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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文学剧本《姜文和他的伙伴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揭示出个体的生存境遇，在阐述金山的喻意中叩问存在价值，并在角色塑造中发现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姜文和他的伙伴们》 荒诞 存在之思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1.028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荒谬的。在各种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荒诞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存在体验，反映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中。贵州省安顺剧作者冉隆兴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姜文和他的伙伴们》，正是通过一个看似荒诞的寻宝故事，带着读者踏上了寻觅存在之思的旅途，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一、荒诞情节：观照生存境遇
姜文是乌有市里一个普通的擦鞋匠，梦中得仙人指点，见到了一座金山。仙人告诉姜文：“要找到那座金山，你得把这么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一个有理智的疯子，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屠夫，一个聪明的傻瓜。最后，还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在一番啼笑皆非的经历后，姜文找到了伙伴，又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发现了一座古王宫，找到了一颗巨钻，最后却因火山爆发而一无所有。剧本将目光聚焦在这群普通的底层小人物身上，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观照他们窘迫的生存境遇。跟随姜文的足迹，读者看到了繁荣都市里小人物灰暗却又真实的现实世界。
首先，剧本用客观冷静的文字描写出小人物的生存窘况，真实可信。随着姜文的出场，读者走进了擦鞋匠这个弱势群体的世界。姜文的老婆蔡明是拣破烂的，两人住在“笼子一般狭窄破旧的出租小屋里”，吃的是“热热的、辣辣的面条”，看的是“老掉牙的小彩电”，居住环境简陋，生活简单清贫。他辛苦工作，收入不高，还不时受到城管人员的驱赶。这个情节让读者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占道经营者被城管人员到处驱赶、躲避不及的无奈与压抑。剧本还写到了在大厦前卖唱的盲童被保安呵斥的情景，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由此可见，虽然姜文与其同伴寻找金山的故事整体看似荒诞，虚妄不可信，但作者却在荒诞中追求着真实性，客观地凸显出现实世界中普通人所面临的窘迫境遇。例如，剧本在描写姜文和屠夫在街道上寻找黑猫时，采用白描手法，通过简洁的文字刻画出农民工的工作情景和居住环境，令人唏嘘不已：“在覆盖着黑色粉尘的电灯泡下，他们一个个光着膀子，浑身上下黑巴溜鳅的干着活。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穿着沾满煤屑的衣服，正在赶几个同样脏得像一群小黑猫的孩子进屋子去睡觉。所谓屋子，其实就是堆煤的场地上那个破瓦盖顶、四壁通风的黑黝黝的大窝棚。”简而言之，剧本做到了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实现其现实主义价值的写作目标。
其次，剧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遵循着叙事逻辑的现实性，揭示出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发人深省。在剧本中，作者用戏谑的文字叙述了黑猫拾金不昧却反受诬陷的故事：黑猫在路边看报，一对年轻男女在旁边的绿地拥抱接吻；男女离开了，黑猫发现了他们丢失的包；当黑猫将东西物归原主时，女失主却说黑猫拿了她的钻戒。如此情形与现实社会里拾金不昧却被诬陷私吞钱财、扶起跌倒老人却被判赔偿药费等畸形现象何其相似。正是因为学雷锋者屡屡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才使人们越来越冷漠，才有了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由此，不难理解剧本在轻松戏谑的叙述中所传达出的对社会伦理道德滑坡的深刻反思。
阿尔伯特·加缪认为：“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1]。正是因为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荒诞的故事才可能具备现实主义的特征。剧本详细描述了姜文为黑猫打抱不平、在争执中被抓进派出所的情形。由于丢包的女人是公安局长的小姨子，警察准备对姜文进行治安处罚。然而，当蔡明假扮公安局长的情人丁叮铛为其求情时，警察的态度转变，直接放了人。这难道不是现实社会中某些执法者不以法律为准绳、只因人情关系就可翻云覆雨的不公正司法现象的折射吗？虽然故事情节荒诞，但却符合叙事逻辑的现实性，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不良风气，触及到某些社会问题。荒诞是以丑恶的现实为基础的，剧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寻找到了与现实世界相通的地方，将荒诞与现实完美结合，彻底征服了读者。
二、金山之喻：叩问存在价值
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用悲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人类在无望中等待希望的生存境况。剧本中，戈多是谁，能否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冉先生的剧本与《等待戈多》有异曲同工之妙，其“金山”的含义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剧本借助金山之喻，对人的存在价值进行拷问，蕴含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感悟。
