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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人比陈岱孙更清高出尘，但或许，也没有人比他入世更深。
所有人都公认，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费孝通说，他是清华的“一杆大旗”。80年代，他是经济改革倒春寒中“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90年代，他却成为一些国人眼中和海外一些媒体笔下经济学界的“左派旗帜”。
这些截然不同的“旗帜”标签不可思议地集于他一身，就如同西式精英教育的宽容平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礼”集于他一身。
他几乎终年一身深蓝色棉布中山装，很容易让人忘记，当年他是清华园中穿着最讲究、生活最精致的“波士顿少年”，玩的是游泳、网球、马术、高尔夫、狩猎、昆曲……他的“学而优不仕”，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前半生一直居于清华核心领导层，每遇大动作都是挑大梁打头阵的，“驱吴（校长吴南轩）风潮”等运动中，他是出主意的“背后诸葛亮”。
他终身未婚，孤旅一生，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是未名湖畔一个龋龋独行、沉默是金的傲岸背影。
他幼年时便已懂得以“不露”去骄矜，终身记得私塾先生送的扇面诗：“人间饮啄原前定，不露聪明即寿徵。”或许朱自清堪为他的知音。朱在西南联大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曾写过一首《赠岱孙》，其中有句子：“冷眼洞穿肠九转，片言深入木三分。”
陈岱孙一直担任经济系主任，从28岁，到84岁。
北大经济系1958级学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王梦奎曾半开玩笑地说，陈岱孙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他是陈岱孙的学生，也是陈岱孙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陈岱孙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陈亿年1947年出国留学，1978年写信给北大经济系“负责人”表示希望访问母校，回信的是陈岱孙，这才知道那“负责人”仍然是他。
“负责人”仍然是那“负责人”，只是这母校已历经几世：由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到抗战复员后的清华经济学系，再到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經济系。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陈岱孙的人生一分为二。他的外甥孙刘昀也是北大经济系系友，为他写了传记《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但这本传记只写了他的前半生，至于后半生，刘昀说尚无勇气去触碰。
上半场的陈岱孙，是清华园中最耀眼的存在。他出于福州名门望族，哈佛博士出身，27岁就成为清华教授，第二年兼任经济学系主任，第三年兼任法学院院长。他是天生的教授，据说群星荟萃的西南联大教授群中以讲课出口成章著称的有两位，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就是他。他讲课的高密度信息和精准时间控制，成为一代代学生口中的传说。
上世纪30年代，陈岱孙在清华新林院3号寓所前。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清华有三孙，叶企孙、陈岱孙和金龙孙（金岳霖的字），都是单身不婚。尤其是陈岱孙，一米八几的挺拔身材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仪表非凡，更兼气质高冷，不苟言笑。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青脸”。有学生如此形容他：岱孙师，伟岸修长，双目炯炯。可望不可及，颇有高山仰止之感。
他的衣着品位，与张奚若、周培源家的家具一样闻名。有学生细致入微地回忆，他常穿面料上乘做工考究的西装，脚穿苏格兰花格羊毛长筒袜，袜子上端系的绑带下垂两朵羊毛坠子，左嘴角常叼一个福尔摩斯近似款的咖啡色烟斗。上他的课总是需要提前占座，如果去得不够早，前几排会被女生早早占满。
也因此，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众人提意见时就把矛头集中在了他的“绅士风度”和“波士顿（哈佛大学所在地）少年派头”上。一位历史学系学生的父母是陈岱孙至交，他抖出一大堆私交至深才可掌握的琐碎小事，用语尖酸刻薄，陈岱孙听后脸色惨白，几乎瘫在座椅上。但总体而言，清华大学经济学系的思想改造尚属“和风细雨”，陈岱孙的检讨顺利获得了通过。
