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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初的东北旧体诗创生于东北社会加速近现代化的新陈代谢时段，密切关涉了清末民初东北社会的生活状貌和变迁，其中新旧因素的交织、生灭、移位诸现象较为集中，尤其是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在文学场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创作既体现出社会形态中文学的变化，又于文学中显示着社会的改变。其中，感时感事诗成为最为直接体现社会情感的文学选择，实然的社会生活如对现代人性的建设和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追求在诗中有了更多的表达，景物诗保留了东北在自然、人文发展中的优美景致。在署名方式、创作方法、文本结构方面有新的文学、美学质素呈现，传统的全知视角转为有限视角，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出现了向现代文学的改变。
关键词：旧体文学；20世纪初；《盛京时报》
基金项目：2011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课题项目，项目编号：Lnsky11B095
作者简介：薛勤，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文艺学、东北近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119-07 收稿日期：2011-09-12
在以20世纪东北文学为时空设定 的框架中考察，世纪初期的东北文学的 类特征仍体现为旧体文学，无论是以诗为代表的抒情文学还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从体裁、技术层面看，它们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对传统文类的传续，叙事文体在传统史传演义的余响中渗入了主题学、修辞学的时代因素，此一脉日后仍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现代叙事文学的潜流，这一文类表现出了承载新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能力，而仍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显象的一支。而旧体诗词则由于其形式中深刻存在的与旧文学观念的密切关系，更多地负载了旧文学观，因而在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之后特别是新文学运动后退出了文学的主流行列，让位于全盘移植的现代新诗，让位后的旧体诗词以潜隐的状态依然存在于文学场内，并保持着与传统文学观的深厚联系，从未脱离文学现象之整体，并一直有着积极的自我调整，借以用旧的形式负载新的观念，成为20世纪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仍旧葆有着强大的文学功能。而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旧体文学处于新陈代谢最为旺盛、集中的时期，文学在作着纷繁、艰难而又充满生机的选择以及多种实验，新旧质素有着较密集的碰撞，应和时代精神者胜出并迅速成长，无动于时代之衷者则在加速消亡，在新旧合体和消长中呈示出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
1906年10月创刊到1909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盛京时报》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刊载了旧体诗诗作四百多首，白话、小说等叙事作品二十多部/篇，并专门辟出“文苑”刊载旧体文学作品（包括传、诔、碑、序、歌等应用文），栏目内容的设置上体现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遵循。《盛京时报》第1号即刊发七绝《对酒遣怀》（1906.10.18）等①；之后各体旧体韵文时有刊载，如“竹素堂”之《伤宠篇为态使君赋》（1907.4.12）、《抽局厘》（1907.4.18），“有真意斋”之《替比夘诗》（1907.4.20）等，至1907年年中，作者和作品数量开始较为稳定，梦石瘦人等人的创作初呈规模，统计至1909年1月，梦石瘦人共发表六十多题近二百首诗作。1908年中，创作的数量和作者状态较为稳定，活跃于《盛京时报》的诗人逐渐增多，主要有心籁、莫忱生、天印山樵、煮石子、饮泉子、阴山痴子、梦醒新子、独醒子、绍裘、酉山铁民、泺阳王翰生、酉山刘焕书等人。他们成集束地推出诗作，彼此间唱和频繁，甚至有一些集社活动，如梦石瘦人等参与的乙未年秋天结成的梅花诗社。总体上，他们的作品以感时、言志、怀古、交游、应酬、咏物、赏景等为主题，这些作品创生于东北社会加速近现代化的新陈代谢时段，密切关注了清末民初东北社会的生活状貌和变迁，其中新旧因素的交织、生灭、移位诸现象较为集中地显现，尤其是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在文学场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创作既体现出社会形态中文学的变化，又于文学中显示着社会的改变。
这里所称的旧体文学，主要基于它在以往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各自视角下的盲点特征：在近代文学视角下，它是已出现变异了的古代、近代文学的尾声，其文类的美学成就多不可与相关文类发展期、鼎盛期的成就同语；在以往现代文学视角下，它几乎是完全的盲点，由于传统文类特征的鲜明而被置于现代文学体系之外。事实上，旧体文学独居20世纪初东北的文学场域，具有文学的社会作用，反映了那一时空下人们的情感特征，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时的心灵空间、公共空间，有着不可忽略的文学史价值。
“诗以言志也。人有怀于古，有慨于 今，有触于事，有况于物，靡不借诗以发 扬之。”［1］（《征诗广告》，1909.12.10）旧体诗文具有强大的参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功能，在种种抒情言志、交游应酬、感时纪事等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处于古今巨变之中的旧体诗文展现了新旧胶着、变化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活。从《为程比部母太夫人寿》（竹素堂，1907.4.11）、《挽丁子英大令并序》（杨啸湖，1907.4.21）、《乞归未遂四首》（竹素堂，1907.5.3）、《神竹君小传》（傅忠堂，1907.4.23），到《东京旅怀》（于振宗，1909.2）、《警务局七律二首》和《收捐处七律二首》（酉山刘焕书，1910.1.29），旧体诗主题的关注点由个体生活向公共生活转移，言说空间的重心也由熟人社会向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移动。这表明，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由乡村化向城市化的转进，知识分子的交游状态和公共空间构建、作用发生了改变。熟人社会中的礼仪型文学交往转向陌生人社会中的新的文学关系。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是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在这里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外，由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2］（P21-28），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他们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较少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精神联系。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和商绅阶层出现［3］（P519-579），一批读书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城市聚集，构筑了近现代社会公共空间领域。东北旧体诗中传达出的则是以小桃源一类的会馆为主要的公共空间（梦石瘦人：《小桃源招股章程弁言》，1907.9.5），这类空间无疑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公共交往场域和思想观念交流的可能。知识分子在陌生人社会中参与了更多的公共活动，譬如市政建设的讨论，譬如赈灾救济的呼吁，等等。
