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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色化”是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在教育领域也有同样的表现。本文选取程湘帆为个案，通过对他的教育生平、“本色化”理念以及“本色化”所遇到的注册和宗教教育这两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勾勒作为中国人，他要努力捍卫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作为基督徒，他也要捍卫其基督化信仰，这种两难的境地揭示了“本色化”在1920年代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程湘帆，基督教教育，本色化，1920年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69—05
1920年代关于“本色化”的论调，几乎高唱入云，俨然为中国基督教界一时之主流，而在教育领域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尽管如此，基督教教育事业为西方差会所控制的局面并未有根本的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的中国教会不能担负起基督教教育的庞大支出。“自治、自传、自养”是实现本色化的必经途径，中国教会则经历了很久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如同华人教会领袖将实现中国教会的完全本色化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一样，教育领域的本色化也是华人教育家的夙愿。在这中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副总干事程湘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文以程湘帆的基督教教育理念和活动为个案，探讨1920年代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取向。
一、程湘帆：作为教育家的生平
程湘帆，字锦章，安徽芜湖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二十日。早年丧父，靠母亲养育成人，曾就读私塾。13岁进入江苏镇江福音书院，半年后，由于该院停办，于是转入南京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的前身)。1907年中学毕业后，任安徽宁国府中学堂英文教员。1909年再次进入金陵大学学习，1913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中学部教员，次年任武昌陆军学校英文教员。1917年返回南京，任金陵中学国文科主任。
三年后，如同当时诸多知识青年一样，他也踏上了留洋之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主修教育学。1922年在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师范学校教员证书之后，他毅然回国，出任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和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1923年秋，他离开南京，出任安徽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省师范学校督导专员，以及各地暑期讲习班讲员。关于其在安徽省政府教育厅短暂服务的原因，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为在东南大学教授“中国教育行政学”课程“得些实地经验来作教授资料”。程湘帆在他的书中说“在这一年内，除办理行政事物，解决行政问题外，我又参考了许多不易得着的文件，参加了各种教育会议”。《中国教育行政》一书的问世，便是与其在安徽省教育厅的从政经历有关。
1924年9月，他辞去安徽的工作，前往上海，受聘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副总干事，并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吴哲夫邀请他出任教育会副总干事一职的。吴哲夫是巴敦调查团成员，曾参与起草巴敦调查团报告书，此时正在教育会担任副总干事，邀请程湘帆进入教育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贯彻报告书所倡导的“更有效率、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基督教教育目标。“实现之第一步就是约程湘帆君到会研究、调查及办理教会学校中国化的问题”。很显然，程湘帆的宗教背景(中华圣公会)和工作阅历是他出任此职务的重要原因。除了在教育会任职之外，他也积极的参与其他教育、教务活动。他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公民教育组成员，在1928～1929年之间，他也是好几期《教务杂志》的编委。
在1920年代，程湘帆发表了很多有关教育学的文章，不仅仅在基督教刊物当中，也散见于各大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作为其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达，他也出版了几本有关教育学的专著，如《小学课程概论》《教学指导》《演讲学》《中国教育行政》《当前基督教教育之三大问题》等，得到当时教育家的好评。他的教育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小学教育问题的探讨，这在他所办的刊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进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编辑出版一份中文刊物。在他的努力之下，《教师丛刊》于1924年10月出版，主要就是关于小学教育问题的。在该刊第一卷第一号，程湘帆发表了一篇文章《教师丛刊编辑之目的及其办法》，文章中他清楚地指出，该刊的目的是为“联络全国教师，研究小学教育问题”。他解释说，通过《教师丛刊》，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可以帮助全国基督教小学教师达到：“一、了解国家教育的宗旨和设施的标准；二、了解基督教教育的真精神；三、了解全国基督教小学的大计划；四、了解小学教育上的新学理、新教具、新教材；五、引起对教育文学上的兴趣，而增加知识上的欲望；六、引起全国教师在指导上、管理上、教授上的合作研究，以求全国基督教小学的改进”等六点具体目标。
