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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天，发热科医生沈涛都会接诊几例肺炎患者。让他想不到的是，2020年初的这次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在他还来不及反应时，自己先被击倒了……
以下是本文作者的自述。
武汉一线医生独白：“完蛋，我中招了！”
我叫沈涛，湖北省宜昌市人，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2019年12月底，武汉多家医院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2020年初，医院要求我们上班必须佩戴N95口罩。1月10日，医院开了发热门诊，发了隔离服，上班必须做好三级防护。
我所在的医院从那天开始，也迎来了接诊的高峰。呼吸科早就一床难求，而有发热、干咳症状的肺炎病人明显增多。我们科的病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征用，用来收治那些发热的病人。
1月15日，我开始浑身乏力、肌肉酸痛。那段时间，工作量明显增大，人忙得一刻不能停歇，一泡尿要憋四个小时，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同事们的压力也都很大，每天面对的病人大多是新冠肺炎患者;虽然没有做试剂盒检测，但血检结果和CT报告作为临床诊断依据，这些病人都是疑似被感染的患者。
很多人听到结果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有些人情况严重，但医院没有病床，無法收治，他们无助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只能无力地低下头。
1月16日，我的症状加剧，乏力、肌肉酸痛、畏寒，吃了奥司他韦和连花清瘟，效果不明显。当时医院里已经有同事感染，我预感自己也感染了，却不敢吭声，仔细观察老婆和孩子，她们没有不适症状。
1月17日，这天我应该上夜班，但一大早我就去了医院，CT影像显示单肺感染。我又做了血常规、高敏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等检查，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在验证CT的结果——我被感染了。
我在科室电脑上看片子的时候，同事小周从外面进来。“你怎么这个点来了？这片子是谁的？”我冷静地说：“我的，我中招了！”小周以为我在开玩笑，把我推开，一直盯着电脑上的CT片子，研究了半天才说：“还好，不是很严重，只是单侧。”
说完，她又生气道：“你也太不小心了！现在怎么办？”我当时的症状不是很重，但考虑到家里有孩子，我如果居家隔离，对孩子来说太危险，所以我选择住院治疗。小周听说我打算住院，立马说：“在这待着，不要乱跑，我帮你上报领导和公卫处。”
小周是我们科的护士长，年纪比我大，但是她不喜欢我们叫她周姐，非让我们喊她小周。
由于我是我们科第一个被感染的人，不时有同事进来问我情况，有关切的，也有害怕的。我自觉戴了两层外科口罩，生怕传染给他们。平复心情之后，第一个电话，我打给我爸，通知他我不能回家过年了。爸爸失望道：“不是说好今年可以回来吗？”我说：“医院最近忙，所有医生的假期都取消了。”“我看到新闻了，你安心工作，不用担心我们。”
我没敢告诉爸爸实情，他的心脏不好，作为家中独子，我是父母的全部希望。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老婆，尽量把这件事情说得轻描淡写，但她还是被吓到了，在电话那头一直哭：“怎么办？我们要不要离开武汉？”我当即拒绝：“不行，这个病有潜伏期，万一你们已被感染，如果出门坐公共交通工具，就会传染给其他人。”
她问：“那你让我怎么办？万一我病了，谁照顾孩子？我回家了，还有我妈帮忙照顾孩子。”我急得在电话里冲她喊：“难道你想让更多人给你陪葬吗？别慌，别乱，冷静下来听我说，先出去买菜，买米面油和日常必需品，按两个星期的量来买。记得戴口罩和手套，不要和人接触。接下来这14天，我们都只能靠自己，我要靠我的免疫力，你照顾好家里。”
