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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民原住地的语言习俗文化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族群内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每一个人想要被他所在的族群或社区接纳或认同，语言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显性特征。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说着相同的语言，形成一些共同的符号被固定下来，这些固定的符号就形成了独特的背景、历史、习俗及文化特征。同时语言又构成了成员在本族群或社区的身份的一个内在标志，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中，人们不认为语言是确认成员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开放的语言环境中，尤其是在多种语言并存的情况下，其开放的程度越高，语言对其成员身份的确认就越明显。因此，要想融入一个新的文化区域首先需要在语言上做出改变，如出国留学或移民，我们首先需要学会当地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这样才能在当地文化中寻求自己的社会角色。
移民从一个文化区域迁移到另一个文化区域，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语言不仅仅只是为了沟通和交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否获得其他族群的认同，从而能否融入到其他族群的文化生活中。然而，移民想要获得当地族群的文化认同的话，留给移民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要么移民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特征去适应新的环境，要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整个新环境的文化背景，这些改变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但是，面对一个广大的新的文化区域，后一种情形对移民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移民只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语言特性去适应新社区的语言环境，才能被新的文化区域所接纳和包容。
（一）移民原居地语言文化的背景
S村移民老家巴东属于土家族，土家族的百姓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有着自己本族的语言，准确地说是巴语或“蛮语”，通常老人们在说些土家语时小孩子都会笑着说“老人在说蛮子腔儿”。土家人自称自己是“毕兹卡”，在《土家语简志》中，土家语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S村移民老家所在地巴东属于北部方言区。
关于巴东方言，最早见于康熙版的《巴东县志》，时任巴东知县县令的齐祖望对巴东方言特点进行了记载：“巴东虽僻处深山，而语言朗彻，颇似中原雅音。四声中独无入声。其呼入声者，皆平声也。如呼屋为吴，呼沃为讹之类。平上去三声，唯庚青蒸梗迥敬径等七韵，呼为根亲珍觐。余八十二韵，悉如本音。”巴东方言又有前乡方言和后乡方言之分，S村移民所在的5个乡镇均属于前乡方言区，前乡方言介于四川方言和归州方言之间。
巴东的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长江边上，自古就是长江航运的港口区域，上至四川、重庆，下达荆楚、九江。巴东是“湖广人”迁移进四川地区的重要门户，是汉化得较早的地区，在土家语、巴山语言和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又将四川、重庆方言、荆楚方言等各地方言融入进来了，宜昌人听到巴东人说话觉得巴东人说的是四川方言，四川人听到巴东人讲话认为巴东人说的是宜昌方言，巴东方言将不同的地方方言夹杂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的巴东方言。
但是，土家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在土家语言的流传过程中只有老辈人对小辈人的口述相传，并没有文字记录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保存下来，再加上外族文化的大量进入导致土家语言正在逐步消失，尤其是巴东又属于土家族的边缘地区，土家族的本土语言消失得更快些。
（二）移民原居地语言文化的特点
土家族语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有语言但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三十四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土家族即是其中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如何交流、传承呢？①土家族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借鉴、吸收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语言特点，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本族人与本族人，本族人和外族人进行沟通、交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时间越长，这种特点越明显，越强化，以致于现在真正的土家语言土家人使用的越来越少，除极少数的偏远地区的土家人，大部分土家人竟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了。②土家人在借鉴汉族语言时，采取汉字注音的方式来显示其原有的意义。如本文作者曾去过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县，发现该县有个镇叫“革勒”，镇名源于旁边有一条叫“革勒”的河。从汉语字面上看，“革勒”两字组合在一起让人很难弄清其实在的意义，问了当地的土家人，才知道“革勒”在土家语言中是“凶猛的河”的意思。另外，像“西兰卡普”——土花铺盖；“梯玛”——巫师（不脱产）等也都属于这种语言现象。③土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强化一些汉语词汇的意义，拓展或转换它的使用范围。在湖北恩施州，与当地人交流时，会发现一个出现频率至高，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的动词“逮（dai）”：逮烟、逮酒、逮饭、逮床位……类似于汉语的“搞”，初次听说是弄不清对方在表达什么意思。另外，像抽烟说“呼烟”，吃饭说“通饭”，聊天说“日白”（日白还有层意思是吹牛、撒谎）等。其他比如“做饭”这个词，土家语为“办饭”，这个“办”为土家语pa的谐音，土家语为“做一顿饭”的意思；又比如巴东人很讨厌别人的时候，常用“死三”这个词来咒骂讨厌的人。“死三”这个词也来自于土家语“se”的谐音，意思是“要死的人”。还有一些土家词，表述上和汉语一样，但在意思上跟汉语截然不同，如“恼火”这个词，汉语中表示的是“生气”的意思，但是在土家语中是“累坏了、精疲力尽”的意思，“我走恼火哒”意思是“我走得很累了”。这些字、词汉语有其自身的意义、用法和组词方式，但土家人在借鉴使用时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虽说不一定合乎汉语规范，但他们自身在使用过程当中已经约定俗成，人人能懂。
