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救助方式,只不过是在用另一种形式的过度消费取代原来的过度消费
　　
　　麦肯锡的咨询顾问贝哈克(Eric Beinhocker)2006年提出一个启人深思的观点:一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取决于三大因素,即物质技术、社会制度以及企业的商业模式。
　　
　　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将先进的物质技术(科学和技术)、社会制度(比如有限公司制度和普通法体系)以及商业创新融合起来,创造出了强大的市场力量。
　　
　　在当前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形势下,由于西方国家仍然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和稳健的社会制度,这次危机只是证明了那种过度依赖消费者的商业模式的失败,这一失败正使我们处于一个漫长周期中的财富损失阶段。
　　
　　投资银行和批发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和市场化融资提高杠杆率进而放大盈利这种商业模式的失败,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这一失败也使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问题:没有持续的信贷,信誉良好的实业企业和消费者,也就无法维持。
　　
　　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又很快严重冲击了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亚洲,这进一步说明,过度依赖美国消费者的亚洲商业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如果亚洲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存在缺陷,那么,亚洲金融系统的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也是大可存疑的。
　　
　　从本质上说,全球供应链模型相当简单。亚洲地区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换取美元,形成经常账户盈余;美国公司和投资者通过使用金融杠杆借用亚洲的盈余资金,并且重新投资于亚洲,获得比亚洲企业更高的股本回报率。西方经济学家将这个链条称为“全球失衡”,我称其为“大廉价买卖”(Great Bargain)。
　　
　　各自以低价格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对双方来说都相当实惠。只要终端消费者的财务状况保持稳定,这一商业链条就是可持续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终端消费者的美国,陷入了巨大泡沫和高得无以复加的杠杆率的陷阱,环境危机和资源消耗使得原有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于是,当前的全球供应链模型也就持续不下去了。
　　
　　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金融救助方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为当前的“去杠杆化”过程注入资金。这是在修补已经损坏的模型,而不是作出根本改革。危机是暂时的事件,重建和改革则是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成因诊断、控制损失、分配损失以及改变激励机制。当前的救助方案都不符合这四个要求。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成因诊断要从承认犯了错误开始,然后再努力改正错误。当前西方国家的做法,卻是先把危机归因于局外人及其过多的储蓄,然后再堂而皇之地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
　　
　　
　　损失到底有多严重?救助措施到底有多少?据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赖因哈特估计,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导致房市平均跌35%,股市跌60%,这就意味着美国房市和股市还分别有15%和20%的下跌空间。这会带来45%左右的新的财富损失。美国银行的资本金只有GDP的10%,它们如何能承受这么多的财富损失?更重要的是,美国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计划,只相当于GDP的5%,这怎么能够填补巨额财富损失?所有这些都说明,损失控制微不足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损失被合理分配了吗?亚洲金融危机留下一个教训:一个经济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往往在企业、银行乃至政府的年度会计报告中得不到确认。1998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就是试图去改变这种反常现象。不过,监管机构的宽容,仍然使得一些银行可以暂时不确认那些已经发生并造成“准财政负担”的损失。日本就是此类负面典型。1989年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的房地产跌了60%,股市跌了80%,但是这些损失都被政府的负债替代了,而那些负债相当于日本今天GDP的195%。实际上,私人部门的损失被政府吸收,最终将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当前,我们不是正在全球推广日本模式吗?
　　
　　最麻烦的是激励机制。目前的损失可简单归因于华尔街精英的贪婪。但是,大众却都在为此埋单。那么,当前救助措施的后果是什么?零利率政策,以致储蓄者进一步承受损失。这只不过是在用另一种形式的过度消费取代原来的过度消费。
　　
　　这次危机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我们需要用最好的社会制度研发科学技术,用以保护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工程师至少可以应对环境问题,改善社会基础设施;而金融工程师本该控制风险,却人为创造了更大的风险。我们应该向他们支付比科学工程师高得多的薪水吗?
　　
　　如果我们不趁此次危机修补已经残缺不全的旧有商业模式,那么,我们的后代将不得不承担更大的损失。■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