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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需要老师尽心尽力付出，可是经常出现付出了，并不见得有回报的现象。教师在课堂中努力，可学生的成绩不见提高，于是教师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种自嘲说明老师教得疲惫，教得不幸福。那么衡量课堂教学高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第一，教学目标的指向性。整个课堂教学工作是从确定教学目标开始的，明确的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是教师专业活动的灵魂，是教师每堂课努力的方向。教师在教学中不能跟着感觉走，课堂要严谨不能随意。
如讲《鸦片战争》这节课的主旨：一个“悲”字当头，一条线索“悲歌之因——悲歌之痛——悲歌再起”，围绕“悲痛”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痛定思痛让学生认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如讲《甲午战争》，一个“愤”字当头，一条线索“郁闷—愤恨—抗争—觉醒”，围绕“激愤”引导学生认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资格管理中国的事，凡是中国人就应该管理中国事，唤醒国人民主民族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
第二，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教学不是唱独角戏，教学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单项传递的过程，单项接受的知识是老师硬塞给学生的，既不利于学生消化，更不可能长久存留在学生记忆深处。
老师们经常抱怨学生不用心，刚讲完就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老师们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你讲的知识对学生有用吗？能引起学生共鸣吗？能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吗？为什么听百家讲坛，听袁腾飞讲历史的人不犯困，因为枯燥无味的知识在他们那一加工，就活灵活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老师要研究教材，关注学生的心理认知水平，一定要把枯燥无味的知识转化为学生乐于接受的。
如讲《辛亥革命》，本课政治色彩较浓，对昔日革命过程没有描述，教材把激情的能引起学生共鸣的细节都删了，而让学生体会辛亥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是20世纪引起中国社会巨变的革命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老师讲课时补充一些遗失的故事，重新拾回一些久违的感动，尤其情感的激发是不可或缺的。我借用革命家陈天华遥寄血书的故事，即他奋笔疾书《猛回头》、《警世种》小册子，激励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最后甚至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的事迹，营造气愤的氛围，激起学生的探究学习欲望。
第三，教学问题设计的层次性。“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教师就有一千种课堂教学”。要讲好一节课，老师必修精心设计。大到课堂整个流程，知识点与知识点间衔接，小到不同层次学生该设计什么样的问题，只有课前这些工夫做到位，让课堂真的动起来，才能获得意想中的效果。
如讲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取，可能有学生会问，为什么袁世凯能窃取革命果实？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从袁世凯身上找原因，这样思考是对的，但不全面，我们还要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袁世凯是否有能力窃取？袁世凯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立宪派和旧官僚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资产阶级能否守住革命成果？最后上升到高层次，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有花无果，恨悠悠”的革命？“有花”指什么？“无果”又指什么？遗憾由谁弥补？这些问题层层递进，使学生理智受挑战、潜能被激发，变沉重的话题为学生易于接受的，变沉甸甸的书本知识为学生所有，为学生所用，打开他们的心智之门，让他们乐于探究、勤于思考，百学不厌。
第四，教学理念的时代性。关注教育的改革者大概都知道风靡华夏的洋思模式和杜郎口模式。洋思模式的教学理念是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学生的学。先学后教，以教导学，以学促教。杜郎口模式要求把课堂绝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老师仅用极少时间，占课堂10分钟进行“点拨”，甚至老师基本不讲。洋思模式和杜郎口模式就课堂教学改革体现出的一个共同核心是：教师课堂少讲或不讲。于是，老师的“讲”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今又流行“对分课堂模式”，要求老师先讲，学生后学，给学生留足思考解决问题的空间时间。其实不管流行哪种模式，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新课改背景下，我们反对“以知识为中心”和没有交流、没有互动的“满堂灌”，并不是不要老师的“讲”，而是对老师的“讲”提出更高要求。老师要讲在重点关键处，讲在知识概括处，讲在思维提升处。一堂没有老师精要讲述和适时点拨的课是缺少广度、深度的。当然，如果忽视学生学的过程，过分强调学生绝对顺从老师，老师叫什么，学生学什么，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导致学生学习主体意识缺失。因此，教师要由学生的权威者变为学生的伙伴，在与学生心灵的碰撞、情感交流中完成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的来说，课堂教学最后落在三个字上：实、新、活。课要讲得实在，花架子不能太多，不能让形式冲淡内容；课的重难点要突出，老师尽可能精讲少讲；课要讲得不落俗套，要有创新，不能就文本讲文本，要教会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大新知识量输入，很好地借助网络让学生动起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教师要根据学情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让课堂始终处于灵动状态。只有在教学中科学落实这三个字，课堂才能有效和高效。
