中，知道大谷瑞光派吉川小一郎来找他了，且已到了敦煌。
吉川小一郎在橘瑞超之前到达敦煌，和斯坦因一样，他骗得了王圆篆的信任。从千佛洞的佛像中，盗买了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也小的佛像。在橘瑞超也赶到敦煌，两人见面后，又合谋从王道士手中骗得了近500份写本经卷。但他们并不满意，因为斯坦因骗走的29箱比他们多多了。
美国人：用化学胶水盗壁画
到此，美国人登场了。
在盗劫敦煌遗书的事件中，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人没有及时赶上。肉虽然被别人吃了，能喝口肉汤也不错。可能觉得来晚了吧，美国人盗得更疯狂，遗书未盗得便盗墙上壁画，由于美国人使用了化学胶水，许多精美壁画因此被永久性毁灭了。
据原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调查，被美国人从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有26方，共计32006平方米，破坏留下的残迹现在仍很清楚。因为使用的是化学胶水，破坏不可逆转，未能粘走的壁画也彻底毁了，连同样有盗取之心的日本学者也为之痛心。
领头的美国人叫兰登·华尔纳，当时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1923年，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了第一支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调查团于1924年1月，到达敦煌莫高窟时，不巧王圆篆又外出了，心情激动的华尔纳未经许可，径直摸进壁画石窟内。等王圆篆回来后，如前面的英国人、法国人一样，华尔纳买通王圆篆，据说贿赂了700两银子，王圆篆就同意他剥走一些壁画，但华尔纳贪得无厌，却剥了三万多平方。
l925年，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7人的考察队，进行第二次远征，同样直奔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盗劫敦煌壁画。当时，华尔纳带了“一大车的布匹”，参与调查团活动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陈万里发现后警觉了起来。因为中国学者的爱国和当地人士的保护，华尔纳此次阴谋落败，“到此一游”三天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
据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一书所记，华尔纳所剥壁画，目前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有9件，其余至今下落不明。
敦煌遗书，就这样被一次又一次地盗取，真令国人痛心和惋惜啊！
提到骗劫敦煌遗书，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斯坦因。其实，最早掠劫遗书的盗贼，并不是他。从现在的史料来看，这第一个盗贼应该属于俄罗斯人，他名叫奥勃鲁切夫。
1905年初，奥勃鲁切夫在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15公里）实施盗掘之后，从塔尔巴哈台商人处获悉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当年l0月，他急忙赶到敦煌，轻易拿到了两大包藏经洞写本，而代价仅仅是50根蜡烛。
敦煌遗书被盗始于俄罗斯人，这“最后一个”也属于俄罗斯人。这个盗贼叫奥登堡。此人曾任俄国科学院研究员、院士、亚洲博物馆馆长。奥勃鲁切夫只能算是敦煌文物流失中的“小盗”，奥登堡则是不折不扣的“大盗”。
1909年，奥登堡亲自出马，率领俄国考察队第一次赴新疆盗宝，重点在高昌古城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至此年冬天，考察结束，盗得一大批中国文物。
1914年5月，奥登堡又组织了第二次中亚考察活动，规模远超第一次。这次，沙俄政府拨款10万卢布作为考察活动经费。8月，奥登堡到达敦煌莫高窟后，当即便劫获了大批经卷文书、壁画、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及雕刻品。一直持续到1915年春天，当时已是民国四年，奥登堡带着劫获的大批文物离开了敦煌。
那么，奥登堡究竟从敦煌劫走了多少文物呢？一直以来这都是个谜。
现在知道的也仅仅是个大概：奥登堡盗走的敦煌汉文残卷18000件、藏文写本200余件，还有少量梵文和其他文字写本。另有100余件绢纸壁画、雕塑等。文物部分如今收藏于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原沙皇冬宫），写本部分则收藏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英国人：40块马蹄银“捐”回24箱敦煌遗书
斯坦因曾多次到中国西域“探险”。在1906年至1908年间的第二次中国探险活动中，斯坦因除重访和田和尼雅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最重大的“收获”是盗走了大批敦煌遗书。
1907年3月，斯坦因刚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的消息，原先准备只在敦煌待10天，考察一下莫高窟千佛洞，并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就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此时莫高窟藏经洞已被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发现，获知信息后，斯坦因赶紧改变行程，他后来在自己书中说出了改变行程的理由：“这种宝物很值得去努力侦察一番。”
然而，斯坦因并没能在第一时间见到王圆篆，王圆篆出去化缘了。斯坦因只得先去别处，一直到5月再次来时，才和王圆篆见了面。王圆篆开始比较警惕，但斯坦因大耍手腕，骗取了王圆篆的信任，最终王圆篆将藏经洞打开了。
王圆篆当时也害怕出事，在给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后，还跑到敦煌县城去打听风声，怕出事。斯坦因看准了王圆篆的心理，与他立约，承诺“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从而将王圆篆彻底搞定。几年后再来时，王圆篆还把斯坦因当成了大施主，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就是这次，斯坦因从王圆篆的手里“捐”走了24箱挑选出来的经卷写本（敦煌遗书）、5箱绣品，及其他许多珍贵文物。斯坦因率领由5辆大车和一批骆驼、马匹组成的驮运队伍，满载而归。
“24箱敦煌遗书”价值连城，而斯坦因“捐”给王圆篆多少“善款”呢？仅40块马蹄银。这点“善款”连斯坦因本人都觉得便宜得太离谱，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到：“这批遗书只花了130英镑，其他地方买一件梵文贝叶写本或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
