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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至后的那天,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以付费数字专辑形式在网易云音乐上架,半天内即售出20万张。两周后销售额过千万。截至2021年3月1日,线上专辑已售出51万余张。豆瓣评分9.2。
与10年前首专发行时获得一致的好口碑相比,新专在音乐上的整体性、巨大的信息量、风格与器乐的多元、词的“曲径通幽”,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响,也给了听众更多反复欣赏和讨论的空间。
于万青而言,神话从来不曾存在。精心打磨的专辑既是能量的证明,亦是他们在艺术探索和书写现实上的双重沉淀。
10年里,社会更加光怪陆离,沟壑弥深。专注、恒定与并非源源不绝的才华,都面临着快消式生活方式、注意力经济的挑战。音乐社会学者王黔和音乐教育者、百老汇演奏家冯建鹏都指出,与技术相比,万青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价值,比风格、新的体验、形式内容更重要。“万青引发激烈反响是必然的。最可贵的是他们的态度特别真诚,始终清醒地看待现实和自己。”王黔说。
两个月后,我们再度踏访石家庄。新专引发的热议与喧嚣已遁入年节的时日余温里,沉在了酒杯中。刚刚宣告全市转为“低风险”的这座城市,显得清静而松弛。被疫情“圈”了几十天、各自安顿的本地乐手们,终于又凑在了一块。吉他、贝斯、鼓点、小号和提琴声,再次在三百多平的排练大厅里萦绕、荡开。
“其实我还没从上一轮的疲惫里走出来。”万青主创董亚千说。但他却是每天到棚里最准时的那个。
姬赓拿着小本子,计划着最近工作室的事务安排——给录音棚拍照做个像样的简介、新专的黑胶母带、首专CD再版(海外版)制作,每样都得操心。排演二专曲目,木吉他和电吉他之间的衔接转换磨合得还算顺利。还得打电话给外省的乐手们,“大家啥时候能凑齐,至少9个人的阵容得先排起来了。”董亚千说。
四五月的音乐节演出在望。虽然专场还没排上日程,但畅想总可以有。董亚千说:“再演专场,咱们在曲目编排上的空间就更大了。”
“体力吃得消吗?”
“没问题。但再过10年、20年可说不好。所以得学会怎么用力。”
我想起新专发行“倒计时”那夜,一众友人酣谈到早上三四点。董亚千没怎么喝,“最近累得不行。”半夜两点,他给合作的爵士小号演奏家文智涌发了新专消息。后者向他祝贺,他回复:“我还得继续练琴,到时候跟你继续学。后半辈子开心地玩音乐,一起玩。”
谜语
姬赓不太是会把创作思路广而告之的人。但在新专文案里,他给听众扔了个线头。
2013年,乐队出河北,往西北。火车钻入太行山腹,景色突然叠加变幻:“山脚的村庄还运行着古老仁慈的秩序,而对面山腰,炸药歌舞团的表演拉开大幕。”
六年之后的冬末,纪录片导演范俭与乐队一道,前往以采矿为支柱产业的河北井陉县——那段姬赓“眩晕记忆”的原发地。
“一听到那首《早》,我就浮现出当时坐在车里、行走在山间的感觉。天从深灰色到浮出鱼肚白。可能山路这头断壁残垣,那头却是茂密丛林,很神奇。有些采石的地方已经半废弃,旁边的水泥厂还在运作。”
直到到达那个深达百米的大坑,亲眼看到整个山在遭爆破、开采后的“体无完肤”,范俭所有的心理预设都被眼前的景象碾压。
再往井陉县城,房舍、街道、人,皆笼罩在晦暗混沌中。“白天也许太阳是亮的,但周遭的一切都是灰的。”范俭说,后来他们在河床附近的馆子吃饭,河床巨大而干涸,就像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海报上的画面。
“神话握手现代化”,荒原由此铺陈开悲怆的谜语。火车行山后的某个凌晨,半梦半醒间,“冀西南林路行”几个字忽然就从姬赓脑子里蹦出来,如符咒一般,再不曾消散。
等他写了《采石》,最初的歌名就叫《冀西南林路行》。两者有关系,但他感觉这首歌又不是它(“冀西南林路行”)。再到后来的《泥河》、《山雀》,都有关系,但同样不能完全充满它。那么,待《河北墨麒麟》的“起身独立向荒原”后,还有什么?