1、金山=物质财富？
马克思指出：“人双重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2]换言之，人客观上是肉体存在物，要以物质的、实体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在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中延续着生命。所以，人无法逃脱自然物的制约，人对物质的需求不可忽略。当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朝不保夕时，其最迫切的需求将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回到剧本，在家境贫寒、物质条件极差的姜文、黑猫等人看来，金山就代表着一种财富。姜文可以用金山为父亲买耕地的牛，让自己成为大老板，开小轿车，住大洋房，交城里的大官做朋友，扬眉吐气。黑猫更直截了当地宣称：“还赶什么路？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金山？金山就是财富，财富就是金山！”此类想法，在物价飞涨、生活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里，本无可厚非。但物欲横流时，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不择手段谋取财富。商家没有了诚信，二奶成为了一种职业，整个社会普遍表现出对物质欲望的赤裸裸的追求。于是，人们对存在价值的认识走入了误区，越来越多的人将目标定位于如何最大程度地赚取金钱财富，物质财富成了人们证明存在价值的首要标准。
2、金山=爱的力量？
人的存在是一种需要性的存在。当人们被社会中其他个体所需要时，这种需要转换为一种爱的力量，其价值就体现得更为充分。剧本中，屠户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人需要他的照顾，这些支撑着他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在他眼里，金山可以改变家人的生活状态，可以还清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送妻子到最好的医院去看病，让大儿子上大学，为小儿子买喜之郎。在关于金山的设想里，屠户没有想到过自己，他所关注的只有深爱的家人。同样是渴望用金山改变生存状态的蔡明，在姜文寻找金山陷入绝境、万念俱灰时，如此劝告姜文：“老公你别吓我！我们不是到哪儿都还有两座金山么！”当屠夫惊喜地询问金山是什么时，蔡明自豪地说：“我就是他的金山，他就是我的金山。”由此可知，在蔡明的心中，金山代表着她与丈夫之间甜蜜的爱情。只要两人相亲相爱，她就拥有了金山，就拥有了幸福。所谓有情饮水饱，苦点穷点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爱。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共患难的贫穷夫妻：退伍失明军人吴祖儒夫妻相濡以沫三十年、残疾翻译张可平与癌症妻子相亲相爱。这些故事足以说明，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有人为爱而坚守，实现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3、金山=权力欲望？
在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3]权力主体为了确保自己的意志能够持续地发生作用，必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这种权力关系合法化甚至神圣化。尤其是当下，权力的扩张为当权者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权力腐败、权力寻租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剧本借助疯子这一人物形象，将权力让人上天入地、疯疯癫癫的魔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疯子要跳楼自杀时，他提出要当官，从市长、省长到总理、国家元首，再到美国总统、地球之王，权力逐步升级、无限扩大。不难理解，在疯子的思维里，金山就代表着权力。在古王宫里，疯子关注的不是钱财，而是代表权力的王座、王冠和王仗。他戴上王冠，坐上王座，命令众人：“你们听好了：我只要往这王座上一坐，要么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要么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我要是当统治者，你们就得当我的奴隶；我要是入地狱，你们就得为我殉葬。”在这里，疯子的话语表现出了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强制性特点，其行为概括了现实生活中以权力欲望为追求目标的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其存在价值就在于对权力欲望的无休止的追求。
4、金山=精神需求？
人不可能永远是自然给予的现成存在，而是在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存在着。于是，在满足了生存的物质需求后，人们必然按照理想的存在方式去逐步提升自己，去寻求精神慰藉。在剧本里，当蔡明请求丁叮铛和他们一起去寻找金山时，后者直言不讳地拒绝到：“我那金山跟你们的不一样”。因为丁叮铛是“有一张大学文凭、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有银行存款、还有一套漂亮的房子和几个情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蔡明的生存环境不同。她不缺财富，更注重精神需求。在丁叮铛看来，她的金山是一本书，书里有冒险刺激、梦想希望和友谊爱情。不断寻找一种充满新鲜感的生活，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丁叮铛渴望实现的存在价值。
可见，由于生存境遇不同，每个个体对金山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剧作家通过对金山不同喻意的阐述，对人的存在价值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升了剧本的美学内蕴。
