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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老根据地;访问活动;精准扶贫
1951年，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这次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重要体现，对鼓舞老根据地人民开展生产建设的信心和推动老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对这场活动的缘起、展开及影响等问题加以分析，以期能加深对这次访问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的缘起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创建了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工作的中心，在此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下山忘山，进城忘乡”的担忧。虽然进城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农村，尤其是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访问老红色区。
这次全会结束后不久，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央访问团，重点对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访问。到1951年上半年，随着大规模访问少数民族活动的进行和走向结束，对老根据地的访问也在逐步酝酿和推动。如为筹备1951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分别组织访问团，在“八一”前后分赴各省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慰问和抚恤革命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等。其中，广西省委、省政府及省军区共同组织慰问团，由军区司令员李天佑率领，携带了总价值约十亿元的现金和物资，于1951年5月29日至6月19日在右江流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慰问红七军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人民。对老根据地的访问、慰问活动逐渐被推动起来。
在各地酝酿和推动访问老根据地活动过程中，1951年6月19日，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式平，就老红色区访问团名称及希望全国同时进行访问等事项请示中南军政委员会，指出老红色区多在几省边境，分属不同行政区，建议以中央名义通告各地进行慰问，名称统一用“中央人民政府老红色区慰问团”。同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7月4日，中共中央回电中南局并华东局、西南局（即《关于访问老红色区的决定》），指出“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对所有老红色区进行一次访问。访问团分别由中南、华东、西南各中央局负责组织，吸收党政军民各方面人员参加，并适当地吸收若干民主人士参加，中央方面亦派一部分人参加，但中央除派一负责同志参加访问原中央苏区的访问团为团长外，其他地区访问团长须由有关中央局派出。”回电还指出：“访问时可多备毛主席的相片、纪念章及题词，均由中央办好带来，其他如摄影、电影放映、新闻报导等，由各中央局准备。所需用费除中央派出参加之人员外，均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供给。”毛泽东特意为这次大规模访问活动给老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此后，针对中南局郑绍文、王树声等反映南方老根据访问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发现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等问题，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访问南方老根据地几个问题处理原则的通报》，提出这次访问着重慰问，待访问团回到中央后再提出救济办法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访问老红色区的决定》和《关于访问南方老根据地几个问题处理原则的通报》的发布正式拉开了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的大幕，也为这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指导。
二、“传达关怀”：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的开展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南方和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分赴各个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具体来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团长为谢觉哉，郑绍文、李步新、傅秋涛、朱学范等人为副团长，阎宝航为副秘书长，包含中央根据地分团（团长陈正人）、闽浙赣分团（团长邵式平）、湘鄂赣分团（团长邓洪）、湘赣分团（团长谭余保）、鄂豫皖分团（团长王树声）、湘鄂西分团（团长钟春林）、川陕边分团（团长王维舟）、粤东分团（团长古大存）和海南分团（团长冯白驹），九个分团共有8400多人。内有63个文工团和剧团、44个电影队、5个幻灯片队、2个摄影队、8个曲艺队和50个医疗队。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一行90余人，在团长谢觉哉以及副团长朱学范、傅秋涛的率领下到达汉口。参加访问团的华东各界人民代表199人，在副团长李步新率领下也于当天下午到达汉口。在汉口期间，谢觉哉召集了各分团团长及负责人会议，细心地讲述了访问团的宗旨、任务及工作方法等。之后，傅秋涛副团长率领湘鄂赣分团、朱学范副团长率领湘赣边分团和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李铁民副主任率领参加广东分团的人员，于8月2日分别出发，其他分团和总团也几乎同时启程分赴各老革命根据地进行访问。
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访问团也包含九个分团，访问团团长为刘景范，副团长有12人，分别是蔡廷锴、杨秀峰（兼晋冀鲁豫分团团长）、王从吾（兼晋冀鲁豫分团副团长）、程子华（兼晋察冀分团团长）、朱明（兼晋绥分团团长）、王子宜（兼陕甘宁分团团长）、冯仲云（兼东北抗日联军分团团长）、杨雨民（兼热河分团团长）、程照轩（兼皖北苏北分团团长）、马宝三（兼山东分团团长）、吴芝圃（兼河南分团团长）、黄琪翔。此外，秘书长为王子宜，副秘书长为雷洁琼、汤般若。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访问团有电影队、文工团、医疗队及新闻记者随行，共计3809人。
访问团的组成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突出了这次对老根据地的大规模访问着重以慰问为主。以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北分团为例，访问团团员除原来曾在各个根据地坚持过革命斗争的中共各省省委、地委、县委负责干部，各省人民政府的厅长、专员、县长及领导机关的干部外，还有工业劳模于世惠、任恩夫等，工人张金虎，北京大学教授胡世，清华大学教授王竹溪等14人。连同其他工作人员，15个电影队、14个杂技团、3个摄影队和文工团等人员，共达1200人。访问团携带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字十万份，毛主席金质纪念章三万个，慰问信十五万封。 访问团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老根据地人民的关怀，并访问各老根据地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当地广大的人民群众，借此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访问团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召开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残废军人和人民代表会、座谈会、群众大会以及个别访问等。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和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所属各分团的访问工作于9月下旬大部分结束。值得说明的是，这次活动不是单向的访问团慰问，也有老根据地人民的积极反馈，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也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尤其是毛主席的拥护和热爱。以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为例，各分团收到老根据地人民送给毛主席的许多信件和锦旗，仅在瑞金一地即收到信件数百封，锦旗300多面。察哈尔怀来、龙关和江西永新等老根据地人民给毛主席写信感谢中央派人访问并表示坚决响应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等等。此外，这一年国庆，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典礼也构成了活动的重要内容。
三、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产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不久，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的背景下开展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这次活动重要的意义。
