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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先农坛体育场，北京人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北京国安足球队在那里掀起的绿色狂飙。后来国安移师北京工体，先农坛变得沉寂，其实先农坛体育场仍在寂寞中完成着它的各项功能。而先农坛体育场的价值在于，它是北京第一座大型体育场，而且在建国初期将近10年的时间里承担着国家体育场的职责。
曾经的国家体育场
先农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体育场所，那时首都的体育场没有更好的，所以一切重要比赛都在先农坛。由于50年代中国体育也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状态，友好的苏联、东欧的代表队都到这里与中国球队进行比赛。由于北京还没有室内体育馆，连一些篮球、排球比赛都在这里。简陋的体育场并没有影响吸引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这里来过世界田径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扎托皮克，他是捷克斯洛伐克长跑运动员，有“人类火车头”之称。他曾先后6次刷新5000米、10000米等长跑项目的世界纪录;在1956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他惊人地夺得5000米、10000米和马拉松跑3枚金牌，真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他在先农坛轻松奔跑的风采至今被当年的目击者津津乐道。这里也来过世界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守门员之一列夫·雅辛，他“蜘蛛人”的称谓在这里没有得到体现，因为中国足球队给他表演的机会太少。
1957年6月2日在先农坛举行了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开启了中国足球的悲壮征程。同年11月17日，在先农坛体育场还上演了一幕震惊世界田径界的“一跳”。年仅20岁的中国女跳高运动员郑凤荣成功地跳过了1.77米，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M·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世界纪录。她也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后来周恩来总理向她亲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也是先农坛体育场的光荣。
先农坛体育场作为当时北京唯一的重要足球比赛场地，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光顾。毛泽东一生仅仅看过一场足球国际比赛，就是在先农坛体育场。年过八旬的刘国斌回忆起1956年这段往事，他代表北京联队与苏联泽尼特队比赛，结果2比2打平，比赛结束后毛泽东夸奖刘国斌“守得好，守得好”，因为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也当过守门员，所以看得出刘国斌的门道。
体育场以运动员为本
上世纪50年代的1958年，先农坛体育场成为北京市各运动项目的训练基地。而整个体育场的改造坚持以运动员为本，市体委的工作办事机构所占面积很小，而运动员训练、居住、饮食却作了精心设计。
有了这样好的基地，运动队也纷纷进驻。1958年夏末，北京青年男女篮、北京排球男女队和北京青年足球队从西城区西什库旃坛寺搬到先农坛体育场，其他运动项目如乒乓球队、田径队、体操队、游泳跳水队、网球队、自行车队、举重队、棋队等都陆续入驻先农坛体育场。
据年过7旬的老北京篮球运动员李隆回忆：当时在内场足球场西侧有两座四层楼房，一座叫北楼，另一座叫南楼。北楼当时是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和体操女队的宿舍，其他项目运动队则住在南楼。在北楼后面有一运动员、教练员小食堂，住北楼的运动员、教练员都在该食堂进餐。南楼一层有运动员大食堂，住在南楼的运动员、教练员都在该食堂吃饭、南楼二、三楼部分房间为当时市体委各部的办公室。
在北楼北面当时有三个室外篮球场，在内场足球场南侧另有几个篮排球场，在内外场二道门的东侧还有一个排球场和一个篮球场，这为北京篮球队和排球队的训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指示，北京篮球队等各队完成了梯队建设，运动队和运动员人数大增，不仅运动员宿舍紧张，训练场地也很困难。于是根据刘仁的指示，利用建设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剩余建材，在北楼北面篮球场位置又建成一座五层新楼，同时在南楼南侧建成一座室内体育馆，体育馆内有篮球馆两个、排球馆一个、体操馆一个，乒乓球馆两个（楼上楼下各一个），还有男女淋浴室、医务室等，彻底解决了训练场地问题。当时运动员和教练员们都把新建的楼房称“新楼”，新楼建成后成为足球队、排球队、体操队、网球队、自行车等队的宿舍，另外在新楼东侧还建有文化课教室多间和图书馆。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前夕，先农坛体育场不仅成为北京市各项运动队的代名词，而且这座体育场就像一位慈母一般孕育和培养出数以百计的男女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
尤其先农坛是新中国最早的地方训练基地，它的设置也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
先农坛的青春汗水
先农坛体育场曾经是各国家队训练和生活的地方，后来北京体育馆建成，有了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北京运动队几代运动员都在这里，他们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青春和汗水。
