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
　　我国明令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代孕过程中，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造成归属权争夺。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至今已满一周年。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不少医生因此呼吁，适当放开代孕准入。
　　9000万家庭一半人“很难怀上”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年龄越大，生育能力越低，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以及环境污染、电磁波辐射、化学品的影响，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加，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沒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流产率升高。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男性中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相关统计表明，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
　　先从志愿代孕开始？
　　关键词1 “防止商业代孕”
　　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关键词2 “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对于代孕，耿琳琳感触特别深。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关键词3 “不能任意行驶”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王一方说，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