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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本小说还比不上《教父》那样伟大，但是它里面同样带有人性的关照，同样将切入点选择得很小，内涵却可以很充分。这种对人性的挖掘和叙述的节制感，是许多写作者所难以做到的。
我刚看到这部书稿的时候，小琥给它取的名字还叫做“夺命金”。我们知道杜琪峰有一部电影也叫《夺命金》，那是一部既没有很明显的黑社会，也不是讲述真正罪案故事的影片。它讲述的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动荡，以及在这种动荡之下香港股票市场与地下钱庄的黑幕，是一部非常有野心的电影。小琥既然能将小说的名字取作“夺命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想他也是希望能够与杜琪峰抗衡一把，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带着“混不吝”精神的野心之作。
这样的野心不止表现在小琥表述故事的能力上，还在于他对题材的选择。小说虽然围绕着“借钱”发生，但正如当下的社会，钱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药引子。我最近去美国，最令我感受到打击的一件事，就是发现在这十几年间，美国的物价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1997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赞助我去美国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最近我又重回那些地方，汉堡包依旧是十几年前的价格，房价也几乎没有什么波动。再回头看看中国，令我觉得非常震惊。中国经历着在数字上高速发展，由贫入富的阶段，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钱并没有增加我们的幸福感。毫无疑问，这种处境下中国人的生活一定是沸腾的、有温度的，却也是混乱和扭曲的。小琥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时代，体现出他作为创作者的敏感。
但即便是枪口对准了，难免也会放出哑弹。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表述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的好坏：我能不能看得进去，这个东西距离我们有多远。这种距离并不是单纯的说作品反映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即使是南美洲的故事，只要它反映的心理和人性是真实的，我们依然会觉得切中肯絮。在我看来，小说的创作就是用文字去接近真实的一个过程，与真实的远近能够衡量写作者表述的力量，而这种真实，一定是关乎人性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小琥做得很了不起。
据我所知，《教父》是小琥最喜欢的电影，我这里也用一个关于《教父》的故事作为类比。《教父》当初在筹拍时几经周折，科波拉在拍出《教父》第一部之后，制片人看到样片非常不喜欢，想要换掉科波拉，但又担心判断失策，就找了好几个人来一起看样片，马丁·斯科塞斯是其中之一。据说马丁·斯科塞斯看完样片之后，说科波拉拍得太好了，并且说这可能会是科波拉拍得最好的电影。为什么科波拉的《教父》会产生争议，是因为他将小说里恢弘的气势、复杂交织的线索简化了，而且用了一种近似于纪录片的视觉风格去完成电影的表述。这样的手法让《教父》变得更加真实更加人性化，更接近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当然小琥的小说还比不上《教父》那样伟大，但是它里面同样带有人性的关照，同样将切入点选择得很小，内涵却可以很充分。这种对人性的挖掘和叙述的节制感，是许多写作者所难以做到的。
单单是从类型写作这个层面上看，小琥能够在小说的章章回回中都铺陈着悬疑，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其实挺缺少《北京钱商》这样的故事，悬疑小说在日本、美国、欧洲都有很大的市场，斯蒂芬·金自然是其中翘楚，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实际上同样带有强烈的悬疑色彩。在电影体裁上亦是如此，希区柯克就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撼动的大师。但在中国，悬疑还不是一个大的门类，除了审查之外，还有个因素就是悬疑并不是要简单的给人以惊恐，如何真正将“悬疑”的色彩给托起来，而不是让读者或观众在谜底揭开之后一笑置之，还是需要一定的大智慧来完成这个表述。
身边的年轻人们渐渐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这让我觉得非常欣喜，也不禁让我回忆起自己拍摄第一部电影时的时光，虽然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那依旧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并时常忆起的时刻。我觉得文艺青年们到最后总是要迈出坚实的一步，成为一个作者，就像小琥这样，无论你写多少新闻稿，做多少专访，一个年轻人最终还是要完成一次叙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要完成这一步真的挺难的，多少人都有一个诗歌梦和文学梦，又有多少人感受过被退稿的沮丧。现在出书相对容易了，但看到真正的好书也难了，从小琥的作品里我很容易的看出来，他是具有文学理想的一个青年，热爱写作，并且做得不错。这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趁自己还年轻，为理想奢侈一把，这是一件很有种的事。
