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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0月30日，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辞世。一时之间，人们争相缅怀金庸先生其人，也纷纷再议“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作，足以见得金庸先生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当年的“金庸热”不仅推动了全民阅读，也带动了出版业的繁荣。金庸武侠小说给精英文学带来一定的冲击力，甚至可谓重构了经典，对大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 键 词】金庸;全民阅读;大众文化;重构经典
【作者单位】田莉莉，黑龙江东方学院。
【基金项目】黑龙江东方学院2016年科研项目（HDFHX160204）。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3.026
金庸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最初是在报纸上连载，作品问世之初，就引起了香港读者的极大关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在内地风靡，不仅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金庸大作，而且其读者群体年龄跨度很大，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在金庸武侠小说最火爆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业空前繁荣，影视媒体也有了新的生机，经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播出后，立刻会引起全民观看与热议。由此，金庸成了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武侠大师，他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爱恨情仇的代名词，一度兴起的全民阅读，给当时单一、乏味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生趣。可以说，金庸正是因为他的侠客情与他为读者织造的侠客梦，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他的武侠小说也因着受众群体之广而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庸的武侠小说具体在何时被内地读者首次阅读，又是哪一部作品最先与内地读者接触，已经无从考证，只知道传入内地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70年代已有金庸小说流入内地，拥之者视之如珍宝，非好友不借，情况和台湾早期差不多。”[1]这段文字是金庸的秘书写下的，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初不是以官方渠道进入内地的，这种私下传播的方式说明它没能进入到主流文学的行列中来。事实上，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港台通俗文学的代表，始终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点，多数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并未提及金庸其人其作。但就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产生的轰动效应来看，金庸无疑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自进入内地就受到读者们的一致欢迎，但它的传播方式和发行渠道都不够正规，大量的盗版書籍充斥市场，甚至仿作也掺杂其中。通常，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作家，必须得有成熟的代表作，且作品应该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与专家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热度一直不减，甚至还由文本改编成电视剧，变得家喻户晓。但是，回顾那个时期的文学研究，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放在金庸身上，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一般来讲，文学批评也讲究“抓热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却很少有人提及，这可能还是和之前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港台通俗文学被视为腐化青少年心灵的“毒草”，故而，武侠小说家金庸也难以在大陆文坛站稳脚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金庸作品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甚至之前对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十分肯定，说其是“夸大其词”，只符合青年人审美趣味的知名学者钱理群，在闲暇中读到金庸原著时，也是爱不释手。在一次关于金庸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上，钱理群教授正式发声，认为金庸的作品应该被纳入到文学史的研究中来。除此之外，著名学者陈平原、戴锦华等也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认可。他们普遍认为，以金庸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在大陆读者中影响巨大，而相关研究没能跟上脚步，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庸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1994年，连续发生的3件事标志着金庸登堂入室，成为殿堂级人物：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4位，名列鲁迅、沈从文等人之后;三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2]自此，金庸武侠小说也以“经典化”的形象开始被读者与研究者广泛接受，虽然质疑金庸及其作品的声音依旧存在，但已经不是文学批评中的主流。
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从问世到被“经典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金庸被主流文学史接受与推崇的这条路也充满坎坷，但越是争议重重，越说明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经历过争议与质疑而屹然不倒，才是金庸武侠的魅力所在。正如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再复所言：“书写出来的当代文学史有太多的扭曲和偏见，在这样的框架下根本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金庸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3]
二、“金庸热”推动了全民阅读与出版业的繁荣
金庸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自20世纪70年代传入内地之后，更是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据相关数据统计，金庸的武侠小说曾创造多个纪录，而读者数量第一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个“第一”不仅表现在当年金庸武侠小说的畅销程度上，也表现在读者对小说的好评率与疯狂迷恋上，很多读者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常拿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做比喻，侠骨柔情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手捧金庸大作仿佛就是侠义的化身，十分吸引他人目光。金庸小说的纸质图书，受众群体已经很广，而经由文本改编为电视剧之后，更是尽人皆知，看过电视剧的观众又想领略原著的风采，于是又带来纸质图书的再度畅销，由此形成了一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金庸武侠带动了全民阅读，还可以从金庸小说的版本视角得到确证。据统计，金庸的武侠小说单本出版次数最多的曾经达到两千次以上，销售量曾超过《圣经》，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20世纪50年代的图书出版业尚未成熟，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最早是在报纸上连载。与他同期的武侠作家梁羽生曾跟他同时在香港报纸上定期更新武侠小说，读者在对比阅读中进一步发现了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故金梁二人成为香港武侠的代名词，他们的小说也被冠以“新派武侠小说”之名而被读者争相传阅，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版本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被台湾盗版市场占有的，这个阶段比较混乱，有的是直接在香港报纸的基础上编辑成册，有的是盗用金庸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把男女主人公等名姓一换，偷梁换柱、以假代真。