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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马克思的名字与他的学说虽然在19世纪末即在我国的报刊上涉及，但它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并在社会上造成声势，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李汉俊正是在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大拐点时脱颖而出。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4岁东渡日本求学。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李汉俊与日本著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其影响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在日期间，李汉俊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二人思想对李汉俊影响较大。就这样，李汉俊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汉俊热情欢呼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底，李汉俊从帝国大学毕业，放弃了做工程师的愿望，怀着救国热忱毅然回国。他从日本带回大量的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先回故乡湖北，积极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湖北的工人运动。
不久，李汉俊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1919年，李汉俊到上海，借住在胞兄李书诚（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黄兴的参谋长）的寓所。1919年初春，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从湖北来到上海，客居湖北善后公会，和李汉俊熟识起来。李汉俊向董必武热情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将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推荐给了董必武，使董必武奠定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李汉俊成了他的指路人。四位湖北人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匡时济世之良策。董必武认为，“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董必武当时主张改造社会，首先从改造教育入手。他带着这种思想回武汉，希望能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但湖北教育会很糟糕，使他十分懊丧。李汉俊指出应该改造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只有对中国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教育才能得到改造。在1919年10月，李汉俊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1.5万字长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社会改造的意见。李汉俊在信中对调和主义和教育救国论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十几年后，董必武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以《星期评论》为宣传阵地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4月25日在上海与李汉俊会晤。这次会晤给芥川龙之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李汉俊的整体印象是“李人杰才华出众”。的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李汉俊出类拔萃。他初登中国的舆论舞台，就非常鲜明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17日，他的处女作《怎么样进化》就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此后，李汉俊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这段时间，李汉俊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时评100余篇（含与人合作的译文）。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书籍与重要刊物几乎都与他有关。
李汉俊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与李大钊成为在我国高校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的教授。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舞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李汉俊活跃的身影，因此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绝非溢美之词。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李汉俊绝顶聪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
李汉俊回国后不久，即应《星期评论》主编之邀，为刊物撰写文章，而后又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1920年2月，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搬到法租界白尔路李汉俊的寓所。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译文和文章38篇，涉及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评述国际时事等。在李汉俊编辑工作的引导下，《星期评论》的指导思想更加鲜明地倾向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很早就注意结合我国工人的斗争，发表有分析有指导性的评论，参与组织上海最早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他敢为上海工人说话。1920年2月，他声援日华纱厂三次工人同盟罢工，在《星期评论》上写了短评《国民是不是应该分家的？》，指出：“中国的警察署长，当即派警察去干涉罢工的工人强迫上工，对于殴辱工人的日本人，竟连屁也不敢放一个。”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大会，李汉俊被聘为名誉会员。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李汉俊再次到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
在李汉俊和陈望道等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星期评论》的销量由最初的一千份发展到十几万份。《星期评论》是与北京的《每周评论》齐名的刊物，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获盛名，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成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和《每周评论》同被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当时，许多进步团体都把《星期评论》列为青少年必读的刊物之一，影响了许多人后来走向革命的道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立三曾经回忆说，当时“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曾担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李汉俊主办的《星期评论》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细胞”之一。1946年夏，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自己的经历时，指出《星期评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是进步刊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星期评论》在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的共同努力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毫不逊色于《新青年》。遗憾的是，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軍阀政府的迫害下，被迫停刊。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由李汉俊担任主编。这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亦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劳动界》不仅在上海工人中影响极大，而且在其他省份的读者也越来越多。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仅长沙文化书社就销售《劳动界》5000册，是《新青年》同期销售量的2.5倍。《劳动界》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对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指导工人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被上海工人誉为“工人明星”。在任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期间，李汉俊担任《新青年》编委，并将其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期间，李汉俊协助该校历史社会学研究会编辑“社会科学特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这些刊物向广大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撒播了革命火种。 李汉俊与中共“一大”