随后的院系调整中，法学院全部从清华调出。陈岱孙调到新建校的中央财经学院，担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长。
他的外甥女唐斯复（刘昀的母亲）说，他对按照苏联模式将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专业院校一直有异议，认为专才必须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复惋惜：一些很好的综合性大学被肢解，恢复起来不容易。
一年后，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又重建），陈岱孙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系主任。1956年评级时，他成为全国唯一一名经济学一级教授。
1957年，晏智杰考入北大经济系。他毕业的1962年，国家开始正规培养三年制研究生。北大各系均安排了顶尖学者出任导师。经济系安排了两位导师，一位是陈岱孙，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说史;另一位是樊弘，专业方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晏智杰班上32人，20人报考，只他一人被录取到陈岱孙门下。
陈岱孙在镜春园家中为晏智杰单独开课，每周一个下午。他从不缺课，偶有公务外出，总会写个纸条要办公室通知晏智杰。晏智杰到了陈家，家人会立即退回各自房间，客厅归于安静。
桌上的小闹钟敲过三下，陈岱孙立即开讲，从不提前，更不推后。他落座于专用的老旧小沙发，晏智杰则坐在他旁边的大沙发上。
晏智杰首先汇报前一周研习经济学经典原著的体会，特别是遇到的疑难问题，由陈岱孙解答。如果晏智杰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哪怕很不成熟，陈岱孙也会喜形于色。
陈岱孙还亲自打电话给北大几位著名教授，安排晏智杰去听课，包括逻辑学、世界史、西方哲学史以及外语等。陈岱孙一再强调，做学问要像埃及金字塔，不能像桂林独秀峰，知识领域要宽厚，外语要好。
陈岱孙为他开列了详尽的外文书单，指导他重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有《资本论》，也有当时学界鲜有涉及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晏智杰提出，本科时已“选读”过《资本论》，是否可以略过，陈岱孙说那很不够。事实证明，研读原著对晏智杰后来在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开拓作用极大。
从50年代初，到1976年，陈岱孙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作过一次学术演讲。这成为他的“沉默的20余年”。
常有人问晏智杰：在恩师身边几十年，能否解释为何陈岱孙的同事、朋友、学生中有不少被划为右派，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头号权威的陈岱孙却得以自保？
康生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反右期间，他批评主持北大工作的江隆基，陈岱孙为什么没有划为右派？他的学生是右派，老师反而不是？江隆基平静地回答：“因为他没有什么言论。”
晏智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岱孙绝不是墙头草，也不是随波逐流，但他政治上很清醒，知道这样的大环境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却可以少说话，极左势力抓不住把柄。另外，太多人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没人忍心为难他。
1958年2月，经济学系青年教师范中民在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他原本是运动积极分子，因写给林希翎的信被抄出，被补划成右派，下放北京郊区劳改。他不服气，跑回北京，被公安局关了十天后放出，在宿舍闭门不出。
陈岱孙找范中民单独谈话。他没有批判和指责什么，只严肃地说：“如今之事，需要面对现实。下去劳动这一点，有没有想通？”范中民说：“下放劳动当然愿意，但是……”陈岱孙说：“既然愿意，那就先行动。其余慢慢来，慢慢想。你才20出头，今后还有很多机会。对抗下去，没有出路。”
三年困难时期，范中民没有过冬衣服，又没钱没布票，无奈之下写信给陈岱孙，想求几件旧寒衣。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封皮上工工整整、大大方方地写着：北京大学镜春园79号甲陈岱孙寄。内有好几套半新的棉绒衣裤，还有几双厚实的线袜。穿上后，他从肌肤到心灵都真正体会到了“温暖”这个词的含义。
