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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开发西部:来自西部调研实践的战略构想
1983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个江苏,比四川(注:当时包括重庆及所属地区)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1984年1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在贵州说: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1984年初。为加快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胡耀邦在贵州还找了云南、四川和重庆市的领导来座谈商讨,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正视现实:探求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根由
开发西部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在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好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他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研究、解决问题,决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应该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 后每亩每年出材半立方米,就是150亿元,不就等于翻了一番多吗?至于对畜牧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推动和发展,就更是难以估量了。这当然不轻松。至少要准备干他30年。但是必须是从现在起,就有明确的目标,从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种草种树。
胡耀邦提出了九条办法和措施:一、思想大解放。破除单打一抓粮食的老框框,狠抓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由此增加肥料,达到粮食大增产。二、意志大集中。要在北方干旱地区,特别是土地多的地区,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种草种树这一点上,把它摆在第一位。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集中意志。三、广泛大动员。要党内党外、男女老少都知道,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整个80年代、90年代都要讲。2l世纪还要讲,一直讲到完成任务。要讲得通俗易懂,说一些群众能记得住的话,比如:“种草种树,治穷致富”,“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受穷”。“家有两头大畜十头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等等。要把种树种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四、事情靠群众。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要以发动群众为主,国家财政支持为辅。发展工业要有国家投资,花很多钱。搞农业则主要是靠用政策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五、种子要狠抓。要广泛采集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灌木种、乔术种。实行草、灌、乔混种。本县、本地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样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保证质量。有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从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六、检查要认真。每个省、地区、县、公社、大队,一年都要认真检查一次,表扬好的,批评懒洋洋的。七、政策要落实。种草种树。要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地,同时落实责任山。现在各地都还有政策不完全落实的问题,即使工作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牧业政策、林业政策、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好。八、干部要带头。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干部带头干。我在定西说,你们这里这么干旱,别的意见我不提,只提一条:要书记带头,一人一年种两亩草、十棵树。我看延安也要规定,国家干部一年种多少草、多少树。这一条是最过硬的,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九、决心要持久。要把干旱地区改造过来,有的地方要30年,有的要40年,要靠愚公移山的意志。我们不是挖山,而是治山,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下决心干到底,一定把这件事情干好。
1983年底。胡耀邦到四川、贵州考察,发现两省的许多地方山峦起伏,但荒山秃岭和盲目开垦的现象屡见不鲜。他对当地干部说:“你们那么多山,有些应该停耕还林,可以种树种草嘛!”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仍然挂念着在同干旱作斗争的西北人民。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能光号召人民群众种树种草,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实际行动。他同大家研究,侧柏、华山松适于在寒冷干旱的西北地区种植,就倡议采集松柏树种送给西北人民。他每天在中南海散步时,就捡拾一些侧柏种子积攒起来。1983年9月6日下午。他还和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专程到西山去采集松柏树种,回来后捡净晾干。送给甘肃定西用于植树造林。在他的带动和团中央的号召下。一个采集草籽树种的活动在全国青少年中展开,一袋袋、一箱箱草籽树种源源不断地送往大西北。甘肃兰州就此建起了徐家山绿化工程示范区,十多年后郁郁葱葱的纪念林成了西北干旱地区植树造林的一个榜样。
“反弹琵琶”第二曲:发展畜牧业
