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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古建筑钟鼓楼上，时钟永远定格在14点28分；定格在这一刻的，还有北川唐家山上，大水村一家农户的时钟，它那古老的造型，巨大的钟摆，地震时从呆了若干年的墙上摔下来，一头扎进山体，至今没有姓氏。停摆的不光是时钟，还有无数的生命。
据四川省计划生育部门统计，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8000余个，其中死亡和失踪6000余个。一场地震，6000余个稚嫩孩子的生命瞬间丧失，6000余个家庭瞬间陷入了天塌般的苦难挣扎之中。
啥都不认，就认她这把头发
杨建芬的日历表上永远有一个分水岭：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那一刻前，她是幸运甚至幸福的。丈夫是个包工头，在外地做工程，家安在城中心一幢让人羡慕的楼房里。尤其是女儿方娟，人漂亮，成绩好，有一头人见人爱的长头发，用几根不同颜色的橡皮筋扎着，成为学校里最惹人瞩目的女生。她本人在北川大酒店上班，因为性情开朗，人缘好，那天本不该她值班，却被酒店的姐妹邀回酒店吃午饭。正吃着，地就那样晃起来。
她是第一个跑出酒店的。跑出来时，她看见面前的地开了，又合上，又开，又合，她抱住一棵树，才没被开合的地面吞进去。回过神来，她跳出来的第一个意识是，女儿。女儿在北川中学。直到这时，她也没意识到，她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已经全变了。
半夜两点，有消息传来，北川中学全垮了。她哭，旁人却说，杨姐，你莫哭，你心好，方娟肯定没事的。
她居然信了。心想，摇起来时，女儿肯定会跑，会跳楼。即便是跳楼受伤了，也会被人救起，送去医院。这种假想一直支撑着她，让她越想越真切，越想越确信不疑。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她被救援部队带到北川中学。
她看见女儿所在的那幢楼，已垮成了一堆渣子。有人正在用铲、用棒、用手刨着废墟。不见女儿。她抬起头，望向天，想象着女儿教室所在的五楼，心里又一次确信，女儿一定是跳下来，被人救走了。
当天，她跟着逃难的人流来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在体育馆，她听人说女儿没出来，根本没往下细听，只问，他们任老师呢？
任老师是女儿的班主任，女儿是班长，任老师对她非常信任。除非任老师亲口告诉她，否则谁的话她也不信。
可是那人说，任老师也没出来。
第二天，杨建芬同外出打工赶回的丈夫方永昌一起，开始寻找女儿。但他们寻找的地方是医院，依然确信女儿还活着，只去医院寻找。
一个个医院找遍了，没有女儿。5月16号，杨建芬和丈夫回到北川中学时，碰到了一名男生，男生叫住她，问，你是找方娟吧，她被弄走了。
她有些迟疑：“你怎么认识我女儿？”“谁不认识她？她的头发那么长，又那么优秀，学校里没人不认识她。”男生说。她又问，“她被弄走好久了？”“昨天。”“弄到哪家医院去了？”面对她的问题，男孩不敢往下说了，愣了愣，“弄到火葬场去了。”杨建芬一下子瘫了下去。
在那之后，杨建芬做起了志愿者。从九洲体育馆开始，她就戴上红袖套，搞卫生，分发食品，帮助老年人上厕所。不能停，一停下眼泪就往下滚。她帮别人，可是没人能够帮她。等天黑了忙完了，没吃任何东西，只喝了矿泉水，十几天下来，人瘦得脱了形。
如今的杨建芬，140来斤的体重，整整瘦了20多斤，再也没长上去。
令人惊讶的不光是杨建芬变了体形，同时改变的还有她的发型，她留起了长发，也像女儿一样，用彩色的橡皮筋一根根扎起，垂在身后。
2008年10月下旬，杨建芬得到通知，去绵阳市公安局做DNA鉴定，又去翻找电脑里的档案，编号10737，就那样映入她的眼睛。
“啥都不认，就认她这把头发。脸上红嘟嘟的，就像睡着了一样。仰起的头部，下颌有道缝合的伤口，那是女儿上体育课时摔倒了，去医院缝合的……”
