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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岁末，世界经济处于金融危机后“二次探底”的震荡之中，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相当复杂严峻的形势，这对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后四年发展必然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2011南京都市圈发展论坛”上，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走向等问题自然成为与会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在论坛上就此发表了主题报告，笔者在论坛期间就此问题访问了他。
一、中国经济“十二五”发展趋势
宋宏：裴先生，在论坛上听了你的主题报告，感到颇受启迪。中国经济进入“十二五”时期的第二年，当下世界经济形势可谓“冷峻”，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也非常复杂严峻，人们都很关注2012年乃至“十二五”后四年中國经济的发展趋势。我想请教你对此是如何研判的？
裴长洪：近一时期我们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我在论坛的报告中谈了我的观点。我把201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几个特征，这里分别谈谈。
第一个趋势是经济增长，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五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1年经济增长率目标是8%。从2011年实际情况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9%，其拉动增长的因素仍然很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超过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将达到17%，扣除物价因素，增长率仍然不低。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许多项目将进入实际投资阶段，加上保障房建设力度不减，投资增长仍将处于高位。即使采取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严格治理各种不规范的信贷和资金流出，中国经济都将保持8.5%以上的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政府换届因素，增长速度可能接近9%。总起来看，“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高于7%，实际可能达到9%左右。可以预期，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将保持较快速度。
第二个趋势是结构变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将取得明显成效。首先，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消费率将从2010年的接近47%提高到2015年的5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以年均15%（名义）以上的速度增长，2015年的总额比2010年增长1倍以上。2015年商品进口规模将达到3.2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市场。其次，产业结构将得到优化。“十二五”规划要求，到2015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要提高4个百分点，从2010年的43%提高到47%。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第三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将得到控制、改造、提高；高附加值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将得到更快发展，从而使工业结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现代化农业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基本食品自给制度得到巩固。再次、城镇化继续推进，城乡结构优化。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未来4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以年均8%以上速度继续增进。目前，中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已到1.6亿，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人均现金收入的40%以上，随着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现象将持续下去，收入差距有望缩小。又次，中西部经济增长将快于东部。随着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逐渐改变了中国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出现了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从而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加快。数据表明，2011年前三季度东部投资增速22.3%，中部29.9%，西部增长29.5%，从而使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这一态势持续下去，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就有望改善了。
第三个趋势是优势创新，中国在扩大开放中不断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我们注意到，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原有的要素禀赋优势进一步弱化：土地资源更加紧缺、价格更加昂贵；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据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中国工资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再考虑美国工人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净劳动力成本将与美国的水平相当。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趋于衰减。但另一方面，中国新的竞争优势也在形成。对这一点，也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宋宏：是这样。经济优劣势的变迁，实质上是“替代”，当原有优势转化为劣势，便需要适应市场情势的变化寻求和把握新的优势，以替代衰减的传统优势或者说已转化成为的劣势。我想请你对这一问题说得详细一些。
裴长洪：好的。首先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凸显。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是让那些美国企业选择“坚守中国”的重要原因。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接受调查的350家企业中，有61%的企业是在中国生产、采购，并供应中国市场，仅供应美国市场的企业占10%，供应中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占8%。其次是产业配套的新优势。外资工厂之所以留在中国，非常重要的理由是：迁移生产基地既费钱又费时，而且新的市场，尤其是中国以外的市场，有它们自身的未知风险。实际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且国家规模较小，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难以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整体搬迁的原因。其三是中国工人素质成为新优势。美国商会的调查表明，同制造业的其他变量相比，中国工人的素质评级良好。根据调查反馈，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效率、物流基础设施、法律遵循方面得分很低，但工人素质一项得分很高。就是同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的优势同样明显。其四是中西部正在延续东部的比较优势。相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趋势明显缓慢，造成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形成新的生产加工能力，同时弥补了东部传统产业弱化所带来的产业缺口和出口增长的缺口，形成了原有比较优势的空间动态延续。其五是人民币正在成为新优势。目前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将进一步发展，除了人民币债券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外，将会有新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出现以及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甚至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人民币将成为新的交易工具出现在国际金融舞台和世界货币市场上。