该刊的内容，规定每期为一专号，专门讨论小学教育上的某一问题。自1924年10月第一号开始至1927年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一共讨论了小学教育中的11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号、小学课程号、小学国语教学号、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号、公民教学号、小学算术教学号、小学历史教学号、小学宗教教学号、小学自然科教学号、小学卫生教学号、小学艺术教学号。这些不同的专号，通常首先介绍不同课程的要领，然后提供课程的大纲、介绍教学方法和一些建议计划，包括基督教学校的具体学习时间表。因此，程湘帆指出，《教师丛刊》的出版，标志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贡献于全国基督教小学同仁的开始”。其中第一至七号是由程湘帆担任主编，第八号、第十号分别由缪秋生和宓爱华编辑，第九、十一、十二合刊由张伸编辑，程湘帆校正的，也就是说《教师丛刊》自始至终的整体格调与布局都是程湘帆定下的，这份刊物也就很好地体现了以程湘帆为主的整个编辑群的教育理念，直至1927年夏天，当程湘帆离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时，《教师丛刊》也以停刊而告终。
长达450页的专著《中国教育行政》，代表了他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成就，也为他赢得了学者的声誉。在该书的序言当中，他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目的是要引导中国教育家：“一、明了今日一般教育行政之趋势及本国教育行政的政策；二、了解本国教育行政制度之沿革及今后问题；三、了解本国教育设施之情况、法令、标准及改进计划；四、觉悟本人将来在教育行政上之地位及拥护、贡献、改造之必要。”在这本书中，他系统的探讨了涉及中国教育行政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全书用26章的篇幅集中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中国教育行政之背景”“中国教育行政之机关”“学校系统与教育设施”“教育人员之意义”“教育行政之问题”。这本书是1920年代少有的几本有关教育行政问题的专门研究的著述之一。
二、程湘帆的本色化教育理念
如果说程湘帆在教育学上的成就可以概括为“更有效率”的话，那么在1923年之后的这段时间，他主要关怀 的则是“更中国化”，通常“更中国化”是对“本色化”在教育领域的特殊表达。
程湘帆本色教育理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巴敦调查团报告书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服务国家。“首以保存国粹而发扬光大之，次则消极的矫正社会遗传上的弱点”。具体而言，基督教教育“是力求适合国家进步之需要的，并不是宣传宗教的教育。是保存国民性中之优点，非摧残国民性的。是吸收西方民族之长处，以补我们所不及，不是造就外国国民之教育”。
程湘帆的民族主义情感，自然而然地导致其对中国基督教教育本色化的强调。由于正值非教期间，外界对于基督教学校的认识颇有分歧：一部分人从民族性出发认为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外国色彩太重，外国化太重，教育当局与学校行政教授上的重要人员大半皆是外国人”，以至于这些基督教学校称为“外国教会的学校，外国人的学校”更适合一些。另一种则从教育性人手，认为由外人主理的基督教学校成就显著，适合中国特殊的需要，也可为中国学校的发展提供参考。程湘帆则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学校是以中国人为中心所办理的中华基督教私立学校，不是外国学校，因为外国人举办的教会学校是为外国人和各该政府的利益所办的学校，以及施行文化侵略或政治侵略的外国学校。为了消除基督教学校外国化倾向，他主张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应当与帝国主义分离开来，凡是不平等条约当中涉及保护教民条款的内容，都应该放弃。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是他在教育会任职期间主编的第二份刊物，这也成为他表达本色化教育理念的重要阵地。在其他编辑的帮助之下，程湘帆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当时基督教教育界最为重要的一份中文刊物，也是教育会的重要喉舌。该刊于1925年3月开始发行，在每期的封面上都会印有刊物的四条原则：贯彻基督教教育之中国化，发挥基督化教育之真精神，宣布科学的各项教育方法，交通中西的各项教育意见。很显然，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是放在首位的。
程湘帆的本色教育理念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以华人为主管理基督教教育事业，可以消除人们将基督教教育看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以及因此而对教育事业所造成的伤害，甚至可以表明基督教教育不会摧残国民性。第二，基督教教育是基督教事业的核心，是教会的生命，基督教学校决定着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如果本色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目标，那么收回传教士经营的事业就是必经的一步。“中国教会不欲收回西国差会经营的事业则已，否则必从教育始。因为没有中国的教会学校，造成中国教会需要之领袖人才，和一般供给教会经济，建设教会基础的人物，则理想上本色教会将永无实现之日”。
