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东大学的校名由毛泽东亲笔书写，源自1964年3月他给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的回信。那是山大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今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迎来120周岁生日。
山东大学创办于清末，兴起于民国，在战乱时期风雨飘摇，1949年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历史大潮的反复冲击下，山大屡受震荡，几度分合，但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文史见长”著称，底蕴深厚。一所大学如何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从山大走过的百廿历程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作家校长”
1928年，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成员包括蔡元培、傅斯年、何思源与杨振声等人。蔡元培当时是主持全国高等教育事务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他一力主张将山大建在青岛。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地点在青岛市鱼山路5号，那时还叫国立青岛大学（后一律统称山大），由蔡元培题写校名，并举荐杨振声任校长。
这成为山大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
山东大学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办大学。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被分解为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六所专门学校，后来，六所学校又短暂合并了两年，改名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并占领济南，省立山大被迫停办，师生离散。
蔡元培选择杨振声作为首任校长，是有考量的。杨振声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是“五四新文学”的干将。他的中篇小说《玉君》1925年出版后轰动一时，鲁迅评价他为“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香在其专著《边缘的自由》中分析，杨振声是“作家校长”，他自身的人文追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山大自由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去山大前，杨振声曾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1928年提出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宗旨，这一主张后来在山大得以充分贯彻落实。
刘香指出，由小说家来管理学校，决定学校体制与规范，其直接结果是，山大更注重文科的教育与发展。虽然他们也聘请了大量的理科类的一流学者，仍比不上对新文学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视。
对于招揽人才，蔡元培曾说，一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二看其是否懂教学的方法，只要满足上述两条，不论其人的政治见解或学术派别，均可聘用。杨振声继承了蔡元培的这一理念，在延揽人才上有自己的标准。
1930年夏季，他亲自去上海物色教师。梁实秋和闻一多是杨振声的老朋友，当时二人正好在上海。杨振声劝他们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不妨“先尝后买”。在杨的劝说下，闻梁二人来到青岛，发现 “这地方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此任教”。
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任山大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因为闻梁二人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主张中西文化共融，且兼具中西功底。杨振声认为“要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他还要求山大中文系学生必须修两门外文系课程，外文系学生必修中文系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而且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课外，还有德语、法语、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可选择。
闻一多在山大讲唐诗，讲英国诗歌，也讲《诗经》。他在阅读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时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落后，重考据之风，他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打通中西治学的不同脉络，“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
此时，梁实秋在青岛市鱼山路33号的公寓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当时山大图书馆的莎士比亚著作在全国是“有点名气”的。
1931年，沈从文也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加入山大，梁实秋说：沈从文只有中学毕业，提拔他的有三个人：第一是胡适，第二是徐志摩，第三是杨振声。杨聘请他讲《散文写作》，将新文学搬上讲堂，这在193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他的教学理念的体现——“使大部分学生能从事于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启发其将来成为作家的才性”。杨振声自己也亲自讲《小说作法》课，把新文学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课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这一年，杨振声由于学潮等原因，多次请辞，原教务长赵太侔接任校长。赵太侔曾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提倡“国剧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循五四新文学足迹而来的“作家校长”。梁实秋形容他“寡言笑”，“他（赵太侔）曾到上海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吸烟，我也耐着性子不发一言，两人几乎抽完一听烟，他才起身而去，饶有六朝人风度。”
