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期，本刊发表《呼吁！亟待建立儿童福利法》一文，意在支持法律界有识之士的呼声，促进创立儿童福利法；今年6月，南京发生的两名女童饿死案，再次证明了建立儿童福利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唯有法律完善，执法有力，才能切实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生命安全。
　　案件回放：
　　2013年6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麒麟派出所社区民警王平元上门走访辖区居民乐某时，发现家中无人应答，乐某手机处于关机状态。王平元觉得事有蹊跷，便叫来锁匠将门打开，发现两名幼女一个在门边，一个在床边，均已没有呼吸，她们正是乐某3岁和1岁的女儿。
　　孩子的母亲乐某有吸毒史，2012年因吸食毒品被公安部门治安处罚，后因哺乳期，行政拘留不予执行。而孩子的父亲李某2013年年初因容留他人吸毒被抓，正在监狱服刑。他们的两个女儿平时由乐某抚养。
　　2013年9月1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乐某怠于履行抚养义务，明知两名幼女无生活自理能力，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会饥渴致死，却在2013年4月底至6月21日案发未曾回过家。
　　审理后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律师呼吁：
　　首先，这个案件暴露出《刑法》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不足。在女孩被饿死前，乐某就经常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丢在家里，孩子经常挨饿，甚至去马桶喝水。这些情况邻居、居委会和公安机关是知情的，如果这时能够以遗弃罪追究乐某的刑事责任，悲剧本可以避免。但是通常情况下，只有造成被害人死亡和严重后果的案件，才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受害人没有严重后果的，一般很少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等家庭成员的严重依赖，遗弃行为将直接威胁到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社会危害性大。现行《刑法》对遗弃罪规定的是“情节恶劣”的，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由于“情节恶劣”没有充分考虑到受害对象为儿童的特殊因素，因此现行规定不利于追究遗弃儿童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仅纵容了一部分监护人恶意不承担监护职责，而且直接威胁到了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建议细化遗弃不满十八周岁的儿童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情形，通过完善法律，向社会传达清晰的声音：凡是对儿童实施犯罪的，都要受到严惩，不能等到发生儿童死亡、伤残的恶果再去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要及时斩断可能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黑手。
　　其次，这个案件还暴露出儿童法律保护领域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儿童福利制度，尤其是对监护人的监督和支持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监护制度的主要条款是1987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屡教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父母等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变更监护人。但是实践中几乎很少有案件能够进入到司法程序，这与法律规定的提出申请主体不明确直接相关。虽然二十多年前，法律就规定了可以撤销父母监护人资格，但遗憾的是，尽管类似悲剧总在发生，司法实践中却几乎没有判决撤销监护权的案件，没有人愿意提起诉讼、法院不敢受理案件、更不敢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因为没有单位或个人愿意继续担负监护职责。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明确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明确不合格的父母监护资格被撤销后，由谁来继续承担监护职责。
　　本案的现实是两个女孩被活活饿死，没有机构出面把幼儿保护起来，是因为没有任何机构能强制剥夺乐某的监护权，直接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或把孩子送到愿意收养的人家。在乐某不履行监护职责时，没有机构能够对这个不称职的母亲进行监督和指导。要及时有效地保护孩子在家庭中的权利，改写这些孩子的命运，不能靠父母的良心发现，只能靠国家在家长不能尽职时，为儿童提供托底的保障。
　　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面对三亿多儿童以及每年发生的儿童悲剧案件，立法机关要担负起责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够执行当前有关儿童保护的法律制度，尽快建立起对家庭监护的有效监督、干预制度和国家监护制度，避免再发生类似悲剧案件。
　　（佟丽华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赵辉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
　　编辑 朱璐 zhulu8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