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总院的病房里，李大江叔叔，这位曾经枪林弹雨、劫后余生的老司令员，正在孤独地熬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他是我父亲最亲密的战友：“方圆，我有两封信交……交给你，照……照着办就行了，你能做到吗？啊？”
　　我郑重地点点头，从他颤抖的双手中接过了信件。
　　李叔叔长吁了一口气，平静、安详成为他最后的表情……
　　按照李大江的遗嘱，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第一封信，是给三个女儿的——
　　孩子们：
　　我要去和你们的母亲在九泉下见面了，她在世时，就将所有的积蓄分给了你们。这两年，我又存了一些钱，10万元作为我最后的党费交给组织，8万元捐给家乡修路，这是我未了的心愿。还有2万元以及家里的生活用品留给李娣，她下岗了，生活困难些。李南和李盼，你们家庭条件都很好，也就不留什么钱物给你们了。你们一直关心的这幢将军楼，当初在优惠购房时就没有买，这是我和你们母亲共同的决定，我去世后部队会按规定收回的。
　　永别了，亲爱的孩子们！希望你们今后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你们的父亲李大江
　　第二封信的信封上写着“陈月红战友收”。
　　信封里面装着一盘录音带。找来录放机播放，里面传出了一段对话：
　　“你是不是来一杯红茶？”
　　“不，我要一杯西湖龙井再加一朵二月花。”
　　“花要红的。”
　　戛然而止，就这么短的对话。
　　李叔叔的遗愿，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那盘录音带——“陈月红战友”无法联系，电话号码早就不用了，地址也过时了。
　　夜幕低垂，我来到李叔叔住过的那幢将军楼下，门前的那棵银杏树，枯秃地阴郁地站着……
　　“你是不是来一杯红茶？”我默默地念出了声音。
　　“不，我要一杯西湖龙井再加一朵二月花。”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对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梦境？还是幻觉？
　　我回头看见对面站着一位70开外的女士，花白的头发自然地翻卷着，弯弯的眉毛下那双善良的大眼睛，细腻温柔的语调，年龄挡不住那内在的高雅气质。
　　我颤抖地继续着录音带上面的对话：“花要红的。”
　　她激动不已地拉着我的手：“你是谁？怎么知道这句话的？”几乎是在同时，我们向对方问起同样的话。
　　“我叫陈月红。”她嘴角上挂着微笑，复杂的感情让她的喜悦中夹杂着酸楚。
　　“你就是陈阿姨？我叫苏方圆。”
　　陈月红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与李大江有着特殊的关系。
　　那是1948年的深秋，国民党知道大势已去，着手安排长期潜伏计划，决定成立一个叫青年自愿军的组织。共产党得知这一信息后，决定派人潜入敌人内部。
　　陈月红是南京有名的富商陈家的二小姐，年方十八岁，貌美如花，正在南京金陵女中上学。她思想进步，秘密地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当她接受打入敌人内部的任务时，激动，兴奋，没有想得更多，只是一心想如何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
　　李大江那时虽然才20多岁，但已出生人死，屡建奇功。执行卧底任务，李大江是先遣队队长。也是陈月红的单线联系人。
　　两个人第一次接头是在玄武湖边的一个小亭子里，陈月红代号叫“二月花”，象征着炽热、灿烂和希望的革命之火，而两个人的接头暗号就是：
　　“你是不是来一杯红茶？”
　　“不，我要一杯西湖龙井再加一朵二月花。”
　　“花要红的。”
　　陈月红接受任务后，用谈对象的方式使国民党青年自愿军组织的头目上了钩，也使得这一特务组织得以被摧毁。同年，经过党组织的考验，经李大江介绍，陈月红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而陈月红的欣喜只能埋藏在心中，为了彻底清除特务组织，她还不能暴露身份，默默地忍受孤独和屈辱。
　　新中国成立了，组织上决定让陈月红隐姓埋名，到陕西的一座军工厂工作。陈月红没有一句怨言，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离开了那生她育她，六朝金粉的南京，到了大西北荒无人烟的山窝窝，并恪守保密纪律，对当初做卧底，破获敌特组织的经历守口如瓶，只字不提。
　　在军工厂里，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黄建安，将陈月红调到身边来工作，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陈月红动心了。不久，他们结婚了，并生了一对儿女，男孩取名黄峰，女孩取名叫黄静。日子在平静中度过，就在那段隐秘的历史渐趋淡忘的时候，噩梦开始了，陈月红被翻出来是资本家的女儿、“特务”的身份……
　　黄建安正值提拔之机，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在批斗会上公开表态：政治上和生活上均与陈月红划清界限，一刀两段，并当场宣布与陈月红离婚。他的“大义灭亲”，使他不仅没有被牵连，而且还受到了重用，调到了北京，他带走了儿子黄峰，女儿黄静和陈月红留在了大西北。
