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报纸评论工作，最大的感触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民意”凭借其有力的表达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其实民意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意所表达的“愿望”，即大多数人对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得到何种改善的要求。“民意”的这个部分是永远正确的，不仅应该时刻得到当政者和全社会的认真倾听，也理应得到逐步满足。
　　但问题通常不那么简单，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民意的内容除了表达愿望以外，经常还含有对如何达成这种愿望的看法和要求。大部分民众未必具备分析这类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框架，所以“民意”的这一部分内容未必正确，或未必是可行的。它应该得到倾听和重视，但不应该轻易地被满足。
　　我一点也没有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每个人因为教育和职业的关系各有其专长。俗语所谓“隔行如隔山”，治理国家同样需要专长。好比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治愈病人身上的病痛，是医生天经地义的职责，但如果我们要求医生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开药，那就很不合理。解决社会问题同样如此。
　　那为什么一碰到社会“病症”，痛楚中的人们就不那么理智，常常要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按自己的要求开药方呢？主要是因为民众不信任那些“社会医生”。他们认为，这些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专业人士，不是滥竽充数的“庸医”，就是更加可恨的牟利者，他们开药方时想的根本不是“病人”的安危，而是怎么从中捞取最多的回扣。当前的这种社会情绪既普遍又合理，但这一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病人”自己开药方来解决，只能通过加强对“医生”的监督和激励来解决。
　　的确，没有人比病人更了解自己的疾苦。但这种切身感受起到的作用，是强化对社会进行改进的愿望和动力，而对社会如何真正有效地改进，并无任何实质性帮助。
　　其实我们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悟出相同的道理：没有医德的坏医生，往往出在那些对病人有求必应的人当中，真正有责任心的良医，会认真听取病人对症状的描述，但很少会顺着病人自己的心思开药方。在医治“社会疾病”的问题上，我们同样有必要牢记“良药苦口”这句忠言。
　　行笔至此，想到了秦晖教授的一段话，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不可避免，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败坏“人文精神”，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