姬赓说,他一直在等。“最开始,就是得把《墨麒麟》里的‘轻身术、心电图’解决,它们不是简单的押韵游戏,是有内涵的。还得把文字的空白,和跟自己直接的关联表达出来。墨麒麟是21世纪想象的神话。后面的《郊眠寺》,应该和它是一体两面的。”
一拖,便是几百天。
“急也没用,总是不对。总觉得这歌还不到写动态的时候,始终在积累。”
2020年7月31日,《郊眠寺》写就。
几年下来的漫游解谜,最终以一场夹杂着神话、寓言与时代素描的书写完成:河、山、鳥、兽、人,既为笔下的口述主角,亦为被观照的对象。雷声、乌云、盗寇盗贼、演员王公等意象在不同的视角和时空里,前后呼应,草蛇灰线。看似书写更“宏大”的命题,实则和当下、你我,息息相关。
待全部歌词完成,姬赓回忆起来,有些如梦方醒:“直到我写到《郊眠寺》里‘西郊有密林,助君突重围’那句,才意识到,冀西南林路行此刻恐怕真的开始了,这个几年前突然涌现的名字原来是这个意思,一身冷汗。” 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眼神凝重:“对我来说,《郊眠寺》是很重要的事。它收束整个唱片。前面写了那么多,最后还得回到你自己: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究竟在怎样的一个时空里生活?”
除《郊眠寺》以外的单曲在2018年之前都已经在现场演唱过。有乐迷相信,万青花了很大功夫让专辑连贯、曲目形式统一且首要服务于专辑整体。但也有人觉得,《郊眠寺》有些像仓促完成的作品。
“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姬賡有点激动。“不是有足够的时间,你就一定可以把作品写完。而是你得有体会。没有到这个时间,没有经历一些事情,那个内容就是不存在的。要等自己的体验和知觉延伸,逐渐与之前想象的样貌汇合,它才自动显现。”
乐迷士英说,他起初也像很多网友那样,恨不得逐字逐句去解码、破译新专,后来倒释然了。“你就算翻遍了字典,看透了他们的所有资料,哪怕你去安个摄像头在他们排练室里面,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清楚吧。倒不如跳出字面,只是去感受便好。”
范俭的聆听体验没有那么“拧巴”难解。“比方说,‘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我却乌云遮目’,这句一下就打到了像我太太这样的85、90后——那种时代在飞速跃进,看似日新月异,个体却有着无望和迷茫感。至于我?应该是类似‘时代喧哗造物忙’,这种直接表述对我的触动很大。”
还有人从“电子荒原”里联想到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生活”;有人从字里行间看到打工人、城市租客,一个个“努力劳作却被蚕食,但还期待微光”的普通人……
在王黔看来,正是姬赓的词奠定了这支乐队的调性。“他内心有很多要表述的东西,然后靠自己的语言把控能力,以一种后现代和抽象画的形式表达出来。里头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那些我们生活里真切感受到却无法言说的东西。”
生长
这四五年来的见面,我已渐渐习惯不多问乐队出新专的时间表。似乎那成了个不切实际的“妄想”。但再耐心和包容的乐迷,也有架不住的时候。各种揣测、急切,乃至埋怨,在豆瓣等讨论里不时浮现。
“慢,是有点慢呵。”姬赓、董亚千、史立,一个个老实点头,“但绝对没闲着。”
董亚千说,他和姬赓在各自的创作上都比较“盲目自信”。“他写的时候不会跟我商量,一般都是写完了才给我看。我也不问。”
音乐动机的诞生,或早,或晚。等词出来,动机也会调整。“你得让这两个东西长一段时间。长好了,我们就开始动。”
生长的时间,通常以月为单位算起,长至数年。一切顺其自然。尘埃落定,再说到编曲、配器。
针对新专框架、配置的讨论,两年多前便已开始;正式编曲和录音,则是2020年年中启动。
是年夏秋之交见到董亚千,枣红T恤,黑白间花的裤子,布鞋后头拖拉着。因为连着几个月专心录音,他犯了严重的耳鸣。进山闭关(休养)两天才有所好转。“光是删除那些作废的录音片段,我就删了好几百个G。”董亚千说着,却不以为苦。
长达半年多的录制中,蛰伏在棚里的乐队时而死磕到筋疲力尽,复而柳暗花明。状态永远在这两者之间,像钟摆一样循环。
录管乐组的时候一度自我怀疑。“怎么都觉得不好,不整齐,要么音准有问题,要么录音方式不对,话筒不合适,没能形成群组该有的力度,有一段时间就挺懵的,是不是就不该弄这个东西了?就算问行家,可能每个人给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就不断试。”史立说。
