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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前程（198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家文化安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张晓霞（1972—），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義中国化
摘 要： 邓小平理论蕴含有丰富的外交战略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新高度，挖掘这位经典作家的时代主题思想，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好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共处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7）13-0324-03
时代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回顾国际共运史，我们就会发现，对时代的判断不仅决定了外交路线与国际关系思想的正确与否，而且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对时代主题分析和把握正确，才能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谋划提供基本的预设前提，基于这种判断上的对外交往能为国内发展提供基本的外部战略依托，助力国内建设，从而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从国际共运史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对时代主题的研究与判断是无产阶级制定革命战略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的行动指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义上的时代研究从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发展并不断暴露其生产关系局限性、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合理性还没有丧失，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是十分强大，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以及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乃至为正在到来的世界革命做准备是工人阶级的正确的奋斗方向与任务。不过在列宁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明确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角度阐述时代的内容，经典意义上的时代概念是列宁提出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换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危机正在迫近，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出现重大机遇的时期。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的事实，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做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也由此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4]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仅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列宁关于时代的认识和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列宁的时代观。
斯大林基本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但他对列宁的时代观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重新认识时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如果说二战之前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引发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将这些过程总结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随着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朝鲜战争的胜利、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等则表明一个新的时代的特征，即和平与发展的特征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東西方矛盾的日益突出，斯大林再度提出和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5]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斯大林对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行动。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在分析世界形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战略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抗阵营；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阵营只能以苏联为首；资本主义已陷入全面、深刻的总危机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将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获得全胜。”[6]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对抗性、扩张性和封闭性为特点的斯大林对外关系战略，这一战略把苏联的国民经济进一步拉入了扩军备战、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深渊”，使得苏联畸形的军事化经济更加畸形，成为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教训十分深刻。
与斯大林对时代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关于战争与和平判断上的失误，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建国前后，受到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取得胜利的鼓舞、美苏冷战的展开、两大阵营的形成、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较为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在国内革命时期与帝国主义不断斗争的思想，坚定了他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向国际发展的认识，中国开始了长期奉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他认为只要是革命，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一种相互援助的关系。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消灭的世界里，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是国内政治的任务，也是国际政治的任务，中国外交必须是革命外交，只有革命外交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才能尽到共产党人的责任。毛泽东坚持世界处于资本主义走向危机、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的时代、世界大战的危险严重存在的基本判断，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反对苏联政府的对美缓和的思想，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二战结束的十年后，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党却进一步做出了违背时代潮流的加紧备战积极支援世界革命和争取当头等重大决策。中国的对外交往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保障新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同时，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外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不认同国际社会的部分共识与国际规范，因此，失去了许多发展自身和国际交往的大好机遇，既没有真正地达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目标，也没有把自身的祖国建设好，这种国际关系思想与外交路线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与错误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必须与时俱进，实现当代化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義的时代观。
邓小平复出时的世界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美苏冷战仍在进行，但此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首先，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次，抑制战争的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国际政治格局较之建国初期出现了重大变化，西欧、日本成为与美国并列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同美国展开了竞争与反控制斗争，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增强，它们并不希望爆发战争。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巨大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战略力量。邓小平敏锐的发现，科技革命与经济竞争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军事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大大削弱了通过军事力量与战争手段追求国际地位的传统思维；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是资本主义大国追求世界霸主的主要手段，它们转而采取经济竞争、和平演变和制度竞争的政策以谋取战略优势。邓小平于1985年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战略判断。
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认识与把握凝聚了邓小平本人理论创新的心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和平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平本质是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最终要反映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发展问题，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政治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7]邓小平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带全球战略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另一个就是发展。邓小平将发展问题上升到全球性战略的高度，提升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和发展。
三、 邓小平时代观的具体化：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运用与发展
邓小平时代观的精髓即在于把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同国际国内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内涵。
（一）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和平共处”是一种“武装共处”。
邓小平对和平问题的论述往往与发展问题相互连接、密不可分，但其和平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运用与发展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然后再向东欧、北美和全世界推进。那时所认识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要相对简单得多，即两者主要是一种前后相继的代替关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如何并存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没有预料到的。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首先爆发，而世界革命与俄国革命遥相呼应的局势并未出现时，回答并正确处理两种制度的关系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就历史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果断地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正确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现实，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毛泽东更多地是以对抗与斗争地方式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斯大林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之中，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革命的倾向，加之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中，以及根深蒂固的“暴力输出革命”的世界革命战略思维，和平共处对苏联而言只是一种短暂的和平和权宜之计，甚至在战后苏联的国家安全形势出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仍然进一步强化斯大林模式这一备战型体制，与美国展开冷战，没有抓住并争取与美国的和平共处、进而利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根据经典作家关于取得革命胜利后要对外实行和平政策等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重大发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得到广泛运用，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与斯大林不同的是，和平共处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毛泽东多次声称，“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8]“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9]“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10]但由于建国后国家安全长期面临严峻的形势，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后与美苏同时对抗，加之文革的爆发，和平共处这一外交原则受到“世界革命”路线的冲击和影响，没有继续贯彻下去。“在一段时期内，‘和平共处’政策被‘武装共处’政策所代替，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外交的正常进行。邓小平复出后很快就恢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外交中的指导地位。”[11]