一口气说了很多话，交代了很多注意事项，就差把银行卡密码告诉她了。我开玩笑地跟她说，如果我主动告诉你银行卡密码，那多半表示我可能不行了。挂上电话，我忍不住哭了。她们是我的密切接触者，女儿才2岁，万一她被感染，我无法想象她那么小，如何承受病毒的折磨？
调整状态去治疗，我是病房最不听话的“刺头”
1月18日，入院第二天，我被感染的消息像疫情一样迅速在医院和同事间蔓延，一时间人人自危。
此时我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在家里隔离的老婆和女儿。我一边揪心她们的身体状况，一边联系科室同事安排老婆做CT检测。幸运的是，她的CT检查结果正常，但这个病有潜伏期，我仍不放心。
入院第三天，我开始发烧，体温一直在38.5℃到39.3℃之间徘徊，浑身酸痛，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衣服被汗湿了好几次。可我实在没有力气起身换衣服，几乎没怎么吃饭，迷迷糊糊睡了一整天。
当医生以患者的身份躺在病床上被同事照顾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好意思。看着他们那么辛苦，实在不忍心再因为自己一点小事而麻烦他们。
因为发烧口干舌燥，嘴唇长泡，想喝水，但自己没有力气，看见护士们那么忙，又不好开口，我便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接着睡。到了半夜，体温降下来一点，拿起手机看见妻子发的十几条消息。语音是女儿发的，她的声音软软糯糯：“爸比，你快、快点回来，我是医生，我可以给你治病。”凌晨一点，我回复妻子的消息，说我刚睡醒。结果她秒回：“你没事就好，我睡了。”这几天，我们之间难得地默契。以前，老婆总是抱怨我把家当宾馆，很少有时间陪她们。此时，我却很庆幸，在发病之初，我没有和她们有过多的接触。
入院第五天，前几天责怪我防护没有做好的小周出现在我的病房外。看见我，她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那一刻，我知道她也中招了，因为普通人根本进不了这里。不仅小周被感染，她的父母都被感染了。那个时候，我由于一直发烧，头疼胸闷、喘不过气，整个人很虚弱，我很想安慰她，但是我做不到，只能勉强挤一个笑容给她。
小周的情绪很低落，病情进展也很快，入院第五天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属于重症。当时，我虽然在住院，但工作群里每天都会汇报疫情情况，我知道外面的疫情愈发严重了。 我所在的病房是四人间，整个一层都是我们医院内部职工，18日只有我一个，到了20日，四人间已经住满了。一开始大家都不是很熟，有些人仅有一面之缘，但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感染不怕，就怕家人被感染。病房里的气氛一度很压抑，每个人都表情阴郁，拿着手机不断刷新闻。
晚上十一点，护士在查房时突然晕倒，可我们不敢去扶她，害怕弄破她的防护服，导致她职业暴露。尽管我知道她只是戴太久口罩，导致二氧化碳中毒，但当时，我不敢摘下她的口罩，只能等着其他同事来带她出去。后来的闲聊中，我得知她才23岁，家中独女，在父母眼里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但在这次疫情面前，她却要充当无畏的勇士。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群里，医生和护士倒下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我曾经的战友如今成了我的病友。去复查CT时，看见输液室人满为患，看见发热门诊排起长队，我第一次感到崩溃和无助。作为医生，我很清楚心态对于病情的恢复有重要作用，我必须尽快恢复，才能回到工作岗位再次战斗。