赵太侔在杨振声离开后萧规曹随，继续网罗了一批新文学人才，到1930年代中期，山大的文科队伍已经汇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作家，包括闻一多、游国恩、老舍、沈从文、洪深、吴伯箫、方令孺、丁山、黄孝纾等，形成了鼎盛一时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山大进入了“第一个黄金年代”。
当时的主流是“革命文学”，认为文学是为了救亡图存，另一派持自由主义立场，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社”為阵地，认为文学是无阶级性的，在山大开办时，“新月派”文人的空间正被挤压，于是，这些自由主义作家纷纷来青“避暑”。
刘香指出，继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派”与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的“学衡派”等之外，在1930～1937年的山大，也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存在现象，即“新月派”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汇聚。他们先后来到国立青岛大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青岛地理上边缘，不在北京这种政治文化中心，有相对自由独立的文化精神和氛围;二是山大的办学理念也强调学术独立，自由理性，为“新月派”提供了很好的自由创作条件。“两位‘作家校长’的努力与追求，最终成就了山大校园文学的自由状态与精神气质”。
进入30年代中后期，国难益深，抗战爆发后，山大先后迁往安徽安庆、四川万县。1938年2月，国民政府停办山大，大部分学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在青岛复校。1949年6月，青岛解放，山东大学从一所“旧大学”正式变为新大学。
从青岛到济南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政府决定合并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是1948年成立的革命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但因师资缺乏，靠自身力量无法顺利过渡为正规大学，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所社会主义大学，被要求并入山大。
这次合校其实是1952年全国院系正式大调整的预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大洗牌”的一个开端。1952年夏季，为继续学习苏联专科学院的经验，全国院系大调整，这个过程中，山大被“打得很散”，且“出多进少”。工、农、医三院除少数系保留外，全部迁出，原本从华大合并过来的政治、艺术两系也被迁出。
1951年3月15日，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华岗正式成为山大校长。华岗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49年之前曾在川康、云南等地以大学教授身份做统战工作，也很会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成为一所“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设九个系，分别是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和水产。在此基础上，华岗提出要把山大办成有自己的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即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另外，生物系的师资力量也较强，青岛研究和开发海洋生物有着地利之便。海洋系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唯一的新系科，虽是初建，师资与设备尚待充实，但有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人力支援，又有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气象台的密切配合，发展前途也很广阔。
华岗与两位副校长陆侃如和童第周反复商讨后，最终确定了院系调整后山大的学科发展思路：文史见长、发展生物和开拓海洋。这是山大首次明确自己“文史见长”的优势。此后几年，在华岗的领导下，山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山东大学档案馆馆长刘培平在《华岗与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一文中指出，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两所性质不同的学校合并的初期，历史给它提供的震荡、颠簸的概率和能量比一般院校不知要大多少倍。合并后新山大的校长既需要有革命身份又应该是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也就是说，集革命家和学者于一身，才是山东大学所需要的最佳校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岗两者兼备，是最佳人选。
华岗延续了杨振声和赵太侔的办学精神，非常注重“兼容并包”延揽人才。历史系教授郑鹤声曾在国民政府和国史馆工作，解放后一时抬不起头。在他的回忆中，华岗对他这种旧知识分子“从不另眼相待”。郑鹤声藏书极多，有上万册，而且大部分是线装书。1951年，他从南京调入山大，因临行匆忙，大部分书籍没有带来，华岗知道后立刻帮他解决，把书运到了青岛。
青岛市鱼山路26号是当时山大条件最好的宿舍，原来是日占时期日本人为其教员修建的别墅。华岗一上任就规定，只有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进这里，而不让行政级别高的领导占住。陆侃如与冯沅君夫妇、童第周、吴富恒、束星北等人都住在这里。到1953年时，山大历史系有60%的教授、副教授是新引进的，而中文系的新老师也占全系高级职称教师的45%。 华岗治校时，一方面强调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政治思想工作更应环绕这个中心”，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1951年3月18月，华大、山大合校后的第一次校委会上讨论了几项“今后治校的关键”，一是设立校庆科学讨论会，而且各系必须制订科学研究计划，包括选题、内容、负责人、完成时间等，以迎接每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二是重新组建学术委员会，负责规划全校的科研工作，筹办出版文、理、工、农、医各学科综合性的学术刊物。