（二）邓小平时代的“和平共处”是一种“竞争共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内政和外交两个理论维度开拓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新境界。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把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转化到用于处理一个国家的内部两种制度的关系问题，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未实践过的。“一国两制”构想没有局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范畴，而是从中国面临的实际出发，在充分考虑到国家阶级性的同时，还兼顾到国家的社会属性、民族属性以及国家的整体利益问题。实行“一国两制”后，国家不仅是代表和维护大陆广大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且是代表和维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某些非劳动者阶级、一切爱国者阶级、阶层的利益和工具，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和工具。这种在一定时期国家具有特殊本质的特征，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一般理论。允许两种制度存在于一个国家，这就要求国家既要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一定区域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存在一种经济基础及为之服务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的一般国家职能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国家机构主要是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形式。在实行“一国两制”统一的国家里，单一制的主体没有改变，即全国有一个统一的主体机关，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政府。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制，复合制的某些因素包括其中。它在保证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突破了原来单一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政府的权利范围，甚至远远超出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内行政单位所享有的权利，台湾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等。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带有某些复合制国家特征的新型的國家结构形式，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这一科学构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顾到各方利益，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与发展，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实践，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不能共存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理论是内政理论的延伸，似乎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12]在邓小平理论体系里面，一球两制与一国两制是这种自然延伸的关系， 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13]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在这里邓小平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来取代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条约组织等传统原则。“从国家阶级实质看，当今世界存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用‘一球两制’概括之。”[15]“一球兩制”或“一球多制”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比推行资本主义的“一球一制”的模式要好得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生命力就在于承认多制并存，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简言之，在邓小平关于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中，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再次得到了理论升华，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囿于传统的国家关系处理上，那么在邓小平的理论视野中，则将两种制度国家的关系上升到全球公共事务的处理及未来国际秩序、“国际机制”[16]等国际政治文化的建构层面，再次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8、284页。
[2] 《列宁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 《斯大林文集》（1934—195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622页。
[4] 姜长斌等著.《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14页。
[5] [12][13]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87、282—283、96頁。
[6]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204、186页。
[7]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M]. 北京：实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8] 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理论》（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250页。
[9]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
张晓霞（1972—），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義中国化
摘 要： 邓小平理论蕴含有丰富的外交战略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新高度，挖掘这位经典作家的时代主题思想，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好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共处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7）13-0324-03
时代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回顾国际共运史，我们就会发现，对时代的判断不仅决定了外交路线与国际关系思想的正确与否，而且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对时代主题分析和把握正确，才能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谋划提供基本的预设前提，基于这种判断上的对外交往能为国内发展提供基本的外部战略依托，助力国内建设，从而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从国际共运史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对时代主题的研究与判断是无产阶级制定革命战略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的行动指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义上的时代研究从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发展并不断暴露其生产关系局限性、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合理性还没有丧失，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是十分强大，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以及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乃至为正在到来的世界革命做准备是工人阶级的正确的奋斗方向与任务。不过在列宁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明确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角度阐述时代的内容，经典意义上的时代概念是列宁提出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换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危机正在迫近，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出现重大机遇的时期。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的事实，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做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也由此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4]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仅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列宁关于时代的认识和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列宁的时代观。
斯大林基本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但他对列宁的时代观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重新认识时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如果说二战之前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引发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将这些过程总结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随着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朝鲜战争的胜利、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等则表明一个新的时代的特征，即和平与发展的特征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東西方矛盾的日益突出，斯大林再度提出和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5]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斯大林对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行动。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在分析世界形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战略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抗阵营；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阵营只能以苏联为首；资本主义已陷入全面、深刻的总危机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将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获得全胜。”[6]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对抗性、扩张性和封闭性为特点的斯大林对外关系战略，这一战略把苏联的国民经济进一步拉入了扩军备战、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深渊”，使得苏联畸形的军事化经济更加畸形，成为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教训十分深刻。
