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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惠东已带着她丈夫到公安部门留了三次DNA的样本，李少方他们也留了四次DNA的样本。但奇迹会发生吗？
孩子被抢走的第二天，家婆告诉她：找不回来，你就滚！
此后，近十年，邓惠东就像丢了魂一般。在全国范围内，一有消息，她就跑过去看看，同时印发寻子宣传单。
寻子宣传单，邓惠东一次就印发了5万张。负责收账的小伙子，刚写好1.5万元的账单，这时老板回来了，一看是熟人，就免单了。这是邓惠东在家里感受不到的温暖。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一天，在福建的一个村庄里。天空下着很大的雨，邓惠东一个人冒雨分发寻子传单，一边发，一边哭，但没有一个人肯接她的传单。这时，一位老人给她塞了两百块钱，但就是不肯接过她的传单。老人告诉她：“你回去吧，我们不会接你的传单的。在我们这里，你和别人借钱做生意，别人可能不借，但要是借钱买孩子，每个人都会借。”
这让邓惠东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其实，我也很重男的。”正是这种观念，让很多人不惜将自己的幸福或接续香火的念想，建立在他人的深刻苦痛之上。
十年漫长的寻子过程，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改变，是深刻的。邓惠东最好的朋友，不是邻居，而是有着共同遭遇的人，他们通过电话、互联网或会面，建立深厚的友谊，互相温暖和安慰彼此。因为在家庭里，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来说，丢失了的孩子，是家庭里不能面对或主动提及的话题，只有在和有着共同遭遇的他者的倾诉中，才能给彼此温暖和打气。 每个家庭都过得很艰辛，在邓惠东接触的同类人中，因孩子被拐，出现了夫妻间相互指责，进而升级为吵架，最后就是离婚了，“我熟悉的，深圳就有4对离婚了。”邓惠东说，平时夫妻间也没什么沟通。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惠东又感激她的丈夫、她的家婆，“至少他们给我提供一个可以为孩子继续奔走的后勤保障。”
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邓惠东每两三天就出门寻子，短的几天，长的几个月。每次出门，她都背着那个红色的背包，里面是叶锐聪的资料和照片。
邓惠东去过北京、上海等地寻子，但主要前往福建和广东潮州这些对男性特别注重的区域。寻子中，只要有人愿倾听，她就反复介绍着孩子被抢那天的情况，以及孩子的一些长相特征。
寻子的同时，邓惠东也在努力造子。不过，2007年生下叶锐聪不久，她就去做结扎手术了。后来，为了继续生娃，她去广州一家医院做复通手术。不过，做了两次，都失败了。每次闻此消息，她都是哭着回来。她告诉丈夫，“要不就算了”。但丈夫没接过她的话。后来，在别人的指点下，她做了试管婴儿。为此，她打了不少针、吃了不少带有激素的药物。
终于在2010年，通过试管婴儿，她生下了第三个小孩。闻知是儿子，她高兴得大哭一场，感觉“家终于保住了”。
邓惠东告诉《南风窗》记者， “如果没生下小宝，或是生了，不是一个男娃，我们的婚姻可能也走不下去了。”
邓惠东说的“家保住了”，并不是因为这份夫妻感情本身无法割舍。事实上，自小孩被抢走，他们夫妻只剩下“生活的好搭档”名分而已，彼此除了“嗯、啊”之外，没有什么交流。
但家保住了，意味着她不需为儿女的生计劳碌奔波，也能有了物质保障。这样，她可以更好地去寻找叶锐聪。
小宝逐渐长大后，邓惠东又开始背着那个红色的包包出门了。家人知道：她又去找叶锐聪了。但家人从不过问，生怕触到彼此内心的脆弱，担心气氛变得沉重而压抑。
不过，她的女儿有时会躲到门角，轻声问一句，“妈妈，你又去找弟弟了？”女儿这些年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当初，人贩子是从她怀中抢走弟弟的。不过，那时她只有6岁，如今，她已是个15岁的小姑娘了。