胡耀邦认为,种树种草,有了充足的草饲料。就可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牲畜提供大量优质有机肥料。就能促进粮食增产,增加农民收益。无论是在西北、西南的甘肃、青海、云南、贵州,还是在内地及沿海的湖北、河南、江苏。山东,他都反复强调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鼓励各地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牧民多饲养猪、羊、牛、禽,发展畜牧业。他在青海说。你们地面那么大,如果农牧结合,一户养一头奶牛,一年收入1000元,仅此一项。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只有农牧结合。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1984年11月17日,胡耀邦在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今后30年,也就是从现在起到21世纪的20年代,我国畜牧业应当坚持并且实现大发展的方针。”要使畜牧业大发展,在结构上采取什么方针呢?胡耀邦经过广泛的渊查研究,总结各地群众的实践经验,认为:“长远来说,可能是这样一个次序:牛。羊、猪、禽、杂。这里所说的杂,包括马、骡、驴、驼、鹿、兔、獐、貂等等。但是就当前来说,就今后一定时期来说,猪还是第一位的,禽是第二位。”
胡耀邦认为,发展奶业是满足城乡人民需要、增强人民体质的大事。“要采取奶牛和奶羊并举的方针。有些地方奶牛一下子搞不起来,而养奶羊的投资比较少,技术比较简单,饲养也比较方便,应当更快发展。”繁殖奶牛、奶羊,“应是改良本地品种为主。进口为辅。改良品种,比如土牛经过三代,就可以变成良种了。进口,除了引进必要的良种牛羊之外,还可以买胚胎和精液。说进口为辅,但千万不要轻视这个辅。因为只靠自己搞。不够嘛”。他指出,这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早进一年和晚进一年,结果和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鉴于一说大发展就要国家投资、国营为主的陈旧观念,胡耀邦认为:“应当以专业户、专业大户、专业联户和专业村为主,扶持农民自己干,扶持地方干。这就是说,以个体为主,少量的山集体搞,国家全力以赴地从事技术指导、技术推广、晶种改良、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耍发展专业大户和专业村,请你们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那种一家一户的零星饲养可以搞,不要反对,但一定要促进专业大户和专业村的发展。不是说越大越好,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必须看到,如果专业大户发展起来,一户能够养多少头奶牛,或者养几十、几百头羊,几千、上万,只鸡,如果整个村子都干这一行,先进技术的传授就快了,加工、收购、运输就方便得多了,畜牧商品化就能够更好实现了,国家的各项服务工作就更加有效了,农民也就富得更快了。”
胡耀邦认为,先进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于畜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中央、省、地市的各级主管部门来说,这是第一位的大事。“如果没有先进技术,还靠那些落后的甚至是相当原始的生产方法,中国畜牧业大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切实地研究和掌握畜牧业生产和加工过程各个环节上的先进技术,包括培养良种、繁殖饲养、疫病防治、饲草饲料和综合加工利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有效地加以推广。”
胡耀邦对发展畜牧业的这些见解。对于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因地制宜治贫致富,其指导作用是很大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影响深远的中央几个“一号文件”中。都有相应的阐述和规定。
“反弹琵琶”第三曲:靠山吃山,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在对各地的考察中十分注意了解那些重视发展林牧副业因而比较富裕的山村,并加以对比研究。
开发西部:来自西部调研实践的战略构想
1983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个江苏,比四川(注:当时包括重庆及所属地区)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1984年1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在贵州说: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1984年初。为加快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胡耀邦在贵州还找了云南、四川和重庆市的领导来座谈商讨,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正视现实:探求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根由
开发西部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在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好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他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研究、解决问题,决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应该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 后每亩每年出材半立方米,就是150亿元,不就等于翻了一番多吗?至于对畜牧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推动和发展,就更是难以估量了。这当然不轻松。至少要准备干他30年。但是必须是从现在起,就有明确的目标,从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种草种树。
胡耀邦提出了九条办法和措施:一、思想大解放。破除单打一抓粮食的老框框,狠抓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由此增加肥料,达到粮食大增产。二、意志大集中。要在北方干旱地区,特别是土地多的地区,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种草种树这一点上,把它摆在第一位。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集中意志。三、广泛大动员。要党内党外、男女老少都知道,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整个80年代、90年代都要讲。2l世纪还要讲,一直讲到完成任务。要讲得通俗易懂,说一些群众能记得住的话,比如:“种草种树,治穷致富”,“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受穷”。“家有两头大畜十头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等等。要把种树种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四、事情靠群众。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要以发动群众为主,国家财政支持为辅。发展工业要有国家投资,花很多钱。搞农业则主要是靠用政策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五、种子要狠抓。