土家族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方言中h和f不分，比如“吃饭”说成“吃换”、“梅花”说成“梅发”、“回家”说成“肥家”、“湖南”说成“福兰”；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如“长城”说成“缠陈”。在称呼上依然保持了土家语言特点，外祖父外父母都称为“嘎嘎、嘎公”，祖宗称作“祖公老儿”；称呼小孩子的时候会在后面带个“娃子”，如小孩的名字叫燕燕，移民会称呼为“燕娃子”；刚生完小孩的人叫“月母子”；将家里的女儿嫁了人称作是“姑娘放人家哒”，刚结婚的新娘子称呼为“新姑娘儿”等。巴东官渡口镇的人们将韵母“ü”发成“i”的音：如“鱼”念做“1”、“女”读成“依”等。 在日常的聊天中，巴东方言更是具有土家特色，如“吃饭”称为“逮饭”常为男人语言；在做了结果不好的事后，人们会说这个人是个“日牯子”或者“央家伙”；当讽刺一个人所做的事时，会用“日决人”来表述；吹牛用“日白”来表述等。很多感叹词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表示惊叹或佩服用“噶咋”来形容；表示不屑一顾的语气用“行实”来表述，意思是“想特美”；做了丢人现眼的事，土家人会说“罗耸”等。
巴东人的方言喜欢用“哒”、“儿”等做尾词，如“拐哒拐哒，做错哒！”“吃饭没？吃哒！”等，儿化音也很普遍，比如“老板”在巴东称作“老板儿”，“刚才”用“将将儿”来表述，“您”说成“您儿”等。
当然，巴东土家人既崇虎又怕虎的传统在语言中也表现出来，比如小孩子很调皮、讨人嫌，大人们会说“这个娃娃蛮虎人”，两个小孩子打架，大人会在一旁劝导“莫杠祸”等。
由于土家人是巴人后裔，深受巴文化的熏陶，在语言中有很多词语与“巴”相关，“巴”在土家族语言里表示“贴心”、“亲近”等意思，如“我巴心巴肺地对你好”、“小孩巴着大人的腿不愿走路”、“你巴到我搞什子？”等。
方言保留着人们对时间的最初始的认识，是一种原汁原味的生态文化的体现，S村移民的巴东方言是土家习俗最基本的表现，也是移民融入新社区的最大的障碍。
二.迁入地的语言习俗文化
（一）荆楚方言的文化背景
荆楚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荆楚平原又称江汉平原，土地肥沃，人口流动量大，荆楚大地位于“七省通衢”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移民现象，由于人口的迁徙造成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产生了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的是语言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在《湖北荆沙方言》中记载，从南北朝开始，陕西、安徽等地流民开始进入钟祥等地；元末明初有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换；清朝又有满族旗人的进入；建国后，随着各大农村的兴起，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大批进入，这些由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移民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其他外族方言的交流与相互渗透。如钟祥的柴湖镇由于建国时期河南淅川的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大量进入，当地语言以河南方言为主。
语言是一个地区文化最直接的表象，而方言生于民间，并发展于民间，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其特有的方言俗语，它不仅具有历史的传承性，更具有其变异性和地域的独特性，这些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方言与其生活中的礼俗、习俗、风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它表现在平时的交流中，记录在故事、歌谣、谚语中，方言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生动而真实的文化镜像。
（二）荆楚方言的特点
荆楚地区尤其是移民迁入地沙洋的方言最典型的特点是平舌翘舌不分，z、c、s声母与zh、ch、sh声母相混；同时颤音严重，r发音时，舌尖卷起弹动，气流呼出，发音响亮，相当于俄语“p”的发音，书面写作“子”，本是轻声，但比普通话的轻声稍重且长。
荆楚方言有一个特点是其后缀词非常丰富，以“子”为后缀的词组非常多，如猫子、狗子、胯子（腿）、袱子（毛巾）、跤子、润泡子、走人子、晒人子、好高子、好多子、扎猛偷子等，并且这个“子”的发音很特别，像是俄语中“p”的发音，在发音时，舌头卷起连发颤音“r”；对小孩子称呼为“伢子”读作“a子”，如男伢子、姑娘伢子等，比如说“这会儿几点了”他们会说“这盏子几盏子”。
荆楚方言中还有不少有特色的方言短语、习惯用语，如：“搬阴砖”，指有的人品行不好；“二黄八调”指的是有些人为人处事糊里糊涂；“无章打野”指的是有的人讲话没道理、不顺畅；“酒坛子”指“女儿”；“酒麻母”指的是酒鬼；“化生子”指的是未成年就死了的人等。还喜欢用“鬼”这个词，比如“今天的天气好个鬼”表示“天气很不好”的意思，“怕死鬼”表示胆小怕事的人，“饿死鬼”表示非常饥饿的人等；“呔”在沙洋方言中也广泛应用，比如“我等呔几个小时他才来”等。而在称呼方面，“爹爹、爷爷、伯伯”不仅用于称呼男性，对年龄比自己父辈还大的女性也用此称呼，“爹爹”在荆楚方言中是“爷爷”的意思，“婆婆”是对“奶奶”的称呼，而已婚妇女的婆婆在沙洋话中被称呼为“婆子妈”，“爷爷”则为“伯伯”的意思，如“他大爷”是“他大伯伯”的意思等。
三.移民的语言文化适应情况
（一）移民语言的重新适应
语言习俗是民俗事象的一大门类。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曾指出：“语言按照自己的用法把外部世界的事物和概念加以组织，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这种组织有可能调整，因为话语跟展现在话语当中的诸多思想模式一样，应用到具体场景中总会产生许多变化。所以，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在重新创造世界。语言在组织事物和概念时所遵循的原则，不妨称做双重构造原则”。这表明语言是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同时人们又借助语言去深入理解现实世界，世界在人们的再认识中得以重新创造。人们认识世界上的新事物，首先得用词语对该事物进行命名。于是被命名的事物被人类的语言世界赋予丰富的含义，而该词语则变成一个符号。当人们把这个符号运用于事物本身之外的场所时，符号的内涵便不断被“他者”化。同一“符号”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不同含义，不同“符号”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相同意义，于是造成同字多音、同字多义、同音多字、同义多字等新的“符号”现象。
移民到达新的地方后，首先要适应的就是当地的语言，语言的沟通不顺畅是移民在新地方生活最大的障碍，这些障碍会给移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一定的误解。