（一）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情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战争的依托，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血肉联系。革命胜利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继续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问的血肉联系是党在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下山忘山，进城忘乡”确实成为部分老根据地人民担心的重要问题。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饮水思源”、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情怀，这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凝聚了人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二）对了解老根据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的活动虽然侧重于对革命老区人民进行慰问，但是对党和政府了解老根据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次大规模访问活动中，访问团“带回了老根据地人民写给毛主席的信32078件，记录了救济、优抚、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各类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中央访问团到湖北老根据地访问为例，访问团详细了解老根据地在革命战争期间遭受敌人破坏、摧残的情况和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围绕经济、医疗、文教、优抚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烈军属及残废军人的困难和需求、剿匪和鎮压反革命的现状、民主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调研，综合老根据地的人口、田地、耕牛、农具、土特产等情况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数据表。调研发现，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高，但文化水平低，个别地区群众的识字率不到10%;老根据地疟疾、肺病、黑热病、佝偻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肆虐，威胁着群众的身体健康，鄂豫皖老根据地患病人数达到60%以上，有的村甚至超过80%，缺医少药的情况普遍存在;老根据地经济亟待恢复，农业主产区劳力不足致使田地荒芜或者耕种不力，同时还存在病虫害肆虐、野猪豺狼严重危害人畜安全等问题。1952年1月28日周恩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出：“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进行残酷的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这些重大判断的根本依据就在于访问团围绕老根据地经济社会状况开展的社会调查。
（三）推动了老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的大规模帮扶工作
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使得党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实地调杏能够了解老根据地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成为大规模访问结束后党和国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指示》明确指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要“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根据这一指示，政务院成立了全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于1952年6月12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并作出决议，要求辖有老根据地的省一级的人民政府设立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至1953年2月，全国辖有老根据地省份“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召开了老根据地代表会议”。各级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的成立对统一领导、协调老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努力下，老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1952年中央拨付老根据地的补助费共1000亿元，若加上各项投资贷款及优抚、救济费等则数额更大，各地也在地方经费中筹措大批款项，仅华北区就自筹了582亿元。老根据地的生产资料困难和农田水利等问题已初步解决，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据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等省9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增加了耕牛13592头，水车585架，农具192859件;据河北、山西、原察哈尔等省的80个县统计，共扩大水田910000亩，等等。
对老根据地大规模帮扶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位置、交通、生产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老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制约。正如1953年全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文章《进一步加强老根据地建设工作》所指出的：“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全国老根据地地区范围很广，遍及23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包括700余县，1亿2千多万人口，其中不少地区过去受敌人摧残太甚，一时不易恢复，因此，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而各地在这一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根据这一思路，老根据建设仍是相关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如1956年7月组织了14个曾经在革命老根据地担任工作并且同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中央机关的负责干部前往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访问。访问的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区、川陕区、陕甘宁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等革命老根据地，主要是了解老根据地的生产恢复、发展情况和远景规划，以及在发展生产上的困难，同时征求当地人民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以江西省为例，1956年，全省派出了1000余人的视察团深入革命老区调查访问。1957年1月，江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革命老根据地视察团于7日动身到省内各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视察。视察团按照行政区划分6个团，共300多人，由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刘俊秀、省长邵式平、副省长邓洪等分别领导，以期深入了解各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等。在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努力帮扶下，老根据地建设工作得以持续加强并继续取得伟大成就。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指出，政府从1952年起拨给老根据地的特殊补助费有7494万元，帮助老根据地人民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老根据地的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章介绍了江西省内各老根据地、福建省老根据地永定县岐岭乡、陕北绥德专区等地在农业生产、交通建设、房屋改造、文教、卫生等事业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等。 四、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及根据地建设帮扶工作的现实启示