尘埃落定，杨建芬欲哭无泪，可还是哭，是干号。
女儿没了，精神也没了
与杨建芬的绝望比起来，丈夫方永昌的变化更人心痛。邻居们都说，“地震把老方震成了两个人。”地震前的老方是建筑公司的老员工，也是县城建筑圈里有脸有面的人物。地震后，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闭门不出不说，只喝酒，砸东西，不说话，只能靠药物维持状态。
杨建芬说，家里的所有桌椅板凳，没有一样不缺腿，都被砸坏了。再买，再砸坏。
女儿方娟的离去，带走了方永昌的精气神。这个内柔外刚的羌族汉子，几十年来从未被击倒过，也从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伤悲。除了饮酒，他只能默默流泪。一次打五斤本地酿制的60度玉米酒，他不到三天就喝完。
酒没能带他走出苦难，却将他带入了新的深渊。最终，他不得不面临严重后果：他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属严重的精神创伤疾病，受伤的记忆不光纠缠于睡梦，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也会不断在脑海中“闪回”，只能靠药物控制和缓解病情。
对失去孩子不能自拔的悲痛，即是对新生命最深切的渴望。
有一天，妻子带回家一个仿真玩具娃娃，酒后的方永昌看着娃娃，竟然笑了。那是方永昌自地震之后一年多来第一次露出笑容。这缕微光般的笑容，让杨建芬看到了丈夫获救和康复的可能，也让她看到了家庭重建的希望。虽然至今，杨建芬和方永昌并没能再生育，也没能找到适合的领养对象，但从那个玩具娃娃之后，方永昌明显有了期待，病情已在慢慢好转，酒量也在减少，每天只喝两次，每次只喝二两。偶尔，妻子提出散步，他还站起身，跟妻子一起出去。
那天，坐在一起聊着过往，杨建芬叫来了同学文华蓉，另一个地震中失去儿子，又领养了儿子的母亲。文华蓉感叹儿子年岁太小，调皮，带起来费劲。一直话少的方永昌在一旁插话了：你总算还好，到了晚上，还有个说话的，还能混个心焦，不像我，只能睡觉。
末了又自言自语：每天晚上，只能睡觉，八点钟就上床，睡。绝望而空落的心底，黑暗无边，唯有孩子，才是心中的火光。
有了娃娃，就有了盼头
相比起方永昌来，文道全的情况要明朗得多。地震时，文道全的妻子、大女儿、小儿子，连同他们的家，被活生生吞没。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立在废墟上。其实，连废墟也没有。家被山体埋了，一张纸也没能找出来。他活了40年，就像没活过一般，转眼间，曾经的拥有，全部消失，全被抹去。然而记忆里，那些曾经的拥有，却如刀，一刀刀扎着幸存的他。
对死去的亲人无法寄托哀思，无法有任何的物件让人记挂，给人念想，让文道全活得像个孤魂。那段时间，他只能白天睡觉，晚上不敢睡，一睡下去，满脑子净是梦。并不全是噩梦，有时候在梦里，还能与逝去的亲人见面。可天亮了，人却像抽去了筋骨，软成了面团。
独自面壁而坐，他自问：怎么不给我留一个？留一个的话，我就要跪下来，感谢老天爷。他在跟老天爷对话。对于现实，他已经无话可说。两个孩子，一个也没能留下。倘若留一个，他说，他不知会怎样轻松。
只有重组家庭，再生一个孩子，这噩梦般的现实才能改变。
最绝望时，文道全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黄麟燕。2008年9月，他们结婚，之后，再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文紫灵。
小紫灵出生后，文道全的生活有了新的寄托，也重新有了动力。他用失去孩子的抚恤金买了辆车跑客运外，2009年冬天，又开始养起了娃娃鱼。虽然辛苦，但总归踏实了许多。
女儿文紫灵的名字是文道全用心考究而成，“紫”字用四川方言念出来，跟逝去的小儿子文志庆的“志”发音相同，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潜意识还是巧合。虽然现在，有时候喊女儿，他还会喊成小儿子的名字，但失去孩子的伤痛，已经消释了很多。
