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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不仅是中印建交65周年，也恰好是宋庆龄访问印度60周年。与会人士深切缅怀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与和平外交先驱的宋庆龄，与印度人民结下的不解之缘，并围绕中印友好交往、文明互鉴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
2015年11月26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行，来自中印两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宋庆龄与中印友好”、“文明传统与友好交往”、“文明互鉴与中印未来”、“贸易之路对中印文明交流的促进”、“媒体与旅游对中印交流的促进”、“文明互鉴与中印未来”六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和文明对话。
与会者通过回顾中印友好的悠久历史，分析政治经贸人文交往现状，为中印关系未来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不仅加深了中印双方的了解、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更为推进中印两大文明携手开创未来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宋庆龄和中印友好
2015年不仅是中印建交65周年，也恰好是宋庆龄访问印度60周年。与会人士深切缅怀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与和平外交先驱的宋庆龄，与印度人民结下的不解之缘。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常务副主席齐鸣秋说，宋庆龄是“中印友谊的使者和金桥”，之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宋庆龄故居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举办 “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就是要传承宋庆龄所珍视的中印友谊，共同挖掘中印友好的宝贵历史资源，促进中印民间交流和文明对话，探索构建非官方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中印文明交流互鉴、良性互动，以此夯实中印关系深度发展的民间基础，推动中印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艾多介绍说，宋庆龄的一生都对中印友好情有独钟，1927年宋庆龄出访苏联期间与尼赫鲁相识，此次见面奠定了两人一生的友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尼赫鲁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筹设款项支援中国的抗战，宋庆龄特地向尼赫鲁表示感谢。抗战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尤其是著名的柯棣华医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宋庆龄和尼赫鲁的友谊促进了印度派遣医疗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更加关注和推进中印友好事业。19 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宋庆龄陪同出席了近10场活动。1955年宋庆龄到印度访问期间，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中印友好以及对尼赫鲁本人的美好祝愿。为纪念这次访问，宋庆龄专门创作了英文诗—《一万万双手》，并称“印度与中国是兄弟”。
《今日中国》是宋庆龄一手创办的新中国对外传播杂志，今日中国杂志社呼宝民社长介绍了宋庆龄的国际友好交往，以及她亲自为对外传播定下的宗旨“用事实说话”，并表示今天杂志仍然秉承这个宗旨，把对外友好交往延续下去，同时也希望将来与更多的印度媒体合作与交流。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主席纳林·苏里宁先生在发言中表示，宋庆龄的名字为印度人民所熟悉，称赞她是中印友谊的使者。并表达了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希望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加强合作、推动双方人文交流的愿望。
历史上文明互鉴的典范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合起来占了其中一半；人类共创造了四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中印两大文化体系各自形成自己的文化圈，之间又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在全世界历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使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而印度诗人泰戈尔更是把中国和印度称作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树英研究员介绍说，中印两国之间的交流，既有精神文化交流又有物质文化交流，中国古人从印度学到了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商贸也丰富了两国的物质文化，从中国传入印度的除了丝织品以外，还有钢、茶、糖、花生、瓷器、桃、梨、石榴等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则有珠宝、菩提树、胡椒、茉莉花、沉香、犀角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提出，古代中国是通过看印度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印度始终是中国看世界的对象和国家。他认为佛教是中印之间最大的交流项目，佛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就是学习并传入佛教，佛教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印度那烂陀大学校长拉文达·潘特也认为，在汉朝和唐朝时，两国的学者从交流中互相学习了对方的文化，除佛教之外，还有艺术、教育、音乐、绘画、戏剧、诗歌等。他特别指出，玄奘把佛经带回了中国，不仅保存了最原汁原味的经文，同时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是对印度和世界的一个贡献。
和合学的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认为，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交流是渗透到各个层面的。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同中国的主流文化相结合发生中国化，并成为民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同时他指出，印度的语言也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比如说世界、觉悟、政治、彼岸、解脱等；同时一些印度语言也成为中国很重要的成语，如五体投地、三生有限、伤风败俗、在劫难逃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认为，中国从印度学到了佛教的信仰、礼仪和哲理，包括因果、众生平等、救赎观、逻辑推理、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佛教的这些教义和儒家的伦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孔子研究院秘书长罗安宪则重点介绍了六祖惠能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惠能由来世解脱提出今生今世就可以解脱，由出家修行而提出出家可以修行、在家也可以修行，由原来的渐求累积提出也可以顿悟成佛，实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三大思想的演变。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中国思想对印度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彭永捷教授指出，随着印中两国佛教僧人的传教活动，印度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也有了解，中国僧人把自己受到的儒学影响带到了印度。印度的儒学研究是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20世纪成为有组织、有系统的工作。 中印关系的新进展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印友好不仅源远流长，到了20世纪之后更加密切。泰戈尔对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印度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大力支持。