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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是一本关于微生物的科普书。提到微生物，我们大多会想到细菌、病毒以及疾病。人文学者讨论疾病，会提及苏珊·桑塔格。她在《作为隐喻的疾病》的引言中说：“每一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 的确，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不过，疾病与其说是一个过程，不如说是一种状态。苏珊·桑塔格从文化的意义上讨论疾病，尤其是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的隐喻，她力图让疾病回归疾病本身，而不是将某些特别的疾病视为邪恶或不道德，她剥除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层，是想纠正有关这些特殊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对疾病的隐喻所做的学术工作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对疾病认知的两层含义：一层是科学意义上的疾病，它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有关；另一层则是隐喻意义上的疾病，它建构起一个涉及道德、政治、文化、文学叙事等诸多方面的意义世界，与人们的心理建设相关。这其中，科学层面的认知是心理建设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苏珊·桑塔格写作的1978年，患上癌症会被视为“一桩丑事”，联邦法律颁布的《知情权法案》会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诸于众的事项，以保护患者的隐私。而今天，虽然科学技术还不能完全攻克癌症，但医疗水平的提高、治疗方法的改进，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已经使有关癌症的隐喻发生了变化，至少，癌症被部分地非神秘化，其指涉的意义也不再是某种具有宿命色彩的“死亡通知书”。
或许也正是因为疾病所具有的隐喻意义，每当自然界演化出一种新的病毒，尤其是这种病毒触发了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疫情便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同时也演变成一个道德事件、政治事件或者说文学事件。一方面，新型病毒的神秘性成为疾病隐喻的孳生地；另一方面，大量非科学性的碎片化信息增强了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疾病的隐喻性，进而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在通讯网络发达，自媒体活跃的今天，面对疾病，除了高效健全的医疗服务之外，离不开人们自身的心理建设，而后者在疫情到来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人们面对疾病的理性态度，更关乎人们以健康稳定的社会秩序来应对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消除或者降低疾病的神秘性，剥离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意义，才能有效完善人们对抗疾病的心理建设，而必要的科学普及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引发疾病的病毒或细菌而言，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它们都是微生物。多数细菌可以独立生存，具有独立的营养代谢系统。病毒却没有细胞结构，只能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的方式繁衍。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看待这些微生物时，那些寄生在我们体内的细菌和病毒，大多被视为“敌人”，需要我们用免疫系统和各种药物来对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微生物的“眼”来看世界，来权衡它们彼此的关系，或者它们与宿主之间的关系，世界则呈现出另一幅景观。在众多描述微生物的科普著作中，《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2] 为读者打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当然它不能帮助我们直接对抗某种疾病，却有助于消除某些疾病带来的神秘感，帮助我们完成对抗疾病的心理建设。
《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将“我”和“我”身体里包裹着的无数有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或者说一个移动着的“动物园”，这使每一个“我”都成为混杂着不同物种的广袤世界。与此同时，我们呼吸、行走、休憩、劳作，每一个生命过程也都是与周边环境不断交换微生物的过程，它们让我们彼此相连，也让我们与世界彼此相连。这数量众多的微生物是否仅仅从作为宿主的“我”身上吸收营养，实现自我增值，而不对宿主做任何贡献？它们彼此之间是分工协作、睦邻友好还是相互竞争、适者生存？“我”的免疫系统如何对付这些寄生者？是否一触即发，随时准备着以发烧、炎症、水肿等方式清除它们而后快？既然“我”能够“包罗万象”，“我”又该如何与这“万象”平安相处？
以我们惯常的思维，细菌有好坏之分，会致病的是病菌，有益处的是益生菌。对付病菌我们用抗生素，还天地一片洁净，而益生菌则是多多益善。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还是在整个自然界，正常健康的生态环境使这些数量惊人、种类庞杂的微生物们能够维持一种和谐、平衡的共生伙伴关系。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去看待各种微生物，便不再有好坏之分，只有对错之别。比如书中提到同样的菌种可能在宿主身上同时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像幽门螺杆菌，它能引起胃溃疡和胃癌，却也能防止胃酸倒流和食道癌；还有一些菌种是否有害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像一些待在肠道里的微生物，它们通常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如果进入了血液，则会导致败血症。换言之，我们的微生物如果待在正确的地方，即便不带来益处，至少也与我们相安无事，但如果跑到错误的位置上，却可以变得危险异常；它们在某些细胞里可能是必需品，到了另一些细胞里却可能变成致命毒素。