生这种病，人胃口会很差。恶心呕吐，嘴巴发苦，外加医院食堂的盒饭很难吃。可为了恢复体力，我尽量多吃饭，多喝牛奶，平日不喜歡的蛋白和鸡汤，也努力吃进去。老婆每天给我汇报她和孩子的体温情况，她们俩安然无恙，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我每天强迫自己吃饭，不看新闻，不乱想，每天吃饱饭就睡觉，尽可能养精蓄锐。我的精神头感染了病房里的其他人，状态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饭后在房间里走路活动。为了增加食欲，我拜托同事帮我买方便面和发热锅送来。同事嘲笑我：“都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挑食物，而且都是垃圾食品。”
去小周的病房，她插着呼吸机，人瘦了许多。我说：“我买了你最喜欢的发热火锅，麻辣味的，你快点好起来。”小周红着眼睛，眼里满是自责。我安慰她：“是这次病毒太厉害了，放心，我帮你问过了，你爸妈情况不严重，已经住院治疗了。”她用力点头。
精神好了以后，我经常到处串门。平日里勉强叫得上名字的同事，此时聚在一起，发现不仅有学弟，还有老乡，有的同事还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有几次我被护士逮住，她连赶带吼：“你怎么又乱跑，快回去！”等她走了，我又窜出病房，四处溜达。
出院后成立加油群，有一种担当叫医者仁心
心情开朗，病也好得特别快，住院第14天，我已经完全好了，可还要再做两次核酸检测。
随着确诊人数不断增加，还在坚守岗位的同事也很崩溃，都在担心明天倒下的会不会是自己。一个同事，他有三个孩子，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很想孩子们，但我不能回，我也不敢倒。”我安慰他：“你别多想，该干吗干吗，撑住了，等这次疫情结束我请你吃小龙虾;撑不住也别担心，大不了进来了，咱们三个人斗地主！”他笑我：“你现在都出名了，感染病房的那帮护士烦死你了，说你最不听话，天天到处乱窜。但她们也说感谢你，因为你，病房里的气氛都没那么压抑了。”
住院的第19天，核酸检测两次都是阴性，我被通知可以出院了。呼吸科的战友因为核酸检测一次是阴性，一次是阳性，不符合出院标准。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得再住14天，他气得直跺脚：“你们这些人太不仗义了，自己偷偷好了，留我在这里。”我指着柜子上的方便面说：“这个我留下，你敞开吃。”
老婆知道我出院的消息，高兴得大呼小叫。我回到家时，老婆全副武装拿着消毒液站在门口，准备给我来个彻底的消毒，才让我进家门。
出院之后，我还要居家隔离14天，才能重返工作岗位。小周在我出院不久，也从重症监护室里转出来了，目前情况稳定，她的父母已经痊愈出院。
我一直心有遗憾，觉得自己未战先败。为了弥补遗憾，出院以后，我组建了一个“加油群”。有的同事被感染，为了给医院省床位，选择居家隔离，我尽可能通过他们的描述和检查结果给用药建议。有的同事家人被感染，内心非常焦急，我用自身的经历给他们些许安慰;有的同事会不停地给我发她的CT报告和血检结果。作为专业人士，放到平时，她自己也知道在临床上这种症状没事，可那一刻大家都比较焦虑，不自觉对自己的诊断有所怀疑。我尽可能及时回复大家的消息，安慰并且鼓励他们。
2月10日，一个眼科同事哭着给我打电话：“老师，我中招了。”她是眼科医生，疫情期间，全院都在抽调医生到发热门诊值班，她跟我上过两次班。我安慰她：“没事，放宽心，尽量配合治疗，有事给我发消息。”有了我的鼓劲，她的状态稳定下来。
2月15日，武汉下大雪，有同事说有一批隔离衣需要有人搬运，但医院没有空车，希望有时间的同事开车去拖。医院里的隔离衣早就告急，没有隔离衣和防护服就等于让他们赤膊上阵。我第一个在群里举手报名。有同事立马私信我：“你还在恢复期，不要乱跑，好好在家休息。”我说：“如果是别的东西，我就不去了，但那是隔离衣，是战友们最需要的东西，我必须去，开车去，不费劲。”
我开车到了指定地点，等待领取物资的车有很多，我忍不住调侃：“你看别人医院都是大卡车，只有我们医院是一排小汽车，像蚂蚁搬家似的。”同事们被我的话逗乐，天气那么冷，但我们的心却无比火热。脱下那身白衣，医生和护士也是最普通的人，会害怕、会胆怯、会有软肋。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最终痊愈，往往更多的是靠病人自身产生抗体。当你体内的抗体足够对抗病毒的时候，疾病就会痊愈。