福柯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系、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生活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的物质存在。［4］（P18-28）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因此，在旧体诗文中，负载着具体的社会职能的文类日渐稀少，譬如前述的在祝寿、吊唁等日常生活事件负有交际功能的专属文类被迅速边缘化，感怀类作品依然大行其道甚至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变革时代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和更丰富的富于变化的内容，而围绕着现代报纸为主的新媒介，诗的传播更为迅捷，为唱和交往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范式，也在构筑着新的陌生人社会关系。譬如，现有的资料中并无梦石瘦人、天印山樵、莫忱生、饮泉子、心籁等实然交往的痕迹，但他们频频的多向交叉唱和无疑构筑了新的社会、文学交往空间。
遭逢千年变局之世，政治抉择和日常情感都发生着种种变化，使得此期的感时感事诗成为最为直接体现社会情感的文学选择。诗人是敏感的，时局动荡推动下的种种时代变迁给他们提供了太多的足堪赋诗的感受。在这一时期东北旧体诗中，大量感时诗的主题是慨叹中外国际力量的变化博弈、中国由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列强肆意欺侮的对象，表达了强烈的保国保种、强国强民的爱国诉求。梦石瘦人《感时》（1907.10.11）其一：“大错茫茫铸九州，问天徒抱杞人忧。熟桃妄说三千岁，辟土偏分两半球。万古不磨忠与孝，五洲谁剖亚兼欧。洗将冷眼寻闲趣，笑检诗筹更酒筹。”其二：“星宿文章海外探，漫将慷慨逞奇谈。维新国已东西判，立品人争去就三。国士感酬知己报，天民责亦匹夫担。养心但有田园乐，藜藿鸡豚一样甘。”心籁《谨和梦石瘦人感时原题兼步韵六首》（1908.7.18）：“文明天演崛神州，国士行行抱隐忧。□海飓风航哑笛，沧桑旭日地翻球。五洲肉食强俱弱，□线竞争亚比欧。谁为陆沉思反手，更张无上最高筹。”梦醒新子《感时四首录三》（1909.3.14）：“天涯回首别乡关，万里乘风破浪间。星宿文章探海外，英雄时势造中原。千年战野腥龙血，半岛飞云招国魂。起唱自由欢平等，一天风月共琴樽。”“皇古封疆划已难，细参哲理转茫然。东西迥别五洲土，南北横分两极天。航海阁龙惊度鸟，冲锋玛赛感归船。大千趋演大同世，不闭禁门五百年。”饮泉子《感时杂咏十五章》（1909.4.10）其十二：“大舞台前日色曛，皙颜人竞倡瓜分。莫嗔鹬蚌无团体，不信鹤鸡亦乐群。”这些诗作立足于20世纪的国际竞争视角，着重有感于各国尤其是东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不同的政体变化后国力的博弈和关系的变化，其中尤为迫切的是期望中国通过政改早日富强，以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形象矗立于世界舞台。这当中，诗人的情感、观念也有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化，面临国际竞争激烈、国势岌岌可危的时局，梦石瘦人往往在归结处表现出较多的传统士人观念，采取无为的政治选择，归向田园寻闲趣，可视为对责任的淡漠或规避；心籁、梦醒新子、饮泉子等则选择了积极的政治作为，回应英雄时势，或发挥“千年战野腥龙血”之战斗国魂，或寻求“无上最高筹”之“更张”方法，拯救中国于陆沉之中。
实然的社会生活在诗中有了更多的表达。首先是政体变革的寻求，标示着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实践的努力。面对“入世风云出龙虎，崭新政治旧山河”的局面，“几代安危能似此，五洲角力定如何”的危势，诗人呼吁“斯人无再矜高蹈，不管苍生只醉歌”，采取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心籁《游沈杂感四律二绝》，1909.2.24）。于是，维新、立宪、共和等频频出现在他们的探讨、选择之中，也成为此期的一道醒目的诗题，构画着一代知识分子理想政治与寻求好社会的努力，成为文学的新主题。20世纪初的中国呈现的是一个救国与救人同样迫切的环境，就社会制度与人的关系而言，社会制度固然是由人建立的，但人在好社会制度下容易向好，即使不太好的也有更多的变好的可能性；而在坏社会制度下，不太好的人不仅艰难于变好，好人也面临着更多的变坏的风险。所以相对来说，有必要先行建立好社会制度，而这个任务就落在先进精英群即知识分子身上，成为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必须为中国政治寻求出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无论立宪或共和，中国必须走维新之路。“维新国已东西判”，现代政治观念下采取了维新之策的国家国力大增，许多已转弱为强，成为诗人心目中中国政改的效仿对象。心籁称：“一时千古说维新，竦听王言出綍纶。白璧遴才担个事，苍生造福赖斯人。藏锋灞上刘无项，泣血秦庭吴有申。寄语大家须努力，休将热眼遁风尘。”（《增步梦石瘦人感时原韵四章》，1908.8.19）“新”和“强”成为最迫切的政治欲求，“越是更张越是新，磻溪老叟不垂纶。生憎贫贱讥评遇，死爱恩雠鼓励人”，“星月冷天沉鼓角，干戈满地扫诗文。欲施转弱为强计，汉武昆明战水军”（饮泉子《感时杂咏十五章》，1909.4.10）。最终都指向一个颇为“乌托邦”的“现象文明渐大同”（梦石瘦人《感时》，1907.10.11）的愿景期待。1907年8月，《盛京时报》连续刊出《秋瑾女士遗诗》，计有《感愤》、《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时》、《黄海舟中感怀》及《秋瑾之演说》，使得此期东北文学的政治景观更为完整。
其次是对于人的现代性体认，从家-国关系下的亲情式的情感转变到国家-公民关系下的责任、权利与义务的担当。在两千年之前中国就结束了“封建”，它是从专制一统的中央大帝国跳入现代的，不同于欧洲、日本，后者是从“封建”社会迈进现代的，这使得各自建设“现代社会”的基础和质素大不相同。傅斯年曾从社会组织方式着眼论述“封建”社会，指出其特征是封土建侯的国家形态，共奉一主的贵族政治，家族宗法的社会集团，悬隔不通的等级秩序。按照傅斯年的观点，“封建”诚然不是好制度，却还存在着贵族阶级这个“少数人”自治的精神，相当于“国家”的“社会”还是有所发育的。而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平等，造就的是“一盘散沙”式的群众，只有个人的责任心而不知社会的责任心。中国在建设现代民族民主国家中遭遇的最大难局，就是这种由两千年专制历史铸造而成的国民性。［5］晚清时期，近代政治常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学理等知识已大规模引介到中国，法政类书籍译作尤多，这些著述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引入中国，开启了晚清时的“公民教育”，使得时人开始有了对于人的现代性体认。于是诗人在作品中阐发对于人的现代性价值认定，强调国民或公民的自主性以及权利义务，“天民责亦匹夫担”，“牺牲斯世长劳者，奴隶先天不拔根”（心籁《增步梦石瘦人感时原韵四章》，1908.8.19），“莫嗔鹬蚌无团体，不信鹤鸡亦乐群”（饮泉子《感时杂咏十五章》，1909.4.10），表达了对现代人性的积极建设和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追求。
其三是对于社会的现代化要求。作为最先具有现代意识和要求的知识分子，社会的现代管理和市政建设的现代化均是他们的关注对象。20世纪初的东北市政建设颇有进展，城市设施建设初见成效，一些诗作记载了近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种变化和政改成绩。梦石瘦人的《新境论》（1907.7.2）、《小桃源招股章程弁言》等传达出关于公园建设的吁求。从《抽局厘》之“一丝半粟无隐伏，十步九踬抽厘局”的繁税，“江头一妇不问名，头枕死猪昼夜哭。一猪要税两猪钱，卖儿偿猪苦不足”之不合理的苛税，到《收捐处七律二首》中反映的“章程规定甚周详，筹款无疑为地方”的规章设置，“主持事务归绅董，监督权衡属正堂”的职责规定，“款目催收分两季，票根查照重三联”的税务规范，“局面一新期整顿”、“选举得人任用专”之后，“征信录成昭大信，地方纳税亦欣然”的进步的近现代税政局面。《警务局七律二首》反映出东北近现代警察制度建设，“地面维持策万全，实行通则各争先”；“通则仰承民政宪，呈文直接地方官。躬□唯欲防危险，目的无非保治安”；“司法宜严违警罪，分区亦有执行权。局中职务称勤务，设股责成任用专”；“组织机关称美备，各区大体结成团”，基本上形成了组织系统的现代警政体系。这类作品记录了东北市政管理和建设的近现代化进步历程，呈现了当时东北的社会管理风貌。