其六是金融体系稳定和外汇储备的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纷纷陷入困境，而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流动性充裕，经营稳健，不良资产处于极低水平；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使我国开放型经济具有极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保障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而且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七是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也具备企业海外发展优势。此外，我国部分制造业和资源开发行业也具备了海外投资的优势因素。其八是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的弹性将较小，而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将较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可能培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宋宏：你谈到的这些新的优势，是从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抽丝剥茧出优劣势的转化，揭示出我国当下一个时期具有的新优势，给人以启示。这些新优势应该说是支撑我国今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经济的战略机遇。从经济周期理论来观察，特别是从长期发展角度考量，科技产业革命是维系世界长期发展的支柱，而结构变迁特别是产业、企业、社会等结构优化升级是长期发展的动力。
裴长洪：这正是我要谈的第四个趋势，即经济转型升级。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我国进入“十二五”第二轮经济“翻番”发展阶段，一系列的新要求、新约束、新机遇、新挑战都摆在我们面前。在今后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是贯穿的主线，转型升级将成为企业与地区经济的普遍特征。首先，企业将通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这种核心竞争力可以是技术创新，也可以是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可以是产品的质量提升，从而实现企业生产的升级目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可以是品牌、研发能力、物流以及供应链中的某一环节，甚至是供应链的管理，企业可以使自己转型为服务型制造企业。其次，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沿海发达地区向服务经济转型成为普遍趋势；中西部将沿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轨道继续发展，从而使第二产业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使第三产业得到发展。近两年间，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开始反超东部地区，这一现象意义重大，可能是我国区域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
二、中国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
宋宏：说到区域经济，不能不观照城市经济。中国经济1978年从极低收入水平起点经过近30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翻两番”阶段目标，总体上进入中高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已经替代了过往的“农村包围城市”而成为区域经济的带动者。当下各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尤其关注建设中心城市及其中心城区，进而发展都市圈、都市群、都市带，构筑城市经济并且延伸到区域经济的新优势与竞争力。据我研究，今后我国的城市经济也必需转型升级，包括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形态、城市能级、功能结构、空间结构、生态环境构成等等，都需要转型或升级。
裴长洪：是这样。在总体趋势上，今后我国各地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其中，尤其是部分大城市将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所谓大城市的深度城市化，主要表征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现代都市的发育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城市提供了服务业各种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特别是先进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引导了服务业发展的生产与技术环境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发育形成。
宋宏：从表征观察，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于城市发展，城市越是扩大，服务业占比也必将越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与发展，以及大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这是服务业的资源、市场等要素与城市发展要素之间的耦合直接相关。在区域经济学以及城市经济学理论上，要深入分析这些要素的耦合关系，从而把握内在的规律。不理解规律，就不可能理性地实施城市转型升级。
裴长洪：对，必须分析这些要素关系及其机制。我们来看中心城区转型的内在动力。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态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也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最主要经济动力。以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规律形成，非常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现代中央商务区（即CBD），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就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其次，“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念是指盖房子的密度，而这里讲的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是一种“经济容积率”，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这导致非生产人口居住的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提出了税收“亿元楼”的概念，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提高这个指标，只靠一个“亿元楼”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亿元楼”，这就要求提高“经济容积率”。深圳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率先提出高产低耗的经济质量标准，包括地均生产总值、地均税收、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等指标，与上述经济容积率的概念是吻合的。再次，城市的更新与改造必然成为经济的推动力。城市需要更新改造，就像工业固定资产和技术装备、工艺需要更新改造一样，这将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同时也是新创造价值的来源。比如深圳市福田区在2011年前三季度中，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其贡献率达到45.3%，这个数字说明了城市经济未来的增长来源。
宋宏：这就如同企业战略转型一样，当原有增长来源优势转化为劣势，企业就要调整业务结构，寻求高附加值的新业务、新业态来获得新的增长来源。确定了新的增长来源，相应地就必须据此配置资源要素。城市经济的转型也是同样道理。通过以上分析，在你看来，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将呈现什么趋势呢？
