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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每隔十五分钟，上海外滩便传来悠扬的《东方红》报刻乐曲;整点，更为完整的《东方红》在浑厚的钟声陪伴下激荡着所有知晓往昔，也明白未来之人的内心。
前不久，有人拿着1949年解放军部队在外白渡桥上行军的照片，回顾上海解放。
上海，古代中国的自给自足县城，近现代中国的畸形繁荣都会，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化大城市，在外滩钟声和黄浦江浪花中汇聚成一个真理：当历史车轮跨过1949年5月27日的节点后，上海的财富、幸福和希望，属于名正言顺的主人——中国人民，也是从那一刻起，具有人类崇高意义的“上海传奇”才拉开序幕！
任何有大历史观的感情，都是有阶级性的。七十年前的外滩，出现了两种感情、两种立场乃至两种预判的碰撞。
“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会合，两岸遍布码头、仓库、油库和货物堆。上海，这座从1842年开启的世界性港口，被实业家称作‘中国大门’，而黄浦江是‘进门’后向中国腹地延伸的康庄大道，沿途成千上万吨的原材料从这里运送出境。……这一切，随着共产党军队的到来结束了，上海这座‘中国大门’正在历史性关闭。”《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苏利文在1949年5月如是说。
“解放军已经夺取上海，但战斗没有停歇，随着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一阵急促的高射机枪声打破天空的宁静，拉开骚动一天的帷幕。那是从舟山乃至台湾飞来的国民党军机在投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提醒中国人民斗争还没有结束，要为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继续前进！……”
“为了在地质松软的泥地上建起房屋，百年来，外国殖民者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用巨石塑造出近代上海雏形，也是这个巨大体量国家朝向世界的门户。上海也是中国解放力量的发源地，经过22年的浴血斗争，挺直腰板的中国人摆脱了奴役，成为‘顽石之城’的真正主人。无论遇到何种风浪，人民的上海都将为争取光明的前景前进！”苏联记者弗拉迪斯拉夫·米科沙在1949年9至10月边欣赏、边体味。
上述悲观者抑或乐观者，都不否认上海就是中国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列强以坚船利炮实现上海开埠，这首先是耻辱，然后才是中外相互了解的过程。“以其地理优越，上海形成中国和海外移民的‘新世界’，一如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问题教授谢爱伦承认，上海是中国农业社会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桥头堡”，但本质却是“殖民地城市”，“等级制度和分而治之是整个城市运行的原理”。
1850-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后，大批内地移民进入上海，列强也加速从这里渗透和驯化符合其利益的中国社会。善良的中国人以为简单的“师夷长技”就能富强，从洋务运动到慈禧新政，盼望以平等身份与“守约”的西方和平相处。19世纪末，上海仅用二十来年光景，实现了生产蒸汽动力化、生活煤油煤气化。“用油脂及化学合成碱制造的洋肥皂，让大多数上海主妇告别拍衣棍和手工粗碱肥皂，中国人自己也实现了仿造”。上海档案馆馆员李红指着历史照片说，来自外国的肥皂、火柴、煤油灯、橡胶制品等，在追逐贸易利润的商品经济推动下，很快倾销到中国，加上先进的城市管理、繁忙的贸易和眼花缭乱的生活，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情调“被猛然改变了轨道”。
因为经济活力，上海刚开埠时，人口才10万，19世纪末就达到50万。依据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统计，1948年上半年，上海户籍人口206.9万人，但实际居住人口约600万，是当时无可争议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从世界角度看，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圈在东半球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到1936年，中国70%的进出口贸易在此完成，亚洲大米、棉花、猪鬃、钨砂、石油、航运、外汇等经济和金融要素都要看上海的晴雨表，难怪英国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直接称呼上海为“中国的戈尔康达”（16-17世纪印度德干高原上的钻石之都）。
第一部震撼世界的上海题材纪录片《上海纪事》的海报，该片用镜头和文字旁白告诉世界，真正支撑这座繁华城市的那些底层男人、女人和孩子究竟遇到什么样的“绝对悲惨”！
就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看，这般繁荣的上海对劳动者却是残酷的，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官僚资产阶级让这扇中国大门“开”得极为扭曲，到了必须历史性修正的地步。1922年出版的《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作者是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记载——上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面积广大、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二是法租界;三是极度拥挤的华界。“上海是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驰。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工人拉着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轮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1927年，伴隨国民党当局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枪声，新西兰青年路易·艾黎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出任工部局防火督察。他的眼里，租界条条大街和林阴道两旁高树耸立，绿荫如盖;精心修剪的块块草坪冲洗得干干净净;处处是阳光明媚的花圃和公园。其后是上海显贵们的半宫殿式建筑和别墅。公共租界巡捕不但有印度人，还有中国人、英国人。艾黎留下这样的记忆：即使根据警察的装备品质，就能确定列强对待各民族的态度，华捕装备最老式的武器，印度巡捕的薪水较高，也装备较现代化的武器，英国巡捕则处于二者无法企及的高度。苏联记者帕维尔·巴拉克申则看到另一幕：“通行于租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是中国人，而检查员和验票员是被日本殖民当局驱逐的朝鲜人，这些中国人与朝鲜人相互疏远，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了，上海所有其他私营企业与市政府所有的企业也是这样。” 拥有最多人口的华界，其居民与其说按出身特征划分等级和阶级，不如说按此特征划分为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富人和贫民、买办和苦力。雨果的《悲惨世界》有句话：“光看过男人的悲惨，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应该看一看女人的悲惨;光看过女人的悲惨，也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应该看一看孩子的悲惨。”第一部震撼世界的上海题材纪录片——苏联导演雅科夫·布里奥赫摄于1927年的《上海纪事》，就用镜头和文字旁白告诉世界，真正支撑这座繁华城市的那些底层男人、女人和孩子究竟遇到什么样的“绝对悲惨”！