法国人：遗书装满了10个大木箱
走了英国人，法国人又来了。
与斯坦因一样，这位名叫保罗·伯希和的法国人是一位语言天才，会10多种东方语言，长期在东方“混世界”。1900年2月，伯希和被派来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混乱时期，伯希和在北京搜得了一批中国古籍和文物。
外国探险家、考察家“探险”成功，从中国古城遗址、古墓葬，盗挖得了大量珍稀文物，这大大刺激了法国人。1906年，由年仅27岁的伯希和任队长的法国“中亚探险队”出发了。
伯希和先后在吐木休克、库车等地考察和盗掘了8个月，获取了一批梵文和龟兹文写本、龟兹文木简以及印玺、古钱等珍贵的中国古西域文物。与斯坦因一样，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后，他立即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
伯希和能讲流利的汉语，很快与王圆篆成了“好朋友”，被引进藏经密室。当他看到那些卷帙浩繁的写本时，也像斯坦因一样，“简直惊得呆若木鸡”。虽然斯坦因先盗走了大量遗书，但他不懂汉文，伯希和却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得以亲自进入藏经洞挑选，因此遗书中的精品，特别是有纪年的经卷，多半被伯希和盗走了。
挑选好后，伯希和多次与王圆篆密谈，使尽手段进行利诱。在伯希和承诺保守秘密的前提下，以50两银子一捆的价钱，“买”走了精挑出的6000余卷遗书，总共付给王道士500两白银（约90英镑），这些遗书可都是天价啊！
1908年5月，他将这些遗书装满了10个大木箱，也如斯坦因一样，用大车再一次将中国文物偷运回了法国。
1909年，即盗走敦煌遗书后的第二年，伯希和来中国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书，并带来一些敦煌经卷修裱。先后在南京、北京见端方和罗振玉时，说出了买遗书的事，才暴露了自己的敦煌丑行。
直到这时，中国学术界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藏经洞，而珍贵遗书已被骗的差不多了。在全国惊呼“国宝遭劫”的声浪中，罗振玉等人上书清朝学部，清政府这才进行追查。 公元19l0年，清政府正式拨款库银6000两，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圆篆却私自藏匿了许多文书，运京途中又遭沿途官吏明取暗窃，遗失多多。最后移交到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18箱，其中不少都是残卷。
日本人：骗得近500份写本经卷
走了法国人，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来的是批日本和尚，组织者名叫大谷光瑞，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在1902年组织了第一支“大谷中亚探险队”，进入中国境内寻宝。到1914年，共进行了三次“探险”，均取得成功。
日本人骗走敦煌遗书，便发生在第三次“探险”期间。这次探险从1910年8月开始，主力前锋是橘瑞超。其实，日本人第三次探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到敦煌来寻宝，并直指敦煌遗书。
当时，橘瑞超从伦敦出发，出发前去见了曾骗得大批敦煌遗书的大贼、英国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学习“盗宝”经验。此行经俄国，再潜入新疆地区。
这次“探险”橘瑞超险些命丧西域，远在日本国内遥控指挥的大谷光瑞与橘瑞超失去联系，担心他遭遇不测，遂派弟子吉川小一郎前来寻找，实际是接替他继续寻宝。吉川小一郎从西安经河西走廊，于10月上旬到达敦煌，但却打听不到橘瑞超的任何消息。其时，死里逃生的橘瑞超正向敦煌加紧赶来。他之前已从敦煌过来的一位商人所带信中，知道大谷瑞光派吉川小一郎来找他了，且已到了敦煌。
吉川小一郎在橘瑞超之前到达敦煌，和斯坦因一样，他骗得了王圆篆的信任。从千佛洞的佛像中，盗买了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也小的佛像。在橘瑞超也赶到敦煌，两人见面后，又合谋从王道士手中骗得了近500份写本经卷。但他们并不满意，因为斯坦因骗走的29箱比他们多多了。
美国人：用化学胶水盗壁画
到此，美国人登场了。
在盗劫敦煌遗书的事件中，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人没有及时赶上。肉虽然被别人吃了，能喝口肉汤也不错。可能觉得来晚了吧，美国人盗得更疯狂，遗书未盗得便盗墙上壁画，由于美国人使用了化学胶水，许多精美壁画因此被永久性毁灭了。
据原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调查，被美国人从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有26方，共计32006平方米，破坏留下的残迹现在仍很清楚。因为使用的是化学胶水，破坏不可逆转，未能粘走的壁画也彻底毁了，连同样有盗取之心的日本学者也为之痛心。
领头的美国人叫兰登·华尔纳，当时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1923年，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了第一支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调查团于1924年1月，到达敦煌莫高窟时，不巧王圆篆又外出了，心情激动的华尔纳未经许可，径直摸进壁画石窟内。等王圆篆回来后，如前面的英国人、法国人一样，华尔纳买通王圆篆，据说贿赂了700两银子，王圆篆就同意他剥走一些壁画，但华尔纳贪得无厌，却剥了三万多平方。
l925年，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7人的考察队，进行第二次远征，同样直奔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盗劫敦煌壁画。当时，华尔纳带了“一大车的布匹”，参与调查团活动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陈万里发现后警觉了起来。因为中国学者的爱国和当地人士的保护，华尔纳此次阴谋落败，“到此一游”三天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
据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一书所记，华尔纳所剥壁画，目前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有9件，其余至今下落不明。
敦煌遗书，就这样被一次又一次地盗取，真令国人痛心和惋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