不同的语言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误解。比如，在移民原居地，称呼上“爹爹”是“姑姑”的意思，而在当地，“爹爹”是“爷爷”的意思。有一个很容易造成误解的词语是“烧火”这个词。当地人说“烧火”意思是“做饭”。而在移民老家，“烧火”是骂人的话：意思是骂公公和媳妇儿睡觉。 移民谭XX说：“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儿，当地人看到我们就问我们烧火没得，意思是问我们吃饭没得。但是我们听到就蛮恼火，觉得他们是在骂人，他们在‘决’（骂）我们，我们就说‘你们要烧火就回家克烧克，我们这儿不烧火。’他们找不到‘烧火’是决人的话，当地人觉得我们莫名其妙，打个招呼还碰了个钉子，后来大家交往长了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再后来当地人问我们‘烧火没’，我们吃饭哒就说‘吃哒’，还没吃就说‘还没吃’。”
S村的一个优势就是政府在对移民进行安置的时候是集中安置，一百多户移民统一安置在一个村子里，因此村里的内部交流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使用内部语言基本可以保证他们的交往，更何况移民们说的巴东话跟普通话相比较，除了语调有些变化外，基本都听得懂，经常跟移民打交道的当地人时间长了自然就听得懂移民的语言，因此对移民来讲，他们也就没有迫切学习沙洋话的要求。毕竟移民搬迁的距离不是很远，还是在一个省内，所以两地的方言相对来说还是有接近的地方，当地的方言移民也能听得懂个大概。不像远迁到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地区的三峡移民，移民必须得学会最基本的普通话，否则就无法交流。
但是老家的一些口头语并没有随着移民的迁移而消失掉，移民们在交流时自然而然地带出了这些语言，比如说，在老家，去地里干活，一般说成“上坡”，（由于老家在大山里，农民的土地都在山上，所以用“上坡”来表示去地里干活，而当地农民则说成是“下田”。）抽烟说成“呼烟”；劝两个人不要吵架，老家口头语为“莫杠祸”；摔跤说成“哒哒”等这些方言在S村继续沿用。
另外一个特点是S村移民说话嗓门大。由于老家在大山里，住在大山里的人们都是散居，山高地远，山与山之间看着距离近，其实路很远，七拐八拐才走到，所以山里人习惯喊话，这边喊，那边应，嗓门也大。来到平原地方后，大家都是聚居在一个村子里，但是嗓门大的习惯没有改变，当地人不太习惯，看着移民们说话以为是在吵架。所以当地人刚开始觉得移民们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吵。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给移民带来的困难
语言的差异给移民的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移民们告诉我们，刚开始，移民去买菜、买日常用品，当地人只要一听到移民的口音，价格就要比当地人贵。当地人认为移民们都有钱，国家给他们补偿了很多钱，因此当地人对移民们格外喊高价。另外当地人还有一种“欺生”的心理因素在里面，当地人听到持另外一种口音的人过来做生意，当地人在心里上自然而然地将这些人当做“外人”来对待。“外人”跟自己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喊一下高价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而移民又不清楚行情，只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吃下亏。
刚来的时候儿，我们都怕出克。以前在高头都是乡里乡亲的，上坡啊，下河啊，我们说话没得听不明白的，到了这儿，有时候儿他们说哒半天我们找不到他们说的是什子事。有次在跟前那个小卖铺的门口，有人跟我说“你家的酒坛子回来哒”，我不晓得讲的是什子，后来才晓得“酒坛子”就是我姑娘（笑）。
语言的不适应对移民子女的教育也带来了不利影响。S村的移民回忆，刚搬过来的时候，当地的学校里有些老师用当地方言教学，他们的小孩很多都听不懂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而且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用方言交流的，移民的小孩一时半会儿难以融到集体中去，跟他们交往也明显有自卑感。
从民俗学上来讲，语言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虽然移民从法律上讲已经是S地的人了，但是如果不会讲当地语言，对于本地人来说始终是外地人。这种“双语”系统的并行，并不利于移民融于当地社会，毕竟移民不可能不和当地人交往。方言不仅仅是语言在地理上呈现的分布，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首先是一种文化代码，方言表明你是谁或你是哪里人。对本群体而言，方言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认同的标志和感情的密码；对外族人来说，方言就是一种隔膜，一种距离。国内外对移民适应性研究也表明，语言上的沟通和交流是移民适应的前提，应该说，移民的融合首先是从语言的适应开始的。
对于老一辈移民来说，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当地人，但是他们从骨子里依然认为自己是老家巴东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语言的不同。而年轻一代则是矛盾的一代，他们自己说：“说我们是巴东人吧，我们的户口都转到这儿哒，说我们是这儿的人吧，我们一开口话都讲的不同，当地人又把我们当外地人看。你说我们是哪儿的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这种语言的差异是移民融入当地文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老一辈移民年龄大，固守着本民族的方言不会去轻易改变，C镇的淅川老移民90多岁了还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方言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沉积，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发生改变，反而年纪越小，接收的外来文化越多，变化也就越大。
（三）移民与当地人之间语言的相互调试
1、语言融入的特点
在语言融入的问题上，年纪越小，语言适应能力越强，融入得也就越快；年纪越大，语言适应能力越弱，在语言习俗上融入得也就越慢。老年人的语言适应能力是最弱的，而在S村，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调查发现他们对当地方言的接受能力就弱一些，老人们搬迁过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跟随儿子过来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需要他们负责张罗。老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刚开始不主动去找当地人问话，当地人找他们说话，他们要听好几遍，还要当地人放慢语速，才听得懂。
移民张XX的父母跟随张XX在12年前从老家一起搬迁到S村，张的父母年纪有70多岁，在S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移民了，他们告诉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儿，我们都不敢跟当地人打交道，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们也听不懂。有时候碰到当地人非说不可的时候儿我们就说慢点儿，他们也慢慢讲我们就能听懂哒。”