1927年的公共租界一角，密实的木桩铁丝网外，几个年轻人顶着烈日拉着双轮车，车上装满木材，看到路边有水后，他们停下来一边用竹勺喝水，一边向租界张望，荧幕上出现字幕——“代替畜力的拉车人大汗淋漓”（或译“作马使用的拉车人”），他们眼里没有羡慕，没有仇恨，只是单纯好奇。这时候，镜头切到外国男女在游泳池边嬉戏、热闹的鸡尾酒会和华丽的狐步舞，那是什么种生活？泳池边的女人为什么穿得那么少？当观众思绪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又拉到上海工厂，女工和童工像机器一样忙碌，旁边站在手拿棍子、头戴礼帽的监工，旁白是这样的：“上海的工厂内共有十万名童工”“工人们在充满白磷毒气的车间工作”“妇女和儿童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纺织厂内最小的童工只有六岁”……
同一时间，在上海工作的艾黎用亲历证实了布里奥赫影片里的一切，公共租界里的缫丝厂招募许多八九岁孩子，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工头就用开水烫胳膊。艾黎还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试图动用工部局的力量，要求施行包身工制的纱厂老板善待工人，可一切都是枉然，这些朴素的人道主义者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什么也变不了。
即便是那些“实业救国”的民族工商业，也是“畸形城市”里的失败者。美国历史学家T.G·罗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承认，对外联系确实给上海带来新的机遇、资源与技术，但总体上却存在一种结构性暴力，扼杀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列强在治外法权和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支撑下倾销商品，中国变成对本土产业全无保护的片面开放市场，这些进口货物中，包括完全不受欢迎的产品——鸦片，19世纪80年代，鸦片占上海进口产品的约40%。一份出自1933年的有关中外企业份额及用工超过1万人的工业中的中外企业劳动生产率报告中，光机械、钢铁、砖瓦、交通设施及食用油行业就完全被外国企业掌握垄断地位，对中国企业具备“碾压性”。李红如此描述沪东中华造船厂前身大中华造船厂的命运，该厂缔造者杨俊生在1934年从英商瑞镕公司口中竞争下“大达”号客货船的建造权，可英商串通官僚资本的银行，掐断大中华厂的现金流，再运作国民党法院强行宣布大中华厂破产，杨俊生当庭哭诉：“民族工业受到外国人摧残，政府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帮助外国人逼迫自己的企业破产，这是国家的耻辱！”
1927年4月，日本一等海防舰“八云”号的炮口对准了上海外滩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和在建的江海关大楼，这一构图清晰展现了旧上海乃至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能用什么形容1949年前的上海呢？我想不出别的，只有压榨机最合适，在底板和轧板之间，几百万双活的人手，几百万副活人躯体正被残忍碾压，光是这种剥削机器的意念，就让人浑身发抖。”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最早目睹新旧上海交替时刻的外国人之一，他把旧制度下根本改善不了生活的人比作被铁板压制的草皮，“但终有一天，最茁壮的嫩芽会先从铁板缝隙里钻出来，假以时日，绿草将把那块躺着敌视一切生命的重物的地方变为一片青葱”。
这片“嫩芽”正是中国共产党。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炮声响起，马克思主义传到古老的东方，1921年，中共在上海石库门里成立，他们不要旧式的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也拒绝时髦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古老落后的中国争取光明的未来。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做过精彩的比较，按照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区分先进革命者与传统农民起义领袖的一大标准，是看他们注重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关系变化，“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搞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是改变生产关系，而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只在乎那点粮食，金银财宝，乐于获得生活资料去享受，也就没办法跳出小农经济，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共产党所走过的并非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历经苦难，甚至濒于绝境。就在中共诞生六年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在上海屠杀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三天内，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亲自操刀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得意地说：“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22年后，苏联记者西蒙诺夫和几个中共党员在白崇禧公馆里（主人已逃到台湾）恰好读到这一段，“我们翻到1948年出版的《国民党名人传》，这个血腥镇压上海工人的刽子手被描绘为‘天才是如此博大，绝非常人所能了解’。这样的评价，纯粹是为了预防历史法官对白崇禧的判决并给予‘屠夫’定义”。