有了娃娃就有了盼头，有了希望！这是文道全最深切的感受。
据四川省计划生育部门统计，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8000余个，其中死亡和失踪6000余个。一场地震，6000余个稚嫩孩子的生命瞬间丧失，6000余个家庭瞬间陷入了天塌般的苦难挣扎之中。
啥都不认，就认她这把头发
杨建芬的日历表上永远有一个分水岭：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那一刻前，她是幸运甚至幸福的。丈夫是个包工头，在外地做工程，家安在城中心一幢让人羡慕的楼房里。尤其是女儿方娟，人漂亮，成绩好，有一头人见人爱的长头发，用几根不同颜色的橡皮筋扎着，成为学校里最惹人瞩目的女生。她本人在北川大酒店上班，因为性情开朗，人缘好，那天本不该她值班，却被酒店的姐妹邀回酒店吃午饭。正吃着，地就那样晃起来。
她是第一个跑出酒店的。跑出来时，她看见面前的地开了，又合上，又开，又合，她抱住一棵树，才没被开合的地面吞进去。回过神来，她跳出来的第一个意识是，女儿。女儿在北川中学。直到这时，她也没意识到，她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已经全变了。
半夜两点，有消息传来，北川中学全垮了。她哭，旁人却说，杨姐，你莫哭，你心好，方娟肯定没事的。
她居然信了。心想，摇起来时，女儿肯定会跑，会跳楼。即便是跳楼受伤了，也会被人救起，送去医院。这种假想一直支撑着她，让她越想越真切，越想越确信不疑。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她被救援部队带到北川中学。
她看见女儿所在的那幢楼，已垮成了一堆渣子。有人正在用铲、用棒、用手刨着废墟。不见女儿。她抬起头，望向天，想象着女儿教室所在的五楼，心里又一次确信，女儿一定是跳下来，被人救走了。
当天，她跟着逃难的人流来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在体育馆，她听人说女儿没出来，根本没往下细听，只问，他们任老师呢？
任老师是女儿的班主任，女儿是班长，任老师对她非常信任。除非任老师亲口告诉她，否则谁的话她也不信。
可是那人说，任老师也没出来。
第二天，杨建芬同外出打工赶回的丈夫方永昌一起，开始寻找女儿。但他们寻找的地方是医院，依然确信女儿还活着，只去医院寻找。
一个个医院找遍了，没有女儿。5月16号，杨建芬和丈夫回到北川中学时，碰到了一名男生，男生叫住她，问，你是找方娟吧，她被弄走了。
她有些迟疑：“你怎么认识我女儿？”“谁不认识她？她的头发那么长，又那么优秀，学校里没人不认识她。”男生说。她又问，“她被弄走好久了？”“昨天。”“弄到哪家医院去了？”面对她的问题，男孩不敢往下说了，愣了愣，“弄到火葬场去了。”杨建芬一下子瘫了下去。
在那之后，杨建芬做起了志愿者。从九洲体育馆开始，她就戴上红袖套，搞卫生，分发食品，帮助老年人上厕所。不能停，一停下眼泪就往下滚。她帮别人，可是没人能够帮她。等天黑了忙完了，没吃任何东西，只喝了矿泉水，十几天下来，人瘦得脱了形。
如今的杨建芬，140来斤的体重，整整瘦了20多斤，再也没长上去。
令人惊讶的不光是杨建芬变了体形，同时改变的还有她的发型，她留起了长发，也像女儿一样，用彩色的橡皮筋一根根扎起，垂在身后。
2008年10月下旬，杨建芬得到通知，去绵阳市公安局做DNA鉴定，又去翻找电脑里的档案，编号10737，就那样映入她的眼睛。
“啥都不认，就认她这把头发。脸上红嘟嘟的，就像睡着了一样。仰起的头部，下颌有道缝合的伤口，那是女儿上体育课时摔倒了，去医院缝合的……”
尘埃落定，杨建芬欲哭无泪，可还是哭，是干号。
女儿没了，精神也没了