　　陈月红孤独无援，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她和组织一直是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时的先遣队长李大江才能证明她的清白！她的家人、朋友、同学均不知情，大家都认为她是特务。
　　经过多次交涉，已失去了自由的陈月红被允许向时任某军区司令员的李大江寄去一封信，信上寥寥数笔，只写了当年单线联系时的那几句暗号。
　　信发出后，许久没有回音，陈月红彻底地绝望了，在一个漆黑无助的深夜，她大声叫喊着：“赤胆忠心忠于党，我冤啊！”边喊边从关她禁闭的楼上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封信两年后才辗转到李大江手中，收到信后，他当天就星夜兼程来到陕西。
　　在一间破旧潮湿的工棚里，李大江终于找到了陈月红。工棚里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臭味，陈月红头发蓬乱，满面污垢，侧身躺在一张门板上，背后爬满了蛆。她那才10岁的瘦弱女儿黄静，正趴在地上用小树棍替母亲挑着身背后的蛆虫。陈月红跳楼后大难不死，却受了重伤，一名老工人不忍心，偷偷地将她收留在工棚里。 　　这就是当年美丽动人、风华绝代，无怨无悔地为党的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的陈月红吗？
　　李大江半跪在地上，对着陈月红说：“你是不是来一杯红茶？”
　　“不，我要一杯西湖龙井再加一朵二月花。”
　　“花要红的。”
　　陈月红眼前一亮，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两颗心间的碰撞所产生的共鸣啊！
　　经李大江证明，陈月红冤案得以昭雪，身体也慢慢康复了，她带着女儿重回生活的正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年前，李大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50多年的妻子离他而去。李大江病倒了，昏迷不醒，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孩子们急成了一团，怎么办？她们同时想到了陈月红阿姨……
　　李大江的妻子也是一名军人，夫妻俩一起南征北战、同生共死。她看不惯陈月红那种说话嗲声嗲气，眉目传情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也曾猜疑过她和李大江有“感情纠葛”。父母的感情故事，孩子们隐隐约约也有所耳闻，这次找到陈阿姨也实属万般无奈之举。在多次劝说下，陈月红答应留下来照顾老首长一段日子。
　　陈月红坐在李大江的病床前。用什么来唤醒他？她沉思了片刻，用温柔而平静的语调，反复在李大江的耳边说着同样一句对话：“你是不是来一杯红茶？”
　　“不，我要一杯西湖龙井再加一朵二月花。”
　　“花要红的。”
　　一声声呼唤，让李大江有了反应，他的眼球转了一下，发出衰弱的声音：“同志！”
　　不可思议，50多年前使用的接头暗号，竟然唤醒了沉睡多日的他！
　　在陈月红的精心照料下，李大江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有了红颜知己在身边，他的生命之舟又有了动力。在夕阳下，小桥边，他们相互搀扶着，回忆过去，谈天说地，他们有太多的共同话题。
　　经过半年多的思想斗争，他们决定结婚，一起共度晚年。
　　这个决定对于陈月红来说并不难，而李大江要做出再婚的决定，却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尽管他对陈月红情深意切，但世俗的眼光和亲人的反对像天堑一样横在他的面前。
　　家庭内战的火爆程度让李大江始料不及。
　　三个女儿都不同意父亲再婚，她们反对的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考虑的。
　　李大江像同时被两股强大的力量撕扯着，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是真挚不渝的爱情。李大江心里比较来权衡去，他下决心与陈月红在一起。
　　李大江的决定伤透了孩子们的心！母亲和他戎马生涯，相依为命生活了半个世纪，去世才半年。那个陈月红想干什么？是想来分她们的家产？
　　有陈月红就没有她们三姐妹！女儿们发出了“通牒”的同时，也后悔“引狼入室”，她们怨恨陈月红，对她下了逐客令。
　　三个女儿轮番“轰炸”，搞得李大江寝食难安，精神恍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李大江彻底地失败了。终于，他妥协了，决定与陈月红分手。
　　陈月红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广州女儿的身边。再也没有与李大江联系过。李大江与陈月红分手后又发病了，女儿们将他送到军区总院。
　　陈月红这次回来，是想与李大江告个别，女儿移居国外，她也要出国了。没想到，斯人已逝，天人永隔。
　　在李大江的墓前，我们静静地伫立。
　　“李叔叔，我是方圆，陈阿姨来看您了。”
　　我打开了录音机：
　　“你是不是来一杯红茶？”
　　“不，我要一杯西湖龙井再加一朵二月花。”
　　“花要红的。”
　　“大江啊……”陈月红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