血流成河的上海街道，无数逝去的革命者生命，使幼年的共产党经历化茧为蝶的痛苦，得出刻骨铭心的认识：不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地位。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一声枪响，到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边战斗，一边土改，调动成千上万民众起来战斗。“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烈士多达370余万人。”李红告说，“纵观世界政党史，唯有中国共产党为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解放战争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战士和支前民工不仅明白自己为谁而战，就连日后如何为新社会做贡献都想到了。那时候，向长江南岸进军的队伍里，不少战士把每一点空闲时间用来学习，他们不愿再请同志写战前决心书，或用指印摁在纸上来代替签字，他们要学习文化，坚持一天学两个字，一周十四个，一个月六十个，“我还不能写，但已开始读报纸。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就能说七百三十个字，就念书写字了，为新中国去服务了。”一名战士这样向西蒙诺夫袒露心声。 此刻，那些自诩为“上海主人”的家伙心情却糟透了。“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替蒋介石到美国求援未果的上海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里写道，蒋介石花了22年去武力消灭共产党，却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中国今日欲求补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务本”，所谓“务本”，就是解决民生，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代言人，对这一问题是无解的。历史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与社会各界都希望和平民主建国，可国民党却选择发动内战，独吞胜利果实，甚至不惜收容日伪降军受其驱使。刚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钟理和见到，汪伪上海市长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御用的“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以国军身份阻止人民武装接近城市，“什么都是摇身一变，只可惜都与孙猴子相仿，尾巴虽变成桅杆，却因不能挪到前边而露出马脚。历史不是没有是非，国民党迟早要失去民心”。
连年内战，军事失利，经济崩溃，特务横行，民心思变。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949年1月22日刊登读者来信，描述一位国民党公务员的遭遇，他因病辞去公职，搬进八口人的破房子。一天，国民党军官用粉笔在门上做了记号，不久士兵持械强征房子，女主人惊恐中把自己反锁起来，士兵硬闯进来，在孤儿寡母的哭喊声中搬走所有家具。“国民党越来越远离人民，现在中国有两支军队，谁爱护人民，谁就能赢得战争”。谢继民，淞沪抗战中率领“八百壮士”血战四行仓库的名将谢晋元之子，清晰记得上海解放前的那一刻，“父亲在国民党军里的老部下送来两张去台湾的船票，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叫到一起商量，觉得去台湾没有前途，大家苦也苦在一起，于是把堪比黄金的船票退回去了”。
1949年5月，胜利的解放军队伍井然有序地通过南京路旁的国际饭店。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夫人提到，面对失去上海的最终结局，腐朽的国民党当局选择了疯狂，军队把上司“不惜代价死守”的命令当作抢劫与敲诈的依据。5月初，国民党军拉来一卡车黄沙麻袋，在西藏路淮海路中央围成“工事”，扬言要和共产党打巷战，这可急坏临街居民，大家凑钱伺候军官，请他挪个地方。起初，军官咬定是上司的命令，是“坚决保卫大上海”的需要，待到金条、银元给到心理价位后，他马上命人把“工事”挪动五六十米，到了西藏路金陵路中央，可那里的人又叫苦不迭，只好再凑钱求饶，于是这帮兵痞发了横财，但因上司划给他们的防区就是西藏路这一段，无法继续挪地方，于是他们答应打仗时“手下留情”。后来，他们果然“信守诺言”，当5月25日解放军接近市区时，他们就溜之大吉了。滑稽的是，在国民党军盘踞上海的最后日子里，竟然禁卖爆米花，市民葛一峰说，自家所在的西藏路钧福里曾有一对专做爆米花的老夫妇，在上海打仗时失业了，“大人说，街上都贴出布告，禁止爆米花，理由是‘轰’的一声要动摇军心，想来全套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到了连爆米花都怕的地步，这仗已然胜负已定”。
数以万计的战士露宿上海街头，这成为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如果你是一位将领，面对20万敌军（即便是毫无斗志）聚集的世界级大城市，要完好无损地拿下来，那种感觉就像“瓷器店里捉老鼠”。然而，5月12日开始的上海战役，仅仅十五天就尘埃落定，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来自帝国主义的援助，没有帮助国民党军组织起期待的“固若金汤”防御。答案很简单，人民和他们所拥护军队的意志压倒一切。
5月25日，是多数上海市民集体看到解放军的日子。法国记者罗博特·贵阑在《红旗下的中国》中写道：“解放军穿着布底或橡胶底鞋，草绿色的军服上除了子彈带、手榴弹和干粮袋没有其他的，这些装备简陋的战士表现得训练有素，他们安顿下来时没有影响市民。”12岁的白俄小姑娘索菲·索若群不顾父亲警告，透过窗户望向莫里艾路（今香山路），惊奇地发现一排排青年军人庄严地在路上行军，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油然而生。2004年4月23日接受采访时，索若群依然清楚当年自己看的一切，“上海的心脏迅速变为红色”。
在苏联记者丘里诺夫的通讯《解放的大地》里，这段历史就更精彩了。5月25日子夜，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他们送上的第一份礼物非常特别——严明纪律。解放军按照12条《入城守则》，整师的部队集结在露天，为保持市内整洁，骡马不许进城，饮水和饭食都从市郊挑来。“在上海南站，工人、妇女和儿童涌上来同疲惫的战士握手和拥抱，工人急切地邀请战士去家里坐一坐、烘干衣服，但都被婉言谢绝。晚上，战士们按照各自单位在十字路口露营，这时小分队从队伍中出来，前往路边警戒，其他人相互倚靠或席地而卧，陆续进入梦乡，在他们身后，则是电线已被摇开的战地电话机和刻着白色箭头标志的大十字路口。”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感慨：“一个政党把军队管理成这样，也一定能治理好国家。”
