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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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12日中午1时许,太阳很大,77岁的会新扛着锄头走过一片青中吐黄的稻田,稻谷快要收成了。
  在他的记忆当中,因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谁家的稻谷先熟了,就会请别家的劳力帮着收割,次第进行。现如今,这个传统早已无以为继,因为村里种稻谷的,就剩下他一户。
  其实,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遺弃在田地里,孤寂,寥落。大片的良田同时被遗弃,长满荒草,枯黄如生锈的长剑。
  这里是粤北,翁源县。农村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二十年间,一切都被现代化默默地颠覆。
  他们被卷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构筑的一个等级结构中。还留在农村的人,就像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成为被这个等级结构所淘汰、抛弃的“人口废品”。
  社会变迁的机制,残酷得让人意识不到是否能适应—因为必须适应。

逃离的途径


  除了这一次,下排村从未在任何新闻报道里出现过。
  会新的妻子,七婆,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废弃的水井边,脚下围着8只母鸡,整条巷子里没有其他人。厨房对面是一排白色的一层小楼,有5个房间,现在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
  这里原本不是他们的家,而是会新的族弟家。族弟一共4兄弟,都早已搬离这个村子,到县城去生活。
  原本下排村有近200人,90年代开始,人们分批离开,现在只剩下4户,12个人。这4户12个人分别是:会新、七婆、儿子大能、儿媳妇大能嫂、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阿光和妻子阿线;友全和妻子阿春以及他们两岁的孙女小菲;初文。
  其中,友全一家和阿光一家都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随时可能搬走,初文一家在县城租住,迟早也会离开。能够坚守这个村子的,现在看来只有会新一家。
  村里的房子都已经很破落,毁坏它们的不是时光,是缺乏人气,而归根到底,是一个被称之为“现代化”的进程。
  最早一批离开村子的是那些“有单位”的人。比如会新的哥哥,他是个教师,还有阿随,他是个转业军人。因为“有单位”,家属也被安置好,于是举家离开。这些人的搬离大约在80年代末,和现代化、市场化都还没有什么关系,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逃离农村的那个进程的一部分。
  第二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开姓资姓社的争论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有头脑的人走出去,做建筑,慢慢成为包工头、开发商,或者做其它生意。
他们被卷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构筑的一个等级结构中。还留在农村的人,就像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成为被这个等级结构所淘汰、抛弃的“人口废品”。社会变迁的机制,残酷得让人意识不到是否能适应—因为必须适应。

  第三批,是从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去珠三角打工,存下来一点钱,买了房子,把家里安顿在县城。或者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读了大学,找到工作,把一家人接走。
  第四批,就是友全、阿光以及比他们更早的一些人,他们在农村辛苦一辈子之后,用毕生积蓄到县城买了房子。这个时候房子已经太贵,一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就去县城租房。
  前三批的人,在大多数农村都是少数,而第四批则占据主体。农民们用半辈子乃至一辈子在农村拼命干活积存下来的收入,做一个城市梦,用血汗钱反哺着城市。
  这个过程有点像筛糠,先出来一些米头,再出来一些幼糠,最后剩下一些颗粒过大的无用之物。剩下来的人,就继续生活在农村。
  这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价值评判过程。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一样,种粮为生,无分贵贱。90年代,市场提供的机会慢慢显现之后,人的价值就有了变化。有能力与发展大势越早对接的,就越快获得财富,越早离开农村,越受人尊敬。一批接一批,人被物化,被以经济能力为标准进行社会地位的分级,被崇仰,或者被遗弃。
  这种变化,使得“离开农村”成为农村里共同的价值观,不管离开后干什么,总之剩下来就是一种耻辱。