即景生情是文学创作的常规范式，美好的自然、人文景观一向是文人墨客的抒写对象。在数量众多的景物诗中，《沈阳八景诗》颇为引人瞩目。沈阳八景系指沈阳城内和周边的八处景观，“天柱排青”描绘福陵天柱山风光。福陵，即沈阳东陵，努尔哈赤的陵寝。天柱山俗名“石嘴山”，元明两代称为“东牟山”，修建努尔哈赤陵寝时更名为“天柱山”。山上松林葱郁，峰峦耸秀，绿色无边。此景为盛京八景之首。 “辉山晴雪”，辉山森林挺拔，山顶岩石裸露，坚石嶙峋。冬季雪过天晴时，雪压青松，恰似白玉嵌翠，蔚蓝色天幕映衬着雪白的顶峰下，景色壮美。或说辉山山顶为白色山岩形成，岩石在阳光照射下耀眼如雪，成为冬季和夏季常年可见的美丽景观。“浑河晚渡”即沈阳南部浑河，亦即沈水，水族繁多，水产丰富，水质清澈，夏行运货商船，冬驰载重爬犁，将沈阳连接于四面八方，是古代最为繁忙的河流之一。既有商贾流通的繁盛气势，也有“鸟落空林、轻舟古渡”的幽静黄昏。“塔湾夕照”，无垢净光舍利塔位于沈阳市西北部。此处山水环绕，古塔高耸立，每到夕阳西下之时，塔影倒映在水波之中，水波涟漪，倒影粼粼，是一处诗情画意的景色。在梦石瘦人笔下，这是沈阳“西上京华”的交通要地，堪比西安灞桥。“柳塘避暑”之万柳塘位于沈阳东南部，以柳树种类和数量的众多而得名。逢夏柳荫密布，清爽宜人，清代诗人张祥河曾赞之以“夹道浓荫直到城”的诗句。“花泊观莲”之泊为沈阳北部一大型天然水池，生长莲花，每到应季，莲花盛开，芳香飘溢，如入花香水清的仙境。“皇寺鸣钟”之实胜寺，沈阳人习惯称其为“皇寺”，位于沈阳市中。实胜寺山门右边的钟楼内悬一千斤重的铸铁钟，寺内喇嘛每日按时敲钟报时，钟声浑厚悠扬，全城可闻。人们伴着钟声晨迎朝霞，晚送夕阳，怡然自得。“万泉垂钓”之景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这里自1906年起疏河铺道、种花植树，建水亭、茶榭、酒肆，渐有集市，粗具公园规模。经不断扩建道路，点缀山石花草，成为观光佳处。夏日里杨柳摇风，碧波荡漾，是垂钓胜处。
清时廖润绂《陪京杂诉》有最初的关于沈阳八景的诗作，后有历代文人相沿吟咏。20世纪初，梦石瘦人、心籁、饮泉子、煮石子等人延续了这一诗题的创作，留下此期沈阳的旖旎秀美的风光描绘和韵味蕴藉的人文景观。“榆柳藩篱松柏林，四围山拱福陵森。巍峨天耸高岗秀，苍翠秋横古木阴。柱石才推经世略，梓宫恩恋老臣心。城东十里黄云路，获稻人家夜夜碪。”（梦石瘦人《沈阳八景诗》，1907.7.7）描述的是“天柱排青”胜景，并附注记述天柱山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意蕴：“按天柱山在城东十二里，福陵在其下，因赐名天柱。松柏森阴漫天苍翠，真帝王万年之吉地也。”又有诗描写“浑河晚渡”：“浦口昏鸦去影斜，人归秋暮感年华。沙堤水涨三篙浪，贾客帆来八月槎。岸远炊烟低绕树，城高落日晚吹笳。下船匹马前汀路，十里芦花接蓼花。”并按：“城南十里辽水分支名曰浑河，贾舶粮艘于此萃集。每于日落时晚船争渡，听欸乃声亦雅事也。”留下了一幅真切生动的沈城商行风俗画。饮泉子之咏“花泊观莲”称：“扁舟轻荡小溪头，莲采江南烟月秋。周子观莲征妙趣，吴姬争弄解新愁。风摇翠盖惊游鲤，露滴珠盘湿睡鸥。此地纳凉称擅胜，何须游玩下扬州。”（《沈阳八景诗·花泊观莲》，1908.8.23）留下了一幅今人难以想见的北国江南之秀美景象。在这些吟咏中，诗人还增添了“沈阳八景”景观画廊的内容，煮石子在《续沈阳八景》（1908.9.6-8）、心籁在《续沈阳八景诗》（1908.10.22-24）中分别描绘了“鄂王遗冢”、“大石桥长”、“太平寺柏”、“天后宫亭”、“东华石经”、“北门白塔”、“钟楼晓日”、“魁阁斜曛”等，这些旧体诗留下了沈阳在自然、人文发展中的优美景致。
受地缘因素影响，东北与日本的交流素来密切。在争取富国强兵的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先承维新之益而进入强国行列的日本是国人学习、效仿的样板，而西方种种政治、社会、文化理论乃至文学作品也辗转通过日本译介到中国。20世纪初竞相东渡求学的东北知识分子在旧体诗中记录了他们的心声。旅日诗中最显近的层次是诗人们新奇目光中的异域风光和风俗。于振宗《东京旅怀》（1909.2）称：“岩峣天外有三山，濯足扶桑日往还。海上蜃楼皆缥渺，人间福地即嫏嬛。千年灵药藏瀛岛，万里秋涛隔世关。小住东都今四载，烟霞到处费登攀”；“银汉河声闻斗室，玉壶春色买瀛洲”；“富岳白头山亦老，人生何处不惊秋”。中国六朝书法“闻为中村氏所极倡”而在日盛行，“描花试手恨粗疏，班管乌丝学字初，终爱齐梁金粉气，蕉窗日课六朝书”。其次，发现、接触观念层面的新的文化因素。郁庆云《东京竹枝词四十首录十首》（1909.2.19）则为国人展示了生动的日本风俗，如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幼妙灵台帝座通，万千恩怨亘胸中。强言学得耶稣爱，手指肩草十字红”。描述了作为新的文化因素的“旅行”和日本独特的温泉文化，“旅行此去路漫漫，避暑箱根夏衣寒。海日五更窗底出，万山飞瀑卷帘看（每冬夏出游，曰旅行，箱根地名，有温泉）”，等等。日本是我国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中转站，种种观念、术语由日本转译进入中文，王国维曾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新增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6］（P387）
与一般的游学者不同的是，此期旅日求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怀抱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求学毋宁是在寻求强国富民之道。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和与竞争等各种文化因素的纠葛在旅日诗深层意蕴中表现为焦虑、愤懑与无奈的复杂的情感倾向，“出山云有还山意，新学人争旧学心。时激风潮腾碧海，远游功业误黄金”（梦石瘦人《旅日感怀》，1908.1.9）。他们承受着丧权辱国危机下弱国的悲怆，承受着新旧文化交替时代无可回避的徘徊，在寻道的历程中，“出山”或“还山”的摇摆，“新学”与“旧学” 的抉择，远比“黄金”之误更让他们纠结。“而今已觉黄粱梦，敢向何人说是非。”（留学日本东京一叶子《春夜感怀杂体十四首》，1909.4.15）如果说“惊醒蛰龙气概雄，吹人亚雨与欧风”（梦石瘦人《感时》，1907.10.11），“寒柝声声触客心，匣中剑欲作龙吟”表达的是旅日诗的主流情感，坚忍中见豪迈，那么“东燕西劳处处飞，思家忧国素心违” （留学日本东京一叶子《春夜感怀杂体十四首》，1909.4.15），“明月故园频入梦，繁霜短鬓不堪簪”（于振宗《东京旅怀》，1909.2）抒发的则是这前所未有的求索和学习中的困苦和艰难。
观念是由细节承载的，从诗人署名 的变化中可窥一斑。传统士人一向珍重 其名，“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盖书名竹帛而已”［7］（P303）。《盛京时报》刊发的诗作，其署名方式从形式上经历了无名到室名斋号，到有明确旨意特征的笔名，再到甚至附有郡望处所的真实姓名这样一个过程，由虚到实，透露出旧体诗创作由戏笔、闲笔到郑重创作的轨迹；从内容上，无意署名本身就成就了意义的空白，之后“竹素堂”、“有真意斋”、“如是楼”等拟名有着浓厚、道地的传统色彩。接下来“梦石瘦人”、“莫忱生”、“天印山樵”、“煮石子”、“饮泉子”、“阴山痴子”一众拟名大多有着离弃尘世的高蹈取向，喻物则为山为石，喻人则为樵为痴，拒绝俗世人生的热情，或者如梦幻般虚无，或者以病羸为对世之形象，集中了农耕时代专制政体下知识分子病态的人生存在形式。传统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根源于人格的不健全，此其一“病”焉。回避政治事实上就是回避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管理，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放弃。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是中国文学延续几千年的固有的或坚定的主题，但它一直悬浮于具体的事务之上，大多没有转换成脚踏实地的政治实践。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走上社会政治舞台，在20世纪初的东北文学实践中新兴因素已露端倪，新的价值观、实践和关系崭露头角。从“梦醒新子”、“独醒子”、“酉山铁民”等拟名中传达出新时代的气息，这是个“醒”、“新”、“铁”等字样频频出现的时代，仿佛非如此便无法表述处身新旧交界处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生发的种种忧患、焦灼与纠结以及他们心中欣喜、活力和阵痛的胶着——新的责任、义务生出新的社会位置和归属感，他们的人生正发生着由病羸、扭曲向健康、强势、有新意的状态的改变。此后，“泺阳王翰生”、“酉山刘焕书”等以郡望加实名的署名方式则可看做诗人们自觉地以文学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实然介入。
文学与社会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语言作为一个表意实践过程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它既是一种历史观念，又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连接作用的意义场域。语言的表意实践过程也是一种意义生产过程，它具体表现为：适应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旧的词义不断得到修正，各种新词和新意不断产生。因此，同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运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义。