1919年秋，李汉俊翻译《世界思潮之方向》时，萌发了在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的思想。李汉俊明白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以“无产阶级一分子”为荣，开始认识到中国应有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民党”“革命党”。据历史资料看，李汉俊可能是中国最早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前6个月，就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公开提出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当时有人叫李汉俊加入国民党，但是李汉俊并不想加入。在他看来，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党，它的现状令人失望，他想要加入的是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时中国还没有那样的党。
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与李汉俊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成员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通过交谈，陈独秀、李汉俊等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发起了有十余个早期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负总责，李汉俊是主要成员之一。
7月19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预备会议。会上，李汉俊和陈独秀表示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7人在上海发起组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来通称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并由李汉俊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这个组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
李汉俊指导筹建了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李汉俊与刘伯垂发展董必武入党，由董在武汉发展组织。李汉俊还亲自回到桑梓，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20年7月，李汉俊到武汉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汉党组织的问题。回来后不久，他又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建议他们在湖北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成立。不久，李汉俊又介绍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到武汉，帮助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作。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约，赴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发起组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新青年》杂志也由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主编。参加“一大”的包惠僧和李达对此有回忆和评论。包惠僧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他在直至“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以后时约九个月，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发动尽力独多”。李达回忆说：我自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多次访问陈独秀，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陈望道也说明，中共建立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在陈去广州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陈独秀与李汉俊指导，以陈独秀、李汉俊为主考虑在上海建立党的发起组，是合乎史实的。根据张国焘的描述，李汉俊是“学者型人物”“我们中的理论家”，他热衷表达个人意见，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即便面对不同程度的批评，他也“从不与人争吵”，“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李汉俊“费许多时间于私人谈话，在会场上没有多费讨论”。在包惠僧看来，李汉俊虽“性情强悍”，但“聪明伶俐”，他能有节制地不在大会上说“太煞风景的话”，在党的总任务和大方向上“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张、包二人的看法均指向李汉俊性格的同一种特征——坚持己见，但涵养较好。担任代理书记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李汉俊介绍了沈雁冰（茅盾）。多年后，茅盾回忆李汉俊时说：“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
1921年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继建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渐成熟，陈独秀和李汉俊等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是年春，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往来通信中，在关于党的组织形式问题上发生分歧。为此李汉俊辞去了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职务，交由李达接任。但李汉俊并没有中止革命活动，他仍然热情饱满地进行组党建党的工作。当时他的个人生活十分窘迫，夫人去世不久，留下两个孩子需要他照顾。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建党，派马林到达上海，立即与李达、李汉俊等商议，并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汉俊、李达。因上海小组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汉俊、李达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上海博文女校举行。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代表的安全，李汉俊毅然借出他和其兄李书诚的寓所（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客堂作会场，“一大”的第二、三、四、五次会议都在李宅安全顺利进行。
8月1日晚，中共“一大”会议完成了预定的议题，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诞生。会后，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了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情形的报告。
为保证“一大”顺利进行，李汉俊不怕承担风险，腾出自己的寓所作会场。在巡捕搜查会场时，他又从容应付，保护代表的安全，保证了大会顺利完成预定主要议题。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每月仅需大洋200元，但是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据李汉俊嫂子薛文淑回忆。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已故爱妻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她帮忙赎回。李汉俊对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21年秋，李汉俊返回武汉，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武汉市督政办公署总工程师、武昌中山大学教授。1922年5月，李汉俊应武汉学联之邀在汉口举行的国际劳动纪念会上演讲劳工运动史，鼓励学生投身无产阶级运动。1923年初，他对武昌高师社会学系学生说：“我们讲社会问题，光讲些理论知识，若不与实际相结合，体会是不会深刻的。”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因为思想新、学说新，一下就抓住了青年学生，场面火爆时，教室里坐不下，连窗台上都站着人。
1926年春，李汉俊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捕，当晚被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道：“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1986年，潜江人民为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在潜江袁桥为李汉俊建立了墓碑和纪念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被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作者系文史学者）
