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在参与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在人生大是大非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瞻远瞩尽人皆知，令人钦佩。鲜为人知的是，他在各种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随机应变和乐观诙谐。邓小平的幽默不落俗套，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蕴涵深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长久的印象。
　　1960年11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国派出由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此前9月，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先期率代表团部分人员飞抵莫斯科，参加由二十六国党组成的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苏共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挑衅道：“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很明显，这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不听苏共指挥。邓小平心若明镜，直率诚恳而不慌不忙地回敬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人家施压，你们是老大哥嘛！”邓小平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说得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中国客人。“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态度是一贯的。”赫鲁晓夫皱着眉头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邓小平严肃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也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过？……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式，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擊其他兄弟党。”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接下来，他又冷不防地将话题转到高岗身上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针锋相对地说：“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在这种场合你把这些拿出来，不合适吧？”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乱放炮往往带来极大的被动，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赫鲁晓夫感觉自己说话失控，也尴尬地借碰杯转了话题。
　　在二十六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成员经常针锋相对，激烈争论，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但在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举重若轻。他只要一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成员在大使馆里吃饭，也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有一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对，兔子吃鸡。”“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1930年代。”邓小平含笑望望大家。大家也都望着他，急切地等着听下文。
　　“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有人问：“是在延安吗？”“是在延安。但不是在延安的兔子，是有一次在延安做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的，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是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大家恍然大悟，饭厅里顿时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这一片开心的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也好了起来。
　　那时，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上都是用俄语发言，并且看着苏方的眼色行事，在发言中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就有一位伊拉克共产党的代表巴格达什。但这位代表俄语讲得很蹩脚，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时，常常洋相百出，人们听过他的话后总是忍俊不禁。一天到了吃饭时，邓小平知道翻译李越然善于模仿别人讲话，便提议说：“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讲话。”于是，李越然便模仿起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他惟妙惟肖的样子引得一阵哄堂大笑。
　　因此，在二十六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尽管会上的争论紧张激烈，但会后，尤其是大家在一起用餐时，邓小平非常善于调节紧张的气氛，往往他的一个笑话，一句玩笑，就会使大家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会议期间，大家的生活有张有弛，工作效率很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