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2009年3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3月10日下午,95岁的老作家雷加于午睡将起之时,猝然离世。我少年时,在雷加于北京右安门轻工业部宿舍的家里见过他——身材高挑,表情严肃,与其著作《蓝色的青林》形象相符。
　　
　　前些天有媒体报道,说雷加是“曾列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位作家”。对此,我感到惊疑。此说虽很能吸引注意力,但不知雷加若在生前听说,会不会拍桌子。他并没有参加那个著名的座谈会,而是在会议召开之前的两个月,去身体力行那个座谈会所号召的文艺道路了。1942年3月,雷加与另两位同志手持任弼时亲自写的介绍信,从延安出发,前往王震所在的绥德专区“下生活”去了。长期以来,未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被他一直引为遗憾的事情。
　　
　　毕竟,雷加一直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日子“5·23”为自己写作生涯的一个起点。他说:“我感谢每年5月给我一个机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我每年都有文章发表,每篇文章又都有新意。”
　　
　　雷加,原名刘涤、刘天达,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人。少年时,因日本人的侵略而隨学校逃亡关内,投入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他前往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读书。1937年回国,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艺队伍中,实际上是暗暗地分着不同的派别的,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有着不同的传承,也就是后来的学者所言,是“从文学到革命”和“从革命到文学”之分,“这两类作家的创作,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用艺术来表现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创作主流”(陈思和)。雷加的主要文学活动都是在到达延安之后展开的,他与先期抵达那里的著名作家丁玲等关系密切。正是《讲话》中对作家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观察、分析、体验一切人、一切阶级的强调,指引了他此后一生的创作。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战争期间雷加深入前线和农村,写拥军模范,写男英雄和女英雄。他还第一个写出了白求恩的事迹,发表在《军政杂志》,被毛泽东看到,并在上面批了五个字:“学习白求恩”。50年代以后,他的足迹和笔迹,遍及水利工程、油田建设、地质勘探、科学考察、农场、林区、高山气象站、沙漠发射塔、沿海岛屿、“北极村”、长山列岛、玉龙雪山、西双版纳的橡胶林……这始终是他引以自豪之处。甚至在“文革”结束后,雷加从下放的农村回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在一封给上级的信中,写的仍是“1979年深入生活计划”,列出的“下生活”的地点,包括几个水利工程、芦台国营农场、塘沽盐场,而且仍然有他下放时的北京房山县石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