我刚看到这部书稿的时候，小琥给它取的名字还叫做“夺命金”。我们知道杜琪峰有一部电影也叫《夺命金》，那是一部既没有很明显的黑社会，也不是讲述真正罪案故事的影片。它讲述的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动荡，以及在这种动荡之下香港股票市场与地下钱庄的黑幕，是一部非常有野心的电影。小琥既然能将小说的名字取作“夺命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想他也是希望能够与杜琪峰抗衡一把，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带着“混不吝”精神的野心之作。
这样的野心不止表现在小琥表述故事的能力上，还在于他对题材的选择。小说虽然围绕着“借钱”发生，但正如当下的社会，钱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药引子。我最近去美国，最令我感受到打击的一件事，就是发现在这十几年间，美国的物价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1997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赞助我去美国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最近我又重回那些地方，汉堡包依旧是十几年前的价格，房价也几乎没有什么波动。再回头看看中国，令我觉得非常震惊。中国经历着在数字上高速发展，由贫入富的阶段，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钱并没有增加我们的幸福感。毫无疑问，这种处境下中国人的生活一定是沸腾的、有温度的，却也是混乱和扭曲的。小琥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时代，体现出他作为创作者的敏感。
但即便是枪口对准了，难免也会放出哑弹。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表述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的好坏：我能不能看得进去，这个东西距离我们有多远。这种距离并不是单纯的说作品反映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即使是南美洲的故事，只要它反映的心理和人性是真实的，我们依然会觉得切中肯絮。在我看来，小说的创作就是用文字去接近真实的一个过程，与真实的远近能够衡量写作者表述的力量，而这种真实，一定是关乎人性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小琥做得很了不起。
据我所知，《教父》是小琥最喜欢的电影，我这里也用一个关于《教父》的故事作为类比。《教父》当初在筹拍时几经周折，科波拉在拍出《教父》第一部之后，制片人看到样片非常不喜欢，想要换掉科波拉，但又担心判断失策，就找了好几个人来一起看样片，马丁·斯科塞斯是其中之一。据说马丁·斯科塞斯看完样片之后，说科波拉拍得太好了，并且说这可能会是科波拉拍得最好的电影。为什么科波拉的《教父》会产生争议，是因为他将小说里恢弘的气势、复杂交织的线索简化了，而且用了一种近似于纪录片的视觉风格去完成电影的表述。这样的手法让《教父》变得更加真实更加人性化，更接近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当然小琥的小说还比不上《教父》那样伟大，但是它里面同样带有人性的关照，同样将切入点选择得很小，内涵却可以很充分。这种对人性的挖掘和叙述的节制感，是许多写作者所难以做到的。
单单是从类型写作这个层面上看，小琥能够在小说的章章回回中都铺陈着悬疑，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其实挺缺少《北京钱商》这样的故事，悬疑小说在日本、美国、欧洲都有很大的市场，斯蒂芬·金自然是其中翘楚，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实际上同样带有强烈的悬疑色彩。在电影体裁上亦是如此，希区柯克就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撼动的大师。但在中国，悬疑还不是一个大的门类，除了审查之外，还有个因素就是悬疑并不是要简单的给人以惊恐，如何真正将“悬疑”的色彩给托起来，而不是让读者或观众在谜底揭开之后一笑置之，还是需要一定的大智慧来完成这个表述。
身边的年轻人们渐渐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这让我觉得非常欣喜，也不禁让我回忆起自己拍摄第一部电影时的时光，虽然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那依旧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并时常忆起的时刻。我觉得文艺青年们到最后总是要迈出坚实的一步，成为一个作者，就像小琥这样，无论你写多少新闻稿，做多少专访，一个年轻人最终还是要完成一次叙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要完成这一步真的挺难的，多少人都有一个诗歌梦和文学梦，又有多少人感受过被退稿的沮丧。现在出书相对容易了，但看到真正的好书也难了，从小琥的作品里我很容易的看出来，他是具有文学理想的一个青年，热爱写作，并且做得不错。这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趁自己还年轻，为理想奢侈一把，这是一件很有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