房地产的另类刚需


  大能嫂现在已经能说本地话。六七年前,她被中介人从广西的偏僻山村带出来,带到了下排村。大家至今都不知道大能花了多少钱,村里人估计不会超过2000元。算下来,除去中介费,到达大能嫂父母手里的最多不过1000元,父母因为太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非此,大能娶不到老婆。大概在2000年之后,在县城没有房子的男青年,已经很难娶到老婆—这一情况不局限于某个村,而是远近乡村的普遍现状。
  过去,当大家都贫穷的时候,贫穷本身并不会成为婚姻的障碍,只要身体、精神没有残疾,行为没有法律、道德上的瑕疵,男青年一般都能找到老婆。一旦有一部分人先有钱起来,而他们的价值观又开始主导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穷人的婚姻问题就无辜地跟着一起掉进了金钱的泥潭之中。
  友全的一个外甥,在媒人介绍下连续相亲四五次,好几次双方都能对上眼,只是因为在县城没有房子,最终告吹。那时,他的父母刚在农村修建了楼房,穷尽积蓄还举债数万,目的正是为了让儿子娶到老婆,然而建成之后发现毫无作用。无奈,他们默默地重新开始,积累去县城买房的资金。
  婚姻之需,催动着县城房地产的蓬勃发展。2005年,1平方米大概在500元左右,2011年,已经是三四千元。婚姻是人的一种“刚需”,这时却转化为对县城房地产市场的十分强大的刚需,卖出去的房子,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婚房”。
  这里寄托的,是农民们逃离农村的愿望—岳父母希望女儿能够离开农村,推动公婆们尽力帮助孩子离开农村—这个愿望很质朴,但又让人很难简单地理解为质朴。
对于友全(左二)而言,能凑成一桌扑克牌,是一年中村子里十分少有的情况。 图/李淳风

  友全的姐姐和姐夫,即外甥的父母,如果当时用在农村建楼房的钱去买房,早已足够,但几年过去,房价已经翻倍。越是贫穷,就越要为同样的生活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些一分一角存钱的农民,发现钱总是存不够,儿子娶妻无望,有些人就只能托人去广西、云南乃至越南去“带一个”。
  大能很难奢望在县城买得起房子,因为他总是挣不到钱,所以他老婆来自广西。
  在父亲会新这一代,家里就是极度贫穷。为此,会新只能去别的乡镇做上门女婿。在农村里,谁都看不起上门女婿,所以他们一家人在母家总受欺负。后来因为无法忍受,大概10年前,会新把家搬回了自己的下排村。正好,这里人去屋空,有的是土地和住房。
  大能这个广西媳妇也曾颇让他们一家人头痛。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让人以为是个傻瓜。她很不习惯异地生活,总想回家,有一次胡乱坐车“回家”,去了湖南,差点饿死街头。现在已经掌握本地话,但偶尔闹别扭,想回家,就跑到县城车站去,最后都是不敢上车,又自己回来。
  六七年里,她没有回过一次家,大能也没有去探望过一次岳父母,甚至不知道他们家的地址。

反向的“留守”


  初文已经60多岁,是友全的堂哥。
  下排村剩下的4户人家,辈分关系是这样的:会新是叔叔辈,被称为“七叔”;初文和友全是会新的堂侄子,阿光又是初文和友全的堂侄子。这个村子一共只有12个人,但按辈分仍有五代人。
在这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农民已经变得不爱土地,甚至恨上了土地,因为被绑在土地上,是一种没出息的耻辱。

  最小的一代就是小菲,今年两岁,再过两年,她就要去县城读幼儿园,那时友全夫妻可能也就不再回来。
  初文之所以孤零零一个人住,就是因为儿子在外打工,孙子上了小学,妻子到县城去租了一间房子照顾孩子读书。
  初文说,原来这里有小学,有三四十个学生,10几年前被撤掉了,所有孩子到“生产队”的小学去读书,要走三四公里的路。现在“生产队”的小学也只剩下10几个学生,而在几年前,还有200人左右。原来镇里的中学也在四五公里开外,有好几百学生,几年前也关闭了。
  以前,以民办教育的形式存在的小型学校,像细胞一样深入每一个偏僻的村子,新世纪以后,学校不断收缩,最后全部集中到了县城,现在,一些乡镇里连一间中学都没有。
  教育的远离农村,也是像下排村这样的村子被遗弃的重要原因。
  10月11日上午9时,翁源县烈士陵园门口的邮政局,前面有五六级的阶梯,上面密密麻麻坐满了老人,足有三四十人。进入烈士陵园,里面闲坐的、跳舞的、听戏的、唱山歌的,尽是老人。
  他们刚刚送完孙辈到附近小学上课,然后在陵园内活动等待着下课。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老人接送孩子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一个人租住在县城照顾孩子,家其实还在农村。因为教育的远离农村,年轻人虽然并未外出打工,老人、小孩却仍然换了一种方式“留守”,这种特别的状态,相当于把一般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反过来理解。
  这不是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城市的农村化。因为教育的需要,到县城去买房子,也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抛弃农村,是必须的选择,尽管这些青壮年离开农村之后,可能一无是处,事实上还干着农民的活。
  友全在买了房子之后,对于要不要搬到县城去长住,就和妻子阿春狠狠地吵了一架,甚至谈到了离婚。阿春认为辛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让人看扁,而友全觉得,在农村自己很自在,知道自己是谁,随便一转身都有的是活儿干,在城里他手足无措。
  “而且我一去到城里的房子,浑身都酸痛,晚上觉都睡不着,睁着眼到天亮。”友全说,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离开下排村。
  看上去,因为教育原因,或买或租,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似乎是一种值得乐观的发展趋势,然而许多家庭其实因此经受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心理折磨。
  下排村几年前还住着13个人,另一个是老温,一位70多岁的婆婆。她有3个儿子,大儿子一直在蹲监狱,小儿子一般好几年见不到人,也没成家,只有二儿子阿安状态正常。原来温婆婆也在县城带孙子上学,后来因为眼睛瞎了,被送回村子里一间幽暗的泥砖房里,阿安和妻子仍然留在县城谋生。
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一样,种粮为生,无分贵贱。90年代,市场提供的机会慢慢显现之后,人的价值就有了变化。有能力与发展大势越早对接的,就越快获得财富,越早离开农村,越受人尊敬。一批接一批,人被物化,被以经济能力为标准进行社会地位的分级,被崇仰,或者被遗弃。