1951年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体现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关怀，老根据地建设帮扶工作更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老根据地贫困落后的面貌。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推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老根据大规模的访问活动和对老根据地建设大规模的帮扶工作，对当前推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必须高度重视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老根据地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救国救民的初心奋斗过的地方。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尚未完成以及抗美援朝正在进行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的情怀，另一方面对凝聚人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高度重视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还有相当数量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这“必然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他还指出：“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工作对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
（二）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根据地建设帮扶工作就是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作出系统规划的。通过大规模访问活动，党和政府深刻地了解了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对症下药，解决其中关键的、迫切的问题。在帮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1956年又开展了系列调查，这些都凸显了调查研究工作在革命老区建设帮扶工作中的基础而关键地位。新时代推进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建设工作同样必须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各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关心的和迫切希望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制定系统且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设计划，要充分发挥调查研究在老区、贫困地区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加强统一领导
1951年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是在党中央、中央政府坚强领导下开展和实施的，大规模访问结束后，为了帮扶老根据地建设，政务院成立了全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按照政务院的要求，辖有老根据地的省一级的人民政府也纷纷设立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这些机构的设立对统一指挥、协调、领导老根据地建设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是伟大成就取得的重要保证。新时代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劾力同心、群策群力完成好精准扶贫工作。
（四）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结束后，在老根据地建设大规模的帮扶工作中，立足于老根据地的实际困难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解决当前群众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方面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眼前迫切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又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很好的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老根据地建设大规模帮扶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并取得重大成效。新时代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需要坚持科学的指导方针，要在注重满足贫困群众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同时，做好长远的规划，特别是要坚决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精准扶贫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强调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找到“贫根”，做到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强调“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做到立足当下和着眼长远的有机结合。新时代“打好脱贫攻坚战，成败在于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
1951年，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这次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重要体现，对鼓舞老根据地人民开展生产建设的信心和推动老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对这场活动的缘起、展开及影响等问题加以分析，以期能加深对这次访问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的缘起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创建了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工作的中心，在此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下山忘山，进城忘乡”的担忧。虽然进城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农村，尤其是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访问老红色区。
这次全会结束后不久，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央访问团，重点对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访问。到1951年上半年，随着大规模访问少数民族活动的进行和走向结束，对老根据地的访问也在逐步酝酿和推动。如为筹备1951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分别组织访问团，在“八一”前后分赴各省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慰问和抚恤革命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等。其中，广西省委、省政府及省军区共同组织慰问团，由军区司令员李天佑率领，携带了总价值约十亿元的现金和物资，于1951年5月29日至6月19日在右江流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慰问红七军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人民。对老根据地的访问、慰问活动逐渐被推动起来。
在各地酝酿和推动访问老根据地活动过程中，1951年6月19日，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式平，就老红色区访问团名称及希望全国同时进行访问等事项请示中南军政委员会，指出老红色区多在几省边境，分属不同行政区，建议以中央名义通告各地进行慰问，名称统一用“中央人民政府老红色区慰问团”。同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7月4日，中共中央回电中南局并华东局、西南局（即《关于访问老红色区的决定》），指出“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对所有老红色区进行一次访问。访问团分别由中南、华东、西南各中央局负责组织，吸收党政军民各方面人员参加，并适当地吸收若干民主人士参加，中央方面亦派一部分人参加，但中央除派一负责同志参加访问原中央苏区的访问团为团长外，其他地区访问团长须由有关中央局派出。”回电还指出：“访问时可多备毛主席的相片、纪念章及题词，均由中央办好带来，其他如摄影、电影放映、新闻报导等，由各中央局准备。所需用费除中央派出参加之人员外，均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供给。”毛泽东特意为这次大规模访问活动给老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此后，针对中南局郑绍文、王树声等反映南方老根据访问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发现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等问题，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访问南方老根据地几个问题处理原则的通报》，提出这次访问着重慰问，待访问团回到中央后再提出救济办法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访问老红色区的决定》和《关于访问南方老根据地几个问题处理原则的通报》的发布正式拉开了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的大幕，也为这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指导。
