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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能实现专业化管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政府利益所在。”挪威银行资产管理前首席执行官克努特加尔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成功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来自北欧的挪威。上世纪80年代，北海发现油田。如何面对这笔天降的财富？挪威财政部于1990年成立挪威政府石油基金，希望将石油收入转化为金融资产，形成稳定的收益，惠及后代。
1996年春，第一笔3亿美元的石油基金进入挪威银行（即挪威央行）账户，并被投资于海外固定收益产品（foreign denominated fixed-income instruments）。1997年，挪威财政部决定将这一基金的40％投资于国外股票。
1998年，挪威银行资产管理（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简称NBIM）成立，这是挪威银行下属的独立机构，具体负责石油基金资产管理，其经营者向挪威银行汇报业绩。
截至2007年年底，NBIM的资产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投资于全球逾3500家公司。NBIM2007年下半年的一份数据显示，自1996年第一笔资金注入以来，其平均年实际回报率为4.57％，其管理成本可控制在0.1％以下。目前，NBIM的员工总数约为200人，海外办公室原有伦敦、纽约，刚刚在上海新设了第三个海外办公室。
要谈论主权财富基金，没有比克努特加尔（Knut N. Kjaer）更好的人选。自NBIM成立以来的十年中，他一直担任CEO。任期从1998年1月NBIM设立之初到2008年1月他辞去该职为止。他至今仍保留在挪威银行的顾问身份。
2月28日，在参加于苏州举行的养老金国际研讨会期间，加尔发表演讲，总结了NBIM十年的投资原则：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实现最高的财务收益；所有的投资均在挪威以外；基金在任一企业的股权上限为5％，且均为财务投资者；需要一个支持专业化管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以保障基金的长期财务利益。
会间，加尔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财经》：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而言，投资的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如何排序？
加尔：最不重要的是流动性。在NBIM，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并不需要那么大的流动性，重要的是在盈利性和安全性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
要避免毫无准备的冒险，必须百分之百地保证机构整体的安全性。但为了获得盈利，你必须冒市场风险。你要能够在别人抛出的时候仍然坚定地买入。管理长期资产的一个好处就是，当别人开始感到紧张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平静的心态。
如果你的治理结构不能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为持续买入提供支持，那这个治理结构就有问题。因此，如果主权财富基金与政府走得太近，而政府里的非专业人士在市场变坏的情况下变得紧张时，该基金的治理结构让其很容易改变策略，这就是错误的。
《财经》：透明度对主权财富基金被公众接受是否重要？
加尔：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一直有激烈的讨论——是为后代储蓄，还是应该在当代更多地消费？最后，我们决定储蓄，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人们要确信资金获得了最好的管理，这需要很多解释和交流。
《财经》：如何平衡透明度和投资保护商业秘密的需要？
加尔：并不是对一切都要透明——对已经做过的事情要透明，但今天和明天的操作不会对外公布。后者必须保密。
我们要报告业绩，有些信息是一年发布一次，有些是在交易完成几个月以后。我认为透明度是正面的因素。透明度让我作为CEO更容易创建一个专业化的团队。你的员工必须与曼哈顿的投行员工一样优秀，你的机构里必须有来自业绩要求的压力。透明度也包括你必须非常诚实，不能夸大自己的能力。
另外，我们用新闻发布会告知公众，我们既会有盈利的时候也会有亏损的时候。我们的历史上也有此类经验教训。我们一方面教育媒体，一方面也被媒体教育。
《财经》：一些主权财富基金不透明是因为如果投资业绩不好，他们不希望公众知道，以免公众给政府施加压力。你怎么看？
加尔：如果是外部委托的业务，我们不会对外公布每一个受托经理的投资回报率。每个人的投资都可能产生损失，重要的是长期业绩。我们能够接受外部经理人出现亏损，但如果损失持续，我们当然要采取行动。
《财经》：现在有关于建立主权财富基金行为准则的主张。你认为有无必要？
加尔：其实我不同意“主权财富基金”这种说法。主权财富基金、中央政府养老基金、地方养老基金等基金之间很难清晰划分界限，所以定义很困难。我对于这种基于基金的来源而区别对待的做法非常担忧，为什么我们要对某种资金特别疑虑？我认为任何阻碍资金自由流动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种长期基金，在资本市场上起正面作用。当别人卖出的时候，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能够建仓，能够稳定市场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对于可能对主权财富基金作更多约束，我感到担忧。即使想设定更多的约束，那也需要向各种各样的资金设定公正平等的约束，而不是针对某一种资金来做。
更好的做法是使公共资产的管理更加专业化，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不仅仅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问题，也是国家养老基金的问题。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养老基金因其公共事业的背景而没有资本管理的文化，因此对他们而言，更是一种挑战。