这一“见面礼”，使上海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到自己的子弟兵，并从这里建立起信赖和信心。历史更没有忘记，几十年后的2015年12月27日，还是那个最先进上海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千人千车，沉寂无声，一夜之间离开了驻守46年的石家庄，除了道路两旁零星的家属拉着孩子送行外，入睡的城市毫无察觉，只有月色和路灯辉映着静静行驶的军车。“从接到移防命令到部队开拔，只有短短二十来天，他们把离开石家庄的时间选在子夜，就像当初在子夜进入上海，这是我那个秋毫无犯的老部队！”该部队的退伍老兵在微博里写道。 5月27日是上海完全解放的日子，被压抑太久的城市沸腾了，楼房和商店门口挂出红旗，兴奋的学生在街上跳起之前象征农民丰收喜悦的秧歌舞，热诚欢迎解放者。马路上穿行着插有红旗、装满学生的卡车，而解放军战士嘹亮的合唱歌声也从大喇叭里播送出来：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法國记者贵阑被眼前所见感染了，他把这一切称为“歌声宣告革命”。苏联摄影记者米科沙的观察更仔细，他从外滩跑到静安寺，沿途尽是狂欢的人们，他们举着宣传画和标语，打着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空气中充满了人群喜悦的嘈杂声和锣鼓的奏鸣声。白天退去，夜幕降临，上海又被火把和灯笼照得红彤彤一片，几十条大汉舞动的巨龙张开嘴巴，喷吐出一条条火舌，煞是好看，大家尽情宣泄着久违的热情、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期待。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上海全城才渐渐归于寂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头顶上的问题，下一步需要解决脚底下的问题。”那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人民如何奋斗，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中华民族骄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59年10月，上海籍青年钳工倪志福因钻研学习技能而成为全国工人的楷模。
就世界而言，确立新社会经济制度的上海究竟往何处去，其意义也是非凡的。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怀着刻骨仇恨，自1949年6月起对上海实施“闭港政策”，军舰拦截商船，水雷阻塞航道，1950年3月又利用窃据的联合国席位，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GATT，今世贸组织前身），对新中国外贸活动釜底抽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全力封锁和禁运，上海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冲击。英国学者理查德·纳特基尔所著《世界海洋活动图集》有一张反映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全球货物贸易流向图，可以看到上海被人为地“边缘化”了。当时尚留在上海的英资公和祥码头公司收到伦敦总部的一份电报，里面预言：“在上海乃至中国内地继续经营，是不计损失的‘垂死业务’。”
站起来的中国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种种悲观预测。解放前，大量食品、原料、面粉和棉花等从海上运抵上海，所有生活用品几乎都依赖国外，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随着新制度确立，那些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家财产，而民族工商业得到扶植与鼓励，上海工业获得重建与发展，已不再单纯从国外进口大量机械和原料了。成立于1936年的外资上海怡和啤酒公司，实际75%的股份属于中国人，可执行董事会全被外国人把持，技术人员全是外籍，外方宣称中国大麦不适合酿酒，且酒花也不能要中国的（实际上黑龙江早有上等酒花），因此必须进口，在买办与国民党当局合伙人的帮助下，怡和啤酒逃避税收，低报产量，捞取了过高利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合理的价格从不愿经营的外方手中获得怡和啤酒公司，改为华光啤酒厂，自那时起，由于中国工人自己掌握技术，大麦、酒花等原料都在国内解决，啤酒质量不降反升，产量增加了8倍。
相比之下，发生在某内衣厂的故事，更能说明“人民的上海”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该厂解放前有2000名工人，解放后，因资金链断裂，工厂被迫关闭。许多人对恢复生产不抱希望，决定卖掉设备来筹集遣散费，但厂里的党支部把握政策，鼓起群众克服困难的决心与信心，在政府提供的30亿元（旧人民币）贷款支持下，生产又继续下去，党支部还制定了新的以多劳多得、定额定量为原则的计算工资方法。厂子恢复阶段，只雇用原有工人总数的20%，结果面临那些暂时失业工友的批评，他们坚持先卖设备，把钱用于家庭福利，而不是继续进行生产。有一次，300名工人包围了工会主席，但他站稳了立场，向工友们耐心说服，终于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岗位的工人都得到赔偿与妥善安置。这些措施，都是过去上海经济生活中无法想象的。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6）中，中国国民收入以年均8.9%（按固定价格衡量）增长，工农业产量年增长约3.8%和18.7%。由于年人口增长率为2.4%，这意味着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增长为6.5%。徐焰教授指出，50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日本并列第一，原因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要加上苏联的援助）。即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这一阶段获得久违的发展机遇，仅以1949-1952年为例，全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54%，而私营商业零售额也增长了18.6%，越来越多的民族工商业主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日益繁荣的新上海，不可抑制地吸引着那些不抱偏见的贸易伙伴。1952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宣布，中国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恢复与发展与别国的贸易关系。也是在这一年4月，英国先于其他西方大国，同中国达成本年度1000万英镑的贸易交流协定，主要交易完成地就在上海。紧接着，更多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对华贸易，而它们的第一贸易目的地也是上海。1955年，苏联记者A·拉因来到上海，便捷的港口里停满欧洲商船，“就在杨树浦发电厂岸边，正巧有一艘挖掘船在作业，它要把江底淤泥挖走，使来自芬兰、法国和英国的巨轮顺畅通过，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的贸易往来如火如荼”。为避免可能的问题（如已付款的进口物资被意外扣留），中外伙伴采取“先进口，后出口”的贸易原则，进口产品先抵达上海，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但要不了多久，中国将更为自信地走向世界贸易舞台，他们不仅有拿得出手的产品，更有擅长国际交易的人才”。