第一，教学目标的指向性。整个课堂教学工作是从确定教学目标开始的，明确的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是教师专业活动的灵魂，是教师每堂课努力的方向。教师在教学中不能跟着感觉走，课堂要严谨不能随意。
如讲《鸦片战争》这节课的主旨：一个“悲”字当头，一条线索“悲歌之因——悲歌之痛——悲歌再起”，围绕“悲痛”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痛定思痛让学生认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如讲《甲午战争》，一个“愤”字当头，一条线索“郁闷—愤恨—抗争—觉醒”，围绕“激愤”引导学生认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资格管理中国的事，凡是中国人就应该管理中国事，唤醒国人民主民族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
第二，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教学不是唱独角戏，教学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单项传递的过程，单项接受的知识是老师硬塞给学生的，既不利于学生消化，更不可能长久存留在学生记忆深处。
老师们经常抱怨学生不用心，刚讲完就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老师们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你讲的知识对学生有用吗？能引起学生共鸣吗？能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吗？为什么听百家讲坛，听袁腾飞讲历史的人不犯困，因为枯燥无味的知识在他们那一加工，就活灵活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老师要研究教材，关注学生的心理认知水平，一定要把枯燥无味的知识转化为学生乐于接受的。
如讲《辛亥革命》，本课政治色彩较浓，对昔日革命过程没有描述，教材把激情的能引起学生共鸣的细节都删了，而让学生体会辛亥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是20世纪引起中国社会巨变的革命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老师讲课时补充一些遗失的故事，重新拾回一些久违的感动，尤其情感的激发是不可或缺的。我借用革命家陈天华遥寄血书的故事，即他奋笔疾书《猛回头》、《警世种》小册子，激励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最后甚至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的事迹，营造气愤的氛围，激起学生的探究学习欲望。
第三，教学问题设计的层次性。“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教师就有一千种课堂教学”。要讲好一节课，老师必修精心设计。大到课堂整个流程，知识点与知识点间衔接，小到不同层次学生该设计什么样的问题，只有课前这些工夫做到位，让课堂真的动起来，才能获得意想中的效果。
如讲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取，可能有学生会问，为什么袁世凯能窃取革命果实？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从袁世凯身上找原因，这样思考是对的，但不全面，我们还要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袁世凯是否有能力窃取？袁世凯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立宪派和旧官僚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资产阶级能否守住革命成果？最后上升到高层次，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有花无果，恨悠悠”的革命？“有花”指什么？“无果”又指什么？遗憾由谁弥补？这些问题层层递进，使学生理智受挑战、潜能被激发，变沉重的话题为学生易于接受的，变沉甸甸的书本知识为学生所有，为学生所用，打开他们的心智之门，让他们乐于探究、勤于思考，百学不厌。
第四，教学理念的时代性。关注教育的改革者大概都知道风靡华夏的洋思模式和杜郎口模式。洋思模式的教学理念是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学生的学。先学后教，以教导学，以学促教。杜郎口模式要求把课堂绝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老师仅用极少时间，占课堂10分钟进行“点拨”，甚至老师基本不讲。洋思模式和杜郎口模式就课堂教学改革体现出的一个共同核心是：教师课堂少讲或不讲。于是，老师的“讲”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今又流行“对分课堂模式”，要求老师先讲，学生后学，给学生留足思考解决问题的空间时间。其实不管流行哪种模式，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新课改背景下，我们反对“以知识为中心”和没有交流、没有互动的“满堂灌”，并不是不要老师的“讲”，而是对老师的“讲”提出更高要求。老师要讲在重点关键处，讲在知识概括处，讲在思维提升处。一堂没有老师精要讲述和适时点拨的课是缺少广度、深度的。当然，如果忽视学生学的过程，过分强调学生绝对顺从老师，老师叫什么，学生学什么，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导致学生学习主体意识缺失。因此，教师要由学生的权威者变为学生的伙伴，在与学生心灵的碰撞、情感交流中完成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的来说，课堂教学最后落在三个字上：实、新、活。课要讲得实在，花架子不能太多，不能让形式冲淡内容；课的重难点要突出，老师尽可能精讲少讲；课要讲得不落俗套，要有创新，不能就文本讲文本，要教会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大新知识量输入，很好地借助网络让学生动起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教师要根据学情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让课堂始终处于灵动状态。只有在教学中科学落实这三个字，课堂才能有效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