与杨建芬的绝望比起来，丈夫方永昌的变化更人心痛。邻居们都说，“地震把老方震成了两个人。”地震前的老方是建筑公司的老员工，也是县城建筑圈里有脸有面的人物。地震后，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闭门不出不说，只喝酒，砸东西，不说话，只能靠药物维持状态。
杨建芬说，家里的所有桌椅板凳，没有一样不缺腿，都被砸坏了。再买，再砸坏。
女儿方娟的离去，带走了方永昌的精气神。这个内柔外刚的羌族汉子，几十年来从未被击倒过，也从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伤悲。除了饮酒，他只能默默流泪。一次打五斤本地酿制的60度玉米酒，他不到三天就喝完。
酒没能带他走出苦难，却将他带入了新的深渊。最终，他不得不面临严重后果：他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属严重的精神创伤疾病，受伤的记忆不光纠缠于睡梦，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也会不断在脑海中“闪回”，只能靠药物控制和缓解病情。
对失去孩子不能自拔的悲痛，即是对新生命最深切的渴望。
有一天，妻子带回家一个仿真玩具娃娃，酒后的方永昌看着娃娃，竟然笑了。那是方永昌自地震之后一年多来第一次露出笑容。这缕微光般的笑容，让杨建芬看到了丈夫获救和康复的可能，也让她看到了家庭重建的希望。虽然至今，杨建芬和方永昌并没能再生育，也没能找到适合的领养对象，但从那个玩具娃娃之后，方永昌明显有了期待，病情已在慢慢好转，酒量也在减少，每天只喝两次，每次只喝二两。偶尔，妻子提出散步，他还站起身，跟妻子一起出去。
那天，坐在一起聊着过往，杨建芬叫来了同学文华蓉，另一个地震中失去儿子，又领养了儿子的母亲。文华蓉感叹儿子年岁太小，调皮，带起来费劲。一直话少的方永昌在一旁插话了：你总算还好，到了晚上，还有个说话的，还能混个心焦，不像我，只能睡觉。
末了又自言自语：每天晚上，只能睡觉，八点钟就上床，睡。绝望而空落的心底，黑暗无边，唯有孩子，才是心中的火光。
有了娃娃，就有了盼头
相比起方永昌来，文道全的情况要明朗得多。地震时，文道全的妻子、大女儿、小儿子，连同他们的家，被活生生吞没。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立在废墟上。其实，连废墟也没有。家被山体埋了，一张纸也没能找出来。他活了40年，就像没活过一般，转眼间，曾经的拥有，全部消失，全被抹去。然而记忆里，那些曾经的拥有，却如刀，一刀刀扎着幸存的他。
对死去的亲人无法寄托哀思，无法有任何的物件让人记挂，给人念想，让文道全活得像个孤魂。那段时间，他只能白天睡觉，晚上不敢睡，一睡下去，满脑子净是梦。并不全是噩梦，有时候在梦里，还能与逝去的亲人见面。可天亮了，人却像抽去了筋骨，软成了面团。
独自面壁而坐，他自问：怎么不给我留一个？留一个的话，我就要跪下来，感谢老天爷。他在跟老天爷对话。对于现实，他已经无话可说。两个孩子，一个也没能留下。倘若留一个，他说，他不知会怎样轻松。
只有重组家庭，再生一个孩子，这噩梦般的现实才能改变。
最绝望时，文道全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黄麟燕。2008年9月，他们结婚，之后，再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文紫灵。
小紫灵出生后，文道全的生活有了新的寄托，也重新有了动力。他用失去孩子的抚恤金买了辆车跑客运外，2009年冬天，又开始养起了娃娃鱼。虽然辛苦，但总归踏实了许多。
女儿文紫灵的名字是文道全用心考究而成，“紫”字用四川方言念出来，跟逝去的小儿子文志庆的“志”发音相同，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潜意识还是巧合。虽然现在，有时候喊女儿，他还会喊成小儿子的名字，但失去孩子的伤痛，已经消释了很多。
有了娃娃就有了盼头，有了希望！这是文道全最深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