在上海机床制造厂里，拉因见到准备出口的新式大型磨床与铣床，这里的工人已能自主熔炼出工具钢和合金钢，并利用它们制造出无缝钢管、电动机、内燃机和变压器，而在工厂俱乐部里，贴满大半个墙壁的规划蓝图上绘有从上海向外扇形辐射的箭头，那是该厂出口产品的目的地，“民主德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好多国家欢迎我们的车床，我们是上海的工业代表。”工厂负责人自豪地说，“仅仅几年前，我们只能花高价买来接近报废年限的美国二手车床，可连一台电动脱粒机都造不出，可如今，我们的产品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样老牌工业强国）都为之钦佩。”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每隔十五分钟，上海外滩便传来悠扬的《东方红》报刻乐曲;整点，更为完整的《东方红》在浑厚的钟声陪伴下激荡着所有知晓往昔，也明白未来之人的内心。
上海，古代中国的自给自足县城，近现代中国的畸形繁荣都会，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化大城市，在外滩钟声和黄浦江浪花中汇聚成一个真理：当历史车轮跨过1949年5月27日的节点后，上海的财富、幸福和希望，属于名正言顺的主人——中国人民，也是从那一刻起，具有人类崇高意义的“上海传奇”才拉开序幕！
“中国的戈尔康达”
任何有大历史观的感情，都是有阶级性的。七十年前的外滩，出现了两种感情、两种立场乃至两种预判的碰撞。
“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会合，两岸遍布码头、仓库、油库和货物堆。上海，这座从1842年开启的世界性港口，被实业家称作‘中国大门’，而黄浦江是‘进门’后向中国腹地延伸的康庄大道，沿途成千上万吨的原材料从这里运送出境。……这一切，随着共产党军队的到来结束了，上海这座‘中国大门’正在历史性关闭。”《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苏利文在1949年5月如是说。
“解放军已经夺取上海，但战斗没有停歇，随着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一阵急促的高射机枪声打破天空的宁静，拉开骚动一天的帷幕。那是从舟山乃至台湾飞来的国民党军机在投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提醒中国人民斗争还没有结束，要为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继续前进！……”
“为了在地质松软的泥地上建起房屋，百年来，外国殖民者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用巨石塑造出近代上海雏形，也是这个巨大体量国家朝向世界的门户。上海也是中国解放力量的发源地，经过22年的浴血斗争，挺直腰板的中国人摆脱了奴役，成为‘顽石之城’的真正主人。无论遇到何种风浪，人民的上海都将为争取光明的前景前进！”苏联记者弗拉迪斯拉夫·米科沙在1949年9至10月边欣赏、边体味。
上述悲观者抑或乐观者，都不否认上海就是中国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列强以坚船利炮实现上海开埠，这首先是耻辱，然后才是中外相互了解的过程。“以其地理优越，上海形成中国和海外移民的‘新世界’，一如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问题教授谢爱伦承认，上海是中国农业社会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桥头堡”，但本质却是“殖民地城市”，“等级制度和分而治之是整个城市运行的原理”。
1850-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后，大批内地移民进入上海，列强也加速从这里渗透和驯化符合其利益的中国社会。善良的中国人以为简单的“师夷长技”就能富强，从洋务运动到慈禧新政，盼望以平等身份与“守约”的西方和平相处。19世纪末，上海仅用二十来年光景，实现了生产蒸汽动力化、生活煤油煤气化。“用油脂及化学合成碱制造的洋肥皂，让大多数上海主妇告别拍衣棍和手工粗碱肥皂，中国人自己也实现了仿造”。上海档案馆馆员李红指着历史照片说，来自外国的肥皂、火柴、煤油灯、橡胶制品等，在追逐贸易利润的商品经济推动下，很快倾销到中国，加上先进的城市管理、繁忙的贸易和眼花缭乱的生活，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情调“被猛然改变了轨道”。
因为经济活力，上海刚开埠时，人口才10万，19世纪末就达到50万。依据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统计，1948年上半年，上海户籍人口206.9万人，但实际居住人口约600万，是当时无可争议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从世界角度看，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圈在东半球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到1936年，中国70%的进出口贸易在此完成，亚洲大米、棉花、猪鬃、钨砂、石油、航运、外汇等经济和金融要素都要看上海的晴雨表，难怪英国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直接称呼上海为“中国的戈尔康达”（16-17世纪印度德干高原上的钻石之都）。
被扭曲的“大门”
就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看，这般繁荣的上海对劳动者却是残酷的，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官僚资产阶级让这扇中国大门“开”得极为扭曲，到了必须历史性修正的地步。1922年出版的《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作者是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记载——上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面积广大、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二是法租界;三是极度拥挤的华界。“上海是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驰。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工人拉着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轮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1927年，伴隨国民党当局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枪声，新西兰青年路易·艾黎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出任工部局防火督察。他的眼里，租界条条大街和林阴道两旁高树耸立，绿荫如盖;精心修剪的块块草坪冲洗得干干净净;处处是阳光明媚的花圃和公园。其后是上海显贵们的半宫殿式建筑和别墅。公共租界巡捕不但有印度人，还有中国人、英国人。艾黎留下这样的记忆：即使根据警察的装备品质，就能确定列强对待各民族的态度，华捕装备最老式的武器，印度巡捕的薪水较高，也装备较现代化的武器，英国巡捕则处于二者无法企及的高度。苏联记者帕维尔·巴拉克申则看到另一幕：“通行于租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是中国人，而检查员和验票员是被日本殖民当局驱逐的朝鲜人，这些中国人与朝鲜人相互疏远，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了，上海所有其他私营企业与市政府所有的企业也是这样。” 拥有最多人口的华界，其居民与其说按出身特征划分等级和阶级，不如说按此特征划分为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富人和贫民、买办和苦力。雨果的《悲惨世界》有句话：“光看过男人的悲惨，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应该看一看女人的悲惨;光看过女人的悲惨，也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应该看一看孩子的悲惨。”第一部震撼世界的上海题材纪录片——苏联导演雅科夫·布里奥赫摄于1927年的《上海纪事》，就用镜头和文字旁白告诉世界，真正支撑这座繁华城市的那些底层男人、女人和孩子究竟遇到什么样的“绝对悲惨”！