今年6月1日，邓惠东又去找叶锐聪了。找不到，她去地方公安部门“捣腾了一会”，所以被扣了起来。
被放出来，回到家的时候，女儿扑倒在她怀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不怪你，因为妈妈在旁边也没能守住弟弟”，邓惠东一边抹女儿的眼泪，一边安慰她。不过，安慰时，她自己也哭了起来。
尽管邓惠东不怪她女儿，但女儿告诉她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邓惠东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她不停地寻找，一有机会立马就抛下手头的工作出去了，像个苦行僧一般，但希望在哪里，她也不知道。但她必须不停地走，因为她害怕有一天突然病倒或老了，就走不动了，也没机会见到叶锐聪了。
邓惠东能在全国不停奔跑，对此，同样有着切肤之痛的李少方，只有羡慕的份，他做不到这点。
不老的等待
现年49岁的李少方，是广东五华县人。1995年，他来到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市场卖猪肉。见生意还可以，他又把妹夫徐玉常也叫来，徐玉常又把他哥哥徐玉堂叫来，他们三个一起在樟洋市场卖猪肉。
伴随三个“猪肉佬”到来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孩子。一家人，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但幸福总太短暂，在2002年6月28日，幸福戛然而止。这天早上9点，他们三家人的三个小孩在樟洋市场玩的时候，突然不见了。
三个家庭扔下猪肉档，疯狂寻找，但一无所获。从老家赶来的人、在东莞的老乡，也加入寻找大军，但还是没有收获。他们到樟洋派出所报案，到樟木头公安分局询问进展，还是杳无音信。
迫于生计，他们不能像邓惠东一样，到全国各地寻子。因为除了丢失的小孩，他们家里还有两三个小孩，这些孩子生活、读书以及老人抚养等，都需要他们继续撑下去。
所以，他们必须忍下悲痛，吞下悲伤，假装很坚强地继续在樟洋市场卖猪肉：白天，这三个猪肉佬在顾客面前，强颜欢笑叫卖猪肉。晚上回家，夫妻也没什么沟通，通常暗自垂泪。
有天晚上，梦中，李少方隐约被抽噎声弄醒。迷糊中醒来了，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后一听，是正背对自己的妻子在哭泣，他伸过手发现，枕巾已被妻子哭湿一大半。
6月5日，《南风窗》记者在李少方家采访时，徐玉堂、徐玉常两兄弟也过来了。不过，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们，沉默多过言语上的表达，他们只是不停地给记者频繁斟茶。问起寻子中的一些故事，两兄弟木讷地挠挠头发，挤不出半句话来，只是给记者递过一张张寻人启事宣传单。
记者注意到，在打印的宣传单下方，歪歪扭扭补充了一行字：现在本父母还在樟木头镇樟洋市场卖猪肉，继续等待。
李少方说，樟洋市场猪肉档的租金，已涨到一个档口5000元。随着外来人口流失，猪肉市场竞争更激烈。过去他一个档口一天能卖两头肉猪，如今只能卖半边猪肉了。
但为方便孩子找回，尽管生意不好，他们也不得不忍痛坚守。在他们看来，孩子被拐走的时候还很小，但父母是“猪肉佬”的印象应该深刻。
他们希望孩子能主动联系他们。他们主动接受媒体采访，是因为担心孩子的养父母会说，“是父母遗弃了你们”。他们希望通过记者声明，让孩子明白：他们是被拐走的，而不是遗弃。
他们让记者抄下他们孩子的基本信息：李嘉华（乳名阿妞），男，父母：李少方、李兰花；徐嘉德（乳名狗记），男，父母：徐玉常、李秀云；徐文萍（乳名米姑），女，父母：徐玉堂、陈万水。
2002年被拐走时，徐文萍6岁，如今刚好20岁；李嘉华、徐嘉德当时5岁，如今刚好19岁。
不过，姓名的信息已不重要了，因为被拐走的小孩，其养父母会努力抹掉他们身上的痕迹，不可能还保留他们的名字、乳名等。除非孩子们怀疑自己身份，然后到公安部门验DNA，转机才可能出现。