三、角色设置：凸现存在方式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的改变。当整个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也就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剧本精心设置了一系列角色，塑造了姜文、疯子、黑猫、蔡明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探索了人类不同的存在方式。
1、疯子和黑猫：非理性与理性的存在
马克思将人类生活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无论何种生活，总体上都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只是两者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物化及人被异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呈现出更多的荒诞性与虚无感。在某些生活领域里，非理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个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形式。
剧本中，疯子和黑猫分别代表着非理性与理性的两种存在方式。疯子跳楼时提出要当市长、省长、总理、美国总统、地球之王，这种行为不可能发生在正常思维状态下的普通人身上。可以想见，疯子对权力的渴求正是受到现实社会权力无限膨胀带来的巨大价值所刺激，才会在非理性状态下暴露无遗。疯子的行为虽然是狂热和非理性的，但却无往不利。最具讽刺性的是，他的疯癫行为让其找到了王宫的入口，寻找到了钻石。和疯子相比，黑猫身上则处处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行为。从劝阻疯子跳楼、等待失主到救出姜文等情节，都可以看出黑猫的聪明与理性。这些理性的行为符合社会生活里的普遍性规范，黑猫按理说应该活得更加自在，但他却仍然处在被人鄙视的地位。捡到包时，黑猫遵守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做到了拾金不昧，失主非但没有感激，反而不问青红皂白诬陷他。这些足以说明，在荒诞的世界里，理性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人作为一种偶然存在，其行为不仅受到理性的指导，也会受到非理性的支配。但现实生活中，理性与非理性常常模糊了界限。疯子虽然疯癫，却更多地表现出对社会的理性思索。对社会现实，他看得如此清楚：“你没见这乌有市的市长？疯狂地贪污，疯狂地拆老百姓的房子，疯狂地喝酒疯狂地赌博疯狂地搞女人，结果如何？‘啪’！枪毙了！”对人类的缺陷，他看得最透彻：“这个叫贪婪，那个叫残暴；这个叫奸诈，那个叫虚伪；这个叫谄媚那个叫诬陷；这个叫卑鄙，那个叫无耻。”天堂与地狱往往就是一步之遥，但许多所谓理性的人却迷失于表象，只有疯子清醒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我再念给你们听，这边：‘吾为王者，渊源千古；若进此门，万劫不复。’这边：‘天堂地狱，殊途同归；不进此门，哪得富贵。’”与疯子不同，黑猫的行为是理性的，导致的结果却是荒诞的。换言之，理性非但没有让个体的存在状态更加自由，反而让遵循理性思维行事者被否定，处在一种受胁迫、不自在的状态中。
总之，剧本通过对疯子和黑猫的形象塑造，探讨了人类在荒诞的世界中理性或非理性地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状态。
2、姜文与伙伴们：个体与群体的存在
人是群居动物，不能孤立的存活。但个人在获得群体力量的同时，也必然与群体存在一定的冲突。剧本通过描写姜文与伙伴相处的形式，较好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个体存在与群体存在的两种生存状态。
姜文是一个普通的擦鞋匠，没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只想让生活过得舒适一些。梦中神仙的指点，让他看到了改变生活的希望。当然，仅凭个人的力量，他不可能找到金山。为此，在与伙伴的相处中，他尽量兼顾到大家的利益，不时做出让步。当疯子与黑猫之间发生争执时，他居中调和。可以说，姜文是这个寻宝群体中的领导者和润滑剂。没有他，这个群体就无法聚集起来发挥作用。在群体相处中，姜文逐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变得更具责任感，因为“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4]。所以，姜文才会毫不犹豫地救了丁叮铛。当然，个体也必须服从群体的意志。在沙漠里，疯子把水喝光了。姜文提议每人省点水给疯子，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黑猫说：“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你不能叫我们冒险把自己的生命让给别人”。当姜文想把自己的水省给疯子喝时，黑猫却说：“你带头来找金山，你就得对大家负责。所以你也不能自己想死就死。你得为大家活着。”可见，个体的选择必定会给群体造成一定的影响，个体的自由选择要受到群体的约束。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特征时指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5]。群体生活使每一个个体都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做出孤立的个体完成不了的极崇高的行为。在剧本中，当伙伴们聚齐时，人人都满怀激情，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寻找金山的冒险征程。正是人数的增加，使个体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在姜文及其伙伴身上，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给个体带来的变化，认识到了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的特点。
3、蔡明和丁叮铛：肉体与灵魂的存在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中，设置了两个名字和容貌相同的女孩形象，通过两段不同的生命体验探索了灵魂与自我等话题。剧本《姜文和他的伙伴们》，也同样塑造了两位外貌一模一样的女性形象，表现人的肉体和灵魂存在的两种状态，探索了同一个体在不同空间存在的可能性。