1927年的公共租界一角，密实的木桩铁丝网外，几个年轻人顶着烈日拉着双轮车，车上装满木材，看到路边有水后，他们停下来一边用竹勺喝水，一边向租界张望，荧幕上出现字幕——“代替畜力的拉车人大汗淋漓”（或译“作马使用的拉车人”），他们眼里没有羡慕，没有仇恨，只是单纯好奇。这时候，镜头切到外国男女在游泳池边嬉戏、热闹的鸡尾酒会和华丽的狐步舞，那是什么种生活？泳池边的女人为什么穿得那么少？当观众思绪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又拉到上海工厂，女工和童工像机器一样忙碌，旁边站在手拿棍子、头戴礼帽的监工，旁白是这样的：“上海的工厂内共有十万名童工”“工人们在充满白磷毒气的车间工作”“妇女和儿童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纺织厂内最小的童工只有六岁”……
同一时间，在上海工作的艾黎用亲历证实了布里奥赫影片里的一切，公共租界里的缫丝厂招募许多八九岁孩子，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工头就用开水烫胳膊。艾黎还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试图动用工部局的力量，要求施行包身工制的纱厂老板善待工人，可一切都是枉然，这些朴素的人道主义者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什么也变不了。
即便是那些“实业救国”的民族工商业，也是“畸形城市”里的失败者。美国历史学家T.G·罗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承认，对外联系确实给上海带来新的机遇、资源与技术，但总体上却存在一种结构性暴力，扼杀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列强在治外法权和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支撑下倾销商品，中国变成对本土产业全无保护的片面开放市场，这些进口货物中，包括完全不受欢迎的产品——鸦片，19世纪80年代，鸦片占上海进口产品的约40%。一份出自1933年的有关中外企业份额及用工超过1万人的工业中的中外企业劳动生产率报告中，光机械、钢铁、砖瓦、交通设施及食用油行业就完全被外国企业掌握垄断地位，对中国企业具备“碾压性”。李红如此描述沪东中华造船厂前身大中华造船厂的命运，该厂缔造者杨俊生在1934年从英商瑞镕公司口中竞争下“大达”号客货船的建造权，可英商串通官僚资本的银行，掐断大中华厂的现金流，再运作国民党法院强行宣布大中华厂破产，杨俊生当庭哭诉：“民族工业受到外国人摧残，政府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帮助外国人逼迫自己的企业破产，这是国家的耻辱！”
当人民有了军队
“能用什么形容1949年前的上海呢？我想不出别的，只有压榨机最合适，在底板和轧板之间，几百万双活的人手，几百万副活人躯体正被残忍碾压，光是这种剥削机器的意念，就让人浑身发抖。”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最早目睹新旧上海交替时刻的外国人之一，他把旧制度下根本改善不了生活的人比作被铁板压制的草皮，“但终有一天，最茁壮的嫩芽会先从铁板缝隙里钻出来，假以时日，绿草将把那块躺着敌视一切生命的重物的地方变为一片青葱”。
这片“嫩芽”正是中国共产党。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炮声响起，马克思主义传到古老的东方，1921年，中共在上海石库门里成立，他们不要旧式的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也拒绝时髦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古老落后的中国争取光明的未来。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做过精彩的比较，按照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区分先进革命者与传统农民起义领袖的一大标准，是看他们注重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关系变化，“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搞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是改变生产关系，而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只在乎那点粮食，金银财宝，乐于获得生活资料去享受，也就没办法跳出小农经济，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共产党所走过的并非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历经苦难，甚至濒于绝境。就在中共诞生六年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在上海屠杀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三天内，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亲自操刀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得意地说：“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22年后，苏联记者西蒙诺夫和几个中共党员在白崇禧公馆里（主人已逃到台湾）恰好读到这一段，“我们翻到1948年出版的《国民党名人传》，这个血腥镇压上海工人的刽子手被描绘为‘天才是如此博大，绝非常人所能了解’。这样的评价，纯粹是为了预防历史法官对白崇禧的判决并给予‘屠夫’定义”。