邓惠东已带着她丈夫到公安部门留了三次DNA的样本，李少方他们也留了四次DNA的样本。
但奇迹会发生吗？
孩子被抢走的第二天，家婆告诉她：找不回来，你就滚！
此后，近十年，邓惠东就像丢了魂一般。在全国范围内，一有消息，她就跑过去看看，同时印发寻子宣传单。
寻子宣传单，邓惠东一次就印发了5万张。负责收账的小伙子，刚写好1.5万元的账单，这时老板回来了，一看是熟人，就免单了。这是邓惠东在家里感受不到的温暖。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一天，在福建的一个村庄里。天空下着很大的雨，邓惠东一个人冒雨分发寻子传单，一边发，一边哭，但没有一个人肯接她的传单。这时，一位老人给她塞了两百块钱，但就是不肯接过她的传单。老人告诉她：“你回去吧，我们不会接你的传单的。在我们这里，你和别人借钱做生意，别人可能不借，但要是借钱买孩子，每个人都会借。”
这让邓惠东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其实，我也很重男的。”正是这种观念，让很多人不惜将自己的幸福或接续香火的念想，建立在他人的深刻苦痛之上。
十年漫长的寻子过程，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改变，是深刻的。邓惠东最好的朋友，不是邻居，而是有着共同遭遇的人，他们通过电话、互联网或会面，建立深厚的友谊，互相温暖和安慰彼此。因为在家庭里，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来说，丢失了的孩子，是家庭里不能面对或主动提及的话题，只有在和有着共同遭遇的他者的倾诉中，才能给彼此温暖和打气。 每个家庭都过得很艰辛，在邓惠东接触的同类人中，因孩子被拐，出现了夫妻间相互指责，进而升级为吵架，最后就是离婚了，“我熟悉的，深圳就有4对离婚了。”邓惠东说，平时夫妻间也没什么沟通。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惠东又感激她的丈夫、她的家婆，“至少他们给我提供一个可以为孩子继续奔走的后勤保障。”
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邓惠东每两三天就出门寻子，短的几天，长的几个月。每次出门，她都背着那个红色的背包，里面是叶锐聪的资料和照片。
邓惠东去过北京、上海等地寻子，但主要前往福建和广东潮州这些对男性特别注重的区域。寻子中，只要有人愿倾听，她就反复介绍着孩子被抢那天的情况，以及孩子的一些长相特征。
寻子的同时，邓惠东也在努力造子。不过，2007年生下叶锐聪不久，她就去做结扎手术了。后来，为了继续生娃，她去广州一家医院做复通手术。不过，做了两次，都失败了。每次闻此消息，她都是哭着回来。她告诉丈夫，“要不就算了”。但丈夫没接过她的话。后来，在别人的指点下，她做了试管婴儿。为此，她打了不少针、吃了不少带有激素的药物。
终于在2010年，通过试管婴儿，她生下了第三个小孩。闻知是儿子，她高兴得大哭一场，感觉“家终于保住了”。
邓惠东告诉《南风窗》记者， “如果没生下小宝，或是生了，不是一个男娃，我们的婚姻可能也走不下去了。”
邓惠东说的“家保住了”，并不是因为这份夫妻感情本身无法割舍。事实上，自小孩被抢走，他们夫妻只剩下“生活的好搭档”名分而已，彼此除了“嗯、啊”之外，没有什么交流。
但家保住了，意味着她不需为儿女的生计劳碌奔波，也能有了物质保障。这样，她可以更好地去寻找叶锐聪。
小宝逐渐长大后，邓惠东又开始背着那个红色的包包出门了。家人知道：她又去找叶锐聪了。但家人从不过问，生怕触到彼此内心的脆弱，担心气氛变得沉重而压抑。
不过，她的女儿有时会躲到门角，轻声问一句，“妈妈，你又去找弟弟了？”女儿这些年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当初，人贩子是从她怀中抢走弟弟的。不过，那时她只有6岁，如今，她已是个15岁的小姑娘了。
今年6月1日，邓惠东又去找叶锐聪了。找不到，她去地方公安部门“捣腾了一会”，所以被扣了起来。
