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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去世。22年后的2011年，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中国最高规格的人民出版社以首印六万册的大手笔公开发行。胡德平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本书从耀邦同志的直接史料出发，径直探寻他的精神世界，务求解读他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是怎样在荒原上迈出的第一步。这种思想的脚步，尤其是寻路的思维脚步，正是本书最为关注也是至今还未研究到位的问题。”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与该书作者一样，最为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曾经留下实证印迹的思想脚步。
中国特色的富民模式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与会代表的胡耀邦于会议前夕的3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建言信。收入该书的《打破二元化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二》一文，重点解读的就是这封建言信。据介绍，胡耀邦在信中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农村评论说：“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勇敢的思想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
斯大林设想把集体农庄的农民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的形式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交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并且以这种方法进入共产主义。胡耀邦坚决反对抄袭斯大林式的苏联模式：
“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单纯的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很难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这么看来要么就是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不可实现；要么就是在一定时候人为地强制推行‘产品交换’。……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在胡耀邦看来，中国必须走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由于亦农亦工的重要形式是几个公社，十几个公社乃至几十个公社联合办，劳动力可以由社队分摊抽调，这种工业，还可以根据工种的不同，实行男女老幼搭配，还可以实行农闲季节生产，从而能够做到劳力的更加节约和合理使用。……联社因为有自己的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
为了实现自己所设想的经济建设之路，胡耀邦向毛泽东大胆建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胡耀邦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当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这样就牵涉到共产主义经典理论中“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的根本性问题：“十年前主席就非常深刻生动地指出：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引申起来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
按照胡德平的解释，“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后来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而在事实上，胡耀邦的历史局限并不只是表现在“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胡德平在接下来的《“地尽其利”和资源共享——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三》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充分证明胡耀邦直到辞职之前，对于民间私营企业一直充满着制度性的歧视与偏见。1986年8月18日，他在与德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托马斯的谈话中明确表示：
“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而言，绝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不仅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样有好处，……但无论如何，私企不能超过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也要不断地获取资源，它们通过优惠信贷发展企业，这样的发展一旦形成规模，就将其改造成集体企业。对于私企的老板，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也会把他们提拔为经理或厂长。”
尽管如此，胡耀邦这种共产共有、共富共享的富民思想与富民模式，在当年依然属于最有大胆也最为开放的前沿思维。用胡德平的话说：“耀邦同志在党的九大期间写的建言信，是他个性、思想历程中一次突出的表现。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是批剥逆鳞之举。”
在另一篇《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中，胡德平总结回顾了胡耀邦1982年5月19日召集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薛暮桥、马洪、郑必坚六人，集体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留下的《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在这份纪要里，记录有胡耀邦基于逆向思考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瞻望：
其一，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其二，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胡德平认为，胡耀邦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作为证据，他专门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的并没有“加强对群众的剥削”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预想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到1970年，日本年均增长率为10.9%；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6的水平；从而圆满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关于胡耀邦提出的富民模式，胡德平认为，“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命题。……事实上，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基于他的逆向思考大胆设想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解放思想的思考和探索
该书收录的《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的第三部分，有一个小标题是“‘文革’中的逆向思考”。其中介绍说，196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接下来，胡德平写道：“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胡德平在标题为《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的上、中、下三篇长文中，重点介绍了胡耀邦基于逆向思考率先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1977年1月1日和2日，胡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刊登。5月13日，胡耀邦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表示说：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返观历史，1979年1月18日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几天后于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初步奠定其领导核心地位的邓小平，于3月30日到会发表长篇讲话，讲话稿是他委托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最后于4月3日结束。
按照胡德平的说法，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在1978年9月建议召开的，胡德平写道：
“耀邦同志1979年1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究竟脱稿说了些什么呢？好在党的文件上有准确的记录……耀邦同志说：‘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自由，这就不对了……”
改革开放的全球眼光
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一次未提。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细读《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令我有所触动的并不是“改革”二字，而是与“改革”相提并论的“开放”二字；尤其是代表着胡耀邦、胡德平父子思维境界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开放观》一文。
1986年1月6日，胡耀邦在胡德平署名古平的《谈开放》打印稿上批示道：“必坚：这是德平的小文章，这一篇倒有一点点可取之处。哪个期刊登一登这样的东西，我也不反对。你看如何？（题目不妥）”这篇文章经过修改，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开放观》为标题，刊登于同年4月21日的《北京日报》。其中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在他看来，随着《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完成殖民地化，以及亚洲市场的逐步打开，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地球是圆的，……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
其二，恩格斯认为，在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像这样的“被迫欧化”，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社会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
其三，马克思此前还在两篇论印度的政论文章中指出过，随着自然经济的崩溃和宗法社会的瓦解，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社会成员，应该从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从而表现出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他由此归结出一个全球化的理论课题：“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预言，很快便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改革开放的“御誓文”，明确表现出以全球化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开放心态和价值追求，史称明治维新。与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人，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依然不愿意彻底放弃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原始落后思维和狭隘顽固心态。沿着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走下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一举推翻。
据胡德平介绍，1985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19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前述书信，不仅自己反复诵读，而且还对胡德平说道：“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由此可知，胡德平引经据典话开放的前述文章，是在胡耀邦直接影响下执笔写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胡耀邦坚持改革开放的全球化眼光的最高境界。