微生物所处的位置和生活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书中将这种情况比喻为“长错了地方的鲜花与杂草无异”。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用人性来类比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无数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著作都告诉我们，人性中的善与恶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天使和魔鬼往往栖息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张爱玲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不彻底的人物”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3]，但这并不影响她在《金锁记》中写出普通人性中最极端的恶。如果不是命运将曹七巧推到了某个极端的位置上，让她所处的环境激发出她人性中的恶，也许我们不难想象，这个麻油店的女儿大概会按照惯常的人生轨迹，嫁入一家门当户对的小业主，然后生儿育女、柴米油鹽、波澜不惊地走完一辈子。她不会变成圣人，也不会放弃平日里的习性和做派，她会成为那众多“不彻底的人物”中的一个；如果把她放进微生物的世界里，她也将是无害的那一个。 所以，这本书在描述共生关系时说：“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诸如互助、共生、共栖、病原体或寄生虫等标签，并不完全指一种固定的身份，更像是代表了当下的一种状态，与饥饿、清醒、活着类似；抑或是一种行为，比如合作或战斗。它们是形容词和动词，而不是名词：它们描述的是两个伙伴在何时何地如何彼此关联。”[4] 既然共生关系是一种状态，或者一个动词，它所建构起的平衡关系便是动态的。如果把这种共生关系平移至人类社会，我们会惊诧地发现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乃至亲子之间也不过如此，只不过人类是依靠情感和理性来维系这种平衡，而微生物则是依靠本能来获得。
《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中记述了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体的细菌，因为它只能通过动物的卵把自己传递到下一代宿主身上，所以它采用的所有策略都不利于雄性，并且在演化的过程中发展出许多“厌男”的手段。比如它会让雌性黄蜂通过克隆来进行无性生殖，只有当它被抗生素杀死之后，雄性黄蜂才会再次出现；它会干扰木虱雄激素的产生，从而把雄性的木虱转化成雌性，以方便自己寄住；它甚至会杀死幻紫斑蛱蝶的雄性胚胎，让这个物种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或者它也会允许雄性存在，只不过它会改变宿主的精子，让它们没法成功受孕……这种细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情节，比如《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一个全女班的国家，还有一条子母河，只要喝了子母河的水，就会不出意外地生下女宝宝；还有晚清时署名海天独啸子创作的小说《女娲石》，作者模仿《水浒传》的写法，却一改其中的“厌女症”为“厌男症”，塑造出天香院这样一个具有高科技的女性乌托邦，女人不仅发明了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拯救民族，也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建立国家，而男人不是傀儡就是被消灭的对象，总之一无是处还碍事儿。当然，文学是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来反映现实，它寄托的是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并不需要像科普著作那样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女儿国和天香院，以及女儿国和天香院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显然，沃尔巴克氏菌单方面的“生殖干扰”会严重影响宿主物种的繁衍，如果它仅仅是给宿主造成伤害，而不能提供有利于宿主的一些能量，那么宿主的最终消亡也会导致它因无处可栖而毁灭，或者从宿主的角度来看，它们也会在演化的过程中培养起抵御沃尔巴克氏菌的免疫系统，最终杀死这种“坏细菌”。因此，微生物为了获得动态的平衡会本能地发展出一些互利互惠的方式，让它们彼此需要。所以，沃尔巴克氏菌可以成为某一种宿主的营养补充剂，没有它，宿主们就会发育不良；它也可以保护某一些宿主免受某种病原体的侵扰，没有它，宿主很容易因感染而生病；而人类则可以利用它对引发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的病毒产生的抗性，把这些病毒永远地封存在蚊子体内，阻断它们感染人类的途径，当然，这也是因为沃尔巴克氏菌与这些病毒在宿主体内形成了平衡的共生关系。
不过，依靠微生物本能所建构起来的平衡关系是非常脆弱的，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概括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写出《时间机器》的科幻小说家赫伯特·G. 威尔斯在描述共生关系时也说：“每一段共生关系背后都多多少少暗藏敌意，只有通过适当的规则加以约束，以及精心地调节，才能保持互利状态。尽管人类拥有智慧、能够掌握互利关系的意义，但在人类事务中，互利的伙伴关系也不容易维持。低等生物更是没有这样的理解能力来帮助它们保持关系。相互成立的伙伴关系在建立之初是盲目的，是他者无意间造就的一种适应。”[5] 米高梅电影公司制作的一部家喻户晓的动画片《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大概是这种共生关系颇为形象的描述，水火不容的两个冤家就是在不停的追逐和打斗中合作依存的。