在这次疫情面前，有那么多病人倒下来，作为医生和护士，专业知识就是我们的矛和盾，我们必须冲在最前面，替他们抵挡。三天后，我将重返战场。这一次，我一定坚守到最后一位病人康复出院。
编辑/王 茜
以下是本文作者的自述。
武汉一线医生独白：“完蛋，我中招了！”
我叫沈涛，湖北省宜昌市人，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2019年12月底，武汉多家医院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2020年初，医院要求我们上班必须佩戴N95口罩。1月10日，医院开了发热门诊，发了隔离服，上班必须做好三级防护。
我所在的医院从那天开始，也迎来了接诊的高峰。呼吸科早就一床难求，而有发热、干咳症状的肺炎病人明显增多。我们科的病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征用，用来收治那些发热的病人。
1月15日，我开始浑身乏力、肌肉酸痛。那段时间，工作量明显增大，人忙得一刻不能停歇，一泡尿要憋四个小时，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同事们的压力也都很大，每天面对的病人大多是新冠肺炎患者;虽然没有做试剂盒检测，但血检结果和CT报告作为临床诊断依据，这些病人都是疑似被感染的患者。
很多人听到结果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有些人情况严重，但医院没有病床，無法收治，他们无助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只能无力地低下头。
1月16日，我的症状加剧，乏力、肌肉酸痛、畏寒，吃了奥司他韦和连花清瘟，效果不明显。当时医院里已经有同事感染，我预感自己也感染了，却不敢吭声，仔细观察老婆和孩子，她们没有不适症状。
1月17日，这天我应该上夜班，但一大早我就去了医院，CT影像显示单肺感染。我又做了血常规、高敏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等检查，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在验证CT的结果——我被感染了。
我在科室电脑上看片子的时候，同事小周从外面进来。“你怎么这个点来了？这片子是谁的？”我冷静地说：“我的，我中招了！”小周以为我在开玩笑，把我推开，一直盯着电脑上的CT片子，研究了半天才说：“还好，不是很严重，只是单侧。”
说完，她又生气道：“你也太不小心了！现在怎么办？”我当时的症状不是很重，但考虑到家里有孩子，我如果居家隔离，对孩子来说太危险，所以我选择住院治疗。小周听说我打算住院，立马说：“在这待着，不要乱跑，我帮你上报领导和公卫处。”
小周是我们科的护士长，年纪比我大，但是她不喜欢我们叫她周姐，非让我们喊她小周。
由于我是我们科第一个被感染的人，不时有同事进来问我情况，有关切的，也有害怕的。我自觉戴了两层外科口罩，生怕传染给他们。平复心情之后，第一个电话，我打给我爸，通知他我不能回家过年了。爸爸失望道：“不是说好今年可以回来吗？”我说：“医院最近忙，所有医生的假期都取消了。”“我看到新闻了，你安心工作，不用担心我们。”
我没敢告诉爸爸实情，他的心脏不好，作为家中独子，我是父母的全部希望。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老婆，尽量把这件事情说得轻描淡写，但她还是被吓到了，在电话那头一直哭：“怎么办？我们要不要离开武汉？”我当即拒绝：“不行，这个病有潜伏期，万一你们已被感染，如果出门坐公共交通工具，就会传染给其他人。”
她问：“那你让我怎么办？万一我病了，谁照顾孩子？我回家了，还有我妈帮忙照顾孩子。”我急得在电话里冲她喊：“难道你想让更多人给你陪葬吗？别慌，别乱，冷静下来听我说，先出去买菜，买米面油和日常必需品，按两个星期的量来买。记得戴口罩和手套，不要和人接触。接下来这14天，我们都只能靠自己，我要靠我的免疫力，你照顾好家里。”
一口气说了很多话，交代了很多注意事项，就差把银行卡密码告诉她了。我开玩笑地跟她说，如果我主动告诉你银行卡密码，那多半表示我可能不行了。挂上电话，我忍不住哭了。她们是我的密切接触者，女儿才2岁，万一她被感染，我无法想象她那么小，如何承受病毒的折磨？