蔡明是一个捡破烂的，身份卑微却很快乐；丁叮铛则是一位名记者，生活优越却乏味。在蔡明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客观的肉体存在：“蔡明沿着人群熙来攘往的街道捡着垃圾。她把人们从那些活页广告散发人手中勉强接过来又随手扔在地上的广告纸，垃圾箱里的各种饮料瓶，还有一些她认为可以换钱的废弃物，一股脑儿的往捡破烂的蛇皮袋里装。”在这里，物质存在是第一位的，个体生命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在为着生计而奔波劳累。在丁叮铛身上，表现出的则是另一种生存状态：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无聊地打着“烦”字。当领导让她去采访书记下乡、市长剪彩的新闻时，她用头疼、肚子疼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反抗。此时的个体，已经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注重的是对完善自我的追寻，是对灵魂契合的渴求。
人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但也会受到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正如萨特所言：“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6]蔡明和丁叮铛有着一模一样的容貌，连身上的痣都是同样颜色、同样大小，但是两人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其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也就有着极大的差异，表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
综上所述，冉隆兴先生的剧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揭示出个体的生存境遇，在阐述金山的喻意中叩问存在价值，并在角色塑造中发现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当然，剧本也有一些瑕疵，如角色姓名容易引起纠纷，丁叮铛的形象不够丰满。但瑕不掩瑜，《姜文和他的伙伴们》仍不失为一部精彩的电影文学剧本，必将引领读者在荒诞的故事中去感悟存在之思。
注释
[1][法]阿尔伯特·加缪.西绪福斯神话[A].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31.
[2][德]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1.
[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1.
[4][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9，14.
[6][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作者简介
林华，女（1975—），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影视美学与传统文化。
[关键词] 《姜文和他的伙伴们》 荒诞 存在之思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1.028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荒谬的。在各种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荒诞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存在体验，反映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中。贵州省安顺剧作者冉隆兴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姜文和他的伙伴们》，正是通过一个看似荒诞的寻宝故事，带着读者踏上了寻觅存在之思的旅途，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一、荒诞情节：观照生存境遇
姜文是乌有市里一个普通的擦鞋匠，梦中得仙人指点，见到了一座金山。仙人告诉姜文：“要找到那座金山，你得把这么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一个有理智的疯子，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屠夫，一个聪明的傻瓜。最后，还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在一番啼笑皆非的经历后，姜文找到了伙伴，又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发现了一座古王宫，找到了一颗巨钻，最后却因火山爆发而一无所有。剧本将目光聚焦在这群普通的底层小人物身上，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观照他们窘迫的生存境遇。跟随姜文的足迹，读者看到了繁荣都市里小人物灰暗却又真实的现实世界。
首先，剧本用客观冷静的文字描写出小人物的生存窘况，真实可信。随着姜文的出场，读者走进了擦鞋匠这个弱势群体的世界。姜文的老婆蔡明是拣破烂的，两人住在“笼子一般狭窄破旧的出租小屋里”，吃的是“热热的、辣辣的面条”，看的是“老掉牙的小彩电”，居住环境简陋，生活简单清贫。他辛苦工作，收入不高，还不时受到城管人员的驱赶。这个情节让读者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占道经营者被城管人员到处驱赶、躲避不及的无奈与压抑。剧本还写到了在大厦前卖唱的盲童被保安呵斥的情景，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由此可见，虽然姜文与其同伴寻找金山的故事整体看似荒诞，虚妄不可信，但作者却在荒诞中追求着真实性，客观地凸显出现实世界中普通人所面临的窘迫境遇。例如，剧本在描写姜文和屠夫在街道上寻找黑猫时，采用白描手法，通过简洁的文字刻画出农民工的工作情景和居住环境，令人唏嘘不已：“在覆盖着黑色粉尘的电灯泡下，他们一个个光着膀子，浑身上下黑巴溜鳅的干着活。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穿着沾满煤屑的衣服，正在赶几个同样脏得像一群小黑猫的孩子进屋子去睡觉。所谓屋子，其实就是堆煤的场地上那个破瓦盖顶、四壁通风的黑黝黝的大窝棚。”简而言之，剧本做到了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实现其现实主义价值的写作目标。