程湘帆认为，当前中国的基督教教育正处于过渡时期，由外国传教士主导的时期过渡为华人信徒主导的时期，这一趋向是由外国差会自己发动并推行的。在他看来，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权力的恢复，也意味着中国信徒在财政上和管理上尽责任的开始。他告诫读者注意这样的问题：现在差会办理的教育事业，大学与专门学校三十所以上，中等学校三百余所，小学更是数千余所，收回后的责任将如何应付?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建议组成一些教育管理委员会作为指导和监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机关。各个宗派要组织自己的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会也要联合组织教会联合管辖部，去决定各个地方的教育方针，每个大学及规模宏大的中学应特别组织校董会去决定各校的政策。同时，他还讨论了差会拨款的分配原则。他深知在本色化过程当中，会遇到财政和人才上的困难，因此他主张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当中暂时采取一种中外合作的管理方式，并在其指导之下去建设中外合作的基督教学校，中国人在机构当中应占多数。他建议说，为实现“更中国化”的目标，更多的华人信徒进入董事会，更多的华人参与学校管理，更多的华人教师，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化课程，这些都是必须的，但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人才之准备和经济之筹划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实在是我们经济困难，人才有限的时候”，“现在教会学校统全国言之，每年支出何止数百万元，服务人员即以西人论之又何止数千人。即能一旦以大力从心所欲收回一切，试问此数十万学生是否任失其学?”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人才和财政上的困难将严重地制约着“本色化”的进程，但他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本色化教育理想，他在《教育季刊》发刊宣言中，就对如何从差会手中收回教育权提出渐进式的步骤：“先求宗教行政与教育行政的分立，第二步则求学校管理、行政，及教授用中国人，一方改造其课程内容，使合现在中国的需要。务使宗教行政势力所及的学校，变为独立的私立学校；外国教会的学校，变为中国基督教的学校；外国布道士的学校，变为中国信徒设立的学校；外国色彩最重的教育，变为中国化的教育。”在他看来，收回教育权与本色化教育一脉相承。
三、本色化的现实境遇：注册与宗教教育
尽管以程湘帆为代表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家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他们难以挽救基督教教育的原有模式，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成为中国政府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难以忍受的现实。自晚清以来，这种压力就一直存在，至民国时期更呈加剧之势。1921年4月，北京政府颁布《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其中有四条是限制基督教教育的，包括“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份新的私立学校注册法令《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六条，程湘帆将这六条分为两大类，其中积极的方面有五条：“学校应冠以私立；校长或副校长应为本国人；若有校董会，多数为本国人；学校宗旨应依教育部之规定必须教育的；学校课程应依部定标准。”在消极的方面有两条：“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此时的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待私立学校的问题上则有更趋严格的限制。
政府的注册法令颁布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教育家能够接受甚至是支持多数的注册条款，但在个别条款，特别是限制宗教课程和仪式方面，存有分歧。作为中国人，他们希望自己热爱的基督教事业“更中国化”，而作为信徒，他们也不想放弃“更基督化”的理想。这种两难的境地制约着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的抉择，教会内的华人教育领袖、宗教界华人领袖、传教士和一般的平民信徒，都有不同的意见。192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形成决议，要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派出由五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教育部，就注册一事与有关官员进行商议。而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1925年9月，程湘帆就曾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刘廷芳、湖南基督教教育会会长赵运文三人前往教育部，与有关官员就注册和宗教教育的问题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注册中，最觉困难者为教授圣经问题”，“我们深信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需要，在养成一班基督化国民， 将来本基督的精神，服务于国家社会。故不得不教授圣经。加以学校所有经费皆由外国热心信徒捐来，假使不授宗教课程，唯恐摇动经费来源”。但政府方面坚持认为“现在教会学校内读书之学生，只有少数是基督教徒，设吾人一律令读圣经，似与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合”。可见，在注册过程中，宗教教育问题是双方争执的焦点。