而中年人，他们的语言适应能力就相对快些，他们一搬迁到S村，就面临着跟当地人接触的事实，移民需要修房子，修房子就需要请当地的工人帮忙；需要重新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就需要买种子、肥料，请教当地人的生产技巧等。这批中年人是最先主动跟当地人交流的一代，这种跟当地人的主动交流从移民心理上来说是被迫交流的，移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是不愿意跟当地人打交道的。因为移民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对一切事物都不熟悉，从内心来讲，移民们是很自卑的，老家熟悉的关系网也被迫中断，为了能在当地尽早安定下来，就必须尽快融入当地的环境，而语言上的交流则是最为首要的，所以说中年人是在生存生活的压力下不得不跟当地人交往。 当地人彭XX回忆：“移民刚来的时候说话很冲，嗓门也大，我们倒不敢欺负他们，我们没事也不跟他们接触，但是时间长了，觉得他们也好，也爱帮忙，我们现在经常在一起聊天啊，打牌啊，逢年过节也在一块儿吃个饭啊，相处得还可以。”
年轻人的语言接受能力是最快的，因为他们以前都外出打过工，普通话虽说不太标准，但是可以沟通，跟当地人可以用普通话沟通，但是要听懂对方的方言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
同时，文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移民语言适应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程度高的移民比文化程度相对低得移民对语言的适应能力也强些，在我们走村访户的调查中就能发现，跟村干部、有高中学历的移民交流时，他们至少能用蹩脚的普通话跟我们交流，而跟学历相对低的移民交流时，他们都是用家乡话跟我们交流。
2、移民的安置方式对语言融入的影响
政府对移民安置的方式对语言融入的程度也是有影响的。从客观上说，政府对移民进行集中安置，移民之间内部交流频繁，对当地语言的接受就慢一些；政府如果对移民进行分散安置，将移民户分别插入当地的不同村落中的话，移民内部的交流不足以满足居民交往需要的话，就迫使他们与当地人交往，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但如果把少数的几个或几户移民分散安置，在迁入的开始阶段，移民不能很好地同迁入地居民交流，完全处于一种陌生的环境，没有一个语言适应、学习的缓冲阶段，这就会加重移民的畏惧、恐慌和封闭的心理，不利于移民情绪的稳定。移民的相对集中安置，至少在一个小范围内，移民之间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有自己的交流群体，可相互依靠、鼓励，增强信心，这样更有利于移民逐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对于S村来说，从一开始政府就对移民进行集中安置，移民们在S村集中安定下来，村子里的内部交流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的需求，移民之间使用内部语言完全可以保证他们的交往，因此对移民来讲，他们也就没有迫切学习沙洋话的要求。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S村周围的村子中，有零星的散户移民，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从河南淅川迁移过来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当时当地政府将他们都安置在不同的村落中，一个村落平均安置十几户移民，这些移民为了能融入当地的文化，在语言的改变上相对就大些。但是他们在改变过程当中，他们的困难感、痛苦感、陌生感时间也长些，程度也大些。
对移民安置的距离问题也是移民语言发生改变的一个原因，安置地距离移民原居地近，语言变化不大，移民的语言改变也就较小，适应能力就强；安置地如果距离移民原居地远，语言之间的差异很大，那么移民融入当地文化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能力也就弱一些。S村移民原居地跟现在的迁移地都在一个省内，语言差异不是很大，大家都用方言交流的话，是能很快适应的。而安置到省外的移民尤其是语言差异非常大的地方比如广州、江浙、上海等地，移民要想融入当地，语言的沟通是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因此，政府在移民的安置工作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考虑将移民安置在原居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近些，原居地方言与迁入地之间的方言差距小些的地方。
3、语言的相互调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明显感觉到小孩是语言最快适应的移民，搬迁过来不久之后小孩子们在学校跟本地学生交往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去年我们在S村调研时，跟李XX的孙女在一起玩乐时，发现小孩子的语言适应能力非常强，跟我们在一起时说普通话，跟家里人在一起时说巴东话，而在幼儿园跟当地小朋友在一起时说的是沙洋话。李XX家的儿媳是随州人，嫁到S村4年了，现在也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巴东话。笔者调研时，她告诉笔者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儿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儿说的是普通话，大家都说巴东话，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蛮别扭的，慢慢儿在屋里呆了两年，跟大家也学会巴东话哒，现在连当地人听我的口音都是巴东口音。”
李XX的儿子搬过来的时候刚上初中，现在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在当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做生意，不管什么顾客上门，他都是一口标准的沙洋话，他说：“在学校没呆几天就学会沙洋话哒，现在只要出了我们村，就说当地的话，当地人欺生，做生意的时候儿说沙洋话，当地人听哒也不得欺负你。”
通过在S村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在语言的相互适应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一，在迁移距离上，迁移地越近，移民的语言适应越快；移民的原居地和迁入地同属于一个大的方言区，方言区别越小，移民的语言适应性越强。同理，迁入地的居民对移民的语言适应也越快越强。其二，移民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不同，其语言适应能力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青少年的语言适应能力比中老年要强（尤其是老人，他们的语言适应性最差）；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语言适应能力要强；文化程度高的移民比文化程度低的移民语言适应能力要强。同理，迁入地的居民对移民语言的适应也是这样。其三，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之间在语言的交流、沟通上虽然有一个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不便、苦恼和无奈。但是一旦熟悉、适应之后，两种语言反而有一种互补性，正是这两种语言的差异带来了迁入地语言的丰富性和他们交流的趣味性。小到一个移民点，大到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其语言的发展、丰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注释：