据赵洪太回忆，学校当时鼓励老师多写文章，拿到会上讨论，外校师生也可以参加。这个做法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讨论会的论文很多会发到《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刊物上，有时还出版校庆论文专集。华岗鼓励学术争鸣，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有了新见解，可以举行个人报告会，学生自由听讲。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1952年考入山大历史系，据他回忆，当时系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空气，思想也十分活跃，教授们经常有新观点的论文发表在《文史哲》上，几乎每期都有。“这对我们学生是很大的激励。虽然当时大家水平极低，史学入门都谈不上，但是心目中已经萌生了将来要搞学术、写论文的欲望。”邹逸麟写道。
这些措施形成了50年代山大校内浓郁的学术空气。但在1955年，华岗被捕，此后系狱17年，直到1972年含冤去世。1980年，华岗被平反。
华岗被捕后，山大迁校的事提上议程。对于要将山大从青岛迁往济南，当时很多山大教职工都有看法。据该校历史系教授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1956年，山东大学教职员提出几条不迁校的理由：一是青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得天时，占地利，是理想的办学和研究环境;二是历史上，山东大学就是因为设在青岛，专家学者多愿应聘，从而创造了她的黄金时代，迁去济南将失去这一地理优势;三是应在济南另建综合性大学，山东省人口多于英、法，土地面积接近日本，再建几所综合大学也不算多，只此一所何必搬来搬去。事实上，在国立山大创办之时，正是蔡元培建议将办学地点从济南改为青岛。
最终，出于国防、扩大建设等考虑，在1958年10月的20天内，山大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搬迁。山東大学终身教授、原山大校长曾繁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9年夏天，他从上海考入山大，填志愿时学校所在地还是青岛，结果那年很晚才收到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一看，他傻眼了，报到地点上写着：济南。
1959年8月，曾繁仁先是到洪家楼校区报到，但到了11月，文科师生开始搬往利农庄新校区。那里原先是一片玉米地，碎石满地，甚至有狼出没，当时还在建设。“整个新校由学生参与建设，冬天就在食堂上课，非常冷，滴水成冰。有的老师讲稿都是用香烟纸代替，非常艰苦。”曾繁仁说。
迁校后，山大只剩下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6系。此时，新校长成仿吾刚到任2个月。成仿吾是个老革命家，参加过长征，也是“革命文学”的重要人物，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
1958年，国内正开展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和制度为核心的“教育革命”，在校园内大搞生产劳动，“流大汗”成为教育方针。但成仿吾指出，高等学校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教学和科研这两个根本，否则将遗患于未来。1959年2月，他在书记校长会议上确定“以教学为主，合理安排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的办学方针，并在当年恢复了中断4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
曾繁仁指出，1958年“大炼钢铁”后，成仿吾提出要“整顿教育秩序”，对此，他要求得很具体，比如“课程表就是准法规”，上课的名称、地点、时间都不能随意更改，教师也不能随意调课、请假。“后来我当了教务长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也贯彻了他的这些规定。”他说。由于成仿吾到任后立刻开始稳定教学，因此在“乱”的时候，山大能很快稳定下来。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山大文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并发展了杨振声、赵太侔时期的辉煌。中文系继续保持了原本的影响力，除著名的“冯（冯沅君）、陆（陆侃如）、高（高亨）、萧（萧涤非）”外，还有语言学“二殷”先生（殷孟伦、殷焕先），以及黄孝纾、高兰等人。
山大新建的历史系则从全国各地招揽人才，到1952年时形成了著名的“八马同槽”，也就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陈同燮、赵俪生和王仲荦八位知名教授，其他名师如吴大琨、丁山、孙思白等也各有所长。
“八马”之一的赵俪生1950年受华岗之邀来到山大，他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在全国首开《农民战争史》课程，1954 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他的学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 赵俪生开创的范式，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重新研究历代的农民起義，打破传统的朝代更迭线索，代之以农民身份变化，从经济基础出发，将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研究的线索。他还利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概念，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民族关系、宗教思想等纳入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赵俪生也因此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赵俪生讲课很有感染力，写板书时一激动，经常将粉笔折断。“文革”后，已调至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经常回山大作报告。山大历史系77级学生、山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新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赵先生外文系出身，讲土地制度史时引用马恩经典，先说这是他翻译的某某著作，他当年这一段是怎么翻译的云云，他念恩格斯，一定要念成恩格鲁斯，有自己的腔调。”在胡新生眼中，赵俪生就是一个演说家。