程湘帆的主要舆论阵地就是他主编的杂志，《教育季刊》发刊宣言事实上就表明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捍卫宗教教育的权利。宣言指出：从信仰自由的原则来看，宪法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教育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基督教学校确实存在随意设学，不在政府注册，课程和学校设备未达国家标准等诸多问题；但基督教学校作为私立学校的一种，是在政府无力使得所有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的情况下实行的，因此政府应当制定积极的政策去引导私立学校，而不是用消极的政策去限制他们，牺牲私立学校的教育宗旨。他们要求政府应允许私立学校在实施国民教育标准，尊重国家主权之外，有自由试验的余地。从民主的原则来看，儿童在受统一的国民教育之外，有权自由接受个别的教育，如职业教育、信仰教育，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原则选择最圆满、最有价值，而不违反法律者教导之，直到独立为止。此外，由于基督教受宪法所保障，基督教团体与商业团体、买业团体和教育团体拥有相同的地位，他们有权设立学校培养宗教领袖，就如商业团体设立学校培养商业人才一样。由于程湘帆是这份刊物的主编，他在很多文章当中出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可以断定这份《发刊宣言》主要是由他主笔撰写的。
在宗教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政府，而且还有大力倡导非基督教的国家主义派。1925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作为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陈启天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限制机关社员资格案》，他提出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社章第四条增加以下条款：“教会学校及教会机关或其他外人所办之学校及团体不得为本社机关社员，其已入社者得暂加允许，但不得有董事被选举权。”其理由是：作为全国教育的领袖机关，中华教育改进社应当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教育应当由本国人自办，不宜许外人指导之教会学校或教会机关暗中操纵全国教育；董事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不应让外人和教会势力加入。陈启天的议案并没有得到大会的认可，其他的一些社员，如陈宝泉和总干事陶行知等人对陈启天的议案进行了一些修正，但也没有获得通过。
尽管如此，程湘帆对此事仍感不满，专门撰文去批评改进社内出现的这一议案。他说：国家主义派对基督教学校是“摧残国民性”“造就外国顺民”“养成不合社会需要之人才”“摧残学生爱国心”之类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教会学校增多，不啻任令他国人共管全国教育”之类的观点更是无稽之谈。国家主义派所提的议案是“凭一部分人目前之感情与血气”，“至于所宣传之收回教育权仅为宣传而宣传而已”。他指出，教会学校内颇有表同情于国家主义的，他们很努力的求进步，求爱国，事实上基督教学校本身已经为收回教育权做了很多实事(意指国家主义派渲染收回教育权流于空谈)。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攻击这一点的原因，实际上是源于外国的“教育返俗”运动，“但外人之主张系推翻公立学校或由公家补助之学校内教授宗教，所有私人设立之私立学校及不受公家补助之学校仍得根据其‘信教自由’的原则，以本人所信仰之宗教，教授同教之子女，并举行他们生活上所需要之宗教仪式”。他坦承现在一部分学生进入教会学校的原因，是由于教会学校比公立学校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而不是为了信仰，所以为了满足这部分学生的公道和利益，教会学校也在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去处理教授宗教和宗教仪式的问题。
注册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以教会学校宗教课程选修这种调和的形式出现，多数学校也在1927年开始注册立案。然而，随着国民革命的节节胜利，基督教教育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自1927年开始，国民政府要求在所有学校当中推行“党化教育”(又称“三民主义教育”)，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思想，服从国民党的统治，基督教教育也受到了限制。尽管基督教学校面临着新的思想与制度上的困难，但基督教教育界在口头上却大多表示遵从。程湘帆在一篇展望1927年《教育季刊》的主张时，谈到党化教育问题，他说：“我们相信教育应当自由，且应绝对的自由。教育不自由，则学术无研究。于是真理无由发现，文明进步无由希望。”他认为基督教应当继续支持中国革命，基督教学校也有责任去教授“三民主义”及利于党的学理与实际，而不应宣传不利于党的思想及反革命的行动。但是，作为私立学校，国民政府不能要求其承认与公立学校相同的义务，比如规定学校训育主任必须由政府委派，教授社会学科的教员必须一年以上资格的党员，训育处的经费须当全校经费的十分之一，训育处责在宣传革命，监视学校不得教授宗教等，则是完全剥夺私立学校的自由，抹杀他们的特性。在另一篇文章当中，程湘帆试图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进行比较，他认为二者的区别是“一个是以个人与社会的得救为范围，一个是以民族国家的得救为范围”，但二者“可并行不悖”，“绝无不能相容之理”，基督教并不反对革命，基督化教育对党化教育无害，不仅如此，他们还能互相促进。现在之所以出现不相容纳的原因，他认为有两点，其一，仍以教会学校为外国人的教育机关，其二，仍以教会学校为专门实行宗教的机关。他再次呼吁，政府和国家主义者应消除对基督教教育的偏见，正确评价基督教教育对中国革新所作的贡献，按照民国以来约法和宪法所规定“信仰自由”的原则去对待它。
1927年夏，程湘帆辞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一切职务，出任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市市长，不久，由于健康原因，他返回上海休养。1928年夏，他应邀成为上海浦东中学的校长，直到1929年4月13日病故，年仅43岁，可谓英年早逝。他被人誉为有经验的教育家、杰出的著作家和基督徒教育家，在“改良国文”“提倡新学制课程”“谋求立案问题之解决”“创办杂志”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评述程湘帆在1920年代的思想和活动之时，不要忽视其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中国人，他要努力捍卫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作为基督徒，他也要捍卫其基督化信仰。这种窘境，来源于“更中国化”与“更基督化”在历史现实中的张力，也是整个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尴尬发展的写照。