好在到最后乐队想要的都有了。回顾所来径,姬赓把身子往后一躺,摇头道:“靠,太难了。”
离原定的发片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除了《早》和《墨麒麟》在9月中“送混(音)”,其他曲目的吉他、唱,好几首的贝斯和鼓,都还没完成。
软硬件都得抓紧。那时候,乐队所有人心知肚明,还要等一个大家伙——董亚千订的尼夫bcm10调音台。
“尼夫就是摇滚乐。1980-1990年代的那些摇滚乐全是这个台录的。”董亚千解释。“当然调音台也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数字化,集成电路。我订的那台是新机器、老技术,但它是全线唯一一台模拟电路了。”
乐队原有的Studer调音台也是好东西。不过两者各有侧重,尼夫相对更适合电吉他、贝斯、鼓和人声这些需要音量更饱和的乐器,Studer拿来录管弦乐这些原声乐器效果更佳。
“我唱片里的混响,那些有纵深感的声音是真实的,不是用软件、不是用效果器做出来的。”董亚千有点自得。
“可能摇滚乐最好的声音就是在七八十年代那时候。”这话听着有点绝对。但这支乐队的成员的确都偏爱相对淳厚、朴实的音质。
2020年12月11日夜里9点,独自在北京混音棚里“鏖战”的董亚千给姬赓打了个电话。
“(给平台)发(终版)了。不纠结了。”
那是10天后期的最后一夜。打电话前,董亚千最后一遍听整轨,边听边拍打音箱,对混音师时俊峰打趣:“好家伙,这听得每个细节都特清楚。有点……”
“有点没安全感了是吧?”对他知根知底的时俊峰回敬一个微笑。 等放到《郊眠寺》,亚千乐了。“听到这儿就让人放松了。你听,这声儿厚的,比好多古典音乐(的唱片)都好听。”
时俊峰说,董亚千有自己的主张,比如希望压缩少用一点,尽量留一些演奏的原始质感。“像这歌(《采石》中间间奏)的鼓声,我可能会想录得短促一点,听起来声音清晰,颗粒状、点状的东西强一点。他就想要延音长一点。后来我发现这一段确实是比较慢,你要是让它很短,听起来韵味就不够足。亚千对自己要的这些东西非常有把控,哪怕不‘完美’,但是有生命力的。”
王国
2020年12月下旬,疫情严重的石家庄全城闭环管控。回想起发片临界点那种“箭在弦上”的时刻,乐队既为当下家乡的时势感慨,又有些庆幸唱片及时完成,没有拖延。
值得庆幸的不止于此。被起名为“郊眠寺”的乐队录音棚,也像是老天爷给他们的一件礼物。
2019年,原来位于石家庄棉二的排练厅面临拆迁,而那地方始终不具备录音的理想条件,乐队试过许久,终告失败。赶巧,好朋友给乐队介绍了河北电影制片厂原用于电影配音配乐的录音室。
双方谈得挺融洽。“定好这地儿的那天,亚千跟我说,乌莉,我们找了个巨牛的地儿!语气开心得像个小孩儿。”摩登天空副总裁乌莉雅素告诉我。
门口看门的大爷,暗红色的绒布帘和实木房门,夹杂着淡黄淡绿几何图案的水磨石地板,一切都像走在1980年代。待在棚里,不闻屋外,清晨亦如黄昏。姬赓将这棚取名“郊眠寺”,被人解读为:郊,远离喧闹的城中心;眠,告别灿烂的不夜城;寺,诵经修行之地,不沾入世杂事。倒不失贴切。
最宝藏的,自然是这“寺”中心三百多平的面积,层高达到8米的声场空间。房间够大,反射声音会离得很远,收到的全都是乐器该有的声音,没有其他干扰声。两侧墙面可动,开合即获干湿两种混响效果,给录音提供有层次的保障。难怪乐队有“被馅饼砸中”的狂喜。更奇的是,这地方离姬赓家直线距离不过500米。“错过”经年,还好来得正当时。
2020年开春,疫情受控后搬入,光开荒、捯饬就花了一俩月。拆开地板,整理电线——好的线可以把多余的杂波过滤掉。换掉的电容器,装了足足一玻璃瓶。
屋外是荒废的草坪。春夏时节,录音师小凯还种过瓜苗和小树,大家累了也会出来打打篮球。不过,这些连同往日骑摩托、把玩瓷器的爱好终究让位于日复一日的录音里。
“氛围、Bass Man,芬达(吉他),room center,远模式6-7米。音箱在中轴线,音箱后部距离鼓150cm……”录音师小凯常常拿着一摞纸,量量乐器、音箱话筒等各种器械间的距离,记下参数,像个测绘工程师。
董亚千,每天午后时分来棚里,规矩得如同打卡的上班族。要么监听各路素材,“敲打”队友;更多的时候,他静静一人,深陷在监听室正中的椅子里,脸上不时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那满屋的器械,纷繁的管路、轨道,缭绕耳际的音乐,构建出一个令他和乐队心驰神往、别无所求的王国。
漫游
新專发行后,寄望这张像首专一样再生“金曲金句”、拥有“记忆点”“杀伤力”的听众生出了落差感。有人发出疑问,“这么平?华彩也少了。”