像北京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姜永宁多年都在先农坛训练和居住。之前他在香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回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都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报效祖国最重要。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他在先农坛训练很艰苦，每天训练完运动衣都能挤出哗哗的汗水。1955年，中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韩国、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融入了冷战时期志气的较量。在与韩国队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板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了，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厮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三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六名立下了头等大功。退役后他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先农坛体育场的运动队里，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自己不善辞令，一个十几分钟的发言他会写上三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些冷峻，内心却犹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会写信回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后工工正正地钉在木箱内寄出。1968年姜永宁走到人生的终点，却是在先农坛的宿舍里。
篮坛名将黄频捷记得，全部生活就是运动场和宿舍两点一线。听说自行车可以提高速率，可没有自行车票买不到，他便自己花钱买零件攒了辆自行车练习腿部力量，为了投篮准确，他常常在训练结束后自己再投几百次。为了练习力量耐力，他蹲杠铃变速跑，多少次累得连上楼梯都费劲，坐下来都懒得说话，夜晚睡觉几乎天天抽筋。几十年过去，有人说黄频捷那时是名运动员所以架子大不爱说话，黄频捷说，真是误解，其实训练完了我都没劲儿说话。为了不耽误训练，他结婚后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晚年还是和老伴儿相依为命。让他欣慰的是他年轻时为中国篮球争取了荣誉，而先农坛是抚育他成长的地方。他说不仅仅他是这样，整个篮球队和北京各运动队，都在先农坛洒下青春的汗水，他们有的老了，有的离开人世，但这种先农坛精神代代相传，直到现在已经是孙子辈儿的90后运动员，依然在传承着拼搏奋斗的先农坛精神。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曾经的国家体育场
先农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体育场所，那时首都的体育场没有更好的，所以一切重要比赛都在先农坛。由于50年代中国体育也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状态，友好的苏联、东欧的代表队都到这里与中国球队进行比赛。由于北京还没有室内体育馆，连一些篮球、排球比赛都在这里。简陋的体育场并没有影响吸引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这里来过世界田径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扎托皮克，他是捷克斯洛伐克长跑运动员，有“人类火车头”之称。他曾先后6次刷新5000米、10000米等长跑项目的世界纪录;在1956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他惊人地夺得5000米、10000米和马拉松跑3枚金牌，真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他在先农坛轻松奔跑的风采至今被当年的目击者津津乐道。这里也来过世界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守门员之一列夫·雅辛，他“蜘蛛人”的称谓在这里没有得到体现，因为中国足球队给他表演的机会太少。
1957年6月2日在先农坛举行了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开启了中国足球的悲壮征程。同年11月17日，在先农坛体育场还上演了一幕震惊世界田径界的“一跳”。年仅20岁的中国女跳高运动员郑凤荣成功地跳过了1.77米，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M·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世界纪录。她也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后来周恩来总理向她亲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也是先农坛体育场的光荣。
先农坛体育场作为当时北京唯一的重要足球比赛场地，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光顾。毛泽东一生仅仅看过一场足球国际比赛，就是在先农坛体育场。年过八旬的刘国斌回忆起1956年这段往事，他代表北京联队与苏联泽尼特队比赛，结果2比2打平，比赛结束后毛泽东夸奖刘国斌“守得好，守得好”，因为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也当过守门员，所以看得出刘国斌的门道。