[1]（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程瑜.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赵冰，法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师。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族群内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每一个人想要被他所在的族群或社区接纳或认同，语言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显性特征。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说着相同的语言，形成一些共同的符号被固定下来，这些固定的符号就形成了独特的背景、历史、习俗及文化特征。同时语言又构成了成员在本族群或社区的身份的一个内在标志，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中，人们不认为语言是确认成员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开放的语言环境中，尤其是在多种语言并存的情况下，其开放的程度越高，语言对其成员身份的确认就越明显。因此，要想融入一个新的文化区域首先需要在语言上做出改变，如出国留学或移民，我们首先需要学会当地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这样才能在当地文化中寻求自己的社会角色。
移民从一个文化区域迁移到另一个文化区域，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语言不仅仅只是为了沟通和交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否获得其他族群的认同，从而能否融入到其他族群的文化生活中。然而，移民想要获得当地族群的文化认同的话，留给移民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要么移民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特征去适应新的环境，要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整个新环境的文化背景，这些改变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但是，面对一个广大的新的文化区域，后一种情形对移民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移民只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语言特性去适应新社区的语言环境，才能被新的文化区域所接纳和包容。
（一）移民原居地语言文化的背景
S村移民老家巴东属于土家族，土家族的百姓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有着自己本族的语言，准确地说是巴语或“蛮语”，通常老人们在说些土家语时小孩子都会笑着说“老人在说蛮子腔儿”。土家人自称自己是“毕兹卡”，在《土家语简志》中，土家语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S村移民老家所在地巴东属于北部方言区。
关于巴东方言，最早见于康熙版的《巴东县志》，时任巴东知县县令的齐祖望对巴东方言特点进行了记载：“巴东虽僻处深山，而语言朗彻，颇似中原雅音。四声中独无入声。其呼入声者，皆平声也。如呼屋为吴，呼沃为讹之类。平上去三声，唯庚青蒸梗迥敬径等七韵，呼为根亲珍觐。余八十二韵，悉如本音。”巴东方言又有前乡方言和后乡方言之分，S村移民所在的5个乡镇均属于前乡方言区，前乡方言介于四川方言和归州方言之间。
巴东的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长江边上，自古就是长江航运的港口区域，上至四川、重庆，下达荆楚、九江。巴东是“湖广人”迁移进四川地区的重要门户，是汉化得较早的地区，在土家语、巴山语言和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又将四川、重庆方言、荆楚方言等各地方言融入进来了，宜昌人听到巴东人说话觉得巴东人说的是四川方言，四川人听到巴东人讲话认为巴东人说的是宜昌方言，巴东方言将不同的地方方言夹杂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的巴东方言。
但是，土家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在土家语言的流传过程中只有老辈人对小辈人的口述相传，并没有文字记录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保存下来，再加上外族文化的大量进入导致土家语言正在逐步消失，尤其是巴东又属于土家族的边缘地区，土家族的本土语言消失得更快些。
（二）移民原居地语言文化的特点
土家族语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有语言但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三十四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土家族即是其中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如何交流、传承呢？①土家族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借鉴、吸收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语言特点，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本族人与本族人，本族人和外族人进行沟通、交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时间越长，这种特点越明显，越强化，以致于现在真正的土家语言土家人使用的越来越少，除极少数的偏远地区的土家人，大部分土家人竟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了。②土家人在借鉴汉族语言时，采取汉字注音的方式来显示其原有的意义。如本文作者曾去过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县，发现该县有个镇叫“革勒”，镇名源于旁边有一条叫“革勒”的河。从汉语字面上看，“革勒”两字组合在一起让人很难弄清其实在的意义，问了当地的土家人，才知道“革勒”在土家语言中是“凶猛的河”的意思。另外，像“西兰卡普”——土花铺盖；“梯玛”——巫师（不脱产）等也都属于这种语言现象。③土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强化一些汉语词汇的意义，拓展或转换它的使用范围。在湖北恩施州，与当地人交流时，会发现一个出现频率至高，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的动词“逮（dai）”：逮烟、逮酒、逮饭、逮床位……类似于汉语的“搞”，初次听说是弄不清对方在表达什么意思。另外，像抽烟说“呼烟”，吃饭说“通饭”，聊天说“日白”（日白还有层意思是吹牛、撒谎）等。其他比如“做饭”这个词，土家语为“办饭”，这个“办”为土家语pa的谐音，土家语为“做一顿饭”的意思；又比如巴东人很讨厌别人的时候，常用“死三”这个词来咒骂讨厌的人。“死三”这个词也来自于土家语“se”的谐音，意思是“要死的人”。还有一些土家词，表述上和汉语一样，但在意思上跟汉语截然不同，如“恼火”这个词，汉语中表示的是“生气”的意思，但是在土家语中是“累坏了、精疲力尽”的意思，“我走恼火哒”意思是“我走得很累了”。这些字、词汉语有其自身的意义、用法和组词方式，但土家人在借鉴使用时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虽说不一定合乎汉语规范，但他们自身在使用过程当中已经约定俗成，人人能懂。