范中民右派平反后于1979年出国，后来其子范昆仑考上哈佛大学，他带着儿子回国拜见陈岱孙。儿子说，第一眼见到陈岱孙，就感觉这是一个真正的哈佛人，而且是有中国传统的哈佛人。
李祥煜30年代在清华师从陈岱孙，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患上了精神病。1973年他病情好转后回西城区老家居住，没有经济来源，几乎靠乞讨度日。
他的女儿李依真说，最困难的那些日子父亲是靠陈岱孙“养活”的。陈岱孙每月从工资里挤出5块钱给他，一直坚持了8年，直到他平反落实政策。
陈岱孙的外甥女唐立苏记得，那些年每到月中，总有一个身体很弱、衣着破旧的人来家里找陈岱孙，没有很多的对话，接过钱就走了。她问这人是谁，陈岱孙只是沉重地说：“说了‘错话’，打成右派，没了工作。”
这些事陈岱孙从来不提，晏智杰听到一点线索向他问起，他总说：“这些事都过去了，说起来很复杂，就不提了。”
“文革”中，陈岱孙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中间没有“反动”二字。他自嘲，当“反动派”还不够格。他没有被关过“牛棚”，没有受到过不堪的殴打凌辱，连军宣队和工宣队员都称他“陈先生”。
最讓他遗憾的是，心爱的“金钥匙”在抄家中永远消失。金钥匙由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大学（他的两所母校）的经济学“骑士团”所授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念叨：现在不知在什么人的手里？
改革开放后，陈岱孙的学术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问世，标志着他二十多年学术沉默的终结。他也由此从大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升格为经济学泰斗。
改革开放初期，种种西方经济学说如潮水般涌入国门，众见不一。这种时候，各方往往都会等陈岱孙的意见。
晏智杰说，陈岱孙轻易不讲话，但到紧要关头总会发声的。他不时发表文章，与人交换意见。这些意见很快会传到高层，受到重视。他在学界的地位不容置疑，又能够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在他发声后，主流意见会慢慢趋于一致。
经济学家、1981年从北大经济系研究生毕业的梁小民回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刚刚起步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遭遇寒流，像他这种以西方经济学为专长的青年学者有一种惶惶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时，陈岱孙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肯定西方经济学在具体问题上有可供参考、借鉴之处。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也予以肯定。梁小民等看到后，都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
1984年秋，刘姝威考入北大经济系，成为陈岱孙和厉以宁的研究生。
1951年进入北大经济系的厉以宁可以说是院系调整后陈岱孙的首席大弟子，而刘姝威或要算陈岱孙的关门女研究生。她记得，陈岱孙曾告诫他们：“不要少年老成，要敢于提出与老师不同的观点，但要能自圆其说。”她做论文时，陈岱孙改了10遍，厉以宁也改了10遍。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岱孙是她最崇拜的人。他真正是桃李满天下，他最大的贡献，是让学生们学到了非常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1987年，在陈岱孙的悉心指导下，晏智杰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终于出版。
早在1979年，陈岱孙就向他提出，自己过去关注过“边际主义”的课题，也做过一些准备，但后来没有做成，现在年纪大了，希望他能把这个课题重新抓起来。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上过陈岱孙的经济学概论课的学生，人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讲王小二与“边际效用”的故事。“有个王小二，在街上抬头一望，看见大烧饼1元1个，不觉心中暗喜。（课堂众笑。）原来在王小二心中，烧饼的边际效用是3元。待王小二吃到第3个烧饼时，他心中的烧饼只值1元1个了。”陈岱孙以此例说明，商品的效用与价格取决于使用者的主观，而不是取决于客观，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最后一口吃饱时的效用最小。
