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速超过4%，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最快的增速，全球经济自2010年开始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大幅回升以来，如此广泛和强劲的增长还是第一次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4月刚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得出这一乐观结论并预计，今年和明年全球增速将达到3.9%，显著高于该机构去年10月的预测。促成这一结果的有利因素包括：欧元区、日本、中国和美国增长加快，它们去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预期。
　　不过，报告也提出，这种有力的增长势头最终会放缓，许多国家将面临具有挑战性的中期前景，全球经济的同步扩张也将促使发达经济体更快地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日前，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等话题，《陆家嘴》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陆家嘴》：过去一段时间，IMF一直在展望中调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IMF还将继续调升预测吗？
　　拉加德：全球面临的现状都变了，就像美国前财长性，他在我有信心IMF不会调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我们对经济增长还是保持积极态度。
　　《陆家嘴》：IMF近来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保持乐观，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担忧，美国税改和可能的基建计划等顺周期政策，可能加速经济增长和复苏，从而使得本次经济周期提早结束并过早陷入下一轮衰退，IMF是否也有此担忧呢？
　　拉加德：各国需应对美国税改“外溢效应”。
　　我们对税改抱持支持态度，我们也长期呼吁将税收精简，将公司税率调至与经合组织OECD均值相符，是我们鼓励的方向。在（税改）不减少收入的情况下，的确会提振增长，刺激经济，这目前已经充分发挥出其潜力。这也可能会刺激通胀率，让通胀率达到我们需要紧缩货币政策的程度。上述情况也可能影响全球融资成本，以及对美元升值有所影响，尽管升值这一点还非常不确定。所有上述情况都会在美国之外导致“外溢效应”，我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预期这些潜在影响，提前设置缓冲来防卫自身，并留有抵御金融风险的空间。
　　当前，一些经济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部门，都有很高的杠杆。因此，正如我去年10月曾提及的，我们需要“晴天（即经济增长时）修缮屋顶”，如今，这点比去年10月更加适用了。我的建议是，继续重新构建缓冲，确保债务规模即使不下降也能稳定下来。此外，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继续推行结构性改革。
　　《陆家嘴》：我们确实需要抓住机会来“修缮屋顶”，考虑到美联储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你提到了当美国经济状况良好时，美国会进一步加息，这也可能成为一种风险。如果美联储加息速度过快，可能会让资本市场的泡沫提早破灭，因此一些人，例如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掌门人达里奥，担忧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衰退，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他们是否太悲观了呢？
　　拉加德：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经济增长和经济情况好转，货币政策势必需要收紧。而且（美联储）在前几年也就加息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希望接下来也能继续如此。
　　《陆家嘴》：如今，美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非常脆弱，中美贸易冲突相关的信息让股市震荡，美联储货币政策以及中国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都会影响美国股市，很多人认为美国股市存在泡沫，你对此有担忧吗？
　　拉加德：资本市场波动性增强是经济状况改善的体现
　　波动性是经济状况改善的体现，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显著的经济增长、宽松的金融情况和低波动性。我认为，当经济状况改善时，市场上的各方都需要习惯于这种新的波动性以及一个货币环境收紧的系统，市场目前运行良好，流动性充足，我们已经不再处于危机后初期的低波动率、低增长、量化宽松的环境了，我们已经向着一个新的时期迈进，所有人都需要适应这一进程。
　　《陆家嘴》：IMF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关于结构转型，一些观点认为制造业份额扩大有助于生产率提高，当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时，由于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会承受压力，IMF的观点是，并非如此。这个观点很有趣，你如何看？
　　拉加德：我们的这章内容关注传统就业和人才，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又转向服务业的进程，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结构转型很有可能发生得非常迅猛，以至于直接从农业转向服务业，并不一定会遵循先转移到制造业的顺序，这是第一个结论，与第二个结论完全相符。而我們的第二个结论是，服务行业能够提供显著的生产率上升。借鉴这一经验，世界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开放，充分自由化其服务业并消除服务业壁垒前，无需过于急迫地发展其制造业。