改革开放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形容的几千年来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中国传统社会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思维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就是“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逐步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中国特色的富民模式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与会代表的胡耀邦于会议前夕的3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建言信。收入该书的《打破二元化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二》一文，重点解读的就是这封建言信。据介绍，胡耀邦在信中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农村评论说：“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勇敢的思想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
斯大林设想把集体农庄的农民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的形式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交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并且以这种方法进入共产主义。胡耀邦坚决反对抄袭斯大林式的苏联模式：
“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单纯的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很难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这么看来要么就是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不可实现；要么就是在一定时候人为地强制推行‘产品交换’。……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在胡耀邦看来，中国必须走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由于亦农亦工的重要形式是几个公社，十几个公社乃至几十个公社联合办，劳动力可以由社队分摊抽调，这种工业，还可以根据工种的不同，实行男女老幼搭配，还可以实行农闲季节生产，从而能够做到劳力的更加节约和合理使用。……联社因为有自己的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
为了实现自己所设想的经济建设之路，胡耀邦向毛泽东大胆建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胡耀邦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当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这样就牵涉到共产主义经典理论中“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的根本性问题：“十年前主席就非常深刻生动地指出：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引申起来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
按照胡德平的解释，“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后来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而在事实上，胡耀邦的历史局限并不只是表现在“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胡德平在接下来的《“地尽其利”和资源共享——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三》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充分证明胡耀邦直到辞职之前，对于民间私营企业一直充满着制度性的歧视与偏见。1986年8月18日，他在与德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托马斯的谈话中明确表示：
“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而言，绝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不仅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样有好处，……但无论如何，私企不能超过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也要不断地获取资源，它们通过优惠信贷发展企业，这样的发展一旦形成规模，就将其改造成集体企业。对于私企的老板，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也会把他们提拔为经理或厂长。”
尽管如此，胡耀邦这种共产共有、共富共享的富民思想与富民模式，在当年依然属于最有大胆也最为开放的前沿思维。用胡德平的话说：“耀邦同志在党的九大期间写的建言信，是他个性、思想历程中一次突出的表现。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是批剥逆鳞之举。”
在另一篇《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中，胡德平总结回顾了胡耀邦1982年5月19日召集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薛暮桥、马洪、郑必坚六人，集体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留下的《耀邦同志同几个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纪要》。在这份纪要里，记录有胡耀邦基于逆向思考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瞻望：
其一，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其二，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胡德平认为，胡耀邦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作为证据，他专门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的并没有“加强对群众的剥削”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预想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到1970年，日本年均增长率为10.9%；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6的水平；从而圆满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关于胡耀邦提出的富民模式，胡德平认为，“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命题。……事实上，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胡耀邦，基于他的逆向思考大胆设想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解放思想的思考和探索
该书收录的《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的第三部分，有一个小标题是“‘文革’中的逆向思考”。其中介绍说，196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接下来，胡德平写道：“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胡德平在标题为《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的上、中、下三篇长文中，重点介绍了胡耀邦基于逆向思考率先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1977年1月1日和2日，胡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刊登。5月13日，胡耀邦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表示说：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返观历史，1979年1月18日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几天后于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初步奠定其领导核心地位的邓小平，于3月30日到会发表长篇讲话，讲话稿是他委托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最后于4月3日结束。
按照胡德平的说法，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在1978年9月建议召开的，胡德平写道：
“耀邦同志1979年1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究竟脱稿说了些什么呢？好在党的文件上有准确的记录……耀邦同志说：‘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自由，这就不对了……”
改革开放的全球眼光
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一次未提。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细读《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令我有所触动的并不是“改革”二字，而是与“改革”相提并论的“开放”二字；尤其是代表着胡耀邦、胡德平父子思维境界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开放观》一文。
1986年1月6日，胡耀邦在胡德平署名古平的《谈开放》打印稿上批示道：“必坚：这是德平的小文章，这一篇倒有一点点可取之处。哪个期刊登一登这样的东西，我也不反对。你看如何？（题目不妥）”这篇文章经过修改，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开放观》为标题，刊登于同年4月21日的《北京日报》。其中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在他看来，随着《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完成殖民地化，以及亚洲市场的逐步打开，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地球是圆的，……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
其二，恩格斯认为，在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像这样的“被迫欧化”，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社会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
其三，马克思此前还在两篇论印度的政论文章中指出过，随着自然经济的崩溃和宗法社会的瓦解，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社会成员，应该从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从而表现出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他由此归结出一个全球化的理论课题：“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预言，很快便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改革开放的“御誓文”，明确表现出以全球化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开放心态和价值追求，史称明治维新。与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人，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依然不愿意彻底放弃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原始落后思维和狭隘顽固心态。沿着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走下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一举推翻。
据胡德平介绍，1985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19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前述书信，不仅自己反复诵读，而且还对胡德平说道：“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由此可知，胡德平引经据典话开放的前述文章，是在胡耀邦直接影响下执笔写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胡耀邦坚持改革开放的全球化眼光的最高境界。
改革开放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形容的几千年来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中国传统社会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思维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就是“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逐步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初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