“新专就是个时间黑洞。”发片后的第二天,董亚千对我们说。“这张专辑的很多曲子其实是从一个动机里发展出去的。如果你从头听到尾的话,其实有相同的和声走向、相同的旋律,穿插在不同的歌里。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首曲子。”
2020年12月初,我第一次在北京二环的混音棚里听完专辑,44分22秒的长度并不觉得漫长;再听,和朋友交流,对旋律更有直接感受的偏爱《山雀》,婉转仙雅,实则暗藏危机;也有人沉醉于《采石》浓郁的爵士风与实验感;《河北墨麒麟》则被公认为音乐性最丰富,工整而活跃,层层叠叠,不断升温,直到爆炸。
听到李增辉参与录音的《河北墨麒麟》后部,那种不似人间的嘶吼,好像喊出了创作者郁积的所有。说起这段,姬赓肩膀有点抽动。“隔着玻璃我看到他(李增辉)录了一遍又一遍,很动人,我的眼泪都控制不住。”
“精致。但少力量。”“《采石》《山雀》没了演出时超长的纯器乐前奏和solo,都快不像万青了。”网友的不满足也很直接。
“还是要考虑整轨的效果,所有曲目连在一起的起伏转承。”乐队如是回应。他们强调,这个阶段的录音,反映的也是万青近年的审美。
在首专的常规摇滚乐器和万青标志性的小号、曼陀铃、长笛、中提琴之外,这张专辑设定了6支管的管乐组(4萨克斯、2小号)和4部提琴的弦乐组,及其他更添色彩的器乐。 对管弦乐组的构想,早在数年之前便有端倪。
“加入更多管乐和弦乐,会让音乐有更多层次、对话和表现力。但也不是说我们写的就是交响乐。管乐群其实老早就有动作,弦乐的话,《墨麒麟》本来就是两个声部,后来干脆就弄成四重奏了。”董亚千解释。
大编制里的李增辉、赵路、冯玉良、刘逸斌等人,都是多年老搭档。新请的乐手里,文智涌,不一定乐队和红手五重奏成员,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爵士小号手”。董亚千对他很是尊敬。“最早听窦唯的《一举两得》里用小号,在当时还是挺先锋的。文老师的律动是摇滚乐的那种律动。”高太行,出生于燕赵的中美混血儿,红手五重奏核心成员,写谱达人。还有几位20岁上下的年轻乐手,更是得到乐队一致的“怒赞”:技术一流,领悟力强,音乐观念开放。
9月26、27日,为了修正之前《泥河》和《墨麒麟》录音中的几处小失误,萨克斯和小号们从西安、天津、北京分别赶到了石家庄。
“上回我算错了一个音,第一声部的音,尾音音准不太对。录太多遍,耳朵都不敏感了,对不住大家。”董亚千有点歉然地挠挠头,“别怪我,我就是比较纠结。给自己挖了坑。”
热身后,迅速进入正题。董亚千和文智涌商量,大家怎么站位、间隔最合适,以改善音色;高太行则根据董亚千给的动机,立即写出和声和各声部的谱子。
在B站详细解析《冀西南林路行》的冯建鹏(叨叨冯)认为,万青加入的这些器乐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从音乐的叙事和丰富性出发。
自二十多年前起,乐队一路吸收布鲁斯、垃圾摇滚、前卫和艺术摇滚之余,爵士和古典音乐等各种风格也早早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中音萨克斯手赵路曾去美国研习爵士乐。那段时间,董亚千每隔一两周便会打微信电话问他,学了什么东西。从布鲁斯、bebop时期,到funk、摇滚乐,如何流动和发展,音乐律动怎么改变,对整个和声的认识和把控……一一释疑解惑。“这样系统地掌握以后,他做的音乐就比较讲道理了。为什么这张专辑拖了这么久?亚千学得越多,想加的东西也就越多。”赵路说。
两年多前,中提琴刘逸斌便开始参与新专弦乐组的编曲。他说董亚千在录音前听了大量的交响乐作品,对于自己要录成什么样,心里是有目标的。“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消化,再無限次地推翻自己。”
用姬赓的话说,董亚千是乐队里的学霸,“他这人就喜欢刷题解题。”他接着又正色道:“我们其实都是野路子出身,没有完整系统学习音乐的机会。灵感不能光靠小聪明和荷尔蒙来维持,它需要持续地浸泡在里面,不停地去思考,才会在一个瞬间出来……这样。”姬赓两手往上一抬,做了个“开花”的动作。
在外人眼里,董亚千声线清澈,性子时而顽劣,时而傻楞,似乎就是音乐顽童和混世小子的结合。姬赓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慎言、持重。“生活里面的性格,我俩很不像,但是对音乐、对情感,都挺严肃的。写得幽默点、放松一点,试过,这个阶段还做不到。说白了,我们俩在审美和世界观上还是比较一致的,最后才能合在一起。对乐队来说,这点很重要。”姬赓说。