旧体诗有着独特的稳定、成熟的创作手段，譬如命题赋诗一类，诗人可以借学识之助，颐情志于典坟，抒情言志。此期东北旧体诗创作大体仍沿用传统的创作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文学、美学质素呈现。比较明显的，一是语言上的变化，现代的双音词开始出现在旧体诗中，譬如“地翻球”——“地球”、“结成团”——“团结”，但这一变化对旧体诗来说优劣参半：一方面建立起了指向现代汉语的语言联系，无疑更便于表达或者说它本身就蕴涵着现代文学精神，亦有着独特的语趣；另一方面，对于体制精简而且有定式的旧体诗来说，双音词取代单字会稀释表意浓度，对于言简意赅的旧体诗来说并不适合。另一种可归为结构或观念上的变化，传统的全知视角变为有限视角，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事实上）有了某种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改变，比如《想像》（梦石瘦人，1907.9.10）：“搔头斜颤玉簪香，风扑帘撚午梦长。睡起倦依肩并坐，茜纱窗下理残妆。阑干西角月华明，斜挂珠帘夜气清。灯底背人无箇事，手持缠臂数行程。案有炉香爇麝煤，耐烧心字已成灰。离人不似天边雁，无恙秋风八月回。”就内容而言，这首诗文本与金昌绪《春怨》等古来大量的闺怨诗相仿，分三段描写了闺中妇人午睡初醒、寂寞长夜、燃香思人三组活动，前两组有时间、环境、行动，对应颇有章法，而第三段只有环境和思绪，与前两组并不匹配，影响了诗的整体美感，因此从旧体诗审美的角度说，诗作是有缺憾的，但诗人选择的诗题别有意趣。这一现代双音词使三组活动变成了诗人的想象之物，这三组活动与诗人的关系就由描述的、反映的变成了虚构的、创制的，它事实上体现了具有现代文学观念的创作视角。
现代传媒对文学影响较大，甚而直接规制了新文学观念的养成。如《盛京时报》“征诗广告”所称：“奉省人文荟萃，长于诗学者必多。……凡以诗见赠者，不拘体裁，一律登载，借以表彰盛名而助阅报诸君之兴趣，想博雅君子亦必乐成此举也。”［1］现代报纸关注观念、信息传播，传媒的主体作用更为鲜明强大；报纸出版频率增加之后，依附着的文学创作便少了精雕细刻的余暇，甚至以草成的作品去填塞版块。旧体诗大多篇幅短小，易于成章，在此期更表现出这种倾向。1906年10月至1909年1月，仅《盛京时报》就发表诗作四五百首之多，但上乘之作较少，除创作能力的因素外，出版频率加快、出版空间充裕使得作品未及打磨便现诸报端。“不拘体裁，一律登载”的刊发取向显示了极低的遴选标准，其间即使尚无商业利益诱导，前所未有的出版便宜带来的成就感亦不可小觑。传统传媒下作者往往会一首即成，反复揣摩吟咏，“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语），“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累经打磨，力臻一字难易之境才付诸梓版，追求传神准确地实现对心灵世界的传达和营造。相对便捷的近现代报刊出版周期缩短，旧体诗创作在量的繁盛上附着了质的衰退，草就即发的诗作多见，这些缺乏酝酿、锤炼的作品少了许多精致，于是篇章多而佳意佳句少，率意粗糙，不耐玩味，立意和字词的重复率较高，相近或重复较多而信息承载量并不大，有意蕴浅显、缺乏审美深度之憾，美学价值和文学影响力大打折扣，如梦石瘦人的咏七夕、中秋等诗作。
典型的文学形式作为一种以阅读为目的的书写符号总是处于意义生产过程中，这些符号依赖于文化系统，在意义传达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它们也相关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因此在文学符号系统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和社会存在本体。对东北旧体文学的成就、倾向的考察与研究，勾勒了东北旧体文学的景象和生成发展的路径，以此为基础阐释其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与特征，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和学理成就，以及所体现的文学追求的历史内涵和具有时代、地域乃至民族特点的人文精神，尤为切要。它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进程，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交流特征和开放性，亦是东北文学不应忽视的历史创获。威廉斯曾说：“历史中的语言就是全部的研究领域。但即使以更为专业化的术语来强调，语言也是通过惯例和制度在作品中产生的，通过更为准确的分析来看，这种惯例和制度就是真实的、活跃的社会。……这类实践能够把现实的作者和读者规定为能动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并且其关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与理想的、计划的‘作者’和‘经过训练的读者’是有区别的。因为，现实的作者和读者被设想为以一种审慎的特权漂浮在艰难、多样且存在分裂的世界中，这样的世界通过某种魔力拥有了自己的秘密。”（转引自李永新：《文学与社会：以表意实践为中介——论雷蒙德·威廉斯的历史符号学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这也正是20世纪初东北旧体文学和东北社会实践的情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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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桂萍］
Study on Old-Style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theast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Old-Style Poetry in Newspaper Shengjing
XUE Qin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Abstract: Old-style poetry in northeast of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riginates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a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fe and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ast of China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re are co-appearance of old and new, rising and declining, displacement of elements, especi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literary concept and modern one in literary field. These writings show the literary change against the social change and vice versa. Among them, sentimental poetry about times and happenings directly reflects social emotion. Factual description of social life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umanity and the pursuit of modern state system appears; poetry describing natural scenery records beauty in nature and man in northeast China. There is a transition to modern literature concerning way of signing, writing method, textual structure showing new literary and aesthetic quality,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to limited one and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old-style poetry；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newspaper Shengjing