土家族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方言中h和f不分，比如“吃饭”说成“吃换”、“梅花”说成“梅发”、“回家”说成“肥家”、“湖南”说成“福兰”；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如“长城”说成“缠陈”。在称呼上依然保持了土家语言特点，外祖父外父母都称为“嘎嘎、嘎公”，祖宗称作“祖公老儿”；称呼小孩子的时候会在后面带个“娃子”，如小孩的名字叫燕燕，移民会称呼为“燕娃子”；刚生完小孩的人叫“月母子”；将家里的女儿嫁了人称作是“姑娘放人家哒”，刚结婚的新娘子称呼为“新姑娘儿”等。巴东官渡口镇的人们将韵母“ü”发成“i”的音：如“鱼”念做“1”、“女”读成“依”等。 在日常的聊天中，巴东方言更是具有土家特色，如“吃饭”称为“逮饭”常为男人语言；在做了结果不好的事后，人们会说这个人是个“日牯子”或者“央家伙”；当讽刺一个人所做的事时，会用“日决人”来表述；吹牛用“日白”来表述等。很多感叹词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表示惊叹或佩服用“噶咋”来形容；表示不屑一顾的语气用“行实”来表述，意思是“想特美”；做了丢人现眼的事，土家人会说“罗耸”等。
巴东人的方言喜欢用“哒”、“儿”等做尾词，如“拐哒拐哒，做错哒！”“吃饭没？吃哒！”等，儿化音也很普遍，比如“老板”在巴东称作“老板儿”，“刚才”用“将将儿”来表述，“您”说成“您儿”等。
当然，巴东土家人既崇虎又怕虎的传统在语言中也表现出来，比如小孩子很调皮、讨人嫌，大人们会说“这个娃娃蛮虎人”，两个小孩子打架，大人会在一旁劝导“莫杠祸”等。
由于土家人是巴人后裔，深受巴文化的熏陶，在语言中有很多词语与“巴”相关，“巴”在土家族语言里表示“贴心”、“亲近”等意思，如“我巴心巴肺地对你好”、“小孩巴着大人的腿不愿走路”、“你巴到我搞什子？”等。
方言保留着人们对时间的最初始的认识，是一种原汁原味的生态文化的体现，S村移民的巴东方言是土家习俗最基本的表现，也是移民融入新社区的最大的障碍。
二.迁入地的语言习俗文化
（一）荆楚方言的文化背景
荆楚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荆楚平原又称江汉平原，土地肥沃，人口流动量大，荆楚大地位于“七省通衢”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移民现象，由于人口的迁徙造成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产生了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的是语言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在《湖北荆沙方言》中记载，从南北朝开始，陕西、安徽等地流民开始进入钟祥等地；元末明初有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换；清朝又有满族旗人的进入；建国后，随着各大农村的兴起，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大批进入，这些由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移民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其他外族方言的交流与相互渗透。如钟祥的柴湖镇由于建国时期河南淅川的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大量进入，当地语言以河南方言为主。
语言是一个地区文化最直接的表象，而方言生于民间，并发展于民间，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其特有的方言俗语，它不仅具有历史的传承性，更具有其变异性和地域的独特性，这些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方言与其生活中的礼俗、习俗、风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它表现在平时的交流中，记录在故事、歌谣、谚语中，方言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生动而真实的文化镜像。
（二）荆楚方言的特点
荆楚地区尤其是移民迁入地沙洋的方言最典型的特点是平舌翘舌不分，z、c、s声母与zh、ch、sh声母相混；同时颤音严重，r发音时，舌尖卷起弹动，气流呼出，发音响亮，相当于俄语“p”的发音，书面写作“子”，本是轻声，但比普通话的轻声稍重且长。
荆楚方言有一个特点是其后缀词非常丰富，以“子”为后缀的词组非常多，如猫子、狗子、胯子（腿）、袱子（毛巾）、跤子、润泡子、走人子、晒人子、好高子、好多子、扎猛偷子等，并且这个“子”的发音很特别，像是俄语中“p”的发音，在发音时，舌头卷起连发颤音“r”；对小孩子称呼为“伢子”读作“a子”，如男伢子、姑娘伢子等，比如说“这会儿几点了”他们会说“这盏子几盏子”。
荆楚方言中还有不少有特色的方言短语、习惯用语，如：“搬阴砖”，指有的人品行不好；“二黄八调”指的是有些人为人处事糊里糊涂；“无章打野”指的是有的人讲话没道理、不顺畅；“酒坛子”指“女儿”；“酒麻母”指的是酒鬼；“化生子”指的是未成年就死了的人等。还喜欢用“鬼”这个词，比如“今天的天气好个鬼”表示“天气很不好”的意思，“怕死鬼”表示胆小怕事的人，“饿死鬼”表示非常饥饿的人等；“呔”在沙洋方言中也广泛应用，比如“我等呔几个小时他才来”等。而在称呼方面，“爹爹、爷爷、伯伯”不仅用于称呼男性，对年龄比自己父辈还大的女性也用此称呼，“爹爹”在荆楚方言中是“爷爷”的意思，“婆婆”是对“奶奶”的称呼，而已婚妇女的婆婆在沙洋话中被称呼为“婆子妈”，“爷爷”则为“伯伯”的意思，如“他大爷”是“他大伯伯”的意思等。
三.移民的语言文化适应情况
（一）移民语言的重新适应
语言习俗是民俗事象的一大门类。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曾指出：“语言按照自己的用法把外部世界的事物和概念加以组织，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这种组织有可能调整，因为话语跟展现在话语当中的诸多思想模式一样，应用到具体场景中总会产生许多变化。所以，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在重新创造世界。语言在组织事物和概念时所遵循的原则，不妨称做双重构造原则”。这表明语言是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同时人们又借助语言去深入理解现实世界，世界在人们的再认识中得以重新创造。人们认识世界上的新事物，首先得用词语对该事物进行命名。于是被命名的事物被人类的语言世界赋予丰富的含义，而该词语则变成一个符号。当人们把这个符号运用于事物本身之外的场所时，符号的内涵便不断被“他者”化。同一“符号”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不同含义，不同“符号”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相同意义，于是造成同字多音、同字多义、同音多字、同义多字等新的“符号”现象。
移民到达新的地方后，首先要适应的就是当地的语言，语言的沟通不顺畅是移民在新地方生活最大的障碍，这些障碍会给移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一定的误解。
不同的语言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误解。比如，在移民原居地，称呼上“爹爹”是“姑姑”的意思，而在当地，“爹爹”是“爷爷”的意思。有一个很容易造成误解的词语是“烧火”这个词。当地人说“烧火”意思是“做饭”。而在移民老家，“烧火”是骂人的话：意思是骂公公和媳妇儿睡觉。 移民谭XX说：“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儿，当地人看到我们就问我们烧火没得，意思是问我们吃饭没得。但是我们听到就蛮恼火，觉得他们是在骂人，他们在‘决’（骂）我们，我们就说‘你们要烧火就回家克烧克，我们这儿不烧火。’他们找不到‘烧火’是决人的话，当地人觉得我们莫名其妙，打个招呼还碰了个钉子，后来大家交往长了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再后来当地人问我们‘烧火没’，我们吃饭哒就说‘吃哒’，还没吃就说‘还没吃’。”
