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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逐渐赢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以及全党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以歌颂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热”，在根据地内外兴起，到党的七大达到高潮。
《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的出版热销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热”的起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内容以歌颂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当时，国民党在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国民党“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用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欧美国家、在广大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驳斥其妖魔化的宣传，中共开始联系外国记者、进步人士到根据地参观采访。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并深入红军和老百姓中，对根据地军情政情民情作了深入调查。1937年10月，他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2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十几万册，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轰动世界。1938年1月，该书再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一个多月销售1.2万册。之后又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近20种文字。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说：“埃德的书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信息。”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红星照耀中国》“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1938年2月，上海秘密党组织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为了便于该书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他们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连印4版仍然脱销。《西行漫记》在中国境内的出版，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红军和毛泽东的新闻封锁和肆意诽谤，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人民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革命根据地。许多进步读者受《西行漫记》的影响，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长途跋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
自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等人后，海伦·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人士蜂拥而至延安采访，萧三等国内作家也纷纷执笔著文，写出许多介绍毛泽东的文章书籍。当时，延安时期宣传介绍毛泽东的书籍主要有：海伦·斯诺撰写的《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毛泽东小学和一师时的同学萧三（萧子嶂）写的《毛泽东故事选》、《人民的舵手》、《毛泽东同志》等；斯特朗的《毛泽东访问记》，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谢觉哉、徐特立的《毛泽东故事二集》等，总数达70多种。这些书籍的出版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的迫切需要。一时间，无论是国统区、敌占区还是解放区，介绍毛泽东的书籍都成为人们喜爱的读物，毛泽东的生平与事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的人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生活上得到了改善，群众认准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肖像、照片出现在解放区出版的书报杂志和邮票上；以“毛泽东”命名的学校、企业出现在解放区。1943年春节，延安百姓在给毛泽东拜年扭秧歌舞时唱道：正月里来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民间歌手则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来表达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之情，不仅洋溢于解放区，而且还出现在国统区的民众之中。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山城一片欢腾。柳亚子称毛泽东此举为“弥天大勇”、“霖雨苍生”。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当事人温济泽后来所说：“那时人们对毛主席不能说有什么个人崇拜，但是爱戴毛主席的感情的确是很深厚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热”的兴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延安时期“毛泽东热”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它表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尝试过各种救国道路，但都未能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给中国人民指明了出路。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中国近百年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1927年，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他也由此成为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代表；在遵义会议上，他清算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充分显示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团结全党的伟大胸襟和才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壮大了自己，表现出超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重庆，他的胆量、风采和思辨倾倒了整个山城，一首《沁园春·雪》让他赢得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写下了大量的光辉著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不仅成了中国革命的旗帜和胜利的象征，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民党在掀起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思想舆论上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1943年，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共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国内外党内外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需要树立自己的领袖权威和话语权威，就当时的情形来看，这当然是非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莫属。1942年，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邀请毛泽东的同学、著名作家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是年秋，任弼时叮嘱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1943年4月，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何克全）就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制定了详细计划，并部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4月22日，毛泽东复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之后，各根据地出现了宣传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热”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党内最早号召学习毛泽东的是曾经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王明。王明以他的“理论家”的特长，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在1941年九十月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王稼祥说，“过去中国是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朱德在1942年7月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在1943年7月说：“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在194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毛泽东利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内外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书籍，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下了大量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8篇文章中的112篇即写于此阶段。理论著作的丰富，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在此背景下，张如心、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表明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称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而且明确指出我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4年，邓拓在晋察冀边区编辑出版了第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在《编者的话》中指出：“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都要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提出每个党员都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党内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至此，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并为党的领导层所接受。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集中全党的智慧，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于是，七大后，全党上下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一轮热潮。不仅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著文阐述毛泽东思想，党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宣传和论述毛泽东思想，如张如心的《毛泽东思想与作风》，黄浅的《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毛泽东思想亦迅速传遍全中国。
