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尼·罗塞特说得不错，“我们不谈钱”，因为钱背后还有更激动人心的东西！
　　如果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筛选影响他日后职业的因素的话，那么对巴尼·罗塞特来说，我想这几点是至关重要的：1922年出生，父亲是银行家，迷恋亨利·米勒的小说。
　　因为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罗塞特被父亲送进一所思想极其自由的学校。在那里，他出版了油印杂志《反对一切》，参加了左翼色彩的美国学生联盟。1940年，他开始接触亨利·米勒在巴黎出版的禁书《北回归线》，亨利·米勒对于异化的感受令他深有共鸣。
　　因为出生于1922年，罗塞特才有机会赶上“二战”，才有机会赶上“二战”之后美国的新浪潮文化，并成为一个中坚分子，用出版闹革命激情，用禁书蛊惑世道人心，在“另类”美国的螺蛳壳里做出一个不小的道场。
　　因为迷恋亨利·米勒，当罗塞特在1951年接手格罗夫时，这位亨利·米勒的粉丝就计划完整出版《北回归线》这部小说，为了降低阻力，他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先试水温。虽然罗塞特历经波折，甚至被送上被告席，但是联邦法院最后还是准许《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理由是“集中而生动的性描写本身并不构成淫秽”。有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铺路，格罗夫出版社紧接着出版了《北回归线》。
　　由罗塞特29岁时创办的格罗夫出版社，将亨利·米勒、博尔赫斯、杜拉斯、尤金·尤涅斯库等诸多战后明星作家收入旗下，接连不断地推出其他出版社连碰都不敢碰的禁书，“跨掉的一代”以及所有被文坛、被传统拒绝的人，在罗塞特那里都成了座上宾。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反主流文化的革命文青，就非要有一本格罗夫的书不可，你虽然可以不看，但是一定要有。
　　先锋虽然意味着无所不向，意味着自由，但是也意味着误解、争议、歧途。传统和正统对先锋的承认，总要假以时日。所以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在路上》等惊世骇俗的作品成为一种怀念的时候，罗塞特得奖了。2008年， 84岁的罗塞特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杰出贡献奖。对罗塞特来说，这是对他和格罗夫出版社的肯定；对一代美国人来说，这是对二战后“在路上”文化的一种重温与回顾，逝者如斯。
　　2012年2月21日，在这样一个平凡得没有任何背景的日子，89岁的罗塞特去世了。等到人们缓过神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去世的那个人，曾经为他们贡献了那么多并不伟大但却激荡过人性里幽暗角落的好书，他带着他的叛逆和他的时代远去了。
　　“我拥有非凡的出版生涯，却并不为钱。我们不谈钱。”今天，读起罗塞特这句话，仍然能牵动我们将被磨去的激昂。骚动之余，既伤感又无奈。伤感的是，我们怎么都不可能拥有“非凡的出版生涯”；无奈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为钱”和“不谈钱”。
　　当初，在出版这些情色禁书时，罗塞特被认定为“在按下印钞机的电钮”，事实上这些书也不是不赚钱，但罗塞特的初衷却并非为钱。而且他也不善生意，在拥有那么多脱销的禁书之时，他还是一个糟糕的商人——因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不会挑战法律，不会出版戏剧、先锋文学、性爱文学等没人出的书。从这一点来说，罗塞特一点也不像犹太人，更像一个激进分子，无怪乎他被称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最危险、最大胆也最有争议的出版家”。
　　另外一方面，身为银行家独子的罗塞特，经营格罗夫出版社时虽然“不为钱”“不谈钱”“不挣钱”，但是他并不缺钱，这一点至关重要，一直支撑着他出禁书、出好书的梦想。在这一点上，卓越的出版人和优秀的作家似乎有共通之处，就像别人问马克·吐温“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他回答说：“给他一百万美金，吃喝嫖赌样样来，然后再写出来。”也许，有钱不但能使鬼推磨，还能让你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一个优秀的出版人。
　　当然，在钱之外，罗塞特还这样说起他的出版生涯：“我这一辈子都追随着我所喜欢的东西——人、物、书——当这些呈送给我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发表出来。我所做的从来都是我真正喜欢的。我没有固定的计划，但转而我时常发现自己就在原有的轨迹上并未偏移。”是的，光有钱还不够，你“喜欢的东西”在“轨迹上并未偏移”也是必不可少的。
　　回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罗塞特置身的那个五光十色、离经叛道的文化道场，让他醉心于此，也扬名于此，从那里出发，罗塞特一辈子“在路上”，办杂志，做出版。是的，罗塞特说得不错，“我们不谈钱”，因为钱背后还有更激动人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