关键词：旧体文学；20世纪初；《盛京时报》
基金项目：2011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课题项目，项目编号：Lnsky11B095
作者简介：薛勤，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文艺学、东北近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119-07 收稿日期：2011-09-12
在以20世纪东北文学为时空设定 的框架中考察，世纪初期的东北文学的 类特征仍体现为旧体文学，无论是以诗为代表的抒情文学还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从体裁、技术层面看，它们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对传统文类的传续，叙事文体在传统史传演义的余响中渗入了主题学、修辞学的时代因素，此一脉日后仍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现代叙事文学的潜流，这一文类表现出了承载新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能力，而仍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显象的一支。而旧体诗词则由于其形式中深刻存在的与旧文学观念的密切关系，更多地负载了旧文学观，因而在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之后特别是新文学运动后退出了文学的主流行列，让位于全盘移植的现代新诗，让位后的旧体诗词以潜隐的状态依然存在于文学场内，并保持着与传统文学观的深厚联系，从未脱离文学现象之整体，并一直有着积极的自我调整，借以用旧的形式负载新的观念，成为20世纪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仍旧葆有着强大的文学功能。而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旧体文学处于新陈代谢最为旺盛、集中的时期，文学在作着纷繁、艰难而又充满生机的选择以及多种实验，新旧质素有着较密集的碰撞，应和时代精神者胜出并迅速成长，无动于时代之衷者则在加速消亡，在新旧合体和消长中呈示出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
1906年10月创刊到1909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盛京时报》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刊载了旧体诗诗作四百多首，白话、小说等叙事作品二十多部/篇，并专门辟出“文苑”刊载旧体文学作品（包括传、诔、碑、序、歌等应用文），栏目内容的设置上体现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遵循。《盛京时报》第1号即刊发七绝《对酒遣怀》（1906.10.18）等①；之后各体旧体韵文时有刊载，如“竹素堂”之《伤宠篇为态使君赋》（1907.4.12）、《抽局厘》（1907.4.18），“有真意斋”之《替比夘诗》（1907.4.20）等，至1907年年中，作者和作品数量开始较为稳定，梦石瘦人等人的创作初呈规模，统计至1909年1月，梦石瘦人共发表六十多题近二百首诗作。1908年中，创作的数量和作者状态较为稳定，活跃于《盛京时报》的诗人逐渐增多，主要有心籁、莫忱生、天印山樵、煮石子、饮泉子、阴山痴子、梦醒新子、独醒子、绍裘、酉山铁民、泺阳王翰生、酉山刘焕书等人。他们成集束地推出诗作，彼此间唱和频繁，甚至有一些集社活动，如梦石瘦人等参与的乙未年秋天结成的梅花诗社。总体上，他们的作品以感时、言志、怀古、交游、应酬、咏物、赏景等为主题，这些作品创生于东北社会加速近现代化的新陈代谢时段，密切关注了清末民初东北社会的生活状貌和变迁，其中新旧因素的交织、生灭、移位诸现象较为集中地显现，尤其是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在文学场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创作既体现出社会形态中文学的变化，又于文学中显示着社会的改变。
这里所称的旧体文学，主要基于它在以往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各自视角下的盲点特征：在近代文学视角下，它是已出现变异了的古代、近代文学的尾声，其文类的美学成就多不可与相关文类发展期、鼎盛期的成就同语；在以往现代文学视角下，它几乎是完全的盲点，由于传统文类特征的鲜明而被置于现代文学体系之外。事实上，旧体文学独居20世纪初东北的文学场域，具有文学的社会作用，反映了那一时空下人们的情感特征，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时的心灵空间、公共空间，有着不可忽略的文学史价值。
“诗以言志也。人有怀于古，有慨于 今，有触于事，有况于物，靡不借诗以发 扬之。”［1］（《征诗广告》，1909.12.10）旧体诗文具有强大的参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功能，在种种抒情言志、交游应酬、感时纪事等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处于古今巨变之中的旧体诗文展现了新旧胶着、变化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活。从《为程比部母太夫人寿》（竹素堂，1907.4.11）、《挽丁子英大令并序》（杨啸湖，1907.4.21）、《乞归未遂四首》（竹素堂，1907.5.3）、《神竹君小传》（傅忠堂，1907.4.23），到《东京旅怀》（于振宗，1909.2）、《警务局七律二首》和《收捐处七律二首》（酉山刘焕书，1910.1.29），旧体诗主题的关注点由个体生活向公共生活转移，言说空间的重心也由熟人社会向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移动。这表明，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由乡村化向城市化的转进，知识分子的交游状态和公共空间构建、作用发生了改变。熟人社会中的礼仪型文学交往转向陌生人社会中的新的文学关系。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是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在这里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外，由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2］（P21-28），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他们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较少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精神联系。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和商绅阶层出现［3］（P519-579），一批读书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城市聚集，构筑了近现代社会公共空间领域。东北旧体诗中传达出的则是以小桃源一类的会馆为主要的公共空间（梦石瘦人：《小桃源招股章程弁言》，1907.9.5），这类空间无疑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公共交往场域和思想观念交流的可能。知识分子在陌生人社会中参与了更多的公共活动，譬如市政建设的讨论，譬如赈灾救济的呼吁，等等。
福柯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系、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生活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的物质存在。［4］（P18-28）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因此，在旧体诗文中，负载着具体的社会职能的文类日渐稀少，譬如前述的在祝寿、吊唁等日常生活事件负有交际功能的专属文类被迅速边缘化，感怀类作品依然大行其道甚至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变革时代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和更丰富的富于变化的内容，而围绕着现代报纸为主的新媒介，诗的传播更为迅捷，为唱和交往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范式，也在构筑着新的陌生人社会关系。譬如，现有的资料中并无梦石瘦人、天印山樵、莫忱生、饮泉子、心籁等实然交往的痕迹，但他们频频的多向交叉唱和无疑构筑了新的社会、文学交往空间。