马克思的名字与他的学说虽然在19世纪末即在我国的报刊上涉及，但它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并在社会上造成声势，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李汉俊正是在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大拐点时脱颖而出。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4岁东渡日本求学。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李汉俊与日本著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其影响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在日期间，李汉俊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二人思想对李汉俊影响较大。就这样，李汉俊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汉俊热情欢呼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底，李汉俊从帝国大学毕业，放弃了做工程师的愿望，怀着救国热忱毅然回国。他从日本带回大量的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先回故乡湖北，积极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湖北的工人运动。
不久，李汉俊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1919年，李汉俊到上海，借住在胞兄李书诚（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黄兴的参谋长）的寓所。1919年初春，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从湖北来到上海，客居湖北善后公会，和李汉俊熟识起来。李汉俊向董必武热情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将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推荐给了董必武，使董必武奠定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李汉俊成了他的指路人。四位湖北人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匡时济世之良策。董必武认为，“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董必武当时主张改造社会，首先从改造教育入手。他带着这种思想回武汉，希望能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但湖北教育会很糟糕，使他十分懊丧。李汉俊指出应该改造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只有对中国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教育才能得到改造。在1919年10月，李汉俊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1.5万字长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社会改造的意见。李汉俊在信中对调和主义和教育救国论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十几年后，董必武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以《星期评论》为宣传阵地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4月25日在上海与李汉俊会晤。这次会晤给芥川龙之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李汉俊的整体印象是“李人杰才华出众”。的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李汉俊出类拔萃。他初登中国的舆论舞台，就非常鲜明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919年8月17日，他的处女作《怎么样进化》就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此后，李汉俊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这段时间，李汉俊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时评100余篇（含与人合作的译文）。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书籍与重要刊物几乎都与他有关。
李汉俊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与李大钊成为在我国高校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的教授。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舞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李汉俊活跃的身影，因此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绝非溢美之词。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李汉俊绝顶聪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
李汉俊回国后不久，即应《星期评论》主编之邀，为刊物撰写文章，而后又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1920年2月，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搬到法租界白尔路李汉俊的寓所。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译文和文章38篇，涉及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评述国际时事等。在李汉俊编辑工作的引导下，《星期评论》的指导思想更加鲜明地倾向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很早就注意结合我国工人的斗争，发表有分析有指导性的评论，参与组织上海最早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他敢为上海工人说话。1920年2月，他声援日华纱厂三次工人同盟罢工，在《星期评论》上写了短评《国民是不是应该分家的？》，指出：“中国的警察署长，当即派警察去干涉罢工的工人强迫上工，对于殴辱工人的日本人，竟连屁也不敢放一个。”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大会，李汉俊被聘为名誉会员。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李汉俊再次到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
在李汉俊和陈望道等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星期评论》的销量由最初的一千份发展到十几万份。《星期评论》是与北京的《每周评论》齐名的刊物，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获盛名，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成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和《每周评论》同被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当时，许多进步团体都把《星期评论》列为青少年必读的刊物之一，影响了许多人后来走向革命的道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立三曾经回忆说，当时“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曾担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李汉俊主办的《星期评论》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细胞”之一。1946年夏，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自己的经历时，指出《星期评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是进步刊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星期评论》在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的共同努力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毫不逊色于《新青年》。遗憾的是，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軍阀政府的迫害下，被迫停刊。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由李汉俊担任主编。这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亦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劳动界》不仅在上海工人中影响极大，而且在其他省份的读者也越来越多。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仅长沙文化书社就销售《劳动界》5000册，是《新青年》同期销售量的2.5倍。《劳动界》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对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指导工人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被上海工人誉为“工人明星”。在任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期间，李汉俊担任《新青年》编委，并将其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期间，李汉俊协助该校历史社会学研究会编辑“社会科学特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这些刊物向广大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撒播了革命火种。 李汉俊与中共“一大”