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规则，生态系统的和谐局面就很难维系，因为任何改变微生物生存环境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良好共生关系的崩塌。比如2016年就有報告显示，大堡礁因为气候变化、渔业发展、海运事故等各种原因，损失了近40%的珊瑚礁。科研人员通过进一步研究，揭示出珊瑚礁的死亡与其微生物系统的失衡有关。首先海水环境的变化破坏了珊瑚和微生物之间的伙伴关系，使珊瑚不得不驱逐居住在其细胞内并一直为它们提供营养的藻类，这直接导致珊瑚礁中微生物的菌群贫瘠化；随后大量肉质藻挤占了剩余空间，它们在珊瑚上野蛮生长，产生大量能够溶解在水中的糖和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被周边的微生物大快朵颐，促使这些微生物爆炸性繁衍。在正常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微生物和肉质藻都会变成能量，在海洋生物的食物链中循环，但是人类活动影响了食物链的正常运行，大量肉质藻供养的数量更为庞大的微生物几乎耗尽了珊瑚礁周围的氧气，继而使珊瑚窒息而亡。珊瑚礁不会移动，珊瑚也很少被远道而来的病原体杀死，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因自己“动物园”里的微生物乘虚而入而衰亡的。这也好比我们人类，我们罹患的很多疾病也并不是被外来的病原体激发的，比如癌症。癌症细胞原本是我们自身身体细胞的一部分，由于身体内环境的改变，导致一些细胞开始抵抗身体自身的调节作用，它们不受控制地生长、分裂，形成可能危及我们生命的肿瘤。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生命体，无论人类还是珊瑚，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微生物之间、微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利益并非永恒一致，它们之间有效地相互制约才能维系整体的平衡，以保证系统各个组件的正常运转。从另一层面上说，“改变微生物组的构型，改变其中微生物的比例，激活某些基因，分泌某些化学物质。改变后的菌群仍与宿主保持联系，但彼此的话事权已经改变。”[6]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环境的改变使“好细胞”突然变成了“坏细胞”，或者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什么突然开始攻击居住在身体里的常客。在这里，疾病问题实际上转化成了生态问题，只不过是人体内部的生态问题，微生物不仅型塑了我们的身体，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疾病与健康。
其实，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体内部的生态系统，都遵循相同的共生原则，都谋求良好稳定、和谐平衡的共生关系。近些年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态叙事，从事生态批评，当作家们以生态的眼光来讲述历史、关照现实，研究者们也以生态的眼光来讨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生态问题便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不仅仅作为实验数据和研究报告，而是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引发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比如获得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一个鄂温克部落的日常生活写这个民族近百年的生活史，顺应自然的历史观是这部小说最基本的叙事结构；万物有灵、动态平衡的生态观是这部小说设置情节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因而我们不难看到，活跃在文本中的人物在遵循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的同时，也接受着自然/神灵的安排，遵守着上天制定的某种“平衡”规则。文本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比如“我”跟随丈夫打猎，结婚三年都没能怀孕，当“我”放过了四只刚出生的小水狗和它们的妈妈时，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类似因果相伴，却无法用现代的、科学的逻辑来解释的个体遭遇几乎贯穿着每个人物的生命历程。《额尔古纳河右岸》如此处理人物命运并非是想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或者将这支以游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传奇”化，而是要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正如迟子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生存。”[7] 的确，当伐木声取代了鸟鸣声，当炊烟取代了云朵，当原始森林开始退化，当各种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开始锐减，人类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把自己的阅读范围限定在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层面，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关心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精神世界更胜于自然。然而，当我将关于微生物的科普著作《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与《疾病的隐喻》《额尔古纳河右岸》对读时，却惊讶地发现人类社会与微生物群、人际交往与微生物间的联系极为相似，因为无论人类还是微生物，都需要在良好平衡的共生关系中生存繁衍。而社会问题的出现，身体疾病的产生也可以从共生关系失衡的角度得到解释。我们是高级的智慧人类，为何会与简单而古老的微生物一起生存、合作、分享相似的伙伴关系原則？借用生物学家的话说：“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用相同的编码方法存储DNA信息，都把ATP分子作为通用的能量货币。所有的生命都一样。”[8]
注释
[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郑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3、17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72页。
[5]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The Science of Life，转引自《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75页。