被放出来，回到家的时候，女儿扑倒在她怀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不怪你，因为妈妈在旁边也没能守住弟弟”，邓惠东一边抹女儿的眼泪，一边安慰她。不过，安慰时，她自己也哭了起来。
尽管邓惠东不怪她女儿，但女儿告诉她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邓惠东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她不停地寻找，一有机会立马就抛下手头的工作出去了，像个苦行僧一般，但希望在哪里，她也不知道。但她必须不停地走，因为她害怕有一天突然病倒或老了，就走不动了，也没机会见到叶锐聪了。
邓惠东能在全国不停奔跑，对此，同样有着切肤之痛的李少方，只有羡慕的份，他做不到这点。
不老的等待
现年49岁的李少方，是广东五华县人。1995年，他来到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市场卖猪肉。见生意还可以，他又把妹夫徐玉常也叫来，徐玉常又把他哥哥徐玉堂叫来，他们三个一起在樟洋市场卖猪肉。
伴随三个“猪肉佬”到来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孩子。一家人，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但幸福总太短暂，在2002年6月28日，幸福戛然而止。这天早上9点，他们三家人的三个小孩在樟洋市场玩的时候，突然不见了。
三个家庭扔下猪肉档，疯狂寻找，但一无所获。从老家赶来的人、在东莞的老乡，也加入寻找大军，但还是没有收获。他们到樟洋派出所报案，到樟木头公安分局询问进展，还是杳无音信。
迫于生计，他们不能像邓惠东一样，到全国各地寻子。因为除了丢失的小孩，他们家里还有两三个小孩，这些孩子生活、读书以及老人抚养等，都需要他们继续撑下去。
所以，他们必须忍下悲痛，吞下悲伤，假装很坚强地继续在樟洋市场卖猪肉：白天，这三个猪肉佬在顾客面前，强颜欢笑叫卖猪肉。晚上回家，夫妻也没什么沟通，通常暗自垂泪。
有天晚上，梦中，李少方隐约被抽噎声弄醒。迷糊中醒来了，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后一听，是正背对自己的妻子在哭泣，他伸过手发现，枕巾已被妻子哭湿一大半。
6月5日，《南风窗》记者在李少方家采访时，徐玉堂、徐玉常两兄弟也过来了。不过，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们，沉默多过言语上的表达，他们只是不停地给记者频繁斟茶。问起寻子中的一些故事，两兄弟木讷地挠挠头发，挤不出半句话来，只是给记者递过一张张寻人启事宣传单。
记者注意到，在打印的宣传单下方，歪歪扭扭补充了一行字：现在本父母还在樟木头镇樟洋市场卖猪肉，继续等待。
李少方说，樟洋市场猪肉档的租金，已涨到一个档口5000元。随着外来人口流失，猪肉市场竞争更激烈。过去他一个档口一天能卖两头肉猪，如今只能卖半边猪肉了。
但为方便孩子找回，尽管生意不好，他们也不得不忍痛坚守。在他们看来，孩子被拐走的时候还很小，但父母是“猪肉佬”的印象应该深刻。
他们希望孩子能主动联系他们。他们主动接受媒体采访，是因为担心孩子的养父母会说，“是父母遗弃了你们”。他们希望通过记者声明，让孩子明白：他们是被拐走的，而不是遗弃。
他们让记者抄下他们孩子的基本信息：李嘉华（乳名阿妞），男，父母：李少方、李兰花；徐嘉德（乳名狗记），男，父母：徐玉常、李秀云；徐文萍（乳名米姑），女，父母：徐玉堂、陈万水。
2002年被拐走时，徐文萍6岁，如今刚好20岁；李嘉华、徐嘉德当时5岁，如今刚好19岁。
不过，姓名的信息已不重要了，因为被拐走的小孩，其养父母会努力抹掉他们身上的痕迹，不可能还保留他们的名字、乳名等。除非孩子们怀疑自己身份，然后到公安部门验DNA，转机才可能出现。
邓惠东已带着她丈夫到公安部门留了三次DNA的样本，李少方他们也留了四次DNA的样本。
但奇迹会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