1919年秋，李汉俊翻译《世界思潮之方向》时，萌发了在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的思想。李汉俊明白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以“无产阶级一分子”为荣，开始认识到中国应有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民党”“革命党”。据历史资料看，李汉俊可能是中国最早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前6个月，就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公开提出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当时有人叫李汉俊加入国民党，但是李汉俊并不想加入。在他看来，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党，它的现状令人失望，他想要加入的是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时中国还没有那样的党。
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与李汉俊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成员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通过交谈，陈独秀、李汉俊等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发起了有十余个早期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负总责，李汉俊是主要成员之一。
7月19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预备会议。会上，李汉俊和陈独秀表示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7人在上海发起组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来通称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并由李汉俊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这个组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
李汉俊指导筹建了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李汉俊与刘伯垂发展董必武入党，由董在武汉发展组织。李汉俊还亲自回到桑梓，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20年7月，李汉俊到武汉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汉党组织的问题。回来后不久，他又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建议他们在湖北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成立。不久，李汉俊又介绍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到武汉，帮助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作。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约，赴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发起组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新青年》杂志也由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主编。参加“一大”的包惠僧和李达对此有回忆和评论。包惠僧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他在直至“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以后时约九个月，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发动尽力独多”。李达回忆说：我自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多次访问陈独秀，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陈望道也说明，中共建立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在陈去广州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陈独秀与李汉俊指导，以陈独秀、李汉俊为主考虑在上海建立党的发起组，是合乎史实的。根据张国焘的描述，李汉俊是“学者型人物”“我们中的理论家”，他热衷表达个人意见，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即便面对不同程度的批评，他也“从不与人争吵”，“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李汉俊“费许多时间于私人谈话，在会场上没有多费讨论”。在包惠僧看来，李汉俊虽“性情强悍”，但“聪明伶俐”，他能有节制地不在大会上说“太煞风景的话”，在党的总任务和大方向上“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张、包二人的看法均指向李汉俊性格的同一种特征——坚持己见，但涵养较好。担任代理书记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李汉俊介绍了沈雁冰（茅盾）。多年后，茅盾回忆李汉俊时说：“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
1921年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继建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渐成熟，陈独秀和李汉俊等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是年春，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往来通信中，在关于党的组织形式问题上发生分歧。为此李汉俊辞去了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职务，交由李达接任。但李汉俊并没有中止革命活动，他仍然热情饱满地进行组党建党的工作。当时他的个人生活十分窘迫，夫人去世不久，留下两个孩子需要他照顾。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建党，派马林到达上海，立即与李达、李汉俊等商议，并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汉俊、李达。因上海小组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汉俊、李达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上海博文女校举行。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代表的安全，李汉俊毅然借出他和其兄李书诚的寓所（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客堂作会场，“一大”的第二、三、四、五次会议都在李宅安全顺利进行。
8月1日晚，中共“一大”会议完成了预定的议题，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诞生。会后，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了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情形的报告。
为保证“一大”顺利进行，李汉俊不怕承担风险，腾出自己的寓所作会场。在巡捕搜查会场时，他又从容应付，保护代表的安全，保证了大会顺利完成预定主要议题。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每月仅需大洋200元，但是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据李汉俊嫂子薛文淑回忆。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已故爱妻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她帮忙赎回。李汉俊对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21年秋，李汉俊返回武汉，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武汉市督政办公署总工程师、武昌中山大学教授。1922年5月，李汉俊应武汉学联之邀在汉口举行的国际劳动纪念会上演讲劳工运动史，鼓励学生投身无产阶级运动。1923年初，他对武昌高师社会学系学生说：“我们讲社会问题，光讲些理论知识，若不与实际相结合，体会是不会深刻的。”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因为思想新、学说新，一下就抓住了青年学生，场面火爆时，教室里坐不下，连窗台上都站着人。
1926年春，李汉俊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捕，当晚被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道：“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1986年，潜江人民为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在潜江袁桥为李汉俊建立了墓碑和纪念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被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