与斯大林对时代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关于战争与和平判断上的失误，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建国前后，受到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取得胜利的鼓舞、美苏冷战的展开、两大阵营的形成、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较为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在国内革命时期与帝国主义不断斗争的思想，坚定了他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向国际发展的认识，中国开始了长期奉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他认为只要是革命，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一种相互援助的关系。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消灭的世界里，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是国内政治的任务，也是国际政治的任务，中国外交必须是革命外交，只有革命外交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才能尽到共产党人的责任。毛泽东坚持世界处于资本主义走向危机、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的时代、世界大战的危险严重存在的基本判断，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反对苏联政府的对美缓和的思想，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二战结束的十年后，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党却进一步做出了违背时代潮流的加紧备战积极支援世界革命和争取当头等重大决策。中国的对外交往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保障新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同时，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外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不认同国际社会的部分共识与国际规范，因此，失去了许多发展自身和国际交往的大好机遇，既没有真正地达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目标，也没有把自身的祖国建设好，这种国际关系思想与外交路线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与错误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必须与时俱进，实现当代化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義的时代观。
邓小平复出时的世界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美苏冷战仍在进行，但此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首先，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次，抑制战争的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国际政治格局较之建国初期出现了重大变化，西欧、日本成为与美国并列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同美国展开了竞争与反控制斗争，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增强，它们并不希望爆发战争。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巨大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战略力量。邓小平敏锐的发现，科技革命与经济竞争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军事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大大削弱了通过军事力量与战争手段追求国际地位的传统思维；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是资本主义大国追求世界霸主的主要手段，它们转而采取经济竞争、和平演变和制度竞争的政策以谋取战略优势。邓小平于1985年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战略判断。
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认识与把握凝聚了邓小平本人理论创新的心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和平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平本质是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最终要反映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发展问题，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政治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7]邓小平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带全球战略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另一个就是发展。邓小平将发展问题上升到全球性战略的高度，提升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和发展。
三、 邓小平时代观的具体化：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运用与发展
邓小平时代观的精髓即在于把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同国际国内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内涵。
（一）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和平共处”是一种“武装共处”。
邓小平对和平问题的论述往往与发展问题相互连接、密不可分，但其和平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运用与发展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然后再向东欧、北美和全世界推进。那时所认识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要相对简单得多，即两者主要是一种前后相继的代替关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如何并存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没有预料到的。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首先爆发，而世界革命与俄国革命遥相呼应的局势并未出现时，回答并正确处理两种制度的关系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就历史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果断地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正确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现实，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毛泽东更多地是以对抗与斗争地方式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斯大林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之中，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革命的倾向，加之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中，以及根深蒂固的“暴力输出革命”的世界革命战略思维，和平共处对苏联而言只是一种短暂的和平和权宜之计，甚至在战后苏联的国家安全形势出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仍然进一步强化斯大林模式这一备战型体制，与美国展开冷战，没有抓住并争取与美国的和平共处、进而利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根据经典作家关于取得革命胜利后要对外实行和平政策等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重大发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得到广泛运用，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与斯大林不同的是，和平共处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毛泽东多次声称，“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8]“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9]“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10]但由于建国后国家安全长期面临严峻的形势，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后与美苏同时对抗，加之文革的爆发，和平共处这一外交原则受到“世界革命”路线的冲击和影响，没有继续贯彻下去。“在一段时期内，‘和平共处’政策被‘武装共处’政策所代替，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外交的正常进行。邓小平复出后很快就恢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外交中的指导地位。”[11]
（二）邓小平时代的“和平共处”是一种“竞争共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内政和外交两个理论维度开拓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新境界。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把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转化到用于处理一个国家的内部两种制度的关系问题，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未实践过的。“一国两制”构想没有局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范畴，而是从中国面临的实际出发，在充分考虑到国家阶级性的同时，还兼顾到国家的社会属性、民族属性以及国家的整体利益问题。实行“一国两制”后，国家不仅是代表和维护大陆广大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且是代表和维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某些非劳动者阶级、一切爱国者阶级、阶层的利益和工具，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和工具。这种在一定时期国家具有特殊本质的特征，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一般理论。允许两种制度存在于一个国家，这就要求国家既要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一定区域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存在一种经济基础及为之服务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的一般国家职能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国家机构主要是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形式。在实行“一国两制”统一的国家里，单一制的主体没有改变，即全国有一个统一的主体机关，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政府。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制，复合制的某些因素包括其中。它在保证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突破了原来单一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政府的权利范围，甚至远远超出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内行政单位所享有的权利，台湾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等。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带有某些复合制国家特征的新型的國家结构形式，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这一科学构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顾到各方利益，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与发展，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实践，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不能共存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理论是内政理论的延伸，似乎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12]在邓小平理论体系里面，一球两制与一国两制是这种自然延伸的关系， 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13]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在这里邓小平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来取代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条约组织等传统原则。“从国家阶级实质看，当今世界存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用‘一球两制’概括之。”[15]“一球兩制”或“一球多制”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比推行资本主义的“一球一制”的模式要好得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生命力就在于承认多制并存，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简言之，在邓小平关于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中，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再次得到了理论升华，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囿于传统的国家关系处理上，那么在邓小平的理论视野中，则将两种制度国家的关系上升到全球公共事务的处理及未来国际秩序、“国际机制”[16]等国际政治文化的建构层面，再次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8、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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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理论》（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250页。
[9]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