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海外华侨的慈善义举也是于自身的万难之中做出的，因而更加显得可贵。当时清政府念沿海各省人多地少，百姓生活维艰，经各省督抚奏准允许沿海各省民人出海，到南洋自谋生计。一时间一批又一批渔民罄其所有，背井离乡，搭乘片板出海。
　　大海喜怒无常，渔帆出海势弱如片叶，海浪滔天，小船被从几米高的浪尖上，忽地抛入浪谷，全船的人命悬一线，穷人们仍然乐此不疲，传说中的南洋似乎是极乐世界。海上的路程要走几天，在其中被葬身于海底的人和船不计其数。船民们前去的地方是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原荷属印度尼西亚。其中以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为最多。
　　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大批前去佣工的中国人被当地行政当局视为难民。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国破山河碎，1901年年底即将卸任出使大臣职务的吕海寰给清廷上了一份关于华侨的奏折，是血和泪的哭诉。国家已破，孤悬海外的赤子们完全失去了依靠，任人宰割。"查荷兰南洋各岛开埠最早，华民往彼谋生者亦最伙。而葛罗巴一岛尤为荟萃之区，寄民之华民不下五六十万人。"虽然国家已经残破，但是这些华工仍不愿丢掉大清国国籍。当遇到荷兰殖民地当局强迫他们改变国籍的时候，他们群起而反对，"被刖者几及十万人。杀戮之惨暗无天日。"叹我同胞何辜之有遭此毒手？不过是爱我中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已！"厥后苛政繁兴，种种凌虐，擢发难收。"华工被卖到烟草园、橡胶园里去，终日做工忍气吞声。被卖到锡矿去的华工终日站在水里采矿，矿主用的是最原始、最粗糙的方法，故华工染病最易，"死者枕藉。"吕海寰对此负疚难捱，"六十余万人徒受和人苛虐而不能拯之于水深火热之中，寤寐难安，臣心实为抱疚。"就是在这样受罪的情况之下，一闻中国国内有灾，大家便慷慨解囊。
　　光绪年间全国范围内闹灾，水旱灾、风灾、震灾连续不断，朝廷惊恐，以为用人不当、政策不妥不能保百姓之平安，致使上苍震怒。其中以山西的旱灾最为严重。特命办理赈灾事务大臣阎敬铭在奏章里勾勒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臣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陵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特命办理赈灾事务大臣阎敬铭所奏不过是揭惨状中之万一而已，更有人相食残惨不忍言者。
　　清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赈灾，包括减免税收、发放银两救济、缩减宫内开支、求雨、开粥厂、动员富人捐输，更重要的是派大员到华侨中去募捐。清廷所派大使借视察南洋各埠华民及其商务情况募捐。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次蒙朝廷特派专使，抚慰商民，以为奇荣。本使所至，衢市阗溢，家设香案，户悬国徽，结彩张灯，恭迎恩命。"使臣所到之处，即赴商会学堂演说，"万众环听，额手嵩呼，欢声雷动。"对祖国派来的亲人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和欢迎。对募捐给予了积极响应。
　　据新加坡《叻报》第4999号报道，同治年间福建同安人陈泰南下新加坡，时年20岁，在彼地从事黄梨业和木材加工业。"稍余汗积，则设肆懋，迁通其财货，朝而持筹，昼而握算，夜而会计，无讹而后即安。伯叔昆仲行，有自故乡来者，必详询宗祠卢墓里党姻亲，虽至家常琐屑，犹必强其倾吐，终宵不寐无倦容。"这段描述生动地体现了华侨身在海外心系乡梓的款款深情。陈泰在中国时事多艰、灾欠频仍的情况下，"迭输巨款动以万计。"得到了李鸿章、曾国藩的交章奏奖。朝廷授议叙道衔加三级、三代从二品封典的荣耀。
　　光绪朝中期新加坡华民已达十五、六万，华侨陈金钟为山西省赈灾捐款银十余万两。"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南洋各埠华侨李戴清等约集出洋经商华人，报效山东、江苏工赈银各二十万两，共银四十万两。创建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酒厂的张弼士在赈灾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光绪四年春天，受李鸿章委托请假在籍的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晋、豫奇灾募款。丁日昌召集潮州、香港一带的绅董劝捐助济，应者踊跃，"骤获巨款。"除台商林维源等捐五十二万元以外，潮州约三十万元，南洋、小吕宋、越南、暹罗等各埠十六万元，台湾约七、八万元，合计已逾百万。
　　"救灾之诚，即此一端已为人所难及。"华侨虽身悬海外，但心念乡梓，每遇故乡有事，多倾力救援。华侨心系祖国慈悲为怀，其传统久矣！住钻石豪宅，开奔驰或宝马车，喝法国人头马或苏格兰威士忌，养拉普拉多猎犬，就是幸福么？为别人过得更幸福，应该更朴素、更贴近民众，也更让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