晏智杰说，边际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70年代末学界几乎没人关注边际主义，提到它时调子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和否定。但事实上，边际主义学派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如何认识包括边际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陈岱孙和陈荷一直有养猫的习惯。搬家时，镜春园的猫不肯来燕南园，只好算了，以后就只收留些野猫，管吃不管住。
1991年，刘昀从北京大学东语系转入经济学院，搬来同住。后来，刘昀在清华学建筑的表弟陈晴和在北大读经济的表妹萧冰也相继住到这里，使55号成为当时燕南园里罕见的活跃着年轻人的院落，甚至还养了狗。
1993年9月23日晚，国际奥委会在蒙特卡洛投票决定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这是北京第一次申奥，年轻人们都守在电视机前准备熬夜看直播，等投票结果。
九点多，陈岱孙的就寝时间到了，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笑眯眯问了一句：“你们猜是谁？”大家说：“应该是北京吧。”他说了一句“Sydney”，就去睡觉了。结果正如他所料。
他80高龄后依然上教学第一线。年过九旬，他坚持站着讲课，学生们鼓掌请他落座，他也只是讲累了坐一下，然后又站起来。
刘昀说，陈岱孙一生有三重身份，学者、教师、教育家。这三重身份在他的一生中有时不能三全，但始终没断过的是教师身份。他一个巨大的人生遗憾是，早期由于清华公务繁忙，后赶上八年抗战，再加上20年空白期，作为经济学家，他耽误了在前半生的黄金年龄段构建个人学术体系的机会。
1995年，陈荷去世。刘昀觉得，越到晚年，陈岱孙越孤独。身边的人太年轻，老朋友越来越少。
1995年，陈岱孙的实发工资是860元。1956年他的工资是345元，远远高于普通人，但现在家里每个人的工资都比他高了。《个人所得税法》公布后，800元之外的收入要纳税。为了纳几块钱的税，他又是亲自跑海淀区税务局，又是托人。
刘昀说，晚年的陈岱孙是一个淡淡的人。他经历过前半生的乱世、后半生的政治运动，失去了很多东西，也看开了很多事情。有些东西有也好，没有也好。
对于陈岱孙为何终身不娶，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绯闻，说是他与周培源共同爱上王蒂澂，结果周培源不讲武德地先回国娶了王蒂澂。这个传言早已不攻自破，因为他是在周和王婚后才与王蒂澂相熟起来的。但两家确实是多年的通家之好。
周培源头发白得早，陈岱孙叫他“周白毛”。“文革”前，每到周日上午，陈岱孙总是从镜春园去周培源住的燕南园，晚饭后再慢慢散步回去。有时张奚若夫妇和金岳霖也在，周培源和张奚若说笑或谈论一点儿“正经事儿”，王蒂澂则陪陈岱孙、金岳霖和张奚若夫人一同打桥牌。
唐斯复回忆，每次与清华老友们叙谈后，陈岱孙的脚步都会轻快很多，脸上的兴奋能挂很久。
在周培源的小女儿周如苹眼里，陈岱孙总是一副模样，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她常听周培源说陈岱孙是“gentleman”，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
但喜怒不形于色的陈岱孙曾当着别人的面哭过三次。第一次是1958年，他的学生和得力助手徐毓楠英年早逝。第二次是1981年，周培源的大女儿周如枚早逝。她是陈岱孙的干女儿，陈岱孙悲痛欲绝，失声痛哭。第三次是1993年，当周培源去世的消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手中的茶杯险些掉在地上，掩面恸哭。
陈岱孙曾说，1928年至1937年的清华十年，是他生平“最宁静、最平淡、最快乐、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他讲起清华故事来如数家珍，《清华校友通讯》每期必读。
95岁之前，每逢清华校慶日，他都会早早穿戴整齐，在胸前别上写有“1920级”字样的红布条，手握请柬，静静地端坐着等候清华大学前来迎接的专车。
活动间隙，他喜欢抽身到处走走，有时候会冲着新冒出来的建筑发一会儿呆。但有一个地方他再也没有去过，那就是他在清华园的旧居——新林院3号。
新林院共有近30套住房，条件优越。抗战复员后，陈岱孙和老友们都住这里，他住在3号，周培源家住2号，梁思成家住8号，张奚若家住62号，金岳霖家住71号。他与这个圈中人的友谊，保持了终生。