S村的一个优势就是政府在对移民进行安置的时候是集中安置，一百多户移民统一安置在一个村子里，因此村里的内部交流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使用内部语言基本可以保证他们的交往，更何况移民们说的巴东话跟普通话相比较，除了语调有些变化外，基本都听得懂，经常跟移民打交道的当地人时间长了自然就听得懂移民的语言，因此对移民来讲，他们也就没有迫切学习沙洋话的要求。毕竟移民搬迁的距离不是很远，还是在一个省内，所以两地的方言相对来说还是有接近的地方，当地的方言移民也能听得懂个大概。不像远迁到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地区的三峡移民，移民必须得学会最基本的普通话，否则就无法交流。
但是老家的一些口头语并没有随着移民的迁移而消失掉，移民们在交流时自然而然地带出了这些语言，比如说，在老家，去地里干活，一般说成“上坡”，（由于老家在大山里，农民的土地都在山上，所以用“上坡”来表示去地里干活，而当地农民则说成是“下田”。）抽烟说成“呼烟”；劝两个人不要吵架，老家口头语为“莫杠祸”；摔跤说成“哒哒”等这些方言在S村继续沿用。
另外一个特点是S村移民说话嗓门大。由于老家在大山里，住在大山里的人们都是散居，山高地远，山与山之间看着距离近，其实路很远，七拐八拐才走到，所以山里人习惯喊话，这边喊，那边应，嗓门也大。来到平原地方后，大家都是聚居在一个村子里，但是嗓门大的习惯没有改变，当地人不太习惯，看着移民们说话以为是在吵架。所以当地人刚开始觉得移民们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吵。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给移民带来的困难
语言的差异给移民的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移民们告诉我们，刚开始，移民去买菜、买日常用品，当地人只要一听到移民的口音，价格就要比当地人贵。当地人认为移民们都有钱，国家给他们补偿了很多钱，因此当地人对移民们格外喊高价。另外当地人还有一种“欺生”的心理因素在里面，当地人听到持另外一种口音的人过来做生意，当地人在心里上自然而然地将这些人当做“外人”来对待。“外人”跟自己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喊一下高价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而移民又不清楚行情，只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吃下亏。
刚来的时候儿，我们都怕出克。以前在高头都是乡里乡亲的，上坡啊，下河啊，我们说话没得听不明白的，到了这儿，有时候儿他们说哒半天我们找不到他们说的是什子事。有次在跟前那个小卖铺的门口，有人跟我说“你家的酒坛子回来哒”，我不晓得讲的是什子，后来才晓得“酒坛子”就是我姑娘（笑）。
语言的不适应对移民子女的教育也带来了不利影响。S村的移民回忆，刚搬过来的时候，当地的学校里有些老师用当地方言教学，他们的小孩很多都听不懂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而且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用方言交流的，移民的小孩一时半会儿难以融到集体中去，跟他们交往也明显有自卑感。
从民俗学上来讲，语言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虽然移民从法律上讲已经是S地的人了，但是如果不会讲当地语言，对于本地人来说始终是外地人。这种“双语”系统的并行，并不利于移民融于当地社会，毕竟移民不可能不和当地人交往。方言不仅仅是语言在地理上呈现的分布，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首先是一种文化代码，方言表明你是谁或你是哪里人。对本群体而言，方言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认同的标志和感情的密码；对外族人来说，方言就是一种隔膜，一种距离。国内外对移民适应性研究也表明，语言上的沟通和交流是移民适应的前提，应该说，移民的融合首先是从语言的适应开始的。
对于老一辈移民来说，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当地人，但是他们从骨子里依然认为自己是老家巴东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语言的不同。而年轻一代则是矛盾的一代，他们自己说：“说我们是巴东人吧，我们的户口都转到这儿哒，说我们是这儿的人吧，我们一开口话都讲的不同，当地人又把我们当外地人看。你说我们是哪儿的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这种语言的差异是移民融入当地文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老一辈移民年龄大，固守着本民族的方言不会去轻易改变，C镇的淅川老移民90多岁了还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方言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沉积，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发生改变，反而年纪越小，接收的外来文化越多，变化也就越大。
（三）移民与当地人之间语言的相互调试
1、语言融入的特点
在语言融入的问题上，年纪越小，语言适应能力越强，融入得也就越快；年纪越大，语言适应能力越弱，在语言习俗上融入得也就越慢。老年人的语言适应能力是最弱的，而在S村，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调查发现他们对当地方言的接受能力就弱一些，老人们搬迁过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跟随儿子过来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需要他们负责张罗。老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刚开始不主动去找当地人问话，当地人找他们说话，他们要听好几遍，还要当地人放慢语速，才听得懂。
移民张XX的父母跟随张XX在12年前从老家一起搬迁到S村，张的父母年纪有70多岁，在S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移民了，他们告诉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儿，我们都不敢跟当地人打交道，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们也听不懂。有时候碰到当地人非说不可的时候儿我们就说慢点儿，他们也慢慢讲我们就能听懂哒。”
而中年人，他们的语言适应能力就相对快些，他们一搬迁到S村，就面临着跟当地人接触的事实，移民需要修房子，修房子就需要请当地的工人帮忙；需要重新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就需要买种子、肥料，请教当地人的生产技巧等。这批中年人是最先主动跟当地人交流的一代，这种跟当地人的主动交流从移民心理上来说是被迫交流的，移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是不愿意跟当地人打交道的。因为移民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对一切事物都不熟悉，从内心来讲，移民们是很自卑的，老家熟悉的关系网也被迫中断，为了能在当地尽早安定下来，就必须尽快融入当地的环境，而语言上的交流则是最为首要的，所以说中年人是在生存生活的压力下不得不跟当地人交往。 当地人彭XX回忆：“移民刚来的时候说话很冲，嗓门也大，我们倒不敢欺负他们，我们没事也不跟他们接触，但是时间长了，觉得他们也好，也爱帮忙，我们现在经常在一起聊天啊，打牌啊，逢年过节也在一块儿吃个饭啊，相处得还可以。”