遭逢千年变局之世，政治抉择和日常情感都发生着种种变化，使得此期的感时感事诗成为最为直接体现社会情感的文学选择。诗人是敏感的，时局动荡推动下的种种时代变迁给他们提供了太多的足堪赋诗的感受。在这一时期东北旧体诗中，大量感时诗的主题是慨叹中外国际力量的变化博弈、中国由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列强肆意欺侮的对象，表达了强烈的保国保种、强国强民的爱国诉求。梦石瘦人《感时》（1907.10.11）其一：“大错茫茫铸九州，问天徒抱杞人忧。熟桃妄说三千岁，辟土偏分两半球。万古不磨忠与孝，五洲谁剖亚兼欧。洗将冷眼寻闲趣，笑检诗筹更酒筹。”其二：“星宿文章海外探，漫将慷慨逞奇谈。维新国已东西判，立品人争去就三。国士感酬知己报，天民责亦匹夫担。养心但有田园乐，藜藿鸡豚一样甘。”心籁《谨和梦石瘦人感时原题兼步韵六首》（1908.7.18）：“文明天演崛神州，国士行行抱隐忧。□海飓风航哑笛，沧桑旭日地翻球。五洲肉食强俱弱，□线竞争亚比欧。谁为陆沉思反手，更张无上最高筹。”梦醒新子《感时四首录三》（1909.3.14）：“天涯回首别乡关，万里乘风破浪间。星宿文章探海外，英雄时势造中原。千年战野腥龙血，半岛飞云招国魂。起唱自由欢平等，一天风月共琴樽。”“皇古封疆划已难，细参哲理转茫然。东西迥别五洲土，南北横分两极天。航海阁龙惊度鸟，冲锋玛赛感归船。大千趋演大同世，不闭禁门五百年。”饮泉子《感时杂咏十五章》（1909.4.10）其十二：“大舞台前日色曛，皙颜人竞倡瓜分。莫嗔鹬蚌无团体，不信鹤鸡亦乐群。”这些诗作立足于20世纪的国际竞争视角，着重有感于各国尤其是东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不同的政体变化后国力的博弈和关系的变化，其中尤为迫切的是期望中国通过政改早日富强，以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形象矗立于世界舞台。这当中，诗人的情感、观念也有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化，面临国际竞争激烈、国势岌岌可危的时局，梦石瘦人往往在归结处表现出较多的传统士人观念，采取无为的政治选择，归向田园寻闲趣，可视为对责任的淡漠或规避；心籁、梦醒新子、饮泉子等则选择了积极的政治作为，回应英雄时势，或发挥“千年战野腥龙血”之战斗国魂，或寻求“无上最高筹”之“更张”方法，拯救中国于陆沉之中。
实然的社会生活在诗中有了更多的表达。首先是政体变革的寻求，标示着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实践的努力。面对“入世风云出龙虎，崭新政治旧山河”的局面，“几代安危能似此，五洲角力定如何”的危势，诗人呼吁“斯人无再矜高蹈，不管苍生只醉歌”，采取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心籁《游沈杂感四律二绝》，1909.2.24）。于是，维新、立宪、共和等频频出现在他们的探讨、选择之中，也成为此期的一道醒目的诗题，构画着一代知识分子理想政治与寻求好社会的努力，成为文学的新主题。20世纪初的中国呈现的是一个救国与救人同样迫切的环境，就社会制度与人的关系而言，社会制度固然是由人建立的，但人在好社会制度下容易向好，即使不太好的也有更多的变好的可能性；而在坏社会制度下，不太好的人不仅艰难于变好，好人也面临着更多的变坏的风险。所以相对来说，有必要先行建立好社会制度，而这个任务就落在先进精英群即知识分子身上，成为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必须为中国政治寻求出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无论立宪或共和，中国必须走维新之路。“维新国已东西判”，现代政治观念下采取了维新之策的国家国力大增，许多已转弱为强，成为诗人心目中中国政改的效仿对象。心籁称：“一时千古说维新，竦听王言出綍纶。白璧遴才担个事，苍生造福赖斯人。藏锋灞上刘无项，泣血秦庭吴有申。寄语大家须努力，休将热眼遁风尘。”（《增步梦石瘦人感时原韵四章》，1908.8.19）“新”和“强”成为最迫切的政治欲求，“越是更张越是新，磻溪老叟不垂纶。生憎贫贱讥评遇，死爱恩雠鼓励人”，“星月冷天沉鼓角，干戈满地扫诗文。欲施转弱为强计，汉武昆明战水军”（饮泉子《感时杂咏十五章》，1909.4.10）。最终都指向一个颇为“乌托邦”的“现象文明渐大同”（梦石瘦人《感时》，1907.10.11）的愿景期待。1907年8月，《盛京时报》连续刊出《秋瑾女士遗诗》，计有《感愤》、《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时》、《黄海舟中感怀》及《秋瑾之演说》，使得此期东北文学的政治景观更为完整。
其次是对于人的现代性体认，从家-国关系下的亲情式的情感转变到国家-公民关系下的责任、权利与义务的担当。在两千年之前中国就结束了“封建”，它是从专制一统的中央大帝国跳入现代的，不同于欧洲、日本，后者是从“封建”社会迈进现代的，这使得各自建设“现代社会”的基础和质素大不相同。傅斯年曾从社会组织方式着眼论述“封建”社会，指出其特征是封土建侯的国家形态，共奉一主的贵族政治，家族宗法的社会集团，悬隔不通的等级秩序。按照傅斯年的观点，“封建”诚然不是好制度，却还存在着贵族阶级这个“少数人”自治的精神，相当于“国家”的“社会”还是有所发育的。而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平等，造就的是“一盘散沙”式的群众，只有个人的责任心而不知社会的责任心。中国在建设现代民族民主国家中遭遇的最大难局，就是这种由两千年专制历史铸造而成的国民性。［5］晚清时期，近代政治常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学理等知识已大规模引介到中国，法政类书籍译作尤多，这些著述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引入中国，开启了晚清时的“公民教育”，使得时人开始有了对于人的现代性体认。于是诗人在作品中阐发对于人的现代性价值认定，强调国民或公民的自主性以及权利义务，“天民责亦匹夫担”，“牺牲斯世长劳者，奴隶先天不拔根”（心籁《增步梦石瘦人感时原韵四章》，1908.8.19），“莫嗔鹬蚌无团体，不信鹤鸡亦乐群”（饮泉子《感时杂咏十五章》，1909.4.10），表达了对现代人性的积极建设和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追求。
其三是对于社会的现代化要求。作为最先具有现代意识和要求的知识分子，社会的现代管理和市政建设的现代化均是他们的关注对象。20世纪初的东北市政建设颇有进展，城市设施建设初见成效，一些诗作记载了近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种变化和政改成绩。梦石瘦人的《新境论》（1907.7.2）、《小桃源招股章程弁言》等传达出关于公园建设的吁求。从《抽局厘》之“一丝半粟无隐伏，十步九踬抽厘局”的繁税，“江头一妇不问名，头枕死猪昼夜哭。一猪要税两猪钱，卖儿偿猪苦不足”之不合理的苛税，到《收捐处七律二首》中反映的“章程规定甚周详，筹款无疑为地方”的规章设置，“主持事务归绅董，监督权衡属正堂”的职责规定，“款目催收分两季，票根查照重三联”的税务规范，“局面一新期整顿”、“选举得人任用专”之后，“征信录成昭大信，地方纳税亦欣然”的进步的近现代税政局面。《警务局七律二首》反映出东北近现代警察制度建设，“地面维持策万全，实行通则各争先”；“通则仰承民政宪，呈文直接地方官。躬□唯欲防危险，目的无非保治安”；“司法宜严违警罪，分区亦有执行权。局中职务称勤务，设股责成任用专”；“组织机关称美备，各区大体结成团”，基本上形成了组织系统的现代警政体系。这类作品记录了东北市政管理和建设的近现代化进步历程，呈现了当时东北的社会管理风貌。
即景生情是文学创作的常规范式，美好的自然、人文景观一向是文人墨客的抒写对象。在数量众多的景物诗中，《沈阳八景诗》颇为引人瞩目。沈阳八景系指沈阳城内和周边的八处景观，“天柱排青”描绘福陵天柱山风光。福陵，即沈阳东陵，努尔哈赤的陵寝。天柱山俗名“石嘴山”，元明两代称为“东牟山”，修建努尔哈赤陵寝时更名为“天柱山”。山上松林葱郁，峰峦耸秀，绿色无边。此景为盛京八景之首。 “辉山晴雪”，辉山森林挺拔，山顶岩石裸露，坚石嶙峋。冬季雪过天晴时，雪压青松，恰似白玉嵌翠，蔚蓝色天幕映衬着雪白的顶峰下，景色壮美。或说辉山山顶为白色山岩形成，岩石在阳光照射下耀眼如雪，成为冬季和夏季常年可见的美丽景观。“浑河晚渡”即沈阳南部浑河，亦即沈水，水族繁多，水产丰富，水质清澈，夏行运货商船，冬驰载重爬犁，将沈阳连接于四面八方，是古代最为繁忙的河流之一。既有商贾流通的繁盛气势，也有“鸟落空林、轻舟古渡”的幽静黄昏。“塔湾夕照”，无垢净光舍利塔位于沈阳市西北部。此处山水环绕，古塔高耸立，每到夕阳西下之时，塔影倒映在水波之中，水波涟漪，倒影粼粼，是一处诗情画意的景色。在梦石瘦人笔下，这是沈阳“西上京华”的交通要地，堪比西安灞桥。“柳塘避暑”之万柳塘位于沈阳东南部，以柳树种类和数量的众多而得名。逢夏柳荫密布，清爽宜人，清代诗人张祥河曾赞之以“夹道浓荫直到城”的诗句。“花泊观莲”之泊为沈阳北部一大型天然水池，生长莲花，每到应季，莲花盛开，芳香飘溢，如入花香水清的仙境。“皇寺鸣钟”之实胜寺，沈阳人习惯称其为“皇寺”，位于沈阳市中。实胜寺山门右边的钟楼内悬一千斤重的铸铁钟，寺内喇嘛每日按时敲钟报时，钟声浑厚悠扬，全城可闻。人们伴着钟声晨迎朝霞，晚送夕阳，怡然自得。“万泉垂钓”之景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这里自1906年起疏河铺道、种花植树，建水亭、茶榭、酒肆，渐有集市，粗具公园规模。经不断扩建道路，点缀山石花草，成为观光佳处。夏日里杨柳摇风，碧波荡漾，是垂钓胜处。