其次，剧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遵循着叙事逻辑的现实性，揭示出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发人深省。在剧本中，作者用戏谑的文字叙述了黑猫拾金不昧却反受诬陷的故事：黑猫在路边看报，一对年轻男女在旁边的绿地拥抱接吻；男女离开了，黑猫发现了他们丢失的包；当黑猫将东西物归原主时，女失主却说黑猫拿了她的钻戒。如此情形与现实社会里拾金不昧却被诬陷私吞钱财、扶起跌倒老人却被判赔偿药费等畸形现象何其相似。正是因为学雷锋者屡屡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才使人们越来越冷漠，才有了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由此，不难理解剧本在轻松戏谑的叙述中所传达出的对社会伦理道德滑坡的深刻反思。
阿尔伯特·加缪认为：“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1]。正是因为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荒诞的故事才可能具备现实主义的特征。剧本详细描述了姜文为黑猫打抱不平、在争执中被抓进派出所的情形。由于丢包的女人是公安局长的小姨子，警察准备对姜文进行治安处罚。然而，当蔡明假扮公安局长的情人丁叮铛为其求情时，警察的态度转变，直接放了人。这难道不是现实社会中某些执法者不以法律为准绳、只因人情关系就可翻云覆雨的不公正司法现象的折射吗？虽然故事情节荒诞，但却符合叙事逻辑的现实性，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不良风气，触及到某些社会问题。荒诞是以丑恶的现实为基础的，剧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寻找到了与现实世界相通的地方，将荒诞与现实完美结合，彻底征服了读者。
二、金山之喻：叩问存在价值
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用悲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人类在无望中等待希望的生存境况。剧本中，戈多是谁，能否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冉先生的剧本与《等待戈多》有异曲同工之妙，其“金山”的含义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剧本借助金山之喻，对人的存在价值进行拷问，蕴含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感悟。
1、金山=物质财富？
马克思指出：“人双重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2]换言之，人客观上是肉体存在物，要以物质的、实体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在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中延续着生命。所以，人无法逃脱自然物的制约，人对物质的需求不可忽略。当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朝不保夕时，其最迫切的需求将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回到剧本，在家境贫寒、物质条件极差的姜文、黑猫等人看来，金山就代表着一种财富。姜文可以用金山为父亲买耕地的牛，让自己成为大老板，开小轿车，住大洋房，交城里的大官做朋友，扬眉吐气。黑猫更直截了当地宣称：“还赶什么路？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金山？金山就是财富，财富就是金山！”此类想法，在物价飞涨、生活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里，本无可厚非。但物欲横流时，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不择手段谋取财富。商家没有了诚信，二奶成为了一种职业，整个社会普遍表现出对物质欲望的赤裸裸的追求。于是，人们对存在价值的认识走入了误区，越来越多的人将目标定位于如何最大程度地赚取金钱财富，物质财富成了人们证明存在价值的首要标准。
2、金山=爱的力量？
人的存在是一种需要性的存在。当人们被社会中其他个体所需要时，这种需要转换为一种爱的力量，其价值就体现得更为充分。剧本中，屠户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人需要他的照顾，这些支撑着他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在他眼里，金山可以改变家人的生活状态，可以还清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送妻子到最好的医院去看病，让大儿子上大学，为小儿子买喜之郎。在关于金山的设想里，屠户没有想到过自己，他所关注的只有深爱的家人。同样是渴望用金山改变生存状态的蔡明，在姜文寻找金山陷入绝境、万念俱灰时，如此劝告姜文：“老公你别吓我！我们不是到哪儿都还有两座金山么！”当屠夫惊喜地询问金山是什么时，蔡明自豪地说：“我就是他的金山，他就是我的金山。”由此可知，在蔡明的心中，金山代表着她与丈夫之间甜蜜的爱情。只要两人相亲相爱，她就拥有了金山，就拥有了幸福。所谓有情饮水饱，苦点穷点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爱。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共患难的贫穷夫妻：退伍失明军人吴祖儒夫妻相濡以沫三十年、残疾翻译张可平与癌症妻子相亲相爱。这些故事足以说明，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有人为爱而坚守，实现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3、金山=权力欲望？