19 50年4月，印度与中国互派大使，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中国和印度虽然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印度21世纪初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齐鸣秋表示，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实现了互访，为中印关系发展开启了新局面，双边关系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同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同为拉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中印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郭业洲则认为，目前中印都处在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将全面展开；而印度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快车道，扩大开发开放、建设开发区和经济特区也成为国家政策实施的重点，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已成为印度重要的发展方向，两国发展阶段相似，所以说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在当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经贸关系快速发展，2014年贸易额超过了700亿美元，也签署了很多的协议。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两国政府、两国企业界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推动经贸发展，特别是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及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两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两国的产业结构具有比较优势。张宇燕建议，中印两国应发挥新兴经济体主要国家的作用，改变当今全球治理中的非中性的规则，以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他同时建议中印之间开启战略对话，至少可以先从经济战略对话开始。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洲学者联合会主席斯瓦兰·辛格认为，无论是中国的GDP增速还是印度的GDP增长都很快，这表明两国增长潜力巨大；同时他认为两国政治交往势头也非常强劲，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有决断力、都希望把中印两国之间打造成兄弟关系。这反映在中印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双方有意愿在区域、次区域层面、地区层面开展合作，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两国政府在政治上有发展关系的意愿，而且比较强烈，但是目前相互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蓝建学建议，面对当今的中印关系需要把视角做一个超越，即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转到文明文化的视角，摒弃一山难容二虎、龟兔赛跑一赢一输的观点。中印两国是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把东方文明智慧发扬光大，“喜马拉雅山脉够高够大，容得下中印这两只老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李莉副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中印关系1988年之所以取得突破，是双方在处理边界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上面达成了一种共识，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不影响其他领域的发展，把两个问题剥离。谈到边界问题，她认为最近双方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有很多进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互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华教授谈到中印关系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话题时表示，印度在安全方面对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些疑虑，她认为解决疑虑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对话。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本身双边贸易都依赖印度洋，所以双重的重要性使得中国非常重视印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位置。她建议，将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度的季风计划之类的规划对接，找出共同利益。
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马杜·巴拉教授则认为，文明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我们要有可持续性的相互交流，不仅仅是官方的、非官方的，也不仅仅是在地区之间的。她特别强调一定要是对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同时要本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减少我们之间的猜忌。
加强人文交流促进互信
但是与会学者更加强调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苏里宁认为，应该扩展而且加强两国的关系，比如基于年轻人的合作项目、旅游、文化，还有宗教的一些联系，还有更广阔的教育联系。他认为，印中是两大文明古国，既然过去有这样多的往来，现在就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
张立文也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两国互信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建议今后多召开一些会议，邀请中印两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和企业负责人参加讨论。他认为加强民间的交流非常重要，不仅能化解互相之间的误解、加强友谊，更能促进和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进一步补充说，文化交流不是空泛的，不仅包括理论的，也要包括具体的，从学术到艺术，从文化到文学，从官方到民间，从大众的到民族的，从高雅到民俗的，应该全面开展起来。同时，他建议两国学者的讨论不要停留在辉煌的过去，而是更多地去了解、介绍对方今天的主流文化，以加深相互的了解。
为了让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拉文达·潘特也认同需要进行的是人文对话、而且是各个层级的对话，但是他认为目前缺乏这样的对话机制；彭永捷则指出，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过于重视西方，而对周边的大国重视不够。中印双方都应该注意到这一倾向，进而在文化投入、资源配置、文化和教育体制方面采取措施。
拉文达·潘特还特别强调，两国媒体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多报道积极的新闻，多介绍两国历史上丰富的文化交流遗产以及各个重要领域的信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来自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森吉·库马尔研究员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也都重点强调了媒体在印中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库马尔指出，印中两国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了20亿，但是彼此在对方国家常驻的记者只有20多人，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未来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我们也不应该只依靠西方国家来接受获得对彼此信息的了解”。
马加力以旅游业情况为例指出，中印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极不相称。2014年印度到中国来的是81万人次，中国到印度去的是18万人次，而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次是1.1亿人次。他认为，两国应该大力促进旅游，游客既可增强个人直观的体验、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也可能软化政治中一些“硬”的东西，加深改善中印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理事会副会长邱永辉则从自己的观察指出近年来中印文化交流渐入佳境：一是中方向印度香客开放朝拜神山圣湖的天路，受到印度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和广泛参与；二是印度瑜珈在中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在兴起，并与太极、中国音乐相结合，逐渐显现中国特色。