要广泛采集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灌木种、乔术种。实行草、灌、乔混种。本县、本地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样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保证质量。有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从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六、检查要认真。每个省、地区、县、公社、大队,一年都要认真检查一次,表扬好的,批评懒洋洋的。七、政策要落实。种草种树。要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地,同时落实责任山。现在各地都还有政策不完全落实的问题,即使工作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牧业政策、林业政策、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好。八、干部要带头。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干部带头干。我在定西说,你们这里这么干旱,别的意见我不提,只提一条:要书记带头,一人一年种两亩草、十棵树。我看延安也要规定,国家干部一年种多少草、多少树。这一条是最过硬的,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九、决心要持久。要把干旱地区改造过来,有的地方要30年,有的要40年,要靠愚公移山的意志。我们不是挖山,而是治山,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下决心干到底,一定把这件事情干好。
1983年底。胡耀邦到四川、贵州考察,发现两省的许多地方山峦起伏,但荒山秃岭和盲目开垦的现象屡见不鲜。他对当地干部说:“你们那么多山,有些应该停耕还林,可以种树种草嘛!”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仍然挂念着在同干旱作斗争的西北人民。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能光号召人民群众种树种草,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实际行动。他同大家研究,侧柏、华山松适于在寒冷干旱的西北地区种植,就倡议采集松柏树种送给西北人民。他每天在中南海散步时,就捡拾一些侧柏种子积攒起来。1983年9月6日下午。他还和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专程到西山去采集松柏树种,回来后捡净晾干。送给甘肃定西用于植树造林。在他的带动和团中央的号召下。一个采集草籽树种的活动在全国青少年中展开,一袋袋、一箱箱草籽树种源源不断地送往大西北。甘肃兰州就此建起了徐家山绿化工程示范区,十多年后郁郁葱葱的纪念林成了西北干旱地区植树造林的一个榜样。
“反弹琵琶”第二曲:发展畜牧业
胡耀邦认为,种树种草,有了充足的草饲料。就可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牲畜提供大量优质有机肥料。就能促进粮食增产,增加农民收益。无论是在西北、西南的甘肃、青海、云南、贵州,还是在内地及沿海的湖北、河南、江苏。山东,他都反复强调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鼓励各地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牧民多饲养猪、羊、牛、禽,发展畜牧业。他在青海说。你们地面那么大,如果农牧结合,一户养一头奶牛,一年收入1000元,仅此一项。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只有农牧结合。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1984年11月17日,胡耀邦在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今后30年,也就是从现在起到21世纪的20年代,我国畜牧业应当坚持并且实现大发展的方针。”要使畜牧业大发展,在结构上采取什么方针呢?胡耀邦经过广泛的渊查研究,总结各地群众的实践经验,认为:“长远来说,可能是这样一个次序:牛。羊、猪、禽、杂。这里所说的杂,包括马、骡、驴、驼、鹿、兔、獐、貂等等。但是就当前来说,就今后一定时期来说,猪还是第一位的,禽是第二位。”
胡耀邦认为,发展奶业是满足城乡人民需要、增强人民体质的大事。“要采取奶牛和奶羊并举的方针。有些地方奶牛一下子搞不起来,而养奶羊的投资比较少,技术比较简单,饲养也比较方便,应当更快发展。”繁殖奶牛、奶羊,“应是改良本地品种为主。进口为辅。改良品种,比如土牛经过三代,就可以变成良种了。进口,除了引进必要的良种牛羊之外,还可以买胚胎和精液。说进口为辅,但千万不要轻视这个辅。因为只靠自己搞。不够嘛”。他指出,这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早进一年和晚进一年,结果和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鉴于一说大发展就要国家投资、国营为主的陈旧观念,胡耀邦认为:“应当以专业户、专业大户、专业联户和专业村为主,扶持农民自己干,扶持地方干。这就是说,以个体为主,少量的山集体搞,国家全力以赴地从事技术指导、技术推广、晶种改良、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耍发展专业大户和专业村,请你们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那种一家一户的零星饲养可以搞,不要反对,但一定要促进专业大户和专业村的发展。不是说越大越好,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必须看到,如果专业大户发展起来,一户能够养多少头奶牛,或者养几十、几百头羊,几千、上万,只鸡,如果整个村子都干这一行,先进技术的传授就快了,加工、收购、运输就方便得多了,畜牧商品化就能够更好实现了,国家的各项服务工作就更加有效了,农民也就富得更快了。”
胡耀邦认为,先进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于畜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中央、省、地市的各级主管部门来说,这是第一位的大事。“如果没有先进技术,还靠那些落后的甚至是相当原始的生产方法,中国畜牧业大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切实地研究和掌握畜牧业生产和加工过程各个环节上的先进技术,包括培养良种、繁殖饲养、疫病防治、饲草饲料和综合加工利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有效地加以推广。”
胡耀邦对发展畜牧业的这些见解。对于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因地制宜治贫致富,其指导作用是很大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影响深远的中央几个“一号文件”中。都有相应的阐述和规定。
“反弹琵琶”第三曲:靠山吃山,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在对各地的考察中十分注意了解那些重视发展林牧副业因而比较富裕的山村,并加以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