裴长洪：我概括了几点。第一是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是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由于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没有实體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有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第二是消费的转型与升级趋势。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区外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消费快速增长，城市中心商业街区以及商业中心的扩大，使各类商业企业不断聚集，促进了城市中心区作为商业消费中心的形成，展示了该中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第三是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劳动如何与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相交换呢？第四是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就业的必要渠道。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活动，多数是以政府管理的面目出现。公共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既需要相应的从业人员，其创造的公共产品也应计入社会总产品。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是现代国家政权运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政府职能延伸的重要方向。所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成为居民增加就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
基于这些趋势，我认为，大都市中心区未来的产业结构的特征是：金融业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都市型商业、国际会展将引导消费主流；文化创意产业将引领文化潮流；教育、医疗、体育、健康、文化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政府和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成为重要服务业和居民就业渠道。与此相应的，未来拉动大都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大量新增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投资；城市更新改造的建设投资；商业中心区形成的更大消费拉动；商品进出口贸易和物流等新兴服务业、研发中心和服务型制造业（总部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增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部分产业化形成的经济增量；公共服务（市、区、街道、社区）中的第三方服务对经济的增量。
宋宏：趋势是发展的方向，分析趋势是理性预期，而要实现趋势所展示的未来目标，还需要有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在这方面，你有何见解？
裴长洪：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充分条件。从制度保障来说，第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在保证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上，要加强政府的调控和作为。这主要体现为：（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并为之筹集资金和引导社会资本；（2）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更新城市规划是正常的，要不断依据新的认识高度来更新城市规划，并加强规划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指导。（3）在新的视野中筹划未来的大都市型的经济结构，要把现代服务业的主要产业和业态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是深化服务业领域体制改革。必须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等服务行业中划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界限，在公共品中划分商品与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投资领域，增加服务产品的供给并提高质量。只有划分了公共品和私人品，商品和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才能调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建全社会医疗体系，才能有充足的供给。当前应利用文化体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推动改革，使各地中心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从具体路径来说，当务之急是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中国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就可以看出明显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五”之前的20多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重点推动的是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化，即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第二阶段，是“十一五”期间至今。2003年之后，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提上日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加上中国加入WTO后的服务贸易业务大增，国际服务业加速向中国沿海城市转移，使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一个爆发增长期。城市化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以满足服务产品需求为主，服务业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拉动力。
过去以工业化为前提的城镇发展道路的优点是满足了就业，形成了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繁荣。但是这种发展道路在今天遇到了城市人口结构变化与城市需求结构变化的两个新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城镇化聚集的多数人口和劳动力并不以融入当地城镇作为目标，他（她）们是为了打工挣钱，收入汇回老家农村。他们自己象候鸟一样来回迁徙。而近几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成分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据调查，80后已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不会种地，他们打工不仅为了赚钱，而是更希望能够融入城镇，特别是融入大中城市，成为当地居民。第二个矛盾是城市需求结构的变化。1998年以后中国实现了基本物质消费品的买方市场，这种买方市场主要表现在解决温饱的基本消费方面，而在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依然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格局。就此而言，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即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体现全面小康生活方面的供给量严重不足。为此，城市经济的转型重点在于转向解决服务产品短缺。这是因为，城乡居民解决温饱的绝大多数产品来源于工业生产，是工业化的产物，而体现全面小康生活的主要产品（如住宅、學校、医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从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而是要通过扩大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来实现。
宋宏：你分析得很是深入透彻，给人启发。我想，中国经济确实极具复杂性，比如当下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但是在全球化格局中，信息化必然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内容，这是历史上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又因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部分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大城市开始走向“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并且昭示着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未来趋势。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处理如此复杂问题最需要有系统思路。
裴长洪：你说得很对。我想这里最重要是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服务业三者的关系。解决全面小康生活各种产品的短缺，既是城镇化的内容，也是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动力，还是带动工业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有着独自的经济结构，城市化也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二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工业化需要依托城市，而城市的健康发育则需要服务经济的较快发展，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三者中存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促进机制，只有处理好这三者关系，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地较快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