调整状态去治疗，我是病房最不听话的“刺头”
1月18日，入院第二天，我被感染的消息像疫情一样迅速在医院和同事间蔓延，一时间人人自危。
此时我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在家里隔离的老婆和女儿。我一边揪心她们的身体状况，一边联系科室同事安排老婆做CT检测。幸运的是，她的CT检查结果正常，但这个病有潜伏期，我仍不放心。
入院第三天，我开始发烧，体温一直在38.5℃到39.3℃之间徘徊，浑身酸痛，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衣服被汗湿了好几次。可我实在没有力气起身换衣服，几乎没怎么吃饭，迷迷糊糊睡了一整天。
当医生以患者的身份躺在病床上被同事照顾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好意思。看着他们那么辛苦，实在不忍心再因为自己一点小事而麻烦他们。
因为发烧口干舌燥，嘴唇长泡，想喝水，但自己没有力气，看见护士们那么忙，又不好开口，我便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接着睡。到了半夜，体温降下来一点，拿起手机看见妻子发的十几条消息。语音是女儿发的，她的声音软软糯糯：“爸比，你快、快点回来，我是医生，我可以给你治病。”凌晨一点，我回复妻子的消息，说我刚睡醒。结果她秒回：“你没事就好，我睡了。”这几天，我们之间难得地默契。以前，老婆总是抱怨我把家当宾馆，很少有时间陪她们。此时，我却很庆幸，在发病之初，我没有和她们有过多的接触。
入院第五天，前几天责怪我防护没有做好的小周出现在我的病房外。看见我，她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那一刻，我知道她也中招了，因为普通人根本进不了这里。不仅小周被感染，她的父母都被感染了。那个时候，我由于一直发烧，头疼胸闷、喘不过气，整个人很虚弱，我很想安慰她，但是我做不到，只能勉强挤一个笑容给她。
小周的情绪很低落，病情进展也很快，入院第五天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属于重症。当时，我虽然在住院，但工作群里每天都会汇报疫情情况，我知道外面的疫情愈发严重了。 我所在的病房是四人间，整个一层都是我们医院内部职工，18日只有我一个，到了20日，四人间已经住满了。一开始大家都不是很熟，有些人仅有一面之缘，但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感染不怕，就怕家人被感染。病房里的气氛一度很压抑，每个人都表情阴郁，拿着手机不断刷新闻。
晚上十一点，护士在查房时突然晕倒，可我们不敢去扶她，害怕弄破她的防护服，导致她职业暴露。尽管我知道她只是戴太久口罩，导致二氧化碳中毒，但当时，我不敢摘下她的口罩，只能等着其他同事来带她出去。后来的闲聊中，我得知她才23岁，家中独女，在父母眼里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但在这次疫情面前，她却要充当无畏的勇士。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群里，医生和护士倒下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我曾经的战友如今成了我的病友。去复查CT时，看见输液室人满为患，看见发热门诊排起长队，我第一次感到崩溃和无助。作为医生，我很清楚心态对于病情的恢复有重要作用，我必须尽快恢复，才能回到工作岗位再次战斗。
生这种病，人胃口会很差。恶心呕吐，嘴巴发苦，外加医院食堂的盒饭很难吃。可为了恢复体力，我尽量多吃饭，多喝牛奶，平日不喜歡的蛋白和鸡汤，也努力吃进去。老婆每天给我汇报她和孩子的体温情况，她们俩安然无恙，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我每天强迫自己吃饭，不看新闻，不乱想，每天吃饱饭就睡觉，尽可能养精蓄锐。我的精神头感染了病房里的其他人，状态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饭后在房间里走路活动。为了增加食欲，我拜托同事帮我买方便面和发热锅送来。同事嘲笑我：“都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挑食物，而且都是垃圾食品。”
