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敲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全世界都为此庆祝。如今五年过去了，世界正处于一种不确定性持续加深的状态。战胜新冠疫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大流行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以及债务增加的浪潮。地缘政治格局同几十年来一样支离破碎。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通过贸易实现更深层次全球一体化的前景正在逐渐消失。
　　尽管如此，仍有一点是确定的：气候危机和坚持《巴黎协定》的必要性，是我们实现全球经济“脱碳”的唯一路径。尽管该协定最初受到质疑，但其主要机制正证明了其效率和效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制定政策的参照点。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正在制定与这一宗旨相一致的目标。
　　随着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临近，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其气候规划，锁定2030年的减排目标。在政治上，世界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引发了负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部门意识到，“脱碳”是未来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2020年，在中国、日本、韓国和欧盟雄心勃勃的新净零排放承诺之后，拜登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这些都标志着全球规划的决定性转变。2021年，七国集团（G7）峰会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都可以将气候政策制定（不仅仅是绿色金融）作为全球议程的中心议题。每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国已经制定了净零目标，因此需要相应提高2030年目标的基准。例如，欧盟需要在2030年前将净排放量减少55%，以实现其2050年的目标。
　　除了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最新进展外，更广泛的经济趋势和非国家行动者的动员为气候行动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自2015年以来，承诺剥离化石燃料的资产增加了22000%，许多大型跨国公司也承诺按照《巴黎协定》进行减排。
　　此外，各城市、地区、公司和金融机构正越来越多地在气候行动方面展开合作，这意味着一些国家可能会超额达成其国家气候目标，而其他国家（如巴西和美国）则会回到正轨。这些努力都得到了基层民众对气候行动的大力支持。民调显示，即使在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气候变化，并希望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地球。
　　这些压力正在形成良性循环。净零排放承诺不是纸上谈兵，而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推行《欧洲绿色协议》的过程中，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碳边界调整机制，为来自欧盟外的某些进口产品设定碳价格。这一机制将通过与贸易伙伴的密切接触来发展，并可能成为一个新合作时代的开始，因为其他致力于实现净零目标的国家将不得不推动本国工业实现脱碳。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现在是领导者推动这些计划越过终点线的时刻。新一届美国政府应当在全球应对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仅靠美国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这个全球领导权日益分散的时代，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国际社会的下一个里程碑式行动将出现在G7、G20和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它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