1997年7月28日，陈岱孙以97岁高龄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恍惚的他呢喃道：“这里是清华。”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陈岱孙全身铜像（晚年相貌）立于燕南园55号门前。2000年4月30日，清华大学89周年校庆，他的半身铜像（中年相貌）立于清华经管学院大厅。铜像基座上刻着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所有人都公认，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费孝通说，他是清华的“一杆大旗”。80年代，他是经济改革倒春寒中“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90年代，他却成为一些国人眼中和海外一些媒体笔下经济学界的“左派旗帜”。
这些截然不同的“旗帜”标签不可思议地集于他一身，就如同西式精英教育的宽容平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礼”集于他一身。
他几乎终年一身深蓝色棉布中山装，很容易让人忘记，当年他是清华园中穿着最讲究、生活最精致的“波士顿少年”，玩的是游泳、网球、马术、高尔夫、狩猎、昆曲……他的“学而优不仕”，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前半生一直居于清华核心领导层，每遇大动作都是挑大梁打头阵的，“驱吴（校长吴南轩）风潮”等运动中，他是出主意的“背后诸葛亮”。
他终身未婚，孤旅一生，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是未名湖畔一个龋龋独行、沉默是金的傲岸背影。
他幼年时便已懂得以“不露”去骄矜，终身记得私塾先生送的扇面诗：“人间饮啄原前定，不露聪明即寿徵。”或许朱自清堪为他的知音。朱在西南联大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曾写过一首《赠岱孙》，其中有句子：“冷眼洞穿肠九转，片言深入木三分。”
铁打的经济系主任
陈岱孙一直担任经济系主任，从28岁，到84岁。
北大经济系1958级学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王梦奎曾半开玩笑地说，陈岱孙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他是陈岱孙的学生，也是陈岱孙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陈岱孙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陈亿年1947年出国留学，1978年写信给北大经济系“负责人”表示希望访问母校，回信的是陈岱孙，这才知道那“负责人”仍然是他。
“负责人”仍然是那“负责人”，只是这母校已历经几世：由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到抗战复员后的清华经济学系，再到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經济系。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陈岱孙的人生一分为二。他的外甥孙刘昀也是北大经济系系友，为他写了传记《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但这本传记只写了他的前半生，至于后半生，刘昀说尚无勇气去触碰。
上半场的陈岱孙，是清华园中最耀眼的存在。他出于福州名门望族，哈佛博士出身，27岁就成为清华教授，第二年兼任经济学系主任，第三年兼任法学院院长。他是天生的教授，据说群星荟萃的西南联大教授群中以讲课出口成章著称的有两位，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就是他。他讲课的高密度信息和精准时间控制，成为一代代学生口中的传说。
当时清华有三孙，叶企孙、陈岱孙和金龙孙（金岳霖的字），都是单身不婚。尤其是陈岱孙，一米八几的挺拔身材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仪表非凡，更兼气质高冷，不苟言笑。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青脸”。有学生如此形容他：岱孙师，伟岸修长，双目炯炯。可望不可及，颇有高山仰止之感。
他的衣着品位，与张奚若、周培源家的家具一样闻名。有学生细致入微地回忆，他常穿面料上乘做工考究的西装，脚穿苏格兰花格羊毛长筒袜，袜子上端系的绑带下垂两朵羊毛坠子，左嘴角常叼一个福尔摩斯近似款的咖啡色烟斗。上他的课总是需要提前占座，如果去得不够早，前几排会被女生早早占满。
也因此，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众人提意见时就把矛头集中在了他的“绅士风度”和“波士顿（哈佛大学所在地）少年派头”上。一位历史学系学生的父母是陈岱孙至交，他抖出一大堆私交至深才可掌握的琐碎小事，用语尖酸刻薄，陈岱孙听后脸色惨白，几乎瘫在座椅上。但总体而言，清华大学经济学系的思想改造尚属“和风细雨”，陈岱孙的检讨顺利获得了通过。