血流成河的上海街道，无数逝去的革命者生命，使幼年的共产党经历化茧为蝶的痛苦，得出刻骨铭心的认识：不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地位。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一声枪响，到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边战斗，一边土改，调动成千上万民众起来战斗。“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烈士多达370余万人。”李红告说，“纵观世界政党史，唯有中国共产党为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解放战争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战士和支前民工不仅明白自己为谁而战，就连日后如何为新社会做贡献都想到了。那时候，向长江南岸进军的队伍里，不少战士把每一点空闲时间用来学习，他们不愿再请同志写战前决心书，或用指印摁在纸上来代替签字，他们要学习文化，坚持一天学两个字，一周十四个，一个月六十个，“我还不能写，但已开始读报纸。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就能说七百三十个字，就念书写字了，为新中国去服务了。”一名战士这样向西蒙诺夫袒露心声。 此刻，那些自诩为“上海主人”的家伙心情却糟透了。“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替蒋介石到美国求援未果的上海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里写道，蒋介石花了22年去武力消灭共产党，却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中国今日欲求补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务本”，所谓“务本”，就是解决民生，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代言人，对这一问题是无解的。历史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与社会各界都希望和平民主建国，可国民党却选择发动内战，独吞胜利果实，甚至不惜收容日伪降军受其驱使。刚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钟理和见到，汪伪上海市长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御用的“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以国军身份阻止人民武装接近城市，“什么都是摇身一变，只可惜都与孙猴子相仿，尾巴虽变成桅杆，却因不能挪到前边而露出马脚。历史不是没有是非，国民党迟早要失去民心”。
连年内战，军事失利，经济崩溃，特务横行，民心思变。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949年1月22日刊登读者来信，描述一位国民党公务员的遭遇，他因病辞去公职，搬进八口人的破房子。一天，国民党军官用粉笔在门上做了记号，不久士兵持械强征房子，女主人惊恐中把自己反锁起来，士兵硬闯进来，在孤儿寡母的哭喊声中搬走所有家具。“国民党越来越远离人民，现在中国有两支军队，谁爱护人民，谁就能赢得战争”。谢继民，淞沪抗战中率领“八百壮士”血战四行仓库的名将谢晋元之子，清晰记得上海解放前的那一刻，“父亲在国民党军里的老部下送来两张去台湾的船票，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叫到一起商量，觉得去台湾没有前途，大家苦也苦在一起，于是把堪比黄金的船票退回去了”。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夫人提到，面对失去上海的最终结局，腐朽的国民党当局选择了疯狂，军队把上司“不惜代价死守”的命令当作抢劫与敲诈的依据。5月初，国民党军拉来一卡车黄沙麻袋，在西藏路淮海路中央围成“工事”，扬言要和共产党打巷战，这可急坏临街居民，大家凑钱伺候军官，请他挪个地方。起初，军官咬定是上司的命令，是“坚决保卫大上海”的需要，待到金条、银元给到心理价位后，他马上命人把“工事”挪动五六十米，到了西藏路金陵路中央，可那里的人又叫苦不迭，只好再凑钱求饶，于是这帮兵痞发了横财，但因上司划给他们的防区就是西藏路这一段，无法继续挪地方，于是他们答应打仗时“手下留情”。后来，他们果然“信守诺言”，当5月25日解放军接近市区时，他们就溜之大吉了。滑稽的是，在国民党军盘踞上海的最后日子里，竟然禁卖爆米花，市民葛一峰说，自家所在的西藏路钧福里曾有一对专做爆米花的老夫妇，在上海打仗时失业了，“大人说，街上都贴出布告，禁止爆米花，理由是‘轰’的一声要动摇军心，想来全套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到了连爆米花都怕的地步，这仗已然胜负已定”。
“上海心脏迅速变为红色”
如果你是一位将领，面对20万敌军（即便是毫无斗志）聚集的世界级大城市，要完好无损地拿下来，那种感觉就像“瓷器店里捉老鼠”。然而，5月12日开始的上海战役，仅仅十五天就尘埃落定，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来自帝国主义的援助，没有帮助国民党军组织起期待的“固若金汤”防御。答案很简单，人民和他们所拥护军队的意志压倒一切。
5月25日，是多数上海市民集体看到解放军的日子。法国记者罗博特·贵阑在《红旗下的中国》中写道：“解放军穿着布底或橡胶底鞋，草绿色的军服上除了子彈带、手榴弹和干粮袋没有其他的，这些装备简陋的战士表现得训练有素，他们安顿下来时没有影响市民。”12岁的白俄小姑娘索菲·索若群不顾父亲警告，透过窗户望向莫里艾路（今香山路），惊奇地发现一排排青年军人庄严地在路上行军，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油然而生。2004年4月23日接受采访时，索若群依然清楚当年自己看的一切，“上海的心脏迅速变为红色”。
在苏联记者丘里诺夫的通讯《解放的大地》里，这段历史就更精彩了。5月25日子夜，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他们送上的第一份礼物非常特别——严明纪律。解放军按照12条《入城守则》，整师的部队集结在露天，为保持市内整洁，骡马不许进城，饮水和饭食都从市郊挑来。“在上海南站，工人、妇女和儿童涌上来同疲惫的战士握手和拥抱，工人急切地邀请战士去家里坐一坐、烘干衣服，但都被婉言谢绝。晚上，战士们按照各自单位在十字路口露营，这时小分队从队伍中出来，前往路边警戒，其他人相互倚靠或席地而卧，陆续进入梦乡，在他们身后，则是电线已被摇开的战地电话机和刻着白色箭头标志的大十字路口。”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感慨：“一个政党把军队管理成这样，也一定能治理好国家。”
这一“见面礼”，使上海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到自己的子弟兵，并从这里建立起信赖和信心。历史更没有忘记，几十年后的2015年12月27日，还是那个最先进上海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千人千车，沉寂无声，一夜之间离开了驻守46年的石家庄，除了道路两旁零星的家属拉着孩子送行外，入睡的城市毫无察觉，只有月色和路灯辉映着静静行驶的军车。“从接到移防命令到部队开拔，只有短短二十来天，他们把离开石家庄的时间选在子夜，就像当初在子夜进入上海，这是我那个秋毫无犯的老部队！”该部队的退伍老兵在微博里写道。 5月27日是上海完全解放的日子，被压抑太久的城市沸腾了，楼房和商店门口挂出红旗，兴奋的学生在街上跳起之前象征农民丰收喜悦的秧歌舞，热诚欢迎解放者。马路上穿行着插有红旗、装满学生的卡车，而解放军战士嘹亮的合唱歌声也从大喇叭里播送出来：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法國记者贵阑被眼前所见感染了，他把这一切称为“歌声宣告革命”。苏联摄影记者米科沙的观察更仔细，他从外滩跑到静安寺，沿途尽是狂欢的人们，他们举着宣传画和标语，打着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空气中充满了人群喜悦的嘈杂声和锣鼓的奏鸣声。白天退去，夜幕降临，上海又被火把和灯笼照得红彤彤一片，几十条大汉舞动的巨龙张开嘴巴，喷吐出一条条火舌，煞是好看，大家尽情宣泄着久违的热情、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期待。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上海全城才渐渐归于寂静……