各国政府会明白，建立一个能实现专业化管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其利益所在。让不专业的官僚来管理资产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基于这种利益诉求的存在，与各种基金共同讨论如何变得更加专业化，要比用严格约束来威胁他们来得有效。
《财经》：你对中投公司了解多少？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投资，在被投资国也引起了一些担忧。你怎么看？
加尔：我对中投比较了解。我知道中投已访问过非常多的不同基金机构，他们会找到各个机构的优势，并建立适合于中国的基金机构。挪威与中国情况很不同，我只有一点可以谈，我认为国家想将资产投资于市场，其关键都是在于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由此必须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资产不能靠非专业的官僚，而是需要与华尔街一样的专业水平。
我不认为美国或其他国家会支持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约束性规定，因为保护主义对于市场无益。中国和挪威都有大量的资产。
《财经》：NBIM开始委托外部基金管理人投资的比例较高达40％，但目前已经降低到2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做？
加尔：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逐步建立了内部的基金管理能力。第二个原因是，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后，从成本上考虑，内部管理比外包更有优势。
我在NBIM的经验是，这是在一个公共事业框架中建立商业文化。如果你没有权力建设一个专业化的机构，最好不要做内部管理的投资，而且你在外包投资业务的时候，也要对委托经理人的积极型基金管理保持非常大的谨慎。如果你没有内部管理的能力，也就无法挑选外包的合适人选。这时最好选择被动型指数投资策略，这样做成本低，而且更安全。
《财经》：NBIM与挪威政府是什么关系？政府会不会干涉投资决策？
加尔：挪威政府决定他们愿意承受多少市场风险。他们的角色是制定整体策略，也可能制定一些基准和指导原则。商业决定则完全委任给职业经理。
NBIM的所有者是挪威财政部，但有关风险的规定要挪威议会通过。1997年，挪威议会同意将资产中股权投资的额度设定为40％，具体操作中可在30％至50％间浮动。去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60％，具体操作可在50％至70％间浮动。如果你偏离了议会设定的基准，那就是你自己冒的风险并要为此付出代价。
至于具体的投资决策，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挪威政府的干涉。这种决策权的委任是建立专业化管理文化的必要条件。
《财经》：你们如何培养自己的投资团队，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怎样的？
加尔：如何寻找到最好的人才始终是最重要的。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就做指数投资组合。而要找到最好的积极型基金外部经理人，你必须要有好的内部投资文化。选择投资经理也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或者官僚无法胜任，因为大多数的积极型投资经理并不创造价值。
为了吸引人才，我们不会对外宣称自己是公共事业部门，而说是专业化投资机构。必须开始就建立这样一种形象，否则你会引来很多官僚。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成功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来自北欧的挪威。上世纪80年代，北海发现油田。如何面对这笔天降的财富？挪威财政部于1990年成立挪威政府石油基金，希望将石油收入转化为金融资产，形成稳定的收益，惠及后代。
1996年春，第一笔3亿美元的石油基金进入挪威银行（即挪威央行）账户，并被投资于海外固定收益产品（foreign denominated fixed-income instruments）。1997年，挪威财政部决定将这一基金的40％投资于国外股票。
1998年，挪威银行资产管理（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简称NBIM）成立，这是挪威银行下属的独立机构，具体负责石油基金资产管理，其经营者向挪威银行汇报业绩。
截至2007年年底，NBIM的资产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投资于全球逾3500家公司。NBIM2007年下半年的一份数据显示，自1996年第一笔资金注入以来，其平均年实际回报率为4.57％，其管理成本可控制在0.1％以下。目前，NBIM的员工总数约为200人，海外办公室原有伦敦、纽约，刚刚在上海新设了第三个海外办公室。
要谈论主权财富基金，没有比克努特加尔（Knut N. Kjaer）更好的人选。自NBIM成立以来的十年中，他一直担任CEO。任期从1998年1月NBIM设立之初到2008年1月他辞去该职为止。他至今仍保留在挪威银行的顾问身份。
2月28日，在参加于苏州举行的养老金国际研讨会期间，加尔发表演讲，总结了NBIM十年的投资原则：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实现最高的财务收益；所有的投资均在挪威以外；基金在任一企业的股权上限为5％，且均为财务投资者；需要一个支持专业化管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以保障基金的长期财务利益。
会间，加尔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财经》：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而言，投资的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如何排序？
加尔：最不重要的是流动性。在NBIM，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并不需要那么大的流动性，重要的是在盈利性和安全性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
要避免毫无准备的冒险，必须百分之百地保证机构整体的安全性。但为了获得盈利，你必须冒市场风险。你要能够在别人抛出的时候仍然坚定地买入。管理长期资产的一个好处就是，当别人开始感到紧张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平静的心态。