苏里宁也表示，他欣喜地看到两国青年的交流已经定期，也有了省、邦之间的领导人论坛，高级别的媒体论坛也机制化了，2014年开启了印度中国文化交流的百科全书，智囊论坛也即将开始。“这些都会减少我们之间的信息缺失，促进我们的信任。”
2015年11月26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行，来自中印两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宋庆龄与中印友好”、“文明传统与友好交往”、“文明互鉴与中印未来”、“贸易之路对中印文明交流的促进”、“媒体与旅游对中印交流的促进”、“文明互鉴与中印未来”六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和文明对话。
与会者通过回顾中印友好的悠久历史，分析政治经贸人文交往现状，为中印关系未来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不仅加深了中印双方的了解、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更为推进中印两大文明携手开创未来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宋庆龄和中印友好
2015年不仅是中印建交65周年，也恰好是宋庆龄访问印度60周年。与会人士深切缅怀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与和平外交先驱的宋庆龄，与印度人民结下的不解之缘。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常务副主席齐鸣秋说，宋庆龄是“中印友谊的使者和金桥”，之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宋庆龄故居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举办 “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就是要传承宋庆龄所珍视的中印友谊，共同挖掘中印友好的宝贵历史资源，促进中印民间交流和文明对话，探索构建非官方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中印文明交流互鉴、良性互动，以此夯实中印关系深度发展的民间基础，推动中印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艾多介绍说，宋庆龄的一生都对中印友好情有独钟，1927年宋庆龄出访苏联期间与尼赫鲁相识，此次见面奠定了两人一生的友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尼赫鲁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筹设款项支援中国的抗战，宋庆龄特地向尼赫鲁表示感谢。抗战时期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尤其是著名的柯棣华医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宋庆龄和尼赫鲁的友谊促进了印度派遣医疗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更加关注和推进中印友好事业。19 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宋庆龄陪同出席了近10场活动。1955年宋庆龄到印度访问期间，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中印友好以及对尼赫鲁本人的美好祝愿。为纪念这次访问，宋庆龄专门创作了英文诗—《一万万双手》，并称“印度与中国是兄弟”。
《今日中国》是宋庆龄一手创办的新中国对外传播杂志，今日中国杂志社呼宝民社长介绍了宋庆龄的国际友好交往，以及她亲自为对外传播定下的宗旨“用事实说话”，并表示今天杂志仍然秉承这个宗旨，把对外友好交往延续下去，同时也希望将来与更多的印度媒体合作与交流。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主席纳林·苏里宁先生在发言中表示，宋庆龄的名字为印度人民所熟悉，称赞她是中印友谊的使者。并表达了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希望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加强合作、推动双方人文交流的愿望。
历史上文明互鉴的典范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合起来占了其中一半；人类共创造了四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中印两大文化体系各自形成自己的文化圈，之间又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在全世界历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使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而印度诗人泰戈尔更是把中国和印度称作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树英研究员介绍说，中印两国之间的交流，既有精神文化交流又有物质文化交流，中国古人从印度学到了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商贸也丰富了两国的物质文化，从中国传入印度的除了丝织品以外，还有钢、茶、糖、花生、瓷器、桃、梨、石榴等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则有珠宝、菩提树、胡椒、茉莉花、沉香、犀角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提出，古代中国是通过看印度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印度始终是中国看世界的对象和国家。他认为佛教是中印之间最大的交流项目，佛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就是学习并传入佛教，佛教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印度那烂陀大学校长拉文达·潘特也认为，在汉朝和唐朝时，两国的学者从交流中互相学习了对方的文化，除佛教之外，还有艺术、教育、音乐、绘画、戏剧、诗歌等。他特别指出，玄奘把佛经带回了中国，不仅保存了最原汁原味的经文，同时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是对印度和世界的一个贡献。
和合学的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认为，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交流是渗透到各个层面的。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同中国的主流文化相结合发生中国化，并成为民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同时他指出，印度的语言也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比如说世界、觉悟、政治、彼岸、解脱等；同时一些印度语言也成为中国很重要的成语，如五体投地、三生有限、伤风败俗、在劫难逃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认为，中国从印度学到了佛教的信仰、礼仪和哲理，包括因果、众生平等、救赎观、逻辑推理、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佛教的这些教义和儒家的伦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孔子研究院秘书长罗安宪则重点介绍了六祖惠能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惠能由来世解脱提出今生今世就可以解脱，由出家修行而提出出家可以修行、在家也可以修行，由原来的渐求累积提出也可以顿悟成佛，实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三大思想的演变。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中国思想对印度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彭永捷教授指出，随着印中两国佛教僧人的传教活动，印度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也有了解，中国僧人把自己受到的儒学影响带到了印度。印度的儒学研究是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20世纪成为有组织、有系统的工作。 中印关系的新进展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印友好不仅源远流长，到了20世纪之后更加密切。泰戈尔对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印度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大力支持。