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来去一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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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斗争最杰出的代表,是陈毅。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在三军团六师的兴国老营盘前沿阵地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开始采取保守治疗。待发现粉碎性骨折的右胯骨必须动手术时,医疗器械和药品都装箱准备出发长征了。
  后来还是三人团中的组织者周恩来干预,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他不能参加长征了。周恩来告诉他,中央让他留下来与项英一道坚持根据地斗争,负责军事。
  1934年10月22日,转移中的中央革军委来电,指示中央军区从22日起正式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没有职务。
  叫他负责军事却又不给军事职务,他被晾在了一边。
  这才明白周恩来也不能做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做了这个主。
  1934年2月5日,新中央发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项转中央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而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
  就是这封电报和后来收到的“决议详情续告”电报,陈毅感觉到毛泽东很可能回到领导岗位了。这种电文是博古等人写不出来的。
  陈毅对毛泽东有太深的了解。
  陈毅为人独特,了解人的方式也独特。他是通过分歧完成对毛泽东的认识的。
  他历史上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第一次是1928年7月中旬,毛泽东不同意红四军主力按湖南省委的布置去湘南,于是在有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出席的沔渡会议上,陈毅被推选担任前委书记,指挥二十八、二十九团去湘南,毛泽东只能以党代表的名义指挥余下的部队。
  去湘南一路连连碰壁。先一鼓作气打下郴州,理发洗澡逛街道,天擦黑敌人一个反击打来,二十九团士兵枪上挑着郴州发的“洋财”,成连成排朝家乡跑,挡都挡不住。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萧克的一个连。若不是副营长萧克在混乱中严令率领的那个连坐下不准动,这连人也将跑散。
  碰了壁也不想马上回井冈山。陈毅起草《告湘南人民书》,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仍然把目标定在湘南,还派出二十八团二营和团直机炮连去沙田以及湘粤赣边区先期探路。
  结果又是一次打击:探路的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队叛变。
  湘南之行先跑散了二十九团,后又反叛了袁崇全,在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主持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毅与朱德一起受到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更直接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会议最后决定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分。
  失败使得陈毅第一次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8月24日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一起回井冈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
  第二次是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上,陈毅被大会选为前委书记,再次取代毛泽东。
  大会前,红四军内部因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职权和军委职权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在6月8日召开的白沙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掉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提出辞职,前委委员们便决定陈毅代理书记,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把各方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各支部,提出了红军早期幼稚口号之一:“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只有林彪一人得知毛泽东提出辞职后,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要他留下来继续斗争。
  林彪的信令毛泽东激动不已,通宵未眠。
  今天再看当时那些异常激烈的争论,应该说在总的路线上大家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党怎样更好地领导军队,军队怎样更好地建设根据地。
  代理书记陈毅日夜工作。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他对争论的双方都作了批评和回答,主观上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客观便成了折中平衡,即所谓的“调和”。
  毛泽东最反对的就是调和。调和之中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没有受到批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未被大会大多数代表接受。毛泽东还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即是毛泽东后来说的“陈毅主义”。
  不知道自己发明了“陈毅主义”的陈毅,在七大上当选前委书记,第二次取代毛泽东在红四军内的地位。
  七大后毛泽东、贺子珍去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休养兼指导工作。在离开龙岩城时,闽西特委发给每人30元钞票。随行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灰溜溜的毛泽东却并不放弃自己的意见。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之前,到蛟洋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
  争论都是面对面的,一旦背靠背,陈毅绝对不打小报告。
  他到上海最先见到的中共中央领导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便向李立三如实报告了红四军七大情况。
  陈毅是一团火,李立三更是一团火。两人同样不打不成交。当年他们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又一同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归国的船上大家开玩笑,四川人说湖南人棋术臭,湖南人说四川人的棋也不香。于是四川人举出陈毅,湖南人推出李立三,摆开棋盘大战起来。结果李立三连连失招,棋局愈来愈不妙,在大家哄笑声中他气得脸色发紫,抓起棋盘棋子一把都甩进了海里。   几年不见,两个棋手一个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领袖之一,另一个已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了。按照中央要求,陈毅写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公正无私地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正是陈毅的这些报告,使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者认识到朱、毛的很多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值得向全国推广。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反复讨论,最后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执笔起草中央“九月来信”,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从路线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这是一封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中央指示信。陈毅帮助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认识了红四军,周恩来、李立三也帮助陈毅认识了毛泽东。
  这是陈毅一生中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回到苏区的第一个消息却令他凉了半截。