宋宏：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你的研究观点，希望再有机会向你学习。
（责编：郑钊）
一、中国经济“十二五”发展趋势
宋宏：裴先生，在论坛上听了你的主题报告，感到颇受启迪。中国经济进入“十二五”时期的第二年，当下世界经济形势可谓“冷峻”，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也非常复杂严峻，人们都很关注2012年乃至“十二五”后四年中國经济的发展趋势。我想请教你对此是如何研判的？
裴长洪：近一时期我们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我在论坛的报告中谈了我的观点。我把201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几个特征，这里分别谈谈。
第一个趋势是经济增长，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五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1年经济增长率目标是8%。从2011年实际情况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9%，其拉动增长的因素仍然很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超过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将达到17%，扣除物价因素，增长率仍然不低。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许多项目将进入实际投资阶段，加上保障房建设力度不减，投资增长仍将处于高位。即使采取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严格治理各种不规范的信贷和资金流出，中国经济都将保持8.5%以上的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政府换届因素，增长速度可能接近9%。总起来看，“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高于7%，实际可能达到9%左右。可以预期，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将保持较快速度。
第二个趋势是结构变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将取得明显成效。首先，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消费率将从2010年的接近47%提高到2015年的5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以年均15%（名义）以上的速度增长，2015年的总额比2010年增长1倍以上。2015年商品进口规模将达到3.2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市场。其次，产业结构将得到优化。“十二五”规划要求，到2015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要提高4个百分点，从2010年的43%提高到47%。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第三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将得到控制、改造、提高；高附加值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将得到更快发展，从而使工业结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现代化农业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基本食品自给制度得到巩固。再次、城镇化继续推进，城乡结构优化。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未来4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以年均8%以上速度继续增进。目前，中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已到1.6亿，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人均现金收入的40%以上，随着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现象将持续下去，收入差距有望缩小。又次，中西部经济增长将快于东部。随着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逐渐改变了中国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出现了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从而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加快。数据表明，2011年前三季度东部投资增速22.3%，中部29.9%，西部增长29.5%，从而使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这一态势持续下去，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就有望改善了。
第三个趋势是优势创新，中国在扩大开放中不断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我们注意到，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原有的要素禀赋优势进一步弱化：土地资源更加紧缺、价格更加昂贵；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据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中国工资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再考虑美国工人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净劳动力成本将与美国的水平相当。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趋于衰减。但另一方面，中国新的竞争优势也在形成。对这一点，也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宋宏：是这样。经济优劣势的变迁，实质上是“替代”，当原有优势转化为劣势，便需要适应市场情势的变化寻求和把握新的优势，以替代衰减的传统优势或者说已转化成为的劣势。我想请你对这一问题说得详细一些。
裴长洪：好的。首先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凸显。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是让那些美国企业选择“坚守中国”的重要原因。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接受调查的350家企业中，有61%的企业是在中国生产、采购，并供应中国市场，仅供应美国市场的企业占10%，供应中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占8%。其次是产业配套的新优势。外资工厂之所以留在中国，非常重要的理由是：迁移生产基地既费钱又费时，而且新的市场，尤其是中国以外的市场，有它们自身的未知风险。实际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且国家规模较小，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难以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整体搬迁的原因。其三是中国工人素质成为新优势。美国商会的调查表明，同制造业的其他变量相比，中国工人的素质评级良好。根据调查反馈，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效率、物流基础设施、法律遵循方面得分很低，但工人素质一项得分很高。就是同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的优势同样明显。其四是中西部正在延续东部的比较优势。相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趋势明显缓慢，造成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形成新的生产加工能力，同时弥补了东部传统产业弱化所带来的产业缺口和出口增长的缺口，形成了原有比较优势的空间动态延续。其五是人民币正在成为新优势。目前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将进一步发展，除了人民币债券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外，将会有新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出现以及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甚至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人民币将成为新的交易工具出现在国际金融舞台和世界货币市场上。其六是金融体系稳定和外汇储备的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纷纷陷入困境，而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流动性充裕，经营稳健，不良资产处于极低水平；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使我国开放型经济具有极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保障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而且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七是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也具备企业海外发展优势。此外，我国部分制造业和资源开发行业也具备了海外投资的优势因素。其八是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的弹性将较小，而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将较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可能培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宋宏：你谈到的这些新的优势，是从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抽丝剥茧出优劣势的转化，揭示出我国当下一个时期具有的新优势，给人以启示。这些新优势应该说是支撑我国今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经济的战略机遇。从经济周期理论来观察，特别是从长期发展角度考量，科技产业革命是维系世界长期发展的支柱，而结构变迁特别是产业、企业、社会等结构优化升级是长期发展的动力。