“另一匹老马”黄云眉自学成才，30年代就已成名，精于明史，且博通经史，善考据，有乾嘉之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1954年，他应《文史哲》之邀，写作并发表《柳宗元文学的评价》，随后又发表《韩愈文学的评价》，这两篇论文在1957年集结成册并出版。在引言中，黄云眉指出自己为柳宗元“翻案”的原因：韩愈、柳宗元同是唐代散文和骈文斗争运动的领导者，而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恰恰相反，韩愈依然站在旧的落后的势力一边，而柳宗元是站在新的进步的势力一边的。
这是典型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史观和阶级史观来解读历史。他认为，柳宗元是一个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古典文学家，“今日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的要求，主要是在继承发展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意义”。
“在50年代那种举国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气氛之下，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史学界贯彻马克思主义。这时，谁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谁就走在全国学术界时代前列。而山大在当年毫无疑问是引领潮流者。”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在中文系也是如此。自1954年7月起，《文史哲》先后用18期连载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学变迁研究的著作。
陆侃如、冯沅君伉俪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双子星”，也是山大中文系上世纪50年代的名家代表。他们相识于北大，一起留学法国并获得博士学位。陆侃如早年师从胡适、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大一时就写出《屈原》一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冯沅君是冯友兰之妹，是“五四”以后成名很早的女作家，后来研究古代戏曲，尤以对元杂剧的研究出名，很有考据之功。
据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赵洪太回忆，这部文学史的诞生是“有意识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50年代，文学史很少有人敢写，因为文学领域的思想斗争太激烈了，弄不好就扣上帽子。当时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提党性，要提人民性。《文史哲》主编杨向奎几次在编辑会议上让陆侃如、冯沅君尽快用新理论写一部文学史。”
关于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山大中文系教授萧涤非1955年出版的《杜甫研究》是一部绕不开的代表作。正是萧涤非，给杜甫戴上了“人民诗人”的桂冠。
西南大学教授、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刘明华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中指出，20世纪杜甫研究的百年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上半叶，以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可以很娴熟地运用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意见。第二个时期为50年代至70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下，该时期的杜甫研究论著，主要还是对文学进行社会学的阐释……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是当时的思想观念影响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其影响则是此后的四十年和几代学人。第三个时期则是“文革”后。
“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当代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当代学术产生影响。这也是‘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另一种必然。”刘明华这样总结。王学典也指出，山东大学文科在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借助了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形势。
第三次辉煌
王学典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有两次大洗牌，第一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所有高校专业推倒重来。在这一轮调整中，山大是受益者。第二次是“文革”后，所有大学经历了停滞的十年后，队伍打散后要重聚，学科也要重新建设，“这一次，山大没有摸到好牌，也没有打出好牌”。
他指出，在第二次洗牌中，山大错失了历史良机，一是没有及时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延揽人才;二是1980年代出现了重大的学科变动，即社会科学的高速崛起，山大也只是跟随者。
但在77级学生胡新生的心目中，上世纪80年代的山大依然是“最好的时代”。当时，很多老先生还在，虽然已经70多岁，但仍带研究生，言传身教。同时，他们在“文革”前培养的学生大多已四五十岁，正是学术壮年，构成了山大历史系的骨干队伍。“80年代时山大还有传承，八大教授中我至少接触过一半。”胡新生感慨。 中文系也由“大师们的弟子”组成。1981年考入山大中文系的杜泽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老一辈的萧涤非还在招学生，语言学“二殷”也都在。老先生们的嫡传弟子如董治安、牟世金、龚克昌和袁世硕等，正是讲课的主力，课上常说的话是“冯沅君先生当年怎么说，高亨怎么说……”
在他看来，当时的山大中文系学科齐整，每个专业都有名师，其中古代文学、文学理论、语言学等处于全国的最前沿水平，而其他一些高校老师都所剩无几，很多专业溃不成军。杜泽逊说，“文革”是教学中断，但人没中断，所以80年代的山大和其他高校交流的时候还是很骄傲，底气很足，学生们经常饭后边走边谈，手舞足蹈。
