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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己普遍认识到，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是管理的竞争，文化的竞争。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长久的动力源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素质乃至整个国民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要提高国民素质，除了知识技术的学习外，还要提高文化素养。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发展论者，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１７世纪以前的数千年中，中国的科技、经济、文化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消极落后的东西，不具备自身优势，又如何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呢？用一、二百年的落后去否定数千年的先进，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们知道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它文明后来都中断、衰败，甚至消亡了。唯独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绵延不断，统绪不绝，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愈增其魅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重视。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本身，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论者也无法回答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实现经济腾飞的事实。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优秀的潜质，又何以能够异域生辉，硕果外显呢？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适用于农业文明，而不适用于工业文明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从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关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前，至少在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后，便发生了东学西渐的过程。不仅器物技术层面的中国四大发明，而且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文明方面的成就就先后被介绍传播到了西方，从而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孔子之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易经》之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数学思想和黑格尔哲学、中国科举制度之于英国文官制度的形成等等，都有重要影响）。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使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辉煌和当代在周边国家与地区所产生的骄人成果，作为炎黄子孙就应当认真检讨一下其原因所在，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认识其有何内在价值。这里仅就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者，略举一二。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源头上本来就是道器并重，本末兼治，心性修养与经世致用相统一的，并非不讲致用，而只讲形而上的“玄学”、“道学”。她既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对形而上道的追求；又有备物致用，以为天下利的对形而下器的关怀，提倡“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是最全面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对于补救近世以来西方文明偏重器物追求所带来的弊端，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有重大意义。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进取创新精神；法水不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理念（古代的范蠡、近代的陈嘉庚都是精于此道的商家），这些精神不仅曾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海内外华裔商家治生成功之道，也是国家不断改革发展和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智力资源。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利思义、德本财末，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经济伦理观，“和而不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和合生物思想，对于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文明地发展；对于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高文化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理论；对于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合作中，做到诚信友善，互利双赢，共同发展，提高中国人、中国企业的信誉度，实现长期和谐共存，无疑都是重要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第四、现在人们讲可持续发展，只讲物质生活资源的保护利用，而不讲精神生活资源的保护利用；只讲物质形态的生态平衡，不讲精神形态的生态平衡；重有形的东西，轻无形的财富，这种思想是片面和狭隘的。其实物质形态的生态失衡恰恰是因为精神形态的生态失衡造成的，是人类物欲的膨胀、心态的失衡，造成了物质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故要实现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先要解决内在环境的心理平衡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佛儒三家文化中所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慈悲平等”“抑奢崇俭”“去私寡欲”“返朴归真”等精神，正是解决人类心态平衡，进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资源。道佛儒三家经典中不仅都有爱惜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甚至还有具体措施要求，可称得上是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超前意识。
上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与人类未来各方面的意义，虽已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研究，但从整体上说，研究力量还很薄弱，研究内容还是很零散的、不系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挖掘，更是有待深入。因此，普及传统文化教育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文明协调并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各类管理人才，实乃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迫切要求。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发展论者，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１７世纪以前的数千年中，中国的科技、经济、文化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消极落后的东西，不具备自身优势，又如何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呢？用一、二百年的落后去否定数千年的先进，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们知道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它文明后来都中断、衰败，甚至消亡了。唯独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绵延不断，统绪不绝，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愈增其魅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重视。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本身，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论者也无法回答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实现经济腾飞的事实。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优秀的潜质，又何以能够异域生辉，硕果外显呢？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适用于农业文明，而不适用于工业文明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从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关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前，至少在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后，便发生了东学西渐的过程。不仅器物技术层面的中国四大发明，而且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文明方面的成就就先后被介绍传播到了西方，从而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孔子之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易经》之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数学思想和黑格尔哲学、中国科举制度之于英国文官制度的形成等等，都有重要影响）。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使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辉煌和当代在周边国家与地区所产生的骄人成果，作为炎黄子孙就应当认真检讨一下其原因所在，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认识其有何内在价值。这里仅就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者，略举一二。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源头上本来就是道器并重，本末兼治，心性修养与经世致用相统一的，并非不讲致用，而只讲形而上的“玄学”、“道学”。她既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对形而上道的追求；又有备物致用，以为天下利的对形而下器的关怀，提倡“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是最全面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对于补救近世以来西方文明偏重器物追求所带来的弊端，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有重大意义。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进取创新精神；法水不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理念（古代的范蠡、近代的陈嘉庚都是精于此道的商家），这些精神不仅曾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海内外华裔商家治生成功之道，也是国家不断改革发展和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智力资源。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利思义、德本财末，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经济伦理观，“和而不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和合生物思想，对于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文明地发展；对于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高文化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理论；对于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合作中，做到诚信友善，互利双赢，共同发展，提高中国人、中国企业的信誉度，实现长期和谐共存，无疑都是重要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第四、现在人们讲可持续发展，只讲物质生活资源的保护利用，而不讲精神生活资源的保护利用；只讲物质形态的生态平衡，不讲精神形态的生态平衡；重有形的东西，轻无形的财富，这种思想是片面和狭隘的。其实物质形态的生态失衡恰恰是因为精神形态的生态失衡造成的，是人类物欲的膨胀、心态的失衡，造成了物质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故要实现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先要解决内在环境的心理平衡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佛儒三家文化中所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慈悲平等”“抑奢崇俭”“去私寡欲”“返朴归真”等精神，正是解决人类心态平衡，进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资源。道佛儒三家经典中不仅都有爱惜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甚至还有具体措施要求，可称得上是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超前意识。
上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与人类未来各方面的意义，虽已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研究，但从整体上说，研究力量还很薄弱，研究内容还是很零散的、不系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挖掘，更是有待深入。因此，普及传统文化教育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文明协调并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各类管理人才，实乃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迫切要求。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