[作者简介]张龙平(1980—)，男，安徽安庆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程湘帆，基督教教育，本色化，1920年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69—05
1920年代关于“本色化”的论调，几乎高唱入云，俨然为中国基督教界一时之主流，而在教育领域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尽管如此，基督教教育事业为西方差会所控制的局面并未有根本的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的中国教会不能担负起基督教教育的庞大支出。“自治、自传、自养”是实现本色化的必经途径，中国教会则经历了很久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如同华人教会领袖将实现中国教会的完全本色化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一样，教育领域的本色化也是华人教育家的夙愿。在这中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副总干事程湘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文以程湘帆的基督教教育理念和活动为个案，探讨1920年代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取向。
一、程湘帆：作为教育家的生平
程湘帆，字锦章，安徽芜湖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二十日。早年丧父，靠母亲养育成人，曾就读私塾。13岁进入江苏镇江福音书院，半年后，由于该院停办，于是转入南京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的前身)。1907年中学毕业后，任安徽宁国府中学堂英文教员。1909年再次进入金陵大学学习，1913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中学部教员，次年任武昌陆军学校英文教员。1917年返回南京，任金陵中学国文科主任。
三年后，如同当时诸多知识青年一样，他也踏上了留洋之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主修教育学。1922年在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师范学校教员证书之后，他毅然回国，出任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和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1923年秋，他离开南京，出任安徽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省师范学校督导专员，以及各地暑期讲习班讲员。关于其在安徽省政府教育厅短暂服务的原因，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为在东南大学教授“中国教育行政学”课程“得些实地经验来作教授资料”。程湘帆在他的书中说“在这一年内，除办理行政事物，解决行政问题外，我又参考了许多不易得着的文件，参加了各种教育会议”。《中国教育行政》一书的问世，便是与其在安徽省教育厅的从政经历有关。
1924年9月，他辞去安徽的工作，前往上海，受聘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副总干事，并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吴哲夫邀请他出任教育会副总干事一职的。吴哲夫是巴敦调查团成员，曾参与起草巴敦调查团报告书，此时正在教育会担任副总干事，邀请程湘帆进入教育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贯彻报告书所倡导的“更有效率、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基督教教育目标。“实现之第一步就是约程湘帆君到会研究、调查及办理教会学校中国化的问题”。很显然，程湘帆的宗教背景(中华圣公会)和工作阅历是他出任此职务的重要原因。除了在教育会任职之外，他也积极的参与其他教育、教务活动。他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公民教育组成员，在1928～1929年之间，他也是好几期《教务杂志》的编委。
在1920年代，程湘帆发表了很多有关教育学的文章，不仅仅在基督教刊物当中，也散见于各大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作为其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达，他也出版了几本有关教育学的专著，如《小学课程概论》《教学指导》《演讲学》《中国教育行政》《当前基督教教育之三大问题》等，得到当时教育家的好评。他的教育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小学教育问题的探讨，这在他所办的刊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进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编辑出版一份中文刊物。在他的努力之下，《教师丛刊》于1924年10月出版，主要就是关于小学教育问题的。在该刊第一卷第一号，程湘帆发表了一篇文章《教师丛刊编辑之目的及其办法》，文章中他清楚地指出，该刊的目的是为“联络全国教师，研究小学教育问题”。他解释说，通过《教师丛刊》，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可以帮助全国基督教小学教师达到：“一、了解国家教育的宗旨和设施的标准；二、了解基督教教育的真精神；三、了解全国基督教小学的大计划；四、了解小学教育上的新学理、新教具、新教材；五、引起对教育文学上的兴趣，而增加知识上的欲望；六、引起全国教师在指导上、管理上、教授上的合作研究，以求全国基督教小学的改进”等六点具体目标。