年轻人的语言接受能力是最快的，因为他们以前都外出打过工，普通话虽说不太标准，但是可以沟通，跟当地人可以用普通话沟通，但是要听懂对方的方言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
同时，文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移民语言适应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程度高的移民比文化程度相对低得移民对语言的适应能力也强些，在我们走村访户的调查中就能发现，跟村干部、有高中学历的移民交流时，他们至少能用蹩脚的普通话跟我们交流，而跟学历相对低的移民交流时，他们都是用家乡话跟我们交流。
2、移民的安置方式对语言融入的影响
政府对移民安置的方式对语言融入的程度也是有影响的。从客观上说，政府对移民进行集中安置，移民之间内部交流频繁，对当地语言的接受就慢一些；政府如果对移民进行分散安置，将移民户分别插入当地的不同村落中的话，移民内部的交流不足以满足居民交往需要的话，就迫使他们与当地人交往，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但如果把少数的几个或几户移民分散安置，在迁入的开始阶段，移民不能很好地同迁入地居民交流，完全处于一种陌生的环境，没有一个语言适应、学习的缓冲阶段，这就会加重移民的畏惧、恐慌和封闭的心理，不利于移民情绪的稳定。移民的相对集中安置，至少在一个小范围内，移民之间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有自己的交流群体，可相互依靠、鼓励，增强信心，这样更有利于移民逐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对于S村来说，从一开始政府就对移民进行集中安置，移民们在S村集中安定下来，村子里的内部交流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的需求，移民之间使用内部语言完全可以保证他们的交往，因此对移民来讲，他们也就没有迫切学习沙洋话的要求。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S村周围的村子中，有零星的散户移民，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从河南淅川迁移过来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当时当地政府将他们都安置在不同的村落中，一个村落平均安置十几户移民，这些移民为了能融入当地的文化，在语言的改变上相对就大些。但是他们在改变过程当中，他们的困难感、痛苦感、陌生感时间也长些，程度也大些。
对移民安置的距离问题也是移民语言发生改变的一个原因，安置地距离移民原居地近，语言变化不大，移民的语言改变也就较小，适应能力就强；安置地如果距离移民原居地远，语言之间的差异很大，那么移民融入当地文化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能力也就弱一些。S村移民原居地跟现在的迁移地都在一个省内，语言差异不是很大，大家都用方言交流的话，是能很快适应的。而安置到省外的移民尤其是语言差异非常大的地方比如广州、江浙、上海等地，移民要想融入当地，语言的沟通是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因此，政府在移民的安置工作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考虑将移民安置在原居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近些，原居地方言与迁入地之间的方言差距小些的地方。
3、语言的相互调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明显感觉到小孩是语言最快适应的移民，搬迁过来不久之后小孩子们在学校跟本地学生交往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去年我们在S村调研时，跟李XX的孙女在一起玩乐时，发现小孩子的语言适应能力非常强，跟我们在一起时说普通话，跟家里人在一起时说巴东话，而在幼儿园跟当地小朋友在一起时说的是沙洋话。李XX家的儿媳是随州人，嫁到S村4年了，现在也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巴东话。笔者调研时，她告诉笔者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儿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儿说的是普通话，大家都说巴东话，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蛮别扭的，慢慢儿在屋里呆了两年，跟大家也学会巴东话哒，现在连当地人听我的口音都是巴东口音。”
李XX的儿子搬过来的时候刚上初中，现在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在当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做生意，不管什么顾客上门，他都是一口标准的沙洋话，他说：“在学校没呆几天就学会沙洋话哒，现在只要出了我们村，就说当地的话，当地人欺生，做生意的时候儿说沙洋话，当地人听哒也不得欺负你。”
通过在S村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在语言的相互适应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一，在迁移距离上，迁移地越近，移民的语言适应越快；移民的原居地和迁入地同属于一个大的方言区，方言区别越小，移民的语言适应性越强。同理，迁入地的居民对移民的语言适应也越快越强。其二，移民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不同，其语言适应能力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青少年的语言适应能力比中老年要强（尤其是老人，他们的语言适应性最差）；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语言适应能力要强；文化程度高的移民比文化程度低的移民语言适应能力要强。同理，迁入地的居民对移民语言的适应也是这样。其三，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之间在语言的交流、沟通上虽然有一个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不便、苦恼和无奈。但是一旦熟悉、适应之后，两种语言反而有一种互补性，正是这两种语言的差异带来了迁入地语言的丰富性和他们交流的趣味性。小到一个移民点，大到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其语言的发展、丰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注释：
[1]（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程瑜.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赵冰，法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