[6]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100页。
[7]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后记》，第25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8]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21页。
对疾病的隐喻所做的学术工作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对疾病认知的两层含义：一层是科学意义上的疾病，它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有关；另一层则是隐喻意义上的疾病，它建构起一个涉及道德、政治、文化、文学叙事等诸多方面的意义世界，与人们的心理建设相关。这其中，科学层面的认知是心理建设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苏珊·桑塔格写作的1978年，患上癌症会被视为“一桩丑事”，联邦法律颁布的《知情权法案》会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诸于众的事项，以保护患者的隐私。而今天，虽然科学技术还不能完全攻克癌症，但医疗水平的提高、治疗方法的改进，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已经使有关癌症的隐喻发生了变化，至少，癌症被部分地非神秘化，其指涉的意义也不再是某种具有宿命色彩的“死亡通知书”。
或许也正是因为疾病所具有的隐喻意义，每当自然界演化出一种新的病毒，尤其是这种病毒触发了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疫情便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同时也演变成一个道德事件、政治事件或者说文学事件。一方面，新型病毒的神秘性成为疾病隐喻的孳生地；另一方面，大量非科学性的碎片化信息增强了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疾病的隐喻性，进而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在通讯网络发达，自媒体活跃的今天，面对疾病，除了高效健全的医疗服务之外，离不开人们自身的心理建设，而后者在疫情到来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人们面对疾病的理性态度，更关乎人们以健康稳定的社会秩序来应对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消除或者降低疾病的神秘性，剥离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意义，才能有效完善人们对抗疾病的心理建设，而必要的科学普及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引发疾病的病毒或细菌而言，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它们都是微生物。多数细菌可以独立生存，具有独立的营养代谢系统。病毒却没有细胞结构，只能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的方式繁衍。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看待这些微生物时，那些寄生在我们体内的细菌和病毒，大多被视为“敌人”，需要我们用免疫系统和各种药物来对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微生物的“眼”来看世界，来权衡它们彼此的关系，或者它们与宿主之间的关系，世界则呈现出另一幅景观。在众多描述微生物的科普著作中，《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2] 为读者打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当然它不能帮助我们直接对抗某种疾病，却有助于消除某些疾病带来的神秘感，帮助我们完成对抗疾病的心理建设。
《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将“我”和“我”身体里包裹着的无数有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或者说一个移动着的“动物园”，这使每一个“我”都成为混杂着不同物种的广袤世界。与此同时，我们呼吸、行走、休憩、劳作，每一个生命过程也都是与周边环境不断交换微生物的过程，它们让我们彼此相连，也让我们与世界彼此相连。这数量众多的微生物是否仅仅从作为宿主的“我”身上吸收营养，实现自我增值，而不对宿主做任何贡献？它们彼此之间是分工协作、睦邻友好还是相互竞争、适者生存？“我”的免疫系统如何对付这些寄生者？是否一触即发，随时准备着以发烧、炎症、水肿等方式清除它们而后快？既然“我”能够“包罗万象”，“我”又该如何与这“万象”平安相处？
以我们惯常的思维，细菌有好坏之分，会致病的是病菌，有益处的是益生菌。对付病菌我们用抗生素，还天地一片洁净，而益生菌则是多多益善。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还是在整个自然界，正常健康的生态环境使这些数量惊人、种类庞杂的微生物们能够维持一种和谐、平衡的共生伙伴关系。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去看待各种微生物，便不再有好坏之分，只有对错之别。比如书中提到同样的菌种可能在宿主身上同时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像幽门螺杆菌，它能引起胃溃疡和胃癌，却也能防止胃酸倒流和食道癌；还有一些菌种是否有害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像一些待在肠道里的微生物，它们通常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如果进入了血液，则会导致败血症。换言之，我们的微生物如果待在正确的地方，即便不带来益处，至少也与我们相安无事，但如果跑到错误的位置上，却可以变得危险异常；它们在某些细胞里可能是必需品，到了另一些细胞里却可能变成致命毒素。