该刊的内容，规定每期为一专号，专门讨论小学教育上的某一问题。自1924年10月第一号开始至1927年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一共讨论了小学教育中的11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号、小学课程号、小学国语教学号、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号、公民教学号、小学算术教学号、小学历史教学号、小学宗教教学号、小学自然科教学号、小学卫生教学号、小学艺术教学号。这些不同的专号，通常首先介绍不同课程的要领，然后提供课程的大纲、介绍教学方法和一些建议计划，包括基督教学校的具体学习时间表。因此，程湘帆指出，《教师丛刊》的出版，标志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贡献于全国基督教小学同仁的开始”。其中第一至七号是由程湘帆担任主编，第八号、第十号分别由缪秋生和宓爱华编辑，第九、十一、十二合刊由张伸编辑，程湘帆校正的，也就是说《教师丛刊》自始至终的整体格调与布局都是程湘帆定下的，这份刊物也就很好地体现了以程湘帆为主的整个编辑群的教育理念，直至1927年夏天，当程湘帆离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时，《教师丛刊》也以停刊而告终。
长达450页的专著《中国教育行政》，代表了他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成就，也为他赢得了学者的声誉。在该书的序言当中，他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目的是要引导中国教育家：“一、明了今日一般教育行政之趋势及本国教育行政的政策；二、了解本国教育行政制度之沿革及今后问题；三、了解本国教育设施之情况、法令、标准及改进计划；四、觉悟本人将来在教育行政上之地位及拥护、贡献、改造之必要。”在这本书中，他系统的探讨了涉及中国教育行政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全书用26章的篇幅集中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中国教育行政之背景”“中国教育行政之机关”“学校系统与教育设施”“教育人员之意义”“教育行政之问题”。这本书是1920年代少有的几本有关教育行政问题的专门研究的著述之一。
二、程湘帆的本色化教育理念
如果说程湘帆在教育学上的成就可以概括为“更有效率”的话，那么在1923年之后的这段时间，他主要关怀 的则是“更中国化”，通常“更中国化”是对“本色化”在教育领域的特殊表达。
程湘帆本色教育理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巴敦调查团报告书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服务国家。“首以保存国粹而发扬光大之，次则消极的矫正社会遗传上的弱点”。具体而言，基督教教育“是力求适合国家进步之需要的，并不是宣传宗教的教育。是保存国民性中之优点，非摧残国民性的。是吸收西方民族之长处，以补我们所不及，不是造就外国国民之教育”。
程湘帆的民族主义情感，自然而然地导致其对中国基督教教育本色化的强调。由于正值非教期间，外界对于基督教学校的认识颇有分歧：一部分人从民族性出发认为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外国色彩太重，外国化太重，教育当局与学校行政教授上的重要人员大半皆是外国人”，以至于这些基督教学校称为“外国教会的学校，外国人的学校”更适合一些。另一种则从教育性人手，认为由外人主理的基督教学校成就显著，适合中国特殊的需要，也可为中国学校的发展提供参考。程湘帆则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学校是以中国人为中心所办理的中华基督教私立学校，不是外国学校，因为外国人举办的教会学校是为外国人和各该政府的利益所办的学校，以及施行文化侵略或政治侵略的外国学校。为了消除基督教学校外国化倾向，他主张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应当与帝国主义分离开来，凡是不平等条约当中涉及保护教民条款的内容，都应该放弃。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是他在教育会任职期间主编的第二份刊物，这也成为他表达本色化教育理念的重要阵地。在其他编辑的帮助之下，程湘帆把这份刊物办成了当时基督教教育界最为重要的一份中文刊物，也是教育会的重要喉舌。该刊于1925年3月开始发行，在每期的封面上都会印有刊物的四条原则：贯彻基督教教育之中国化，发挥基督化教育之真精神，宣布科学的各项教育方法，交通中西的各项教育意见。很显然，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是放在首位的。
程湘帆的本色教育理念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以华人为主管理基督教教育事业，可以消除人们将基督教教育看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以及因此而对教育事业所造成的伤害，甚至可以表明基督教教育不会摧残国民性。第二，基督教教育是基督教事业的核心，是教会的生命，基督教学校决定着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如果本色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目标，那么收回传教士经营的事业就是必经的一步。“中国教会不欲收回西国差会经营的事业则已，否则必从教育始。因为没有中国的教会学校，造成中国教会需要之领袖人才，和一般供给教会经济，建设教会基础的人物，则理想上本色教会将永无实现之日”。