聊起作曲的过程,老熬夜的董亚千也不困了。“这有点逆向思维的感觉。比如你先有个A,然后你就得幻想BCD是什么样的?就挺有意思的。像建筑师一样。”他也不是不能写谱,但远不如科班出身的高太行写得精准。他特地对我们说:“不要觉得不会写谱子来作曲就很厉害,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音乐家就是看总谱,看着总谱脑子里音乐就响起来了,那得需要常年的积累。这方面我还得学。”
很多人觉得爵士乐重即兴,千回百转,奥妙无穷。董亚千反而觉得,爵士越来越固化的东西也很多。以前以为,只要能即兴就够了不起。但还得再超越。“因为只要成体系地训练下来,其实都是能达到的。但是艺术家的超越性不是光靠这些。超越,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在《冀西南林路行》的录制里,这样的灵光往往来自于一些“跨界”的启发。
原本董亚千对小提琴有所保留,觉得音太高,容易用不好。机缘巧合,认识了新合作的乐手刘阔,才发现,原来好的乐手和琴可以拉出“这么厚这么耐听”的音色。董亚千用吉他弹一些小提琴练习曲,弹帕格尼尼,指法、度数、指板长度不一样,但可以更清楚了解不同乐器调性的变化。
最堪称“神来之笔”的则是文智涌的“麒麟叫”。董亚千解释:“之前的《河北墨麒麟》前奏版本用了好多旋律。我就说咱别旋律了,大家爱吹啥吹啥,就即兴。所以他们也没有吹爵士乐的那些即兴乐句,就全是一些氛围,然后文老师忽然吹了一个带着六连音的感觉,没有出声,只有气声。他是拿手这么(比划)吹出来的,特别像电子乐器出来的。但你仔细听,它还带着一个三连音的律动,就像麒麟叫了一声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处理了一下,做了一个空间转换,就比你弹一大堆具体的音符要有效果多了。所以虽然这张唱片录得很辛苦,但是中间有很多时刻非常享受。” 排练中高太行惊呼,他听到了国内最好的上低音萨克斯。“说的是小苗(苗政),他本来是练次中音的。这下可让我们发现了他在上低音的天赋。”史立笑说,大家都撺掇21岁的苗政转为上低音。“为啥中国练上低音的这么少?因为这管儿个大,背不动,声音又是烘托性的,不张扬。”
刘阔此前几乎没听过摇滚乐、爵士乐。这回从万青那儿接触到平克·弗洛伊德、King Crimson,“特别是KC,听了惊住了,原来还可以这么玩音乐。”一来二去,他也在微信上给董亚千推送希腊的圣咏、小提琴家海菲兹改编的《深河》、门德尔松的《歌之翼》。
说到底,艺术最终亦如搭建金字塔,到达塔尖之时,不论从哪个面过去、根源自何处,总会汇聚到一处。对创作者,那或许便是“打通任督二脉”。
后期做完的那夜,刘阔和董亚千喝着清酒,回忆起录《郊眠寺》的无数个来回,“欸,就是快睡着那次,最好。”
这并非说笑。
“那天下午,大厅里燈坏了几盏,昏黄昏黄的。就好像人真的在一个寺院,一个特别清静的地方,你就只想睡觉、拉琴。”过了好多天,刘阔听到录音版,“真的更融合了,没有那么多华丽的音色。我们作为一个角色,在里面特别好。”
几个月里,这些音乐人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一块块海绵,兀自漂在艺术的大海里,彼此渗透、改变。
刘阔用“音乐世界的遨游”来形容这样的际遇。“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问题,就拿音乐解决掉了,不用去考虑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万青)只是把这个看作交给自己、交给世界的一个艺术品,心无旁骛。”
而对乐队的几个老成员来说,发片之后,最大的念想莫过于,啥时能再把全部人马凑齐了,找一个适合的场地,“演一个……顶级配置组合哈,一定很棒。”来“郊眠寺”行游的访客多了,乐队也会把录音棚开放给一些有意的同道,让这个新的“万能音乐旅店”物尽其用。
青春
截至3月1日,《冀西南林路行》已经售出51万张。但除了提前两天预告,万青没有就新专做任何宣传,互动也仅仅限于海报抽奖。
不像流量明星有粉丝刷量集中购买,万青专辑的主力消费者,更多是这一二十来积累下来的忠实乐迷,仿若萤火一般,从喜爱的音乐里各自取暖。
新专发布前两天,B站上有网友上传了10年来万青8个特别的现场演出版本:有2011年11月17日,NOISEY特别聚会北京站,一位女乐迷上台和董亚千合唱《秦皇岛》;有2013年10月4日,迷笛音乐节上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还有2020年5月19日,草莓星云造访万青的那版《大石碎胸口》,吉他哇音solo的“销魂”演绎……