在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3]权力主体为了确保自己的意志能够持续地发生作用，必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这种权力关系合法化甚至神圣化。尤其是当下，权力的扩张为当权者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权力腐败、权力寻租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剧本借助疯子这一人物形象，将权力让人上天入地、疯疯癫癫的魔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疯子要跳楼自杀时，他提出要当官，从市长、省长到总理、国家元首，再到美国总统、地球之王，权力逐步升级、无限扩大。不难理解，在疯子的思维里，金山就代表着权力。在古王宫里，疯子关注的不是钱财，而是代表权力的王座、王冠和王仗。他戴上王冠，坐上王座，命令众人：“你们听好了：我只要往这王座上一坐，要么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要么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我要是当统治者，你们就得当我的奴隶；我要是入地狱，你们就得为我殉葬。”在这里，疯子的话语表现出了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强制性特点，其行为概括了现实生活中以权力欲望为追求目标的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其存在价值就在于对权力欲望的无休止的追求。
4、金山=精神需求？
人不可能永远是自然给予的现成存在，而是在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存在着。于是，在满足了生存的物质需求后，人们必然按照理想的存在方式去逐步提升自己，去寻求精神慰藉。在剧本里，当蔡明请求丁叮铛和他们一起去寻找金山时，后者直言不讳地拒绝到：“我那金山跟你们的不一样”。因为丁叮铛是“有一张大学文凭、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有银行存款、还有一套漂亮的房子和几个情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蔡明的生存环境不同。她不缺财富，更注重精神需求。在丁叮铛看来，她的金山是一本书，书里有冒险刺激、梦想希望和友谊爱情。不断寻找一种充满新鲜感的生活，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丁叮铛渴望实现的存在价值。
可见，由于生存境遇不同，每个个体对金山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剧作家通过对金山不同喻意的阐述，对人的存在价值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升了剧本的美学内蕴。
三、角色设置：凸现存在方式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的改变。当整个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也就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剧本精心设置了一系列角色，塑造了姜文、疯子、黑猫、蔡明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探索了人类不同的存在方式。
1、疯子和黑猫：非理性与理性的存在
马克思将人类生活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无论何种生活，总体上都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只是两者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物化及人被异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呈现出更多的荒诞性与虚无感。在某些生活领域里，非理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个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形式。
剧本中，疯子和黑猫分别代表着非理性与理性的两种存在方式。疯子跳楼时提出要当市长、省长、总理、美国总统、地球之王，这种行为不可能发生在正常思维状态下的普通人身上。可以想见，疯子对权力的渴求正是受到现实社会权力无限膨胀带来的巨大价值所刺激，才会在非理性状态下暴露无遗。疯子的行为虽然是狂热和非理性的，但却无往不利。最具讽刺性的是，他的疯癫行为让其找到了王宫的入口，寻找到了钻石。和疯子相比，黑猫身上则处处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行为。从劝阻疯子跳楼、等待失主到救出姜文等情节，都可以看出黑猫的聪明与理性。这些理性的行为符合社会生活里的普遍性规范，黑猫按理说应该活得更加自在，但他却仍然处在被人鄙视的地位。捡到包时，黑猫遵守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做到了拾金不昧，失主非但没有感激，反而不问青红皂白诬陷他。这些足以说明，在荒诞的世界里，理性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人作为一种偶然存在，其行为不仅受到理性的指导，也会受到非理性的支配。但现实生活中，理性与非理性常常模糊了界限。疯子虽然疯癫，却更多地表现出对社会的理性思索。对社会现实，他看得如此清楚：“你没见这乌有市的市长？疯狂地贪污，疯狂地拆老百姓的房子，疯狂地喝酒疯狂地赌博疯狂地搞女人，结果如何？‘啪’！枪毙了！”对人类的缺陷，他看得最透彻：“这个叫贪婪，那个叫残暴；这个叫奸诈，那个叫虚伪；这个叫谄媚那个叫诬陷；这个叫卑鄙，那个叫无耻。”天堂与地狱往往就是一步之遥，但许多所谓理性的人却迷失于表象，只有疯子清醒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我再念给你们听，这边：‘吾为王者，渊源千古；若进此门，万劫不复。’这边：‘天堂地狱，殊途同归；不进此门，哪得富贵。’”与疯子不同，黑猫的行为是理性的，导致的结果却是荒诞的。换言之，理性非但没有让个体的存在状态更加自由，反而让遵循理性思维行事者被否定，处在一种受胁迫、不自在的状态中。
总之，剧本通过对疯子和黑猫的形象塑造，探讨了人类在荒诞的世界中理性或非理性地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状态。