裴长洪：这正是我要谈的第四个趋势，即经济转型升级。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我国进入“十二五”第二轮经济“翻番”发展阶段，一系列的新要求、新约束、新机遇、新挑战都摆在我们面前。在今后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是贯穿的主线，转型升级将成为企业与地区经济的普遍特征。首先，企业将通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这种核心竞争力可以是技术创新，也可以是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可以是产品的质量提升，从而实现企业生产的升级目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可以是品牌、研发能力、物流以及供应链中的某一环节，甚至是供应链的管理，企业可以使自己转型为服务型制造企业。其次，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沿海发达地区向服务经济转型成为普遍趋势；中西部将沿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轨道继续发展，从而使第二产业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使第三产业得到发展。近两年间，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开始反超东部地区，这一现象意义重大，可能是我国区域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
二、中国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
宋宏：说到区域经济，不能不观照城市经济。中国经济1978年从极低收入水平起点经过近30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翻两番”阶段目标，总体上进入中高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已经替代了过往的“农村包围城市”而成为区域经济的带动者。当下各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尤其关注建设中心城市及其中心城区，进而发展都市圈、都市群、都市带，构筑城市经济并且延伸到区域经济的新优势与竞争力。据我研究，今后我国的城市经济也必需转型升级，包括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形态、城市能级、功能结构、空间结构、生态环境构成等等，都需要转型或升级。
裴长洪：是这样。在总体趋势上，今后我国各地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其中，尤其是部分大城市将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所谓大城市的深度城市化，主要表征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现代都市的发育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城市提供了服务业各种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特别是先进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引导了服务业发展的生产与技术环境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发育形成。
宋宏：从表征观察，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于城市发展，城市越是扩大，服务业占比也必将越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与发展，以及大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这是服务业的资源、市场等要素与城市发展要素之间的耦合直接相关。在区域经济学以及城市经济学理论上，要深入分析这些要素的耦合关系，从而把握内在的规律。不理解规律，就不可能理性地实施城市转型升级。
裴长洪：对，必须分析这些要素关系及其机制。我们来看中心城区转型的内在动力。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态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也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最主要经济动力。以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规律形成，非常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现代中央商务区（即CBD），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就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其次，“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念是指盖房子的密度，而这里讲的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是一种“经济容积率”，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这导致非生产人口居住的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提出了税收“亿元楼”的概念，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提高这个指标，只靠一个“亿元楼”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亿元楼”，这就要求提高“经济容积率”。深圳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率先提出高产低耗的经济质量标准，包括地均生产总值、地均税收、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等指标，与上述经济容积率的概念是吻合的。再次，城市的更新与改造必然成为经济的推动力。城市需要更新改造，就像工业固定资产和技术装备、工艺需要更新改造一样，这将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同时也是新创造价值的来源。比如深圳市福田区在2011年前三季度中，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其贡献率达到45.3%，这个数字说明了城市经济未来的增长来源。
宋宏：这就如同企业战略转型一样，当原有增长来源优势转化为劣势，企业就要调整业务结构，寻求高附加值的新业务、新业态来获得新的增长来源。确定了新的增长来源，相应地就必须据此配置资源要素。城市经济的转型也是同样道理。通过以上分析，在你看来，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将呈现什么趋势呢？
裴长洪：我概括了几点。第一是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是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由于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没有实體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有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第二是消费的转型与升级趋势。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区外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消费快速增长，城市中心商业街区以及商业中心的扩大，使各类商业企业不断聚集，促进了城市中心区作为商业消费中心的形成，展示了该中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第三是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劳动如何与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相交换呢？第四是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就业的必要渠道。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活动，多数是以政府管理的面目出现。公共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既需要相应的从业人员，其创造的公共产品也应计入社会总产品。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是现代国家政权运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政府职能延伸的重要方向。所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成为居民增加就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