程湘帆认为，当前中国的基督教教育正处于过渡时期，由外国传教士主导的时期过渡为华人信徒主导的时期，这一趋向是由外国差会自己发动并推行的。在他看来，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权力的恢复，也意味着中国信徒在财政上和管理上尽责任的开始。他告诫读者注意这样的问题：现在差会办理的教育事业，大学与专门学校三十所以上，中等学校三百余所，小学更是数千余所，收回后的责任将如何应付?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建议组成一些教育管理委员会作为指导和监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机关。各个宗派要组织自己的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会也要联合组织教会联合管辖部，去决定各个地方的教育方针，每个大学及规模宏大的中学应特别组织校董会去决定各校的政策。同时，他还讨论了差会拨款的分配原则。他深知在本色化过程当中，会遇到财政和人才上的困难，因此他主张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当中暂时采取一种中外合作的管理方式，并在其指导之下去建设中外合作的基督教学校，中国人在机构当中应占多数。他建议说，为实现“更中国化”的目标，更多的华人信徒进入董事会，更多的华人参与学校管理，更多的华人教师，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化课程，这些都是必须的，但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人才之准备和经济之筹划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实在是我们经济困难，人才有限的时候”，“现在教会学校统全国言之，每年支出何止数百万元，服务人员即以西人论之又何止数千人。即能一旦以大力从心所欲收回一切，试问此数十万学生是否任失其学?”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人才和财政上的困难将严重地制约着“本色化”的进程，但他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本色化教育理想，他在《教育季刊》发刊宣言中，就对如何从差会手中收回教育权提出渐进式的步骤：“先求宗教行政与教育行政的分立，第二步则求学校管理、行政，及教授用中国人，一方改造其课程内容，使合现在中国的需要。务使宗教行政势力所及的学校，变为独立的私立学校；外国教会的学校，变为中国基督教的学校；外国布道士的学校，变为中国信徒设立的学校；外国色彩最重的教育，变为中国化的教育。”在他看来，收回教育权与本色化教育一脉相承。
三、本色化的现实境遇：注册与宗教教育
尽管以程湘帆为代表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家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他们难以挽救基督教教育的原有模式，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成为中国政府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难以忍受的现实。自晚清以来，这种压力就一直存在，至民国时期更呈加剧之势。1921年4月，北京政府颁布《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其中有四条是限制基督教教育的，包括“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份新的私立学校注册法令《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六条，程湘帆将这六条分为两大类，其中积极的方面有五条：“学校应冠以私立；校长或副校长应为本国人；若有校董会，多数为本国人；学校宗旨应依教育部之规定必须教育的；学校课程应依部定标准。”在消极的方面有两条：“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此时的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待私立学校的问题上则有更趋严格的限制。
政府的注册法令颁布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教育家能够接受甚至是支持多数的注册条款，但在个别条款，特别是限制宗教课程和仪式方面，存有分歧。作为中国人，他们希望自己热爱的基督教事业“更中国化”，而作为信徒，他们也不想放弃“更基督化”的理想。这种两难的境地制约着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的抉择，教会内的华人教育领袖、宗教界华人领袖、传教士和一般的平民信徒，都有不同的意见。192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形成决议，要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派出由五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教育部，就注册一事与有关官员进行商议。而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1925年9月，程湘帆就曾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刘廷芳、湖南基督教教育会会长赵运文三人前往教育部，与有关官员就注册和宗教教育的问题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注册中，最觉困难者为教授圣经问题”，“我们深信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需要，在养成一班基督化国民， 将来本基督的精神，服务于国家社会。故不得不教授圣经。加以学校所有经费皆由外国热心信徒捐来，假使不授宗教课程，唯恐摇动经费来源”。但政府方面坚持认为“现在教会学校内读书之学生，只有少数是基督教徒，设吾人一律令读圣经，似与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合”。可见，在注册过程中，宗教教育问题是双方争执的焦点。
程湘帆的主要舆论阵地就是他主编的杂志，《教育季刊》发刊宣言事实上就表明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捍卫宗教教育的权利。宣言指出：从信仰自由的原则来看，宪法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教育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基督教学校确实存在随意设学，不在政府注册，课程和学校设备未达国家标准等诸多问题；但基督教学校作为私立学校的一种，是在政府无力使得所有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的情况下实行的，因此政府应当制定积极的政策去引导私立学校，而不是用消极的政策去限制他们，牺牲私立学校的教育宗旨。他们要求政府应允许私立学校在实施国民教育标准，尊重国家主权之外，有自由试验的余地。从民主的原则来看，儿童在受统一的国民教育之外，有权自由接受个别的教育，如职业教育、信仰教育，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原则选择最圆满、最有价值，而不违反法律者教导之，直到独立为止。此外，由于基督教受宪法所保障，基督教团体与商业团体、买业团体和教育团体拥有相同的地位，他们有权设立学校培养宗教领袖，就如商业团体设立学校培养商业人才一样。由于程湘帆是这份刊物的主编，他在很多文章当中出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可以断定这份《发刊宣言》主要是由他主笔撰写的。