体育场以运动员为本
上世纪50年代的1958年，先农坛体育场成为北京市各运动项目的训练基地。而整个体育场的改造坚持以运动员为本，市体委的工作办事机构所占面积很小，而运动员训练、居住、饮食却作了精心设计。
有了这样好的基地，运动队也纷纷进驻。1958年夏末，北京青年男女篮、北京排球男女队和北京青年足球队从西城区西什库旃坛寺搬到先农坛体育场，其他运动项目如乒乓球队、田径队、体操队、游泳跳水队、网球队、自行车队、举重队、棋队等都陆续入驻先农坛体育场。
据年过7旬的老北京篮球运动员李隆回忆：当时在内场足球场西侧有两座四层楼房，一座叫北楼，另一座叫南楼。北楼当时是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和体操女队的宿舍，其他项目运动队则住在南楼。在北楼后面有一运动员、教练员小食堂，住北楼的运动员、教练员都在该食堂进餐。南楼一层有运动员大食堂，住在南楼的运动员、教练员都在该食堂吃饭、南楼二、三楼部分房间为当时市体委各部的办公室。
在北楼北面当时有三个室外篮球场，在内场足球场南侧另有几个篮排球场，在内外场二道门的东侧还有一个排球场和一个篮球场，这为北京篮球队和排球队的训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指示，北京篮球队等各队完成了梯队建设，运动队和运动员人数大增，不仅运动员宿舍紧张，训练场地也很困难。于是根据刘仁的指示，利用建设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剩余建材，在北楼北面篮球场位置又建成一座五层新楼，同时在南楼南侧建成一座室内体育馆，体育馆内有篮球馆两个、排球馆一个、体操馆一个，乒乓球馆两个（楼上楼下各一个），还有男女淋浴室、医务室等，彻底解决了训练场地问题。当时运动员和教练员们都把新建的楼房称“新楼”，新楼建成后成为足球队、排球队、体操队、网球队、自行车等队的宿舍，另外在新楼东侧还建有文化课教室多间和图书馆。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前夕，先农坛体育场不仅成为北京市各项运动队的代名词，而且这座体育场就像一位慈母一般孕育和培养出数以百计的男女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
尤其先农坛是新中国最早的地方训练基地，它的设置也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
先农坛的青春汗水
先农坛体育场曾经是各国家队训练和生活的地方，后来北京体育馆建成，有了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北京运动队几代运动员都在这里，他们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青春和汗水。
像北京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姜永宁多年都在先农坛训练和居住。之前他在香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回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都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报效祖国最重要。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他在先农坛训练很艰苦，每天训练完运动衣都能挤出哗哗的汗水。1955年，中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韩国、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融入了冷战时期志气的较量。在与韩国队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板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了，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厮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三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六名立下了头等大功。退役后他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先农坛体育场的运动队里，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自己不善辞令，一个十几分钟的发言他会写上三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些冷峻，内心却犹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会写信回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后工工正正地钉在木箱内寄出。1968年姜永宁走到人生的终点，却是在先农坛的宿舍里。
篮坛名将黄频捷记得，全部生活就是运动场和宿舍两点一线。听说自行车可以提高速率，可没有自行车票买不到，他便自己花钱买零件攒了辆自行车练习腿部力量，为了投篮准确，他常常在训练结束后自己再投几百次。为了练习力量耐力，他蹲杠铃变速跑，多少次累得连上楼梯都费劲，坐下来都懒得说话，夜晚睡觉几乎天天抽筋。几十年过去，有人说黄频捷那时是名运动员所以架子大不爱说话，黄频捷说，真是误解，其实训练完了我都没劲儿说话。为了不耽误训练，他结婚后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晚年还是和老伴儿相依为命。让他欣慰的是他年轻时为中国篮球争取了荣誉，而先农坛是抚育他成长的地方。他说不仅仅他是这样，整个篮球队和北京各运动队，都在先农坛洒下青春的汗水，他们有的老了，有的离开人世，但这种先农坛精神代代相传，直到现在已经是孙子辈儿的90后运动员，依然在传承着拼搏奋斗的先农坛精神。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