二、“传达关怀”：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的开展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南方和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分赴各个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具体来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团长为谢觉哉，郑绍文、李步新、傅秋涛、朱学范等人为副团长，阎宝航为副秘书长，包含中央根据地分团（团长陈正人）、闽浙赣分团（团长邵式平）、湘鄂赣分团（团长邓洪）、湘赣分团（团长谭余保）、鄂豫皖分团（团长王树声）、湘鄂西分团（团长钟春林）、川陕边分团（团长王维舟）、粤东分团（团长古大存）和海南分团（团长冯白驹），九个分团共有8400多人。内有63个文工团和剧团、44个电影队、5个幻灯片队、2个摄影队、8个曲艺队和50个医疗队。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一行90余人，在团长谢觉哉以及副团长朱学范、傅秋涛的率领下到达汉口。参加访问团的华东各界人民代表199人，在副团长李步新率领下也于当天下午到达汉口。在汉口期间，谢觉哉召集了各分团团长及负责人会议，细心地讲述了访问团的宗旨、任务及工作方法等。之后，傅秋涛副团长率领湘鄂赣分团、朱学范副团长率领湘赣边分团和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李铁民副主任率领参加广东分团的人员，于8月2日分别出发，其他分团和总团也几乎同时启程分赴各老革命根据地进行访问。
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访问团也包含九个分团，访问团团长为刘景范，副团长有12人，分别是蔡廷锴、杨秀峰（兼晋冀鲁豫分团团长）、王从吾（兼晋冀鲁豫分团副团长）、程子华（兼晋察冀分团团长）、朱明（兼晋绥分团团长）、王子宜（兼陕甘宁分团团长）、冯仲云（兼东北抗日联军分团团长）、杨雨民（兼热河分团团长）、程照轩（兼皖北苏北分团团长）、马宝三（兼山东分团团长）、吴芝圃（兼河南分团团长）、黄琪翔。此外，秘书长为王子宜，副秘书长为雷洁琼、汤般若。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访问团有电影队、文工团、医疗队及新闻记者随行，共计3809人。
访问团的组成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突出了这次对老根据地的大规模访问着重以慰问为主。以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北分团为例，访问团团员除原来曾在各个根据地坚持过革命斗争的中共各省省委、地委、县委负责干部，各省人民政府的厅长、专员、县长及领导机关的干部外，还有工业劳模于世惠、任恩夫等，工人张金虎，北京大学教授胡世，清华大学教授王竹溪等14人。连同其他工作人员，15个电影队、14个杂技团、3个摄影队和文工团等人员，共达1200人。访问团携带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字十万份，毛主席金质纪念章三万个，慰问信十五万封。 访问团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老根据地人民的关怀，并访问各老根据地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当地广大的人民群众，借此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访问团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召开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残废军人和人民代表会、座谈会、群众大会以及个别访问等。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和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所属各分团的访问工作于9月下旬大部分结束。值得说明的是，这次活动不是单向的访问团慰问，也有老根据地人民的积极反馈，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也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尤其是毛主席的拥护和热爱。以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为例，各分团收到老根据地人民送给毛主席的许多信件和锦旗，仅在瑞金一地即收到信件数百封，锦旗300多面。察哈尔怀来、龙关和江西永新等老根据地人民给毛主席写信感谢中央派人访问并表示坚决响应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等等。此外，这一年国庆，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典礼也构成了活动的重要内容。
三、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产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不久，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的背景下开展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这次活动重要的意义。
（一）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情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战争的依托，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血肉联系。革命胜利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继续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问的血肉联系是党在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下山忘山，进城忘乡”确实成为部分老根据地人民担心的重要问题。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饮水思源”、关心老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情怀，这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凝聚了人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二）对了解老根据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的活动虽然侧重于对革命老区人民进行慰问，但是对党和政府了解老根据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次大规模访问活动中，访问团“带回了老根据地人民写给毛主席的信32078件，记录了救济、优抚、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各类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中央访问团到湖北老根据地访问为例，访问团详细了解老根据地在革命战争期间遭受敌人破坏、摧残的情况和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围绕经济、医疗、文教、优抚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烈军属及残废军人的困难和需求、剿匪和鎮压反革命的现状、民主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调研，综合老根据地的人口、田地、耕牛、农具、土特产等情况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数据表。调研发现，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高，但文化水平低，个别地区群众的识字率不到10%;老根据地疟疾、肺病、黑热病、佝偻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肆虐，威胁着群众的身体健康，鄂豫皖老根据地患病人数达到60%以上，有的村甚至超过80%，缺医少药的情况普遍存在;老根据地经济亟待恢复，农业主产区劳力不足致使田地荒芜或者耕种不力，同时还存在病虫害肆虐、野猪豺狼严重危害人畜安全等问题。1952年1月28日周恩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出：“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进行残酷的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这些重大判断的根本依据就在于访问团围绕老根据地经济社会状况开展的社会调查。
（三）推动了老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的大规模帮扶工作
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使得党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实地调杏能够了解老根据地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成为大规模访问结束后党和国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指示》明确指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要“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根据这一指示，政务院成立了全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于1952年6月12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并作出决议，要求辖有老根据地的省一级的人民政府设立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至1953年2月，全国辖有老根据地省份“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召开了老根据地代表会议”。各级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的成立对统一领导、协调老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努力下，老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1952年中央拨付老根据地的补助费共1000亿元，若加上各项投资贷款及优抚、救济费等则数额更大，各地也在地方经费中筹措大批款项，仅华北区就自筹了582亿元。老根据地的生产资料困难和农田水利等问题已初步解决，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据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等省9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增加了耕牛13592头，水车585架，农具192859件;据河北、山西、原察哈尔等省的80个县统计，共扩大水田910000亩，等等。