　　《陆家嘴》：服务业和制造业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如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宣示的，中国将更快地推进开放，包括服务业的开放。IMF长期向中国提供建议，在你看来，中国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拉加德：中国已经很好地处理了一些关键挑战，但中国还需要继续解决各种挑战。其一，控制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的信贷；其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问题，确保它们拥有竞争力，并高效运转，以及不对国有企业进行过度补贴；其三，如同我上午的演讲中提及的，中国需要弥合若干缺口，从而变得更加开放。首先，中国存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缺口”，如果中国能够弥合数字缺口，如果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参与到金融部门，经济就能够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这将带来更多增长。其次，在监管领域，也有些缺口需要去填补。当你允许金融科技大规模发展时，你突然意识到有些行为没有受到得当的监管。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出于好意，则问题不大。但如果（金融科技部门）存在心存恶念的人，这就会成为一项风险。系统性风险需要被提前预期并采取行动，“监管缺口”需要得到填补。
　　《陆家嘴》：只要金融科技是一项金融服务，它就需要如同金融行业那样受到监管，你是这个意思吗？
　　拉加德：我的意思是，既存在好的金融科技，也有黑暗的金融科技，好的金融科技需要被鼓励。它们能够促进交易，降低成本，减少中介环节，给更多人赋权等。但金融科技同样存在黑暗的一面，例如加密货币会被用于洗钱、为恐怖主义融资等，同样的，你也不希望发生“庞氏骗局”，而这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很活跃。因此，金融科技的黑暗面需要建立起合适的监管体系。第三个缺口是“创新缺口”，过去，创新仅仅存在于少数一些国家，而如今，创新已经大幅扩张至日本、韩国、中国，大部分机器人都由这几个国家制造。因此，创新缺口正在弥合中，也需要进一步弥合，只有当贸易持续时，这一弥合进程才能不断推进，因为贸易是科技分享的助推器。 　　《陆家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第四章也讨论了科技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驱动性角色，但未来，例如人工智能等科技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给中国、美国和全球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失业、机器人的伦理等等，我们将如何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世界？
　　拉加德：教育、教育、教育；培训、培训、培训，前面提到的问题的确可能因为科技进步而产生，目前这一情况正在加速，因此，我们也需要加速相关的投资和教育等相应努力。
　　《陆家嘴》：IMF近来十分关注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的问题，目前数字货币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上了，IMF也有一些关于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论文，IMF希望传递给全球中央银行家怎样的信息呢？应该加快研发并加快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落地的进程吗？
　　拉加德：我认为这需要合作，你不会希望在当前的监管框架下留有漏洞，该合作需要在不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允许足够的创新，IMF将会很乐意参与这一进程。
　　《陆家嘴》：你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哪些国际组织能够帮助中美终止或避免可能的贸易战争，也许IMF或G20在其中能有所助益，推动中美进行协商？
　　拉加德：我想你说得对，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更新的增长模式正越来越多注重内需，越来越少依靠贸易和投资，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正在发生的转变。我认为中国总体而言目光远大、谋求长远，而不是只关注短期。习近平主席更新了中国对于全球多边体系以及尊重规则、尊重国际贸易的承诺，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是否需要给予这一情况新的称谓是一回事儿，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实质性观点非常重要。IMF向来支持由贸易带来的繁荣、发展和稳定，我们希望这类贸易摩擦能够在冲突双方之间公平地協商，从而使得贸易能够继续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成为科技分享的主要助推器。如果IMF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助益，我们会很乐意伸出援手，但这最终需要由双方国家的政府解决。
　　《陆家嘴》：美国对中国动用了“301调查”，并计划对“中国制造2025”中的重要产品考虑高额征税，那么“301调查”是否会对这项提案的未来造成影响？
　　拉加德：不论如何，我都强烈建议双方进行对话，如果涉及问题的双方不进行对话，通常不会有好结果，好结果源于双方进行对话，可能会存在争议，可能会存在基于事实的指控，但这些都需要在现有的体系下，被放在谈判桌上讨论和辩论。如果在WTO体系的管辖范围内，需要在WTO体系内通过争议解决机制解决，如果在WTO管辖范围之外，（争议）相关的双方则应该进行协商讨论，尤其当涉及的双方还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