19 50年4月，印度与中国互派大使，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中国和印度虽然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印度21世纪初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齐鸣秋表示，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实现了互访，为中印关系发展开启了新局面，双边关系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同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同为拉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中印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郭业洲则认为，目前中印都处在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将全面展开；而印度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快车道，扩大开发开放、建设开发区和经济特区也成为国家政策实施的重点，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已成为印度重要的发展方向，两国发展阶段相似，所以说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在当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经贸关系快速发展，2014年贸易额超过了700亿美元，也签署了很多的协议。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两国政府、两国企业界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推动经贸发展，特别是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及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两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两国的产业结构具有比较优势。张宇燕建议，中印两国应发挥新兴经济体主要国家的作用，改变当今全球治理中的非中性的规则，以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他同时建议中印之间开启战略对话，至少可以先从经济战略对话开始。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洲学者联合会主席斯瓦兰·辛格认为，无论是中国的GDP增速还是印度的GDP增长都很快，这表明两国增长潜力巨大；同时他认为两国政治交往势头也非常强劲，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有决断力、都希望把中印两国之间打造成兄弟关系。这反映在中印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双方有意愿在区域、次区域层面、地区层面开展合作，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两国政府在政治上有发展关系的意愿，而且比较强烈，但是目前相互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蓝建学建议，面对当今的中印关系需要把视角做一个超越，即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转到文明文化的视角，摒弃一山难容二虎、龟兔赛跑一赢一输的观点。中印两国是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把东方文明智慧发扬光大，“喜马拉雅山脉够高够大，容得下中印这两只老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李莉副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中印关系1988年之所以取得突破，是双方在处理边界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上面达成了一种共识，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不影响其他领域的发展，把两个问题剥离。谈到边界问题，她认为最近双方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有很多进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互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华教授谈到中印关系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话题时表示，印度在安全方面对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些疑虑，她认为解决疑虑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对话。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本身双边贸易都依赖印度洋，所以双重的重要性使得中国非常重视印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位置。她建议，将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度的季风计划之类的规划对接，找出共同利益。
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马杜·巴拉教授则认为，文明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我们要有可持续性的相互交流，不仅仅是官方的、非官方的，也不仅仅是在地区之间的。她特别强调一定要是对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同时要本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减少我们之间的猜忌。
加强人文交流促进互信
但是与会学者更加强调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苏里宁认为，应该扩展而且加强两国的关系，比如基于年轻人的合作项目、旅游、文化，还有宗教的一些联系，还有更广阔的教育联系。他认为，印中是两大文明古国，既然过去有这样多的往来，现在就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
张立文也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两国互信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建议今后多召开一些会议，邀请中印两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和企业负责人参加讨论。他认为加强民间的交流非常重要，不仅能化解互相之间的误解、加强友谊，更能促进和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进一步补充说，文化交流不是空泛的，不仅包括理论的，也要包括具体的，从学术到艺术，从文化到文学，从官方到民间，从大众的到民族的，从高雅到民俗的，应该全面开展起来。同时，他建议两国学者的讨论不要停留在辉煌的过去，而是更多地去了解、介绍对方今天的主流文化，以加深相互的了解。
为了让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拉文达·潘特也认同需要进行的是人文对话、而且是各个层级的对话，但是他认为目前缺乏这样的对话机制；彭永捷则指出，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过于重视西方，而对周边的大国重视不够。中印双方都应该注意到这一倾向，进而在文化投入、资源配置、文化和教育体制方面采取措施。
拉文达·潘特还特别强调，两国媒体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多报道积极的新闻，多介绍两国历史上丰富的文化交流遗产以及各个重要领域的信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来自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森吉·库马尔研究员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也都重点强调了媒体在印中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库马尔指出，印中两国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了20亿，但是彼此在对方国家常驻的记者只有20多人，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未来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我们也不应该只依靠西方国家来接受获得对彼此信息的了解”。
马加力以旅游业情况为例指出，中印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极不相称。2014年印度到中国来的是81万人次，中国到印度去的是18万人次，而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次是1.1亿人次。他认为，两国应该大力促进旅游，游客既可增强个人直观的体验、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也可能软化政治中一些“硬”的东西，加深改善中印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理事会副会长邱永辉则从自己的观察指出近年来中印文化交流渐入佳境：一是中方向印度香客开放朝拜神山圣湖的天路，受到印度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和广泛参与；二是印度瑜珈在中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在兴起，并与太极、中国音乐相结合，逐渐显现中国特色。
苏里宁也表示，他欣喜地看到两国青年的交流已经定期，也有了省、邦之间的领导人论坛，高级别的媒体论坛也机制化了，2014年开启了印度中国文化交流的百科全书，智囊论坛也即将开始。“这些都会减少我们之间的信息缺失，促进我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