“这些,我之前全都看过。”20岁出头的士英告诉我。前几年他没机会听万青现场,但网上的“靴腿”(bootleg,乐迷发烧友私下流传或收藏的、乐手未公开发行的现场演出录音版本),他几乎一网打尽,还因此认识了同道陈郁,两人惺惺相惜。
“从李增辉到杨旭再到赵路,萨克斯的表现都不同。原来专场演的时候,《泥河》《采石》《山雀》都有起伏,结尾的感情会升上去。《墨麒麟》的萨克斯solo,2019年3月演出真的特别完美,旋律写得复杂,可到四五月份有些细节就给漏掉了,吹得松散。一直到草莓星云的线上直播,solo又回来了,但又和以前不太一样。”
士英和陈郁都喜欢万青2010年石家庄苏荷酒吧那场,“《秦皇岛》唱了两遍。不插电的也好听,董亚千还还翻唱了Bob Dylan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不过是Jimi Hendrix的版本,还有The Doors的歌People Are Strange,董亚千的英语太销魂了。那场录音应该是从调音台里出来的,效果很好。”两人的音乐话匣就此打开,关不住。
士英举例说,像lplive这样的网站,每一场林肯公园的现场演出都会有乐迷跟踪,去总结乐队的吉他、贝斯、鼓的各种细节变化。“万青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场编排和即兴的乐队,但国内这样的乐迷文化还没起来,不是很受重视。”
音乐之外,词也会拿来细细咀嚼。士英曾把首专里《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的歌词给父亲看。父亲说,“这写的可不就是我们?”
“第一句,‘溜出时代银行的后门’,说的是年轻人离开工厂、军校,一切体制性的保障,那些时代造就的东西。这个主角的内心其实是很反叛的,但他又没有那么足够的动机和强大的理由去支撑自己。我父亲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士英向我描述。“听第一张能体会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彼岸,很少有人能到那儿,但大家都还是骄傲地在往前走。”
年纪渐长,他越发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河北墨麒麟》歌词只有寥寥数行,但在士英看来,就像在写自己,“停止吟唱暮色与想念,要更有态度,更关注现实。”
人在福建的乐迷Miki直言不喜欢万青新歌,“骤雨重山,将甘苦注入他/气息交换,吞石铁吐泥沙……感觉都念不通耶,还是喜欢之前那些比较直白的歌。”但Miki身边的绿毛却浮想联翩,过去五六年的岁月如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闪过。
中考失利后,绿毛从惠安东部的沿海小镇来到泉州某新建的高中。学校实行全封闭制,只有七十几个学生,校方还拖欠克扣教师工资。绿毛觉得不甘和愤怒,父母花费辛苦所得供他念书带给他的羞愧感也让他难以承受。
直到无意间听到万青。“对我而言摇滚乐就是为那种时刻存在。感觉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看不到头,真怕有一天,我可能就成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里面的主人公,(直到大厦崩塌,)你知道吧?” 绿毛试图把万青分享给身边的同学,“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情绪。”唯一能听他、懂他的,是一位给食堂帮厨的小哥。
小哥的长相普通到他无从记起,只记得人精瘦精瘦的,眼角常会展开笑纹。他给小哥分享了万青,第二天小哥回复“很有力量”。不料再过些日子,小哥不见了,电话也找不着。他至今没再见过他。
他不知道这一切之间有没有联系,只觉得小哥也是歌里那种人,“(大概他也觉得)自己大半生很不值得过似的。”
十年前,炉溪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听万青。那之前数月,他开着一个快要倒闭的桌游吧,玩得很嗨,不赚钱,整个人彷徨无计,既保持着与他人的活跃交流,“又感觉自己有病,但找不到药方。”
那年冬天,他去了石家庄,在“华北平原令人绝望的雾霾”里,更明白了万青。“在厦门时听《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感觉像荆轲刺秦,到了河北,才听出来是在描述大厦里的人,那种面对庸常的无奈。”再后来,他到北京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睡前必点开《胸口碎大石》,单曲循环。