对老根据地大规模帮扶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位置、交通、生产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老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制约。正如1953年全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文章《进一步加强老根据地建设工作》所指出的：“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全国老根据地地区范围很广，遍及23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包括700余县，1亿2千多万人口，其中不少地区过去受敌人摧残太甚，一时不易恢复，因此，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而各地在这一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根据这一思路，老根据建设仍是相关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如1956年7月组织了14个曾经在革命老根据地担任工作并且同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中央机关的负责干部前往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访问。访问的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区、川陕区、陕甘宁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等革命老根据地，主要是了解老根据地的生产恢复、发展情况和远景规划，以及在发展生产上的困难，同时征求当地人民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以江西省为例，1956年，全省派出了1000余人的视察团深入革命老区调查访问。1957年1月，江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革命老根据地视察团于7日动身到省内各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视察。视察团按照行政区划分6个团，共300多人，由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刘俊秀、省长邵式平、副省长邓洪等分别领导，以期深入了解各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等。在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努力帮扶下，老根据地建设工作得以持续加强并继续取得伟大成就。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指出，政府从1952年起拨给老根据地的特殊补助费有7494万元，帮助老根据地人民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老根据地的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章介绍了江西省内各老根据地、福建省老根据地永定县岐岭乡、陕北绥德专区等地在农业生产、交通建设、房屋改造、文教、卫生等事业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等。 四、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及根据地建设帮扶工作的现实启示
1951年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体现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关怀，老根据地建设帮扶工作更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老根据地贫困落后的面貌。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推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老根据大规模的访问活动和对老根据地建设大规模的帮扶工作，对当前推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必须高度重视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老根据地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救国救民的初心奋斗过的地方。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尚未完成以及抗美援朝正在进行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的情怀，另一方面对凝聚人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高度重视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还有相当数量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这“必然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他还指出：“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工作对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
（二）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根据地建设帮扶工作就是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作出系统规划的。通过大规模访问活动，党和政府深刻地了解了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对症下药，解决其中关键的、迫切的问题。在帮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1956年又开展了系列调查，这些都凸显了调查研究工作在革命老区建设帮扶工作中的基础而关键地位。新时代推进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建设工作同样必须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各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关心的和迫切希望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制定系统且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设计划，要充分发挥调查研究在老区、贫困地区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加强统一领导
1951年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是在党中央、中央政府坚强领导下开展和实施的，大规模访问结束后，为了帮扶老根据地建设，政务院成立了全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按照政务院的要求，辖有老根据地的省一级的人民政府也纷纷设立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这些机构的设立对统一指挥、协调、领导老根据地建设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是伟大成就取得的重要保证。新时代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劾力同心、群策群力完成好精准扶贫工作。
（四）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访问老根据地活动结束后，在老根据地建设大规模的帮扶工作中，立足于老根据地的实际困难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解决当前群众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方面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眼前迫切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又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很好的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老根据地建设大规模帮扶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并取得重大成效。新时代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需要坚持科学的指导方针，要在注重满足贫困群众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同时，做好长远的规划，特别是要坚决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精准扶贫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强调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找到“贫根”，做到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强调“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做到立足当下和着眼长远的有机结合。新时代“打好脱贫攻坚战，成败在于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