去小周的病房，她插着呼吸机，人瘦了许多。我说：“我买了你最喜欢的发热火锅，麻辣味的，你快点好起来。”小周红着眼睛，眼里满是自责。我安慰她：“是这次病毒太厉害了，放心，我帮你问过了，你爸妈情况不严重，已经住院治疗了。”她用力点头。
精神好了以后，我经常到处串门。平日里勉强叫得上名字的同事，此时聚在一起，发现不仅有学弟，还有老乡，有的同事还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有几次我被护士逮住，她连赶带吼：“你怎么又乱跑，快回去！”等她走了，我又窜出病房，四处溜达。
出院后成立加油群，有一种担当叫医者仁心
心情开朗，病也好得特别快，住院第14天，我已经完全好了，可还要再做两次核酸检测。
随着确诊人数不断增加，还在坚守岗位的同事也很崩溃，都在担心明天倒下的会不会是自己。一个同事，他有三个孩子，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很想孩子们，但我不能回，我也不敢倒。”我安慰他：“你别多想，该干吗干吗，撑住了，等这次疫情结束我请你吃小龙虾;撑不住也别担心，大不了进来了，咱们三个人斗地主！”他笑我：“你现在都出名了，感染病房的那帮护士烦死你了，说你最不听话，天天到处乱窜。但她们也说感谢你，因为你，病房里的气氛都没那么压抑了。”
住院的第19天，核酸检测两次都是阴性，我被通知可以出院了。呼吸科的战友因为核酸检测一次是阴性，一次是阳性，不符合出院标准。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得再住14天，他气得直跺脚：“你们这些人太不仗义了，自己偷偷好了，留我在这里。”我指着柜子上的方便面说：“这个我留下，你敞开吃。”
老婆知道我出院的消息，高兴得大呼小叫。我回到家时，老婆全副武装拿着消毒液站在门口，准备给我来个彻底的消毒，才让我进家门。
出院之后，我还要居家隔离14天，才能重返工作岗位。小周在我出院不久，也从重症监护室里转出来了，目前情况稳定，她的父母已经痊愈出院。
我一直心有遗憾，觉得自己未战先败。为了弥补遗憾，出院以后，我组建了一个“加油群”。有的同事被感染，为了给医院省床位，选择居家隔离，我尽可能通过他们的描述和检查结果给用药建议。有的同事家人被感染，内心非常焦急，我用自身的经历给他们些许安慰;有的同事会不停地给我发她的CT报告和血检结果。作为专业人士，放到平时，她自己也知道在临床上这种症状没事，可那一刻大家都比较焦虑，不自觉对自己的诊断有所怀疑。我尽可能及时回复大家的消息，安慰并且鼓励他们。
2月10日，一个眼科同事哭着给我打电话：“老师，我中招了。”她是眼科医生，疫情期间，全院都在抽调医生到发热门诊值班，她跟我上过两次班。我安慰她：“没事，放宽心，尽量配合治疗，有事给我发消息。”有了我的鼓劲，她的状态稳定下来。
2月15日，武汉下大雪，有同事说有一批隔离衣需要有人搬运，但医院没有空车，希望有时间的同事开车去拖。医院里的隔离衣早就告急，没有隔离衣和防护服就等于让他们赤膊上阵。我第一个在群里举手报名。有同事立马私信我：“你还在恢复期，不要乱跑，好好在家休息。”我说：“如果是别的东西，我就不去了，但那是隔离衣，是战友们最需要的东西，我必须去，开车去，不费劲。”
我开车到了指定地点，等待领取物资的车有很多，我忍不住调侃：“你看别人医院都是大卡车，只有我们医院是一排小汽车，像蚂蚁搬家似的。”同事们被我的话逗乐，天气那么冷，但我们的心却无比火热。脱下那身白衣，医生和护士也是最普通的人，会害怕、会胆怯、会有软肋。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最终痊愈，往往更多的是靠病人自身产生抗体。当你体内的抗体足够对抗病毒的时候，疾病就会痊愈。
在这次疫情面前，有那么多病人倒下来，作为医生和护士，专业知识就是我们的矛和盾，我们必须冲在最前面，替他们抵挡。三天后，我将重返战场。这一次，我一定坚守到最后一位病人康复出院。
编辑/王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