到了1980年代末，很多老先生陆续去世，导致山大的文史学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代，青黄不接。孔范今从1987年开始担任山大中文系主任，他回忆说，那时中青年有才干的教授也开始流失，中文系缺人缺钱，他被迫想办法创收，并努力从外面引进人才。“这时候的山大中文系正处于低谷。”他说。
曾繁仁指出，新时期以来，山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的集聚与引进问题。由于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作为内地城市的济南缺乏吸引力，而搬到济南后的山大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山东本地的学生与教师，也失去人才互补的优势。
多位山大老师还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时，在几个学科建设的关键节点上，比如评教授、博导、申请博士点等，由于观念、机制、历史遗留问题等种种原因，山大没有及时抓住机会，这些也阻碍了青年教师的及时补充，使山大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后继乏力。
当时山大文史学科的困境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文革”后社会科学崛起，人文学科开始边缘化。国家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急需政法人才。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立，制定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1990）规划，这是“文革”后第一个系统的高等学校文科科研规划，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课题设置上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改革开放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学科比例上，规划优先安排经济、政法等过去研究相对薄弱、而又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学科项目。在1980年代，“文革”期间被合并到哲学学科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迅速独立为一级学科。
1990年代的“下海潮”对其影响也很大。当时，山大历史系曾一度要改名为旅游文化学院。后来有一段时间，全国高校还有创收风气，山大也无法独善其身。“有的学校人文学科有定力，没有随时代而动，比如北大、复旦、南大等高校，他们的历史系都没有改名，现在依然保持了强劲势头。”王学典说。山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也指出，当时历史系很多老师辞职“下海”，“我们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
曾繁仁指出，山大文科要想再现过去的辉煌，最需要的还是队伍建设。近年来山大采取了人才工程，在全国广纳人才，已初见成效。
杜泽逊2018年起成为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上任后“盘点”以前的队伍，发现在岗老师有65人，横向比较，北大、北师大都是近百人，复旦、南大都是80多人，浙大也有60多人，在全国学科排名前八的高校中，山大的师资力量是倒数。而有些传统的优势专业如语言学骨干课，因为缺乏师资只能开一学期。
“盘点”完之后的第一件，杜泽逊就要求召开院里的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一个“招才”法规。以前在引进人才时，先由各教研室讨论决定，现在所有招人的权力全部上归学院，由联席会议进行公开选拔，同时要外审。而且，“新法”规定，人才选拔不设任何限制，不按专业需求走，只要来申请的人有潜力，通过制度化选聘流程后就不要错过，“这样可以让进人的机会最大化。”杜泽逊说。在短短两年内，山大文学院已经引进了20多名新老师。
2015年8月，时任山大校长张荣宣布启动“文史复兴”计划。王学典在随后的采访中指出，“文史复兴”不仅指的是文、史两系，而是整个山大人文学科。山大一直在消费原有的声望，却缺少生产新声望的能力，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而这个未来的突破口，就是国学领域。
王学典解释说，当下主流学科的学术格局已基本形成，已被结构化，比如中文、历史、哲学这些专业，排名前几位的都很清楚，提升一个名次都很困难，而国学领域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格局，山大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可能创造声望的领域”。
而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山大发展儒学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2012年1月，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其他几个单位整合成“全国最大的国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儒学高等研究院（简称儒学院），由训诂大师许嘉璐担任院长，王学典担任执行院长。在学院重组之际，王学典发表讲话称，儒学院做的不是小儒学，是大儒学。
2012年，依托儒学院，山大成立了“尼山学堂”，旨在专门培养国学高端人才，而不是国学的普及性人才。杜泽逊同时还是山大儒学院副院长，尼山学堂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尼山学堂每年从全校各专业大一学生中选拔不超过30名学生，笔试是在《二十四史》中复印一篇来标点，翻译并解释重点字词。课程内容主要是读原典，不讲概论，文字、音韵、训诂都单独开课。而且课程设置打破现有的文、史、哲学科划分，回归国学自身的框架体系。尼山学堂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
在山大110周年校庆上，时任校长徐显明对儒学院有三个定位：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古典学术复兴的东方中心和辐射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
十年后，在山大迎来120周年之际，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山大正在努力重塑人文学科的辉煌，弘扬古典学术，复兴儒学，是山大结合新时代需要所作的主动选择。
一个大学的发展有其时代脉络。“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大学正在努力创造第三次辉煌。”樊丽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