随后的院系调整中，法学院全部从清华调出。陈岱孙调到新建校的中央财经学院，担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长。
他的外甥女唐斯复（刘昀的母亲）说，他对按照苏联模式将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专业院校一直有异议，认为专才必须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复惋惜：一些很好的综合性大学被肢解，恢复起来不容易。
一年后，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又重建），陈岱孙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系主任。1956年评级时，他成为全国唯一一名经济学一级教授。
1957年，晏智杰考入北大经济系。他毕业的1962年，国家开始正规培养三年制研究生。北大各系均安排了顶尖学者出任导师。经济系安排了两位导师，一位是陈岱孙，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说史;另一位是樊弘，专业方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晏智杰班上32人，20人报考，只他一人被录取到陈岱孙门下。
陈岱孙在镜春园家中为晏智杰单独开课，每周一个下午。他从不缺课，偶有公务外出，总会写个纸条要办公室通知晏智杰。晏智杰到了陈家，家人会立即退回各自房间，客厅归于安静。
桌上的小闹钟敲过三下，陈岱孙立即开讲，从不提前，更不推后。他落座于专用的老旧小沙发，晏智杰则坐在他旁边的大沙发上。
晏智杰首先汇报前一周研习经济学经典原著的体会，特别是遇到的疑难问题，由陈岱孙解答。如果晏智杰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哪怕很不成熟，陈岱孙也会喜形于色。
陈岱孙还亲自打电话给北大几位著名教授，安排晏智杰去听课，包括逻辑学、世界史、西方哲学史以及外语等。陈岱孙一再强调，做学问要像埃及金字塔，不能像桂林独秀峰，知识领域要宽厚，外语要好。
陈岱孙为他开列了详尽的外文书单，指导他重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有《资本论》，也有当时学界鲜有涉及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晏智杰提出，本科时已“选读”过《资本论》，是否可以略过，陈岱孙说那很不够。事实证明，研读原著对晏智杰后来在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开拓作用极大。
沉默的20余年
从50年代初，到1976年，陈岱孙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作过一次学术演讲。这成为他的“沉默的20余年”。
常有人问晏智杰：在恩师身边几十年，能否解释为何陈岱孙的同事、朋友、学生中有不少被划为右派，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头号权威的陈岱孙却得以自保？
康生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反右期间，他批评主持北大工作的江隆基，陈岱孙为什么没有划为右派？他的学生是右派，老师反而不是？江隆基平静地回答：“因为他没有什么言论。”
晏智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岱孙绝不是墙头草，也不是随波逐流，但他政治上很清醒，知道这样的大环境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却可以少说话，极左势力抓不住把柄。另外，太多人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没人忍心为难他。
1958年2月，经济学系青年教师范中民在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他原本是运动积极分子，因写给林希翎的信被抄出，被补划成右派，下放北京郊区劳改。他不服气，跑回北京，被公安局关了十天后放出，在宿舍闭门不出。
陈岱孙找范中民单独谈话。他没有批判和指责什么，只严肃地说：“如今之事，需要面对现实。下去劳动这一点，有没有想通？”范中民说：“下放劳动当然愿意，但是……”陈岱孙说：“既然愿意，那就先行动。其余慢慢来，慢慢想。你才20出头，今后还有很多机会。对抗下去，没有出路。”
三年困难时期，范中民没有过冬衣服，又没钱没布票，无奈之下写信给陈岱孙，想求几件旧寒衣。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封皮上工工整整、大大方方地写着：北京大学镜春园79号甲陈岱孙寄。内有好几套半新的棉绒衣裤，还有几双厚实的线袜。穿上后，他从肌肤到心灵都真正体会到了“温暖”这个词的含义。
范中民右派平反后于1979年出国，后来其子范昆仑考上哈佛大学，他带着儿子回国拜见陈岱孙。儿子说，第一眼见到陈岱孙，就感觉这是一个真正的哈佛人，而且是有中国传统的哈佛人。