清时廖润绂《陪京杂诉》有最初的关于沈阳八景的诗作，后有历代文人相沿吟咏。20世纪初，梦石瘦人、心籁、饮泉子、煮石子等人延续了这一诗题的创作，留下此期沈阳的旖旎秀美的风光描绘和韵味蕴藉的人文景观。“榆柳藩篱松柏林，四围山拱福陵森。巍峨天耸高岗秀，苍翠秋横古木阴。柱石才推经世略，梓宫恩恋老臣心。城东十里黄云路，获稻人家夜夜碪。”（梦石瘦人《沈阳八景诗》，1907.7.7）描述的是“天柱排青”胜景，并附注记述天柱山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意蕴：“按天柱山在城东十二里，福陵在其下，因赐名天柱。松柏森阴漫天苍翠，真帝王万年之吉地也。”又有诗描写“浑河晚渡”：“浦口昏鸦去影斜，人归秋暮感年华。沙堤水涨三篙浪，贾客帆来八月槎。岸远炊烟低绕树，城高落日晚吹笳。下船匹马前汀路，十里芦花接蓼花。”并按：“城南十里辽水分支名曰浑河，贾舶粮艘于此萃集。每于日落时晚船争渡，听欸乃声亦雅事也。”留下了一幅真切生动的沈城商行风俗画。饮泉子之咏“花泊观莲”称：“扁舟轻荡小溪头，莲采江南烟月秋。周子观莲征妙趣，吴姬争弄解新愁。风摇翠盖惊游鲤，露滴珠盘湿睡鸥。此地纳凉称擅胜，何须游玩下扬州。”（《沈阳八景诗·花泊观莲》，1908.8.23）留下了一幅今人难以想见的北国江南之秀美景象。在这些吟咏中，诗人还增添了“沈阳八景”景观画廊的内容，煮石子在《续沈阳八景》（1908.9.6-8）、心籁在《续沈阳八景诗》（1908.10.22-24）中分别描绘了“鄂王遗冢”、“大石桥长”、“太平寺柏”、“天后宫亭”、“东华石经”、“北门白塔”、“钟楼晓日”、“魁阁斜曛”等，这些旧体诗留下了沈阳在自然、人文发展中的优美景致。
受地缘因素影响，东北与日本的交流素来密切。在争取富国强兵的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先承维新之益而进入强国行列的日本是国人学习、效仿的样板，而西方种种政治、社会、文化理论乃至文学作品也辗转通过日本译介到中国。20世纪初竞相东渡求学的东北知识分子在旧体诗中记录了他们的心声。旅日诗中最显近的层次是诗人们新奇目光中的异域风光和风俗。于振宗《东京旅怀》（1909.2）称：“岩峣天外有三山，濯足扶桑日往还。海上蜃楼皆缥渺，人间福地即嫏嬛。千年灵药藏瀛岛，万里秋涛隔世关。小住东都今四载，烟霞到处费登攀”；“银汉河声闻斗室，玉壶春色买瀛洲”；“富岳白头山亦老，人生何处不惊秋”。中国六朝书法“闻为中村氏所极倡”而在日盛行，“描花试手恨粗疏，班管乌丝学字初，终爱齐梁金粉气，蕉窗日课六朝书”。其次，发现、接触观念层面的新的文化因素。郁庆云《东京竹枝词四十首录十首》（1909.2.19）则为国人展示了生动的日本风俗，如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幼妙灵台帝座通，万千恩怨亘胸中。强言学得耶稣爱，手指肩草十字红”。描述了作为新的文化因素的“旅行”和日本独特的温泉文化，“旅行此去路漫漫，避暑箱根夏衣寒。海日五更窗底出，万山飞瀑卷帘看（每冬夏出游，曰旅行，箱根地名，有温泉）”，等等。日本是我国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中转站，种种观念、术语由日本转译进入中文，王国维曾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新增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6］（P387）
与一般的游学者不同的是，此期旅日求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怀抱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求学毋宁是在寻求强国富民之道。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和与竞争等各种文化因素的纠葛在旅日诗深层意蕴中表现为焦虑、愤懑与无奈的复杂的情感倾向，“出山云有还山意，新学人争旧学心。时激风潮腾碧海，远游功业误黄金”（梦石瘦人《旅日感怀》，1908.1.9）。他们承受着丧权辱国危机下弱国的悲怆，承受着新旧文化交替时代无可回避的徘徊，在寻道的历程中，“出山”或“还山”的摇摆，“新学”与“旧学” 的抉择，远比“黄金”之误更让他们纠结。“而今已觉黄粱梦，敢向何人说是非。”（留学日本东京一叶子《春夜感怀杂体十四首》，1909.4.15）如果说“惊醒蛰龙气概雄，吹人亚雨与欧风”（梦石瘦人《感时》，1907.10.11），“寒柝声声触客心，匣中剑欲作龙吟”表达的是旅日诗的主流情感，坚忍中见豪迈，那么“东燕西劳处处飞，思家忧国素心违” （留学日本东京一叶子《春夜感怀杂体十四首》，1909.4.15），“明月故园频入梦，繁霜短鬓不堪簪”（于振宗《东京旅怀》，1909.2）抒发的则是这前所未有的求索和学习中的困苦和艰难。
观念是由细节承载的，从诗人署名 的变化中可窥一斑。传统士人一向珍重 其名，“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盖书名竹帛而已”［7］（P303）。《盛京时报》刊发的诗作，其署名方式从形式上经历了无名到室名斋号，到有明确旨意特征的笔名，再到甚至附有郡望处所的真实姓名这样一个过程，由虚到实，透露出旧体诗创作由戏笔、闲笔到郑重创作的轨迹；从内容上，无意署名本身就成就了意义的空白，之后“竹素堂”、“有真意斋”、“如是楼”等拟名有着浓厚、道地的传统色彩。接下来“梦石瘦人”、“莫忱生”、“天印山樵”、“煮石子”、“饮泉子”、“阴山痴子”一众拟名大多有着离弃尘世的高蹈取向，喻物则为山为石，喻人则为樵为痴，拒绝俗世人生的热情，或者如梦幻般虚无，或者以病羸为对世之形象，集中了农耕时代专制政体下知识分子病态的人生存在形式。传统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根源于人格的不健全，此其一“病”焉。回避政治事实上就是回避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管理，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放弃。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是中国文学延续几千年的固有的或坚定的主题，但它一直悬浮于具体的事务之上，大多没有转换成脚踏实地的政治实践。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走上社会政治舞台，在20世纪初的东北文学实践中新兴因素已露端倪，新的价值观、实践和关系崭露头角。从“梦醒新子”、“独醒子”、“酉山铁民”等拟名中传达出新时代的气息，这是个“醒”、“新”、“铁”等字样频频出现的时代，仿佛非如此便无法表述处身新旧交界处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生发的种种忧患、焦灼与纠结以及他们心中欣喜、活力和阵痛的胶着——新的责任、义务生出新的社会位置和归属感，他们的人生正发生着由病羸、扭曲向健康、强势、有新意的状态的改变。此后，“泺阳王翰生”、“酉山刘焕书”等以郡望加实名的署名方式则可看做诗人们自觉地以文学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实然介入。
文学与社会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语言作为一个表意实践过程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它既是一种历史观念，又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连接作用的意义场域。语言的表意实践过程也是一种意义生产过程，它具体表现为：适应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旧的词义不断得到修正，各种新词和新意不断产生。因此，同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运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义。