为了听新专,炉溪特意设了闹钟,零点下单。他说早年听万青,更有沉浸感,现在会更“旁观者”一点。“10年前,我觉得自己是个期待大厦崩塌的困兽。现在我很淡定,发现大厦是有缝隙的,会尽力躲开(再找出路)。”
一位叫SoccerObsidian的豆瓣用户,则很直接地表示,对万青“无感”。
他说自己在南方的小镇长大,20岁出头,没有妻子,酒精过敏,也从未开采过任何东西。“人生如一张不小心落在公厕里的草纸,潮湿且单薄,吸纳不了万青音乐里诸多厚重又深沉的經验。”
“乒乓少年背向我”,是他认为万青所有歌词里最好的一句。因为只有这句像断章,让他找到和万青唯一的联系。
他忆起四年级的一天,学校梧桐树下有三张乒乓球台,那天有人把他的鞋带系在桌腿上,导致他嘴唇摔裂,不知如何跟母亲交待。离他最远的乒乓球台那边一直有两个男孩在打球,但背对他的那个男孩从来也没有回过头。
SoccerObsidian因此觉得,像万青这样的乐队,音乐性永远和叙述纠缠在一起,构成音乐文本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尽管他不能向万青提出任何问题,也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发自真心还是故作姿态,是对十年时光的感叹还是立足当下的自哀,“它们至少都和我们能用耳朵听到的旋律一样,真实地参与了这张专辑意义的生成过程。”
泥污
新专发片前夜,石家庄的某间酒吧里灯火通明,清酒、威士忌、啤酒,络绎不绝。朋友们纷纷给乐队张罗,香槟满上、羊排摆盘。“离万青新专发布还有2小时/1小时/半小时,还有10秒钟,倒计时开始……”气氛完全靠大嗓门的酒吧老板和老铁张向东在带着。几位“主角”倒有些怯生生,没有任何说辞发表。
零点,泡沫四溅,哥几个终于放开了。
庆贺,碰杯,拥抱,不知说什么,干脆握着拳,大吼一声。史立照例没忍住呜咽,但和首专那会儿的年少气盛到底有了不同。“那时候等待发行的心情是很忐忑的,刺激也会很大。首发当天,我们去南京巡演,也不知能来多少人。后来知道票都卖光了,嘿,兴奋。”
有人从别桌过来搂着姬赓灌酒。“别呀,我明天还要送孩子呢!”他拿手挡着,却和和气气地,逐个角落和人聊上几句。
在音乐人小河眼里,姬赓是典型的北方人,外冷内热。但外表不喜,不代表内心一定不快。“不如说他平静。再说,不快乐没关系啊,苦是无法消解的主题。醉酒之后的绝望,生活中的困顿,最终从生命的各处汇聚,他把这些都凝结在纸上,这需要有缜密的感知和巨大的能力。”
录音间隙,闲坐在茶室。耳畔再次传来《早》的旋律。管乐声起,悠悠荡荡,不明来处,不知归途。
“你说这个声音是21世纪的,还是14世纪?还是9世纪?其实不好确定。”姬赓问我,又似自言自语。“我就觉得太棒了。它是各个生物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从他的歌词里读到魏晋,触摸到庄子、山海经种种。他说这些年,自己对汉语的理解和想象也在变。“好多古典词汇,其实内涵是非常新的,非常当代。老实说,我就想把杜甫、李贺、王维带到21世纪,像坐一个时空机,掉到柔软的面包里,来到一个奇异国对吧。我觉得他们就是21世纪的人。我也想看看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们的语言?”姬赓脸上还是那样,淡淡的,不带一丝戏谑的笑。
不记得多少年前,他读到杜甫的“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鸡皮疙瘩顿起,从此便放不下。
过去的几年,他眼见世界处在奇怪的漩涡里,有太多不可确定与不可捉摸。“内部的洪水和外部的歧路”,造就了无数个“胸闷的哑巴”。有人眼睛明亮,也有人失魂惘然。“想想2020年整个世界的混乱、隔绝,是不是和安史之乱后那种惊恐、颠覆和毁灭感挺像的?”如今的姬赓不会陷在二元对立的对错系统里。但有些问题,终将会绝路相逢。
至于那句“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是警醒、退让,抑或指引?每个人所获不一,不如自行提取。
满与空
想通了终极问题,不管编曲、写词多么累心,要和机构谈判、处理人事的矛盾冲突,也都要硬着头皮承受。至于唱片的设定、创作、完成,不打广告,在姬赓看来,全都是在“去中心化”。
不上综艺,尽量少曝光,不谈私人生活,也不臧否同业,这在他们是天性的淡然,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保护。屏蔽纷扰,只重手头事。