如果你的治理结构不能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为持续买入提供支持，那这个治理结构就有问题。因此，如果主权财富基金与政府走得太近，而政府里的非专业人士在市场变坏的情况下变得紧张时，该基金的治理结构让其很容易改变策略，这就是错误的。
《财经》：透明度对主权财富基金被公众接受是否重要？
加尔：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一直有激烈的讨论——是为后代储蓄，还是应该在当代更多地消费？最后，我们决定储蓄，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人们要确信资金获得了最好的管理，这需要很多解释和交流。
《财经》：如何平衡透明度和投资保护商业秘密的需要？
加尔：并不是对一切都要透明——对已经做过的事情要透明，但今天和明天的操作不会对外公布。后者必须保密。
我们要报告业绩，有些信息是一年发布一次，有些是在交易完成几个月以后。我认为透明度是正面的因素。透明度让我作为CEO更容易创建一个专业化的团队。你的员工必须与曼哈顿的投行员工一样优秀，你的机构里必须有来自业绩要求的压力。透明度也包括你必须非常诚实，不能夸大自己的能力。
另外，我们用新闻发布会告知公众，我们既会有盈利的时候也会有亏损的时候。我们的历史上也有此类经验教训。我们一方面教育媒体，一方面也被媒体教育。
《财经》：一些主权财富基金不透明是因为如果投资业绩不好，他们不希望公众知道，以免公众给政府施加压力。你怎么看？
加尔：如果是外部委托的业务，我们不会对外公布每一个受托经理的投资回报率。每个人的投资都可能产生损失，重要的是长期业绩。我们能够接受外部经理人出现亏损，但如果损失持续，我们当然要采取行动。
《财经》：现在有关于建立主权财富基金行为准则的主张。你认为有无必要？
加尔：其实我不同意“主权财富基金”这种说法。主权财富基金、中央政府养老基金、地方养老基金等基金之间很难清晰划分界限，所以定义很困难。我对于这种基于基金的来源而区别对待的做法非常担忧，为什么我们要对某种资金特别疑虑？我认为任何阻碍资金自由流动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种长期基金，在资本市场上起正面作用。当别人卖出的时候，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能够建仓，能够稳定市场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对于可能对主权财富基金作更多约束，我感到担忧。即使想设定更多的约束，那也需要向各种各样的资金设定公正平等的约束，而不是针对某一种资金来做。
更好的做法是使公共资产的管理更加专业化，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不仅仅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问题，也是国家养老基金的问题。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养老基金因其公共事业的背景而没有资本管理的文化，因此对他们而言，更是一种挑战。
各国政府会明白，建立一个能实现专业化管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其利益所在。让不专业的官僚来管理资产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基于这种利益诉求的存在，与各种基金共同讨论如何变得更加专业化，要比用严格约束来威胁他们来得有效。
《财经》：你对中投公司了解多少？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投资，在被投资国也引起了一些担忧。你怎么看？
加尔：我对中投比较了解。我知道中投已访问过非常多的不同基金机构，他们会找到各个机构的优势，并建立适合于中国的基金机构。挪威与中国情况很不同，我只有一点可以谈，我认为国家想将资产投资于市场，其关键都是在于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由此必须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资产不能靠非专业的官僚，而是需要与华尔街一样的专业水平。
我不认为美国或其他国家会支持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约束性规定，因为保护主义对于市场无益。中国和挪威都有大量的资产。
《财经》：NBIM开始委托外部基金管理人投资的比例较高达40％，但目前已经降低到2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做？
加尔：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逐步建立了内部的基金管理能力。第二个原因是，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后，从成本上考虑，内部管理比外包更有优势。
我在NBIM的经验是，这是在一个公共事业框架中建立商业文化。如果你没有权力建设一个专业化的机构，最好不要做内部管理的投资，而且你在外包投资业务的时候，也要对委托经理人的积极型基金管理保持非常大的谨慎。如果你没有内部管理的能力，也就无法挑选外包的合适人选。这时最好选择被动型指数投资策略，这样做成本低，而且更安全。
《财经》：NBIM与挪威政府是什么关系？政府会不会干涉投资决策？
加尔：挪威政府决定他们愿意承受多少市场风险。他们的角色是制定整体策略，也可能制定一些基准和指导原则。商业决定则完全委任给职业经理。
NBIM的所有者是挪威财政部，但有关风险的规定要挪威议会通过。1997年，挪威议会同意将资产中股权投资的额度设定为40％，具体操作中可在30％至50％间浮动。去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60％，具体操作可在50％至70％间浮动。如果你偏离了议会设定的基准，那就是你自己冒的风险并要为此付出代价。
至于具体的投资决策，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挪威政府的干涉。这种决策权的委任是建立专业化管理文化的必要条件。
《财经》：你们如何培养自己的投资团队，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怎样的？
加尔：如何寻找到最好的人才始终是最重要的。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就做指数投资组合。而要找到最好的积极型基金外部经理人，你必须要有好的内部投资文化。选择投资经理也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或者官僚无法胜任，因为大多数的积极型投资经理并不创造价值。
为了吸引人才，我们不会对外宣称自己是公共事业部门，而说是专业化投资机构。必须开始就建立这样一种形象，否则你会引来很多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