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未婚姐妹是中国传统大家庭中暂时的和边缘的成员,当她们出嫁后便不再需要承担包括父母老年保障在内的对出生家庭的任何责任。为了大家庭的利益,在父母的主导下存在兄弟对未婚姐妹的家庭劳动搭便车以增加教育产出和提高收益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大家庭中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未婚姐妹增加了兄弟考取功名的概率;因为古代女性普遍早婚,未婚姐妹的正效应主要由未婚妹妹驱动;未婚姐妹对兄弟的生育产出也存在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因为家庭身份的差异,哥哥同样也会增加弟弟的教育产出,而弟弟对哥哥却没有相应的影响。
【机 构】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未婚姐妹是中国传统大家庭中暂时的和边缘的成员,当她们出嫁后便不再需要承担包括父母老年保障在内的对出生家庭的任何责任。为了大家庭的利益,在父母的主导下存在兄弟对未婚姐妹的家庭劳动搭便车以增加教育产出和提高收益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大家庭中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未婚姐妹增加了兄弟考取功名的概率;因为古代女性普遍早婚,未婚姐妹的正效应主要由未婚妹妹驱动;未婚姐妹对兄弟的生育产出也存在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因为家庭身份的差异,哥哥同样也会增加弟弟的教育产出,而弟弟对哥哥却没有相应的影响。
其他文献
后真相事件的生成因素主要包括受众的信息获取渠道、网络舆论氛围、网络舆论空间包容异议程度、受众追寻真相意愿和不同意见的非理性或情绪化表达。后真相事件的生成机制是:个人从不同信源获取信息,非权威来源信息可能加剧个人情绪化;网络舆论氛围会对个人判断产生影响,特别是以情感为导向的网络舆论通过不断扩散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使得网民基于自己的立场、信仰、价值观尤其是情感因素,不愿意接受他人不同观点,从而助长情绪化言论的蔓延。而不被“沉默的螺旋效应”作用的网民则迫切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他人听见,表达异议时呈现出
薪酬激励塑造了管理层的行为动机和决策方式,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我国股权激励的双重行权限制特征,考察行权时间约束和行权业绩考核对股权激励风险承担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具有风险承担效应,但仅存在于行权时间约束较长和业绩考核适中的样本中,时间约束过短和业绩考核严苛的激励计划反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两类行权限制条款存在交互作用,行权时间约束不仅能强化业绩考核适中时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还能缓解业绩考核严苛时股权激励的风险规避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务
国家出版基金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国家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基金,于2007年正式设立,坚持“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优秀文化,推动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宗旨,主要资助优秀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国家出版基金在推动精品出版和文化繁荣方面发挥了标杆引领和典型示范的作用,对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以下根据国家出版基金网站发布的2011—2020年年度立项情况,就项目数量、分类、选题等做如下分析。
1897年8月,流落海外的孙中山几经周旋终于在日本横滨落脚,不谙日语的孙中山唯有借助笔谈与日人交流。宫崎滔天作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名外国友人,亦主要通过笔谈与孙中山交流。长期以来,宫崎滔天家藏笔谈残稿被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孙中山与宫崎二人所书之物,事实上,却有第三人即宗方小太郎的参与。通过校勘笔谈残稿文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1)1897年8月后,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平山周也参与其中;(2)1897年11月孙中山的笔谈对象不是宫崎滔天,而是宗方小太郎;(3)依据笔谈中出现的人物、地点、时
古文字资料真实地保留着上古汉语文字构形、形义关系、辞例方面的原貌,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如下启示:古文字构形证据为训释词义提供线索;古文字形义关系为训释词义提供参证;出土文献辞例为判定词性和词义框定范围。处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的当代,积极运用古文字资料进行上古典籍词汇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着眼于异读配对,上古汉语至少有“通格/作格”“主格/宾格”“主方/客方”三种与形态相关的运作模式:(1)状态动词按“通格/作格”模式运作,其中作格论元是标记项,该标记“互指”于动词,遂导致动词读音由浊变清或附加*s-等前缀。(2)动作动词在增带非受事宾语时变读去声,这个去声标记动词的增价功能,新增一个非受事论元,该论元通常置于紧挨动词的近宾位置,在动作动词背景下恰巧形成“主格/宾格”的句法运作模式。(3)另有一些动作动词按“主方/客方”模式运作,即同一动作、行为、事件分别从控制度高的要素(主方)、控制度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针对国内外语院校在教育教学中偏重外语对象国的语言文化教学,而学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限,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足等问题,根据外语学院学生的特点,多措并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扎实推进“固本”和“筑魂”工程。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因口语交流不畅,朝鲜文人多假借笔谈方式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近年新发现的中国文人刘大观在1799年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不同于收录于“朝天录”“燕行录”文献中的笔谈整理稿,而是珍贵的笔谈原纸。该手卷不仅有助于揭示中朝文人在进行笔谈时的用纸、书写方式、敏感话题的涂抹毁弃、时间题署等笔谈稿形制,还可以借此考察笔谈稿的流传、誊录编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口头交谈的特殊史料,笔谈文献虽
2020年4月17日,“商业与社会中的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usiness&Society)”线上研讨会举行。来自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以及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的24名教职人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在开场致辞中表示,在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院校之间保持密切沟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亚当·斯密和约翰·罗尔斯分别是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和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为功利主义者,斯密在社会经济领域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法律政治领域借助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理论,引出无偏正义法则;当效率和公平发生冲突时,他主张效率优先,但是仍然希望达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作为新社会契约论者,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主张差别原则,在社会经济领域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权益,提出双重理性假说,借助原始位置和无知之幕假设,引出向最少受惠者倾斜的有偏正义原则,推崇人人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