“消费城市”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头顶上的问题，下一步需要解决脚底下的问题。”那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人民如何奋斗，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中华民族骄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世界而言，确立新社会经济制度的上海究竟往何处去，其意义也是非凡的。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怀着刻骨仇恨，自1949年6月起对上海实施“闭港政策”，军舰拦截商船，水雷阻塞航道，1950年3月又利用窃据的联合国席位，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GATT，今世贸组织前身），对新中国外贸活动釜底抽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全力封锁和禁运，上海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冲击。英国学者理查德·纳特基尔所著《世界海洋活动图集》有一张反映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全球货物贸易流向图，可以看到上海被人为地“边缘化”了。当时尚留在上海的英资公和祥码头公司收到伦敦总部的一份电报，里面预言：“在上海乃至中国内地继续经营，是不计损失的‘垂死业务’。”
站起来的中国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种种悲观预测。解放前，大量食品、原料、面粉和棉花等从海上运抵上海，所有生活用品几乎都依赖国外，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随着新制度确立，那些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家财产，而民族工商业得到扶植与鼓励，上海工业获得重建与发展，已不再单纯从国外进口大量机械和原料了。成立于1936年的外资上海怡和啤酒公司，实际75%的股份属于中国人，可执行董事会全被外国人把持，技术人员全是外籍，外方宣称中国大麦不适合酿酒，且酒花也不能要中国的（实际上黑龙江早有上等酒花），因此必须进口，在买办与国民党当局合伙人的帮助下，怡和啤酒逃避税收，低报产量，捞取了过高利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合理的价格从不愿经营的外方手中获得怡和啤酒公司，改为华光啤酒厂，自那时起，由于中国工人自己掌握技术，大麦、酒花等原料都在国内解决，啤酒质量不降反升，产量增加了8倍。
相比之下，发生在某内衣厂的故事，更能说明“人民的上海”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该厂解放前有2000名工人，解放后，因资金链断裂，工厂被迫关闭。许多人对恢复生产不抱希望，决定卖掉设备来筹集遣散费，但厂里的党支部把握政策，鼓起群众克服困难的决心与信心，在政府提供的30亿元（旧人民币）贷款支持下，生产又继续下去，党支部还制定了新的以多劳多得、定额定量为原则的计算工资方法。厂子恢复阶段，只雇用原有工人总数的20%，结果面临那些暂时失业工友的批评，他们坚持先卖设备，把钱用于家庭福利，而不是继续进行生产。有一次，300名工人包围了工会主席，但他站稳了立场，向工友们耐心说服，终于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岗位的工人都得到赔偿与妥善安置。这些措施，都是过去上海经济生活中无法想象的。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6）中，中国国民收入以年均8.9%（按固定价格衡量）增长，工农业产量年增长约3.8%和18.7%。由于年人口增长率为2.4%，这意味着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增长为6.5%。徐焰教授指出，50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日本并列第一，原因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要加上苏联的援助）。即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这一阶段获得久违的发展机遇，仅以1949-1952年为例，全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54%，而私营商业零售额也增长了18.6%，越来越多的民族工商业主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日益繁荣的新上海，不可抑制地吸引着那些不抱偏见的贸易伙伴。1952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宣布，中国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恢复与发展与别国的贸易关系。也是在这一年4月，英国先于其他西方大国，同中国达成本年度1000万英镑的贸易交流协定，主要交易完成地就在上海。紧接着，更多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对华贸易，而它们的第一贸易目的地也是上海。1955年，苏联记者A·拉因来到上海，便捷的港口里停满欧洲商船，“就在杨树浦发电厂岸边，正巧有一艘挖掘船在作业，它要把江底淤泥挖走，使来自芬兰、法国和英国的巨轮顺畅通过，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的贸易往来如火如荼”。为避免可能的问题（如已付款的进口物资被意外扣留），中外伙伴采取“先进口，后出口”的贸易原则，进口产品先抵达上海，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但要不了多久，中国将更为自信地走向世界贸易舞台，他们不仅有拿得出手的产品，更有擅长国际交易的人才”。
在上海机床制造厂里，拉因见到准备出口的新式大型磨床与铣床，这里的工人已能自主熔炼出工具钢和合金钢，并利用它们制造出无缝钢管、电动机、内燃机和变压器，而在工厂俱乐部里，贴满大半个墙壁的规划蓝图上绘有从上海向外扇形辐射的箭头，那是该厂出口产品的目的地，“民主德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好多国家欢迎我们的车床，我们是上海的工业代表。”工厂负责人自豪地说，“仅仅几年前，我们只能花高价买来接近报废年限的美国二手车床，可连一台电动脱粒机都造不出，可如今，我们的产品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样老牌工业强国）都为之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