旧体诗有着独特的稳定、成熟的创作手段，譬如命题赋诗一类，诗人可以借学识之助，颐情志于典坟，抒情言志。此期东北旧体诗创作大体仍沿用传统的创作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文学、美学质素呈现。比较明显的，一是语言上的变化，现代的双音词开始出现在旧体诗中，譬如“地翻球”——“地球”、“结成团”——“团结”，但这一变化对旧体诗来说优劣参半：一方面建立起了指向现代汉语的语言联系，无疑更便于表达或者说它本身就蕴涵着现代文学精神，亦有着独特的语趣；另一方面，对于体制精简而且有定式的旧体诗来说，双音词取代单字会稀释表意浓度，对于言简意赅的旧体诗来说并不适合。另一种可归为结构或观念上的变化，传统的全知视角变为有限视角，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事实上）有了某种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改变，比如《想像》（梦石瘦人，1907.9.10）：“搔头斜颤玉簪香，风扑帘撚午梦长。睡起倦依肩并坐，茜纱窗下理残妆。阑干西角月华明，斜挂珠帘夜气清。灯底背人无箇事，手持缠臂数行程。案有炉香爇麝煤，耐烧心字已成灰。离人不似天边雁，无恙秋风八月回。”就内容而言，这首诗文本与金昌绪《春怨》等古来大量的闺怨诗相仿，分三段描写了闺中妇人午睡初醒、寂寞长夜、燃香思人三组活动，前两组有时间、环境、行动，对应颇有章法，而第三段只有环境和思绪，与前两组并不匹配，影响了诗的整体美感，因此从旧体诗审美的角度说，诗作是有缺憾的，但诗人选择的诗题别有意趣。这一现代双音词使三组活动变成了诗人的想象之物，这三组活动与诗人的关系就由描述的、反映的变成了虚构的、创制的，它事实上体现了具有现代文学观念的创作视角。
现代传媒对文学影响较大，甚而直接规制了新文学观念的养成。如《盛京时报》“征诗广告”所称：“奉省人文荟萃，长于诗学者必多。……凡以诗见赠者，不拘体裁，一律登载，借以表彰盛名而助阅报诸君之兴趣，想博雅君子亦必乐成此举也。”［1］现代报纸关注观念、信息传播，传媒的主体作用更为鲜明强大；报纸出版频率增加之后，依附着的文学创作便少了精雕细刻的余暇，甚至以草成的作品去填塞版块。旧体诗大多篇幅短小，易于成章，在此期更表现出这种倾向。1906年10月至1909年1月，仅《盛京时报》就发表诗作四五百首之多，但上乘之作较少，除创作能力的因素外，出版频率加快、出版空间充裕使得作品未及打磨便现诸报端。“不拘体裁，一律登载”的刊发取向显示了极低的遴选标准，其间即使尚无商业利益诱导，前所未有的出版便宜带来的成就感亦不可小觑。传统传媒下作者往往会一首即成，反复揣摩吟咏，“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语），“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累经打磨，力臻一字难易之境才付诸梓版，追求传神准确地实现对心灵世界的传达和营造。相对便捷的近现代报刊出版周期缩短，旧体诗创作在量的繁盛上附着了质的衰退，草就即发的诗作多见，这些缺乏酝酿、锤炼的作品少了许多精致，于是篇章多而佳意佳句少，率意粗糙，不耐玩味，立意和字词的重复率较高，相近或重复较多而信息承载量并不大，有意蕴浅显、缺乏审美深度之憾，美学价值和文学影响力大打折扣，如梦石瘦人的咏七夕、中秋等诗作。
典型的文学形式作为一种以阅读为目的的书写符号总是处于意义生产过程中，这些符号依赖于文化系统，在意义传达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它们也相关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因此在文学符号系统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和社会存在本体。对东北旧体文学的成就、倾向的考察与研究，勾勒了东北旧体文学的景象和生成发展的路径，以此为基础阐释其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与特征，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和学理成就，以及所体现的文学追求的历史内涵和具有时代、地域乃至民族特点的人文精神，尤为切要。它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进程，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交流特征和开放性，亦是东北文学不应忽视的历史创获。威廉斯曾说：“历史中的语言就是全部的研究领域。但即使以更为专业化的术语来强调，语言也是通过惯例和制度在作品中产生的，通过更为准确的分析来看，这种惯例和制度就是真实的、活跃的社会。……这类实践能够把现实的作者和读者规定为能动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并且其关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与理想的、计划的‘作者’和‘经过训练的读者’是有区别的。因为，现实的作者和读者被设想为以一种审慎的特权漂浮在艰难、多样且存在分裂的世界中，这样的世界通过某种魔力拥有了自己的秘密。”（转引自李永新：《文学与社会：以表意实践为中介——论雷蒙德·威廉斯的历史符号学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这也正是20世纪初东北旧体文学和东北社会实践的情形。
参考文献
［1］ 征诗广告［N］. 盛京时报，1909-12-10.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3］ 余时英.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 福柯. 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A］. 包亚明. 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C］. 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2001.
［5］ 江湄. 傅斯年的“中国大历史”［J］. 读书，2011，（8）.
［6］ 刘知几. 史通，浦起龙通释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A］. 傅杰编校. 王国维论学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杜桂萍］
Study on Old-Style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theast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Old-Style Poetry in Newspaper Shengjing
XUE Qin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Abstract: Old-style poetry in northeast of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riginates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a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fe and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ast of China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re are co-appearance of old and new, rising and declining, displacement of elements, especi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literary concept and modern one in literary field. These writings show the literary change against the social change and vice versa. Among them, sentimental poetry about times and happenings directly reflects social emotion. Factual description of social life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umanity and the pursuit of modern state system appears; poetry describing natural scenery records beauty in nature and man in northeast China. There is a transition to modern literature concerning way of signing, writing method, textual structure showing new literary and aesthetic quality,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to limited one and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old-style poetry；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newspaper Sheng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