基于这些趋势，我认为，大都市中心区未来的产业结构的特征是：金融业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都市型商业、国际会展将引导消费主流；文化创意产业将引领文化潮流；教育、医疗、体育、健康、文化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政府和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成为重要服务业和居民就业渠道。与此相应的，未来拉动大都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大量新增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投资；城市更新改造的建设投资；商业中心区形成的更大消费拉动；商品进出口贸易和物流等新兴服务业、研发中心和服务型制造业（总部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增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部分产业化形成的经济增量；公共服务（市、区、街道、社区）中的第三方服务对经济的增量。
宋宏：趋势是发展的方向，分析趋势是理性预期，而要实现趋势所展示的未来目标，还需要有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在这方面，你有何见解？
裴长洪：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充分条件。从制度保障来说，第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在保证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上，要加强政府的调控和作为。这主要体现为：（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并为之筹集资金和引导社会资本；（2）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更新城市规划是正常的，要不断依据新的认识高度来更新城市规划，并加强规划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指导。（3）在新的视野中筹划未来的大都市型的经济结构，要把现代服务业的主要产业和业态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是深化服务业领域体制改革。必须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等服务行业中划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界限，在公共品中划分商品与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投资领域，增加服务产品的供给并提高质量。只有划分了公共品和私人品，商品和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才能调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建全社会医疗体系，才能有充足的供给。当前应利用文化体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推动改革，使各地中心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从具体路径来说，当务之急是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中国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就可以看出明显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五”之前的20多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重点推动的是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化，即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第二阶段，是“十一五”期间至今。2003年之后，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提上日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加上中国加入WTO后的服务贸易业务大增，国际服务业加速向中国沿海城市转移，使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一个爆发增长期。城市化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以满足服务产品需求为主，服务业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拉动力。
过去以工业化为前提的城镇发展道路的优点是满足了就业，形成了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繁荣。但是这种发展道路在今天遇到了城市人口结构变化与城市需求结构变化的两个新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城镇化聚集的多数人口和劳动力并不以融入当地城镇作为目标，他（她）们是为了打工挣钱，收入汇回老家农村。他们自己象候鸟一样来回迁徙。而近几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成分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据调查，80后已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不会种地，他们打工不仅为了赚钱，而是更希望能够融入城镇，特别是融入大中城市，成为当地居民。第二个矛盾是城市需求结构的变化。1998年以后中国实现了基本物质消费品的买方市场，这种买方市场主要表现在解决温饱的基本消费方面，而在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依然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格局。就此而言，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即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体现全面小康生活方面的供给量严重不足。为此，城市经济的转型重点在于转向解决服务产品短缺。这是因为，城乡居民解决温饱的绝大多数产品来源于工业生产，是工业化的产物，而体现全面小康生活的主要产品（如住宅、學校、医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从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而是要通过扩大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来实现。
宋宏：你分析得很是深入透彻，给人启发。我想，中国经济确实极具复杂性，比如当下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但是在全球化格局中，信息化必然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内容，这是历史上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又因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部分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大城市开始走向“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并且昭示着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未来趋势。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处理如此复杂问题最需要有系统思路。
裴长洪：你说得很对。我想这里最重要是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服务业三者的关系。解决全面小康生活各种产品的短缺，既是城镇化的内容，也是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动力，还是带动工业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有着独自的经济结构，城市化也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二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工业化需要依托城市，而城市的健康发育则需要服务经济的较快发展，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三者中存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促进机制，只有处理好这三者关系，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地较快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
宋宏：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你的研究观点，希望再有机会向你学习。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