发稿前,为了杂志拍片的需要,摄影师嘱咐乐手们多带件衣服备用。等看到他们几个的样子,令人哑然失笑。除了董亚千的黑皮夹克、尖头靴算“起范儿”,姬赓和冯江两人都穿着再普通不过的拉链运动衫。姬赓特意置办的新开衫,也不过就是把家里已有的款式再买了一件。而史立的外套,也仿佛是2018年封面那件的“原款重现”。 罩饼店,永远只去那一两家,厚度和热气如同持续了上千年;城里上哪儿都靠步行,边走边聊,偶尔还会有“路见不平”的小插曲。在老友眼里,这几个都是奔四的人了,脸上还有二十多岁人的状态。
“专辑卖出20万张,再往上,这些数字对你们有多大意义?”发片之后第二天,我问姬赓。
“当然,首先我们希望对得住所有参与和帮助乐队的人。”他笑答,一脸认真。“大家对做音乐也更有信心了呀。”
尽管他们表示网上有些评论“看不太懂”,还是有很多充满实感与智性的点评让乐队认同。“可能它对不懂中文的人没有吸引力,但仍带有一些优美的旋律主线,并清楚地显示出,像普通话之类的语调语言也可以适应西方音乐风格,且听感依然美好……偶尔出现的摇滚和爵士乐的爆发,使这张专辑整体显得颇为醇厚。”专注前卫音乐的Prog Archives网站上这条海外乐迷的英文评论,就令董亚千有觅得知音的感觉。“这人还说,我们需要更多作曲编曲的勇气、能力(compositional fortitude),才能真正与领先半个世纪的西方艺术摇滚界竞争。”
有人说,万青这张专辑的火热,说明了社会审美的某种提高。《摇滚危机》一书作者、音乐社会学者王黔表示,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正确而又谬误。正确,因为这样的作品可以让很多人在琐屑生活的同时,依然怀抱一下理想,反思一下现实。但也要看到,我们的文化消费是区隔得很严重的”。王黔说,“我很喜欢这张专辑,但你说和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或者Radiohead的Ok Computer比,它也不够;你要说它比某些流行音乐多高级,也没有必要。各人有各人喜好,在一个属于它的听众的范围来探讨它就好。这也恰好说明了社会的多元。”
从事纪录片工作的范俭说,他也从中受到鼓舞。“我们拍片也会考虑很多外在因素,观众的接受度这些。但原来,(万青)这么自我的东西也仍然有人会去接受它。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再往前冲一冲?而不是把自己都给打磨掉。”
2021年春节期间,董亚千被疫情生憋在家里,每天看好几场电影。“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太牛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电影配乐的兴趣,“有机会可以试试。”
“那个是音乐视觉两个语言的融合,会有困难,但也是一个拓展。可能对乐队音乐也会有新思路。”姬赓说。但除了乐队的创作,他个人倒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倒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了解,或者说探索的愿望很强。但是探索完了,可能自己挺开心就行了,不一定把它表达出来。”
小说,诗歌,修辞性强的读物,姬赓说近年有些厌倦了,反倒是更讲道理的东西,读着舒服放松。“像历史和政经这些,可能你参照、对照的系统变了,需要新的维度去解释现象,对理解这些东西就有帮助。”
乐队的下一步创作,会是从满到留白、到空的转换。姬赓说,“第二张专辑是要很满,才能表达得充分。但空也得空得有道理,不是说简单了就是空。手边的动机并不少,但直到新的方法论形成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可以发展完成,它才会慢慢地长成。”
如何在这个迭代频仍的世界里,保持简单的心态和生活?在很多人,这是个需要不断提出和面对的问题。对万能青年旅店,始终如一的生活方式不是抉择,就是本能。聊天时,姬赓好几次用“运气”一语带过:“石家庄可能就这样,你待着不太着急,也没那么多干扰。我们可能也不用靠本地经济活力过活。就这么慢慢来。”
在首张专辑《万能青年旅店》的文案里,曾有这样的文字:“渴望这张塞了很多东西的唱片还能留下空地的丝缕感觉,这样的话,所有听到的人,就有可能并肩站在一起。”
这样的希冀,下一个十年,依然有效。
(参考资料:豆瓣SoccerObsidian发帖。感谢所有受访者及陈郁、樊铸、刘珏欣、沈河西、徐嬋娟、刘东啸、焦雪雁、王晓孟等师友对本文的大力帮助,乐迷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