2、姜文与伙伴们：个体与群体的存在
人是群居动物，不能孤立的存活。但个人在获得群体力量的同时，也必然与群体存在一定的冲突。剧本通过描写姜文与伙伴相处的形式，较好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个体存在与群体存在的两种生存状态。
姜文是一个普通的擦鞋匠，没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只想让生活过得舒适一些。梦中神仙的指点，让他看到了改变生活的希望。当然，仅凭个人的力量，他不可能找到金山。为此，在与伙伴的相处中，他尽量兼顾到大家的利益，不时做出让步。当疯子与黑猫之间发生争执时，他居中调和。可以说，姜文是这个寻宝群体中的领导者和润滑剂。没有他，这个群体就无法聚集起来发挥作用。在群体相处中，姜文逐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变得更具责任感，因为“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4]。所以，姜文才会毫不犹豫地救了丁叮铛。当然，个体也必须服从群体的意志。在沙漠里，疯子把水喝光了。姜文提议每人省点水给疯子，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黑猫说：“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你不能叫我们冒险把自己的生命让给别人”。当姜文想把自己的水省给疯子喝时，黑猫却说：“你带头来找金山，你就得对大家负责。所以你也不能自己想死就死。你得为大家活着。”可见，个体的选择必定会给群体造成一定的影响，个体的自由选择要受到群体的约束。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特征时指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5]。群体生活使每一个个体都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做出孤立的个体完成不了的极崇高的行为。在剧本中，当伙伴们聚齐时，人人都满怀激情，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寻找金山的冒险征程。正是人数的增加，使个体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在姜文及其伙伴身上，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给个体带来的变化，认识到了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的特点。
3、蔡明和丁叮铛：肉体与灵魂的存在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中，设置了两个名字和容貌相同的女孩形象，通过两段不同的生命体验探索了灵魂与自我等话题。剧本《姜文和他的伙伴们》，也同样塑造了两位外貌一模一样的女性形象，表现人的肉体和灵魂存在的两种状态，探索了同一个体在不同空间存在的可能性。
蔡明是一个捡破烂的，身份卑微却很快乐；丁叮铛则是一位名记者，生活优越却乏味。在蔡明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客观的肉体存在：“蔡明沿着人群熙来攘往的街道捡着垃圾。她把人们从那些活页广告散发人手中勉强接过来又随手扔在地上的广告纸，垃圾箱里的各种饮料瓶，还有一些她认为可以换钱的废弃物，一股脑儿的往捡破烂的蛇皮袋里装。”在这里，物质存在是第一位的，个体生命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在为着生计而奔波劳累。在丁叮铛身上，表现出的则是另一种生存状态：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无聊地打着“烦”字。当领导让她去采访书记下乡、市长剪彩的新闻时，她用头疼、肚子疼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反抗。此时的个体，已经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注重的是对完善自我的追寻，是对灵魂契合的渴求。
人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但也会受到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正如萨特所言：“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6]蔡明和丁叮铛有着一模一样的容貌，连身上的痣都是同样颜色、同样大小，但是两人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其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也就有着极大的差异，表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
综上所述，冉隆兴先生的剧本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揭示出个体的生存境遇，在阐述金山的喻意中叩问存在价值，并在角色塑造中发现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当然，剧本也有一些瑕疵，如角色姓名容易引起纠纷，丁叮铛的形象不够丰满。但瑕不掩瑜，《姜文和他的伙伴们》仍不失为一部精彩的电影文学剧本，必将引领读者在荒诞的故事中去感悟存在之思。
注释
[1][法]阿尔伯特·加缪.西绪福斯神话[A].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31.
[2][德]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1.
[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1.
[4][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9，14.
[6][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作者简介
林华，女（1975—），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影视美学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