李祥煜30年代在清华师从陈岱孙，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患上了精神病。1973年他病情好转后回西城区老家居住，没有经济来源，几乎靠乞讨度日。
他的女儿李依真说，最困难的那些日子父亲是靠陈岱孙“养活”的。陈岱孙每月从工资里挤出5块钱给他，一直坚持了8年，直到他平反落实政策。
陈岱孙的外甥女唐立苏记得，那些年每到月中，总有一个身体很弱、衣着破旧的人来家里找陈岱孙，没有很多的对话，接过钱就走了。她问这人是谁，陈岱孙只是沉重地说：“说了‘错话’，打成右派，没了工作。”
这些事陈岱孙从来不提，晏智杰听到一点线索向他问起，他总说：“这些事都过去了，说起来很复杂，就不提了。”
“文革”中，陈岱孙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中间没有“反动”二字。他自嘲，当“反动派”还不够格。他没有被关过“牛棚”，没有受到过不堪的殴打凌辱，连军宣队和工宣队员都称他“陈先生”。
最讓他遗憾的是，心爱的“金钥匙”在抄家中永远消失。金钥匙由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大学（他的两所母校）的经济学“骑士团”所授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念叨：现在不知在什么人的手里？
经济学泰斗
改革开放后，陈岱孙的学术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问世，标志着他二十多年学术沉默的终结。他也由此从大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升格为经济学泰斗。
改革开放初期，种种西方经济学说如潮水般涌入国门，众见不一。这种时候，各方往往都会等陈岱孙的意见。
晏智杰说，陈岱孙轻易不讲话，但到紧要关头总会发声的。他不时发表文章，与人交换意见。这些意见很快会传到高层，受到重视。他在学界的地位不容置疑，又能够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在他发声后，主流意见会慢慢趋于一致。
经济学家、1981年从北大经济系研究生毕业的梁小民回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刚刚起步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遭遇寒流，像他这种以西方经济学为专长的青年学者有一种惶惶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时，陈岱孙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肯定西方经济学在具体问题上有可供参考、借鉴之处。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也予以肯定。梁小民等看到后，都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
1984年秋，刘姝威考入北大经济系，成为陈岱孙和厉以宁的研究生。
1951年进入北大经济系的厉以宁可以说是院系调整后陈岱孙的首席大弟子，而刘姝威或要算陈岱孙的关门女研究生。她记得，陈岱孙曾告诫他们：“不要少年老成，要敢于提出与老师不同的观点，但要能自圆其说。”她做论文时，陈岱孙改了10遍，厉以宁也改了10遍。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岱孙是她最崇拜的人。他真正是桃李满天下，他最大的贡献，是让学生们学到了非常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1987年，在陈岱孙的悉心指导下，晏智杰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终于出版。
早在1979年，陈岱孙就向他提出，自己过去关注过“边际主义”的课题，也做过一些准备，但后来没有做成，现在年纪大了，希望他能把这个课题重新抓起来。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上过陈岱孙的经济学概论课的学生，人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讲王小二与“边际效用”的故事。“有个王小二，在街上抬头一望，看见大烧饼1元1个，不觉心中暗喜。（课堂众笑。）原来在王小二心中，烧饼的边际效用是3元。待王小二吃到第3个烧饼时，他心中的烧饼只值1元1个了。”陈岱孙以此例说明，商品的效用与价格取决于使用者的主观，而不是取决于客观，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最后一口吃饱时的效用最小。