（责任编辑：张文军）
《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的出版热销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热”的起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内容以歌颂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当时，国民党在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国民党“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用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欧美国家、在广大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驳斥其妖魔化的宣传，中共开始联系外国记者、进步人士到根据地参观采访。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并深入红军和老百姓中，对根据地军情政情民情作了深入调查。1937年10月，他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2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十几万册，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轰动世界。1938年1月，该书再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一个多月销售1.2万册。之后又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近20种文字。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说：“埃德的书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信息。”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红星照耀中国》“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1938年2月，上海秘密党组织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为了便于该书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他们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连印4版仍然脱销。《西行漫记》在中国境内的出版，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红军和毛泽东的新闻封锁和肆意诽谤，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人民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革命根据地。许多进步读者受《西行漫记》的影响，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长途跋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
自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等人后，海伦·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人士蜂拥而至延安采访，萧三等国内作家也纷纷执笔著文，写出许多介绍毛泽东的文章书籍。当时，延安时期宣传介绍毛泽东的书籍主要有：海伦·斯诺撰写的《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毛泽东小学和一师时的同学萧三（萧子嶂）写的《毛泽东故事选》、《人民的舵手》、《毛泽东同志》等；斯特朗的《毛泽东访问记》，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谢觉哉、徐特立的《毛泽东故事二集》等，总数达70多种。这些书籍的出版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的迫切需要。一时间，无论是国统区、敌占区还是解放区，介绍毛泽东的书籍都成为人们喜爱的读物，毛泽东的生平与事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的人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生活上得到了改善，群众认准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肖像、照片出现在解放区出版的书报杂志和邮票上；以“毛泽东”命名的学校、企业出现在解放区。1943年春节，延安百姓在给毛泽东拜年扭秧歌舞时唱道：正月里来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民间歌手则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来表达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之情，不仅洋溢于解放区，而且还出现在国统区的民众之中。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山城一片欢腾。柳亚子称毛泽东此举为“弥天大勇”、“霖雨苍生”。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当事人温济泽后来所说：“那时人们对毛主席不能说有什么个人崇拜，但是爱戴毛主席的感情的确是很深厚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热”的兴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延安时期“毛泽东热”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它表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尝试过各种救国道路，但都未能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给中国人民指明了出路。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中国近百年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1927年，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他也由此成为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代表；在遵义会议上，他清算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充分显示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团结全党的伟大胸襟和才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壮大了自己，表现出超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重庆，他的胆量、风采和思辨倾倒了整个山城，一首《沁园春·雪》让他赢得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写下了大量的光辉著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不仅成了中国革命的旗帜和胜利的象征，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民党在掀起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思想舆论上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1943年，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共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国内外党内外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需要树立自己的领袖权威和话语权威，就当时的情形来看，这当然是非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莫属。1942年，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邀请毛泽东的同学、著名作家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是年秋，任弼时叮嘱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1943年4月，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何克全）就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制定了详细计划，并部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4月22日，毛泽东复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之后，各根据地出现了宣传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热”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党内最早号召学习毛泽东的是曾经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王明。王明以他的“理论家”的特长，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在1941年九十月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王稼祥说，“过去中国是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朱德在1942年7月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在1943年7月说：“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在194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毛泽东利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内外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书籍，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下了大量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8篇文章中的112篇即写于此阶段。理论著作的丰富，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在此背景下，张如心、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表明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称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而且明确指出我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4年，邓拓在晋察冀边区编辑出版了第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在《编者的话》中指出：“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都要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提出每个党员都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党内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至此，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并为党的领导层所接受。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集中全党的智慧，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于是，七大后，全党上下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一轮热潮。不仅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著文阐述毛泽东思想，党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宣传和论述毛泽东思想，如张如心的《毛泽东思想与作风》，黄浅的《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毛泽东思想亦迅速传遍全中国。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