  红四军八大上,一些同志提议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彭祜、郭化若还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回信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消息对陈毅震动很大。他未料到毛泽东对他的怨恨,超过了最先挑起争论、以反对家长制排挤毛泽东的刘安恭。
  在上海时,中央认为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已很深,有派他去鄂豫皖或广西左右江工作的意向。陈毅考虑之后回答说: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现在毛泽东不原谅他,他真是进退两难。
  进退两难也是个人进退两难,面对真理,只能有进无退。
  陈毅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练就了后来照耀其一生的大度与豁达。他表示,毛泽东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自己也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先向前委传达“九月来信”,再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一个一个做工作,最后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
  陈毅从来不愿意向困难低头,却从来愿意向真理低头。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来了。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检讨,并转达了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表示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四军党内的团结完全不成问题。信中有这样的话:“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了陈毅那颗坦荡的心。后来谈起陈毅今后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同样真诚地对陈毅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后来真的成了“哪里也不用去”。86000主力红军长征出发了,陈毅却留下来坚持最困难最危险的根据地斗争。
  遵义会议后,陈毅才成为中央苏区军分会委员之一。这一次是毛泽东使他重新上台。
  重新上台也是受命于危难。
  龚楚的叛变使北山游击队损失严重,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去处理。他带着两个警卫员昼伏夜行十几天,下瓢泼大雨也行进不停。劳累加淋雨,陈毅伤口复发,身边无医无药,就打来一盆山泉水,自己挤伤口的脓血,还叫警卫员帮忙。警卫员挤一下他的全身就触电一般颤抖,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实在不忍心再用劲挤。陈毅就叫拿带子把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自己背靠另一棵树,硬是把开刀没有取干净的一块碎骨从伤口挤了出来。
  就这样及时赶到了北山游击区。
  游击区正在发生极大的动摇。为了防止逃跑,夜间派两个人放双岗,一个监视一个也不能制止。后来又放三岗,以为三个人中总有一个靠得住的,还是照样跑。两人一起跑变三人一起跑。十几天时间二百多人的游击队跑得只剩下一百多人。
  陈毅集合起游击队讲话。他说,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脸说:“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听了陈毅讲话,一个人泪流满面地站起来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这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他情绪激动地向大家讲述了三天前陈毅在林子中把自己绑在树上挤脓血的情景。
  众人深受感动,几个人同时站起来说:“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给人以火星者,必怀火炬。陈毅是一团火,即使面黄肌瘦、满脸胡须、只有一盒万金油治腿伤,也仍然是一团不熄的火。红军时期不少人对政工人员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人满嘴空话,“卖狗皮膏药”。陈毅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者,从来不卖狗皮膏药。他的政治工作不用语言技巧,也不靠权力威逼。他用自己的生命贴近别人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激发别人的热血。
  对北山这些剩下来的游击骨干,他高兴地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说这些话时,他一定想到了1927年10月的天心圩。
  那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候。起义军师以上党代表走得一人不剩,只留下一名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部队面临马上溃散的危险。
  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去向,可以去香港避追捕,可以去上海找中央,还可以转去苏联学习深造,以待东山再起。更何况陈毅在北京还有同学、在上海还有哥哥、在四川还有朋友,路子宽得很。
  陈毅搞武装的决心极其坚定。八一起义那天他还在汉口,不知道南昌要发生暴动。他对好友陈梦云等人说:“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他是星夜疾行、跑步追赶上起义队伍的。
  分配他去七十三团当政治指导员,周恩来怕他嫌官太小。陈毅一句话: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一个决心干到底的朱德,一个除了搞武装哪也不去的陈毅,再加上一个革命不胜利就不剃胡须的王尔琢,南昌起义余部的坚强核心在天心圩建立了起来。
  这个“余部”若真溃散了,还有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抵柱。
  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后来说朱德在天心圩讲了两条纲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1935年底他在北山对游击队员们讲的,就是朱德在天心圩讲的那两条。
  星火燎原,他相信留下来坚持在根据地斗争的火种也会如此。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陈毅无疑是一位传奇人物。古往今来的传奇人物中,有些人靠经历曲折艰险,有些人靠性格磊落坦荡。陈毅主要属于后者。
  他说人的一生要经过三个会。一是庆功会,欢庆胜利,大家都高兴,应该多开,却不能冲昏头脑。二是支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经常参加保持清醒,但不能开成批判会、斗争会。最后是追悼会,功过如何,盖棺论定,却只能别人开,自己不能参加了。
  他用生命的全程参加了这三个会。
  用忘我的奋斗,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更大的会场,超过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用迷惘与激愤,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960万平方公里的会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批判会场。
  最后是在八宝山。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地位来说,那也许是一个最小的追悼会场。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前往参加,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去世。
  中国革命最困难的1927年,没有人怀疑陈毅革命的坚定性。同样的阿拉伯数字倒换到1972年,很多人连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也弄不清楚了。
  决定是突然作出的,事先完全没有安排。毛泽东一觉醒来穿着睡衣就要去,谁劝也劝不住。周围一片忙乱。主席身体也不好。陈毅曾经是元帅,但军衔已经取消了;曾经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早已靠边站了,只是个“九大”的普通中央委员,而且还是“右派代表”。“九大”前到京西宾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当年在天心圩维持南昌起义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竟然被一些年轻服务员讽刺为“老右”,看稀罕物一样驻足观看了。很多人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去参加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
  周围人不明白,毛泽东却明白。在轿车向八宝山疾驶的路上,他眼前可飘过当年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他回前委工作的情景?
  跑了林彪,死了陈毅,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的毛泽东内心之悲哀,恐怕是簇拥在身边只会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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