微生物所处的位置和生活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书中将这种情况比喻为“长错了地方的鲜花与杂草无异”。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用人性来类比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无数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著作都告诉我们，人性中的善与恶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天使和魔鬼往往栖息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张爱玲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不彻底的人物”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3]，但这并不影响她在《金锁记》中写出普通人性中最极端的恶。如果不是命运将曹七巧推到了某个极端的位置上，让她所处的环境激发出她人性中的恶，也许我们不难想象，这个麻油店的女儿大概会按照惯常的人生轨迹，嫁入一家门当户对的小业主，然后生儿育女、柴米油鹽、波澜不惊地走完一辈子。她不会变成圣人，也不会放弃平日里的习性和做派，她会成为那众多“不彻底的人物”中的一个；如果把她放进微生物的世界里，她也将是无害的那一个。 所以，这本书在描述共生关系时说：“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诸如互助、共生、共栖、病原体或寄生虫等标签，并不完全指一种固定的身份，更像是代表了当下的一种状态，与饥饿、清醒、活着类似；抑或是一种行为，比如合作或战斗。它们是形容词和动词，而不是名词：它们描述的是两个伙伴在何时何地如何彼此关联。”[4] 既然共生关系是一种状态，或者一个动词，它所建构起的平衡关系便是动态的。如果把这种共生关系平移至人类社会，我们会惊诧地发现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乃至亲子之间也不过如此，只不过人类是依靠情感和理性来维系这种平衡，而微生物则是依靠本能来获得。
《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中记述了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体的细菌，因为它只能通过动物的卵把自己传递到下一代宿主身上，所以它采用的所有策略都不利于雄性，并且在演化的过程中发展出许多“厌男”的手段。比如它会让雌性黄蜂通过克隆来进行无性生殖，只有当它被抗生素杀死之后，雄性黄蜂才会再次出现；它会干扰木虱雄激素的产生，从而把雄性的木虱转化成雌性，以方便自己寄住；它甚至会杀死幻紫斑蛱蝶的雄性胚胎，让这个物种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或者它也会允许雄性存在，只不过它会改变宿主的精子，让它们没法成功受孕……这种细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情节，比如《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一个全女班的国家，还有一条子母河，只要喝了子母河的水，就会不出意外地生下女宝宝；还有晚清时署名海天独啸子创作的小说《女娲石》，作者模仿《水浒传》的写法，却一改其中的“厌女症”为“厌男症”，塑造出天香院这样一个具有高科技的女性乌托邦，女人不仅发明了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拯救民族，也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建立国家，而男人不是傀儡就是被消灭的对象，总之一无是处还碍事儿。当然，文学是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来反映现实，它寄托的是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并不需要像科普著作那样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女儿国和天香院，以及女儿国和天香院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显然，沃尔巴克氏菌单方面的“生殖干扰”会严重影响宿主物种的繁衍，如果它仅仅是给宿主造成伤害，而不能提供有利于宿主的一些能量，那么宿主的最终消亡也会导致它因无处可栖而毁灭，或者从宿主的角度来看，它们也会在演化的过程中培养起抵御沃尔巴克氏菌的免疫系统，最终杀死这种“坏细菌”。因此，微生物为了获得动态的平衡会本能地发展出一些互利互惠的方式，让它们彼此需要。所以，沃尔巴克氏菌可以成为某一种宿主的营养补充剂，没有它，宿主们就会发育不良；它也可以保护某一些宿主免受某种病原体的侵扰，没有它，宿主很容易因感染而生病；而人类则可以利用它对引发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的病毒产生的抗性，把这些病毒永远地封存在蚊子体内，阻断它们感染人类的途径，当然，这也是因为沃尔巴克氏菌与这些病毒在宿主体内形成了平衡的共生关系。
不过，依靠微生物本能所建构起来的平衡关系是非常脆弱的，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概括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写出《时间机器》的科幻小说家赫伯特·G. 威尔斯在描述共生关系时也说：“每一段共生关系背后都多多少少暗藏敌意，只有通过适当的规则加以约束，以及精心地调节，才能保持互利状态。尽管人类拥有智慧、能够掌握互利关系的意义，但在人类事务中，互利的伙伴关系也不容易维持。低等生物更是没有这样的理解能力来帮助它们保持关系。相互成立的伙伴关系在建立之初是盲目的，是他者无意间造就的一种适应。”[5] 米高梅电影公司制作的一部家喻户晓的动画片《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大概是这种共生关系颇为形象的描述，水火不容的两个冤家就是在不停的追逐和打斗中合作依存的。
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规则，生态系统的和谐局面就很难维系，因为任何改变微生物生存环境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良好共生关系的崩塌。比如2016年就有報告显示，大堡礁因为气候变化、渔业发展、海运事故等各种原因，损失了近40%的珊瑚礁。科研人员通过进一步研究，揭示出珊瑚礁的死亡与其微生物系统的失衡有关。首先海水环境的变化破坏了珊瑚和微生物之间的伙伴关系，使珊瑚不得不驱逐居住在其细胞内并一直为它们提供营养的藻类，这直接导致珊瑚礁中微生物的菌群贫瘠化；随后大量肉质藻挤占了剩余空间，它们在珊瑚上野蛮生长，产生大量能够溶解在水中的糖和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被周边的微生物大快朵颐，促使这些微生物爆炸性繁衍。在正常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微生物和肉质藻都会变成能量，在海洋生物的食物链中循环，但是人类活动影响了食物链的正常运行，大量肉质藻供养的数量更为庞大的微生物几乎耗尽了珊瑚礁周围的氧气，继而使珊瑚窒息而亡。