在宗教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政府，而且还有大力倡导非基督教的国家主义派。1925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作为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陈启天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限制机关社员资格案》，他提出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社章第四条增加以下条款：“教会学校及教会机关或其他外人所办之学校及团体不得为本社机关社员，其已入社者得暂加允许，但不得有董事被选举权。”其理由是：作为全国教育的领袖机关，中华教育改进社应当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教育应当由本国人自办，不宜许外人指导之教会学校或教会机关暗中操纵全国教育；董事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不应让外人和教会势力加入。陈启天的议案并没有得到大会的认可，其他的一些社员，如陈宝泉和总干事陶行知等人对陈启天的议案进行了一些修正，但也没有获得通过。
尽管如此，程湘帆对此事仍感不满，专门撰文去批评改进社内出现的这一议案。他说：国家主义派对基督教学校是“摧残国民性”“造就外国顺民”“养成不合社会需要之人才”“摧残学生爱国心”之类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教会学校增多，不啻任令他国人共管全国教育”之类的观点更是无稽之谈。国家主义派所提的议案是“凭一部分人目前之感情与血气”，“至于所宣传之收回教育权仅为宣传而宣传而已”。他指出，教会学校内颇有表同情于国家主义的，他们很努力的求进步，求爱国，事实上基督教学校本身已经为收回教育权做了很多实事(意指国家主义派渲染收回教育权流于空谈)。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攻击这一点的原因，实际上是源于外国的“教育返俗”运动，“但外人之主张系推翻公立学校或由公家补助之学校内教授宗教，所有私人设立之私立学校及不受公家补助之学校仍得根据其‘信教自由’的原则，以本人所信仰之宗教，教授同教之子女，并举行他们生活上所需要之宗教仪式”。他坦承现在一部分学生进入教会学校的原因，是由于教会学校比公立学校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而不是为了信仰，所以为了满足这部分学生的公道和利益，教会学校也在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去处理教授宗教和宗教仪式的问题。
注册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以教会学校宗教课程选修这种调和的形式出现，多数学校也在1927年开始注册立案。然而，随着国民革命的节节胜利，基督教教育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自1927年开始，国民政府要求在所有学校当中推行“党化教育”(又称“三民主义教育”)，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思想，服从国民党的统治，基督教教育也受到了限制。尽管基督教学校面临着新的思想与制度上的困难，但基督教教育界在口头上却大多表示遵从。程湘帆在一篇展望1927年《教育季刊》的主张时，谈到党化教育问题，他说：“我们相信教育应当自由，且应绝对的自由。教育不自由，则学术无研究。于是真理无由发现，文明进步无由希望。”他认为基督教应当继续支持中国革命，基督教学校也有责任去教授“三民主义”及利于党的学理与实际，而不应宣传不利于党的思想及反革命的行动。但是，作为私立学校，国民政府不能要求其承认与公立学校相同的义务，比如规定学校训育主任必须由政府委派，教授社会学科的教员必须一年以上资格的党员，训育处的经费须当全校经费的十分之一，训育处责在宣传革命，监视学校不得教授宗教等，则是完全剥夺私立学校的自由，抹杀他们的特性。在另一篇文章当中，程湘帆试图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进行比较，他认为二者的区别是“一个是以个人与社会的得救为范围，一个是以民族国家的得救为范围”，但二者“可并行不悖”，“绝无不能相容之理”，基督教并不反对革命，基督化教育对党化教育无害，不仅如此，他们还能互相促进。现在之所以出现不相容纳的原因，他认为有两点，其一，仍以教会学校为外国人的教育机关，其二，仍以教会学校为专门实行宗教的机关。他再次呼吁，政府和国家主义者应消除对基督教教育的偏见，正确评价基督教教育对中国革新所作的贡献，按照民国以来约法和宪法所规定“信仰自由”的原则去对待它。
1927年夏，程湘帆辞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一切职务，出任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市市长，不久，由于健康原因，他返回上海休养。1928年夏，他应邀成为上海浦东中学的校长，直到1929年4月13日病故，年仅43岁，可谓英年早逝。他被人誉为有经验的教育家、杰出的著作家和基督徒教育家，在“改良国文”“提倡新学制课程”“谋求立案问题之解决”“创办杂志”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评述程湘帆在1920年代的思想和活动之时，不要忽视其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中国人，他要努力捍卫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本色化；作为基督徒，他也要捍卫其基督化信仰。这种窘境，来源于“更中国化”与“更基督化”在历史现实中的张力，也是整个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尴尬发展的写照。
[作者简介]张龙平(1980—)，男，安徽安庆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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