晏智杰说，边际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70年代末学界几乎没人关注边际主义，提到它时调子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和否定。但事实上，边际主义学派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如何认识包括边际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陈岱孙和陈荷一直有养猫的习惯。搬家时，镜春园的猫不肯来燕南园，只好算了，以后就只收留些野猫，管吃不管住。
1991年，刘昀从北京大学东语系转入经济学院，搬来同住。后来，刘昀在清华学建筑的表弟陈晴和在北大读经济的表妹萧冰也相继住到这里，使55号成为当时燕南园里罕见的活跃着年轻人的院落，甚至还养了狗。
1993年9月23日晚，国际奥委会在蒙特卡洛投票决定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这是北京第一次申奥，年轻人们都守在电视机前准备熬夜看直播，等投票结果。
九点多，陈岱孙的就寝时间到了，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笑眯眯问了一句：“你们猜是谁？”大家说：“应该是北京吧。”他说了一句“Sydney”，就去睡觉了。结果正如他所料。
他80高龄后依然上教学第一线。年过九旬，他坚持站着讲课，学生们鼓掌请他落座，他也只是讲累了坐一下，然后又站起来。
刘昀说，陈岱孙一生有三重身份，学者、教师、教育家。这三重身份在他的一生中有时不能三全，但始终没断过的是教师身份。他一个巨大的人生遗憾是，早期由于清华公务繁忙，后赶上八年抗战，再加上20年空白期，作为经济学家，他耽误了在前半生的黄金年龄段构建个人学术体系的机会。
1995年，陈荷去世。刘昀觉得，越到晚年，陈岱孙越孤独。身边的人太年轻，老朋友越来越少。
1995年，陈岱孙的实发工资是860元。1956年他的工资是345元，远远高于普通人，但现在家里每个人的工资都比他高了。《个人所得税法》公布后，800元之外的收入要纳税。为了纳几块钱的税，他又是亲自跑海淀区税务局，又是托人。
刘昀说，晚年的陈岱孙是一个淡淡的人。他经历过前半生的乱世、后半生的政治运动，失去了很多东西，也看开了很多事情。有些东西有也好，没有也好。
永远的清华
对于陈岱孙为何终身不娶，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绯闻，说是他与周培源共同爱上王蒂澂，结果周培源不讲武德地先回国娶了王蒂澂。这个传言早已不攻自破，因为他是在周和王婚后才与王蒂澂相熟起来的。但两家确实是多年的通家之好。
周培源头发白得早，陈岱孙叫他“周白毛”。“文革”前，每到周日上午，陈岱孙总是从镜春园去周培源住的燕南园，晚饭后再慢慢散步回去。有时张奚若夫妇和金岳霖也在，周培源和张奚若说笑或谈论一点儿“正经事儿”，王蒂澂则陪陈岱孙、金岳霖和张奚若夫人一同打桥牌。
唐斯复回忆，每次与清华老友们叙谈后，陈岱孙的脚步都会轻快很多，脸上的兴奋能挂很久。
在周培源的小女儿周如苹眼里，陈岱孙总是一副模样，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她常听周培源说陈岱孙是“gentleman”，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
但喜怒不形于色的陈岱孙曾当着别人的面哭过三次。第一次是1958年，他的学生和得力助手徐毓楠英年早逝。第二次是1981年，周培源的大女儿周如枚早逝。她是陈岱孙的干女儿，陈岱孙悲痛欲绝，失声痛哭。第三次是1993年，当周培源去世的消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手中的茶杯险些掉在地上，掩面恸哭。
陈岱孙曾说，1928年至1937年的清华十年，是他生平“最宁静、最平淡、最快乐、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他讲起清华故事来如数家珍，《清华校友通讯》每期必读。
95岁之前，每逢清华校慶日，他都会早早穿戴整齐，在胸前别上写有“1920级”字样的红布条，手握请柬，静静地端坐着等候清华大学前来迎接的专车。
活动间隙，他喜欢抽身到处走走，有时候会冲着新冒出来的建筑发一会儿呆。但有一个地方他再也没有去过，那就是他在清华园的旧居——新林院3号。
新林院共有近30套住房，条件优越。抗战复员后，陈岱孙和老友们都住这里，他住在3号，周培源家住2号，梁思成家住8号，张奚若家住62号，金岳霖家住71号。他与这个圈中人的友谊，保持了终生。
1997年7月28日，陈岱孙以97岁高龄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恍惚的他呢喃道：“这里是清华。”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陈岱孙全身铜像（晚年相貌）立于燕南园55号门前。2000年4月30日，清华大学89周年校庆，他的半身铜像（中年相貌）立于清华经管学院大厅。铜像基座上刻着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