珊瑚礁不会移动，珊瑚也很少被远道而来的病原体杀死，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因自己“动物园”里的微生物乘虚而入而衰亡的。这也好比我们人类，我们罹患的很多疾病也并不是被外来的病原体激发的，比如癌症。癌症细胞原本是我们自身身体细胞的一部分，由于身体内环境的改变，导致一些细胞开始抵抗身体自身的调节作用，它们不受控制地生长、分裂，形成可能危及我们生命的肿瘤。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生命体，无论人类还是珊瑚，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微生物之间、微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利益并非永恒一致，它们之间有效地相互制约才能维系整体的平衡，以保证系统各个组件的正常运转。从另一层面上说，“改变微生物组的构型，改变其中微生物的比例，激活某些基因，分泌某些化学物质。改变后的菌群仍与宿主保持联系，但彼此的话事权已经改变。”[6]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环境的改变使“好细胞”突然变成了“坏细胞”，或者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什么突然开始攻击居住在身体里的常客。在这里，疾病问题实际上转化成了生态问题，只不过是人体内部的生态问题，微生物不仅型塑了我们的身体，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疾病与健康。
其实，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体内部的生态系统，都遵循相同的共生原则，都谋求良好稳定、和谐平衡的共生关系。近些年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态叙事，从事生态批评，当作家们以生态的眼光来讲述历史、关照现实，研究者们也以生态的眼光来讨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生态问题便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不仅仅作为实验数据和研究报告，而是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引发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比如获得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一个鄂温克部落的日常生活写这个民族近百年的生活史，顺应自然的历史观是这部小说最基本的叙事结构；万物有灵、动态平衡的生态观是这部小说设置情节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因而我们不难看到，活跃在文本中的人物在遵循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的同时，也接受着自然/神灵的安排，遵守着上天制定的某种“平衡”规则。文本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比如“我”跟随丈夫打猎，结婚三年都没能怀孕，当“我”放过了四只刚出生的小水狗和它们的妈妈时，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类似因果相伴，却无法用现代的、科学的逻辑来解释的个体遭遇几乎贯穿着每个人物的生命历程。《额尔古纳河右岸》如此处理人物命运并非是想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或者将这支以游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传奇”化，而是要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正如迟子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生存。”[7] 的确，当伐木声取代了鸟鸣声，当炊烟取代了云朵，当原始森林开始退化，当各种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开始锐减，人类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把自己的阅读范围限定在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层面，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关心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精神世界更胜于自然。然而，当我将关于微生物的科普著作《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与《疾病的隐喻》《额尔古纳河右岸》对读时，却惊讶地发现人类社会与微生物群、人际交往与微生物间的联系极为相似，因为无论人类还是微生物，都需要在良好平衡的共生关系中生存繁衍。而社会问题的出现，身体疾病的产生也可以从共生关系失衡的角度得到解释。我们是高级的智慧人类，为何会与简单而古老的微生物一起生存、合作、分享相似的伙伴关系原則？借用生物学家的话说：“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用相同的编码方法存储DNA信息，都把ATP分子作为通用的能量货币。所有的生命都一样。”[8]
注释
[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郑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3、17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72页。
[5]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The Science of Life，转引自《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75页。
[6]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100页。
[7]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后记》，第25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8]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微生物视野下的生命图景全纪录》，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