  温婆婆生活无法自理,经常没有饭吃。友全说,自己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给她送一份,但如果自己不在村里,或者忘记了,温婆婆就只能饿肚子。有时太孤单,想要找人聊天,温婆婆会沿着墙根摸向有人声的地方,为此常常摔进污水坑里,挣扎得全身都是恶臭的泥浆。
  几年前—村民的叙述里总是找不到确切的时间—她在墙根下摸到了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下一站:荒芜


  下排村迟早要成为空村,这也是许多中国农村共同的宿命。不远处的上排村,原来有300多人,现在也逐步流走,剩下100人左右。
  友全一家估计在两年后就会离开,阿光一家会待得久一点,但也不出数年。初文更不用说,一个人生活在这里,不会太久。更现实的原因是,他們都老了,初文60多岁,友全和阿光都50多岁,农活快干不动了。
  现在踏踏实实种地的就剩下会新一家子。友全、阿光帮人锄草—原来的山林被烧掉,种上了速生的桉树林,桉树苗还小的时候,草长得快,常年需要有人打理,他们事实上成为了雇佣工人。初文种点儿青菜、玉米和地瓜。
  人少,地多。现在12个人中能劳动的9个人,种着原来近200人的土地,结果必然是耕地大面积丢荒。肥沃的稻田,至少有1/3已经长满了经年的茅草,难以复耕,也没有人愿意再花精力去复耕。至于原来种植大豆、花生和地瓜的旱地,则九成以上已经被抛弃,变成了荒山的一部分。
  在这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农民已经变得不爱土地,甚至恨上了土地,因为被绑在土地上,是一种没出息的耻辱。
  初文至今还记得普遍农耕的时候,也就是20多年前,村与村之间会为了土地发生冲突。“我们这一片还可以,因为算下来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宗开枝散叶下来的,有问题好解决。其它地方有些村与村之间,几十几百人为了争田地、争水,扛着锄头打群架是常有的事。”
  下排村以前是抓阄分田地,因为肥瘦之差,也会有点儿争端。现在,初文说,谁还要田地呢?因田地打架?那更是不可想象。
  村子前面是一片沃野,原来是整个村子种植水稻的地方,水稻意味着生存所系,一点儿土地都很珍贵。而现在,有些种了桂花树,等着长大了拿到城里卖钱,有些种上了桑叶用以养蚕,还有一点儿水稻,其它则爱种不种,要荒就荒。
  去年,曾经有一个外地老板,来这里租下了这一片沃土,用来种植甘蔗,但因为地处偏僻,路太小,砍下来的甘蔗没有大卡车司机愿意来拉,最后有相当一部分坏在了地里。因为卖不出去,腾不出土地,过了春耕时节地还没有还给主人,老板还多支付了租金,亏了个血本无归。今年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地方,人少了,狗就会多起来。现在进入下排村,首先迎上来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一群狂吠着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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