该阶段的金庸小说版本往往不作为后期研究的重点，但它无形中又推动了“金庸热”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在金庸先生封笔之后，他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重点做的一项工作——修订其武侠小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修订工作结束，金庸先后将其代表作交由香港、台湾各大出版社出版，比如香港的明河社、台湾的远景出版社等。这也是我们能见到的早期正式出版的小说版本。后来，金庸武侠小说又先后经历了三联版、花城版等多个版本，关于金庸小说的版本研究，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带动了全民阅读，也对出版业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历程，可以发现港台出版业与大陆出版业的不同特点。就金庸武侠而言，如果最初不是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便很难获得后期的大红大紫，最起码要延迟很多年。台湾的出版业更是如此，那里有多家专门的武侠出版社，成就了一批武侠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经由远景出版社出版后，开始广为流传。而通过大众媒介成名的武打演员、导演等也往往来自港台，这些都和港台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港台文化属于典型的商业文化、通俗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因此，以金庸为代表的新式武侠小说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类通俗文学并非俗不可耐，反而让人读过之后感觉无比酣畅。文学作品一旦有了“泄导人情”的功效，而且是正面疏导，就不能说它是俗文学，故而，金庸的武侠小说被一版再版，读者数不胜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金庸小说重构经典，传播大众文化
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从最初被主流排斥到后期被接纳，再到“经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仅是金庸先生对其作品的修订与完善的过程，也是读者、研究者们对通俗文学的认识、研究发生转变的过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进入内地的。当时，“精英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特别是进入到80年代之后，一批精英知识分子高举精英主义的大旗，主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只有精英知识分子才可以创作出“纯文学”。可以说，通俗文学在这一阶段很难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流行并对精英文化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新的传播媒介兴起，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广，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特别是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介的传播，精英文化开始被“祛魅”，在这一过程中，金庸武侠小说无疑是强有力的一击。“金庸热”本身就已经宣告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金庸武侠被奉为文学经典更是一个重构经典的过程。
想要重構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必须拥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但凡在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难以实现“经典化”。金庸武侠小说无疑在这几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尤其在文学创作这一环节中，金庸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对传统武侠小说有着极高的超越，加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把故事巧妙地融入历史背景中去，给人以真实感。其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多样、有个性，读之令人爱恋，掩卷叫人流连，这样的武侠小说，怎能不打动人心。一旦打动人心，大家就会争相传阅，这就为其成为经典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只有大家都认可的优秀文学作品，才配得上经典的称号，金庸武侠小说无论从情节、人物还是艺术手法上来看，都是大手笔，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与洗礼，成为经典是其发展的必然。
除此之外，金庸的武侠小说还带有中西合璧的性质。首先，其武侠小说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从思想内容来看，金庸的小说往往在主题上流露出家国情怀，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往往都是侠肝义胆、胸怀天下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十分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标准，而金庸也有意将儒侠奉为真正的大侠，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正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极大肯定。此外，金庸本人的古典文化功底也十分深厚，这在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比如，金庸作品中的人名多是有典故出处的，像穆念慈、任盈盈、苗若兰、木婉清、余沧海、岳不群等等，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都能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出处，这样的好名字在金庸作品中比比皆是，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意境，让人觉得韵味无穷。其次，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现代写作中常用的写作技法，比如变形手法的使用，通过大胆的夸张与想象，对作品情节进行突破常规的创造，例如郭靖这位大侠在与敌军交战时使用的“降龙十八掌”就是作者的有意夸张。金庸作品中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化骨绵掌”“辟邪剑法”“鹰爪擒拿功”“九阴白骨爪”等都是作家的有意创作，这种夸张与变形不仅增强了阅读趣味，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变形技法的使用，可能和金庸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与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梁羽生就曾在他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到过金庸是“洋才子”，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画面感较强。但正是因为金庸武侠的中西合璧，才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审美趣味，无形中也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也是金庸武侠持续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喜爱的关键原因。
金庸武侠小说成为经典不是偶然，他的金氏文学解构了我们对传统文学的认知，更给当时的精英文学以有力一击，让大众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金庸自始至终也没有把自己的文学作品打造成“纯文学”，他的作品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代表，其武侠小说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甚至可说，金庸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不仅像一个道学家一样“怨刺上政”，更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思考人生，这样的新派武侠思想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势必会创造文化传播上的神话。现如今，武侠大师已经远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武林情怀还在，从此以后，江湖再无金庸，但金庸的经典，值得我们继续传颂。
|参考文献|
[1]杨兴安. 金庸小说十谈[M].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
[2]1994金庸武侠大师登堂入室[J]. 南方人物周刊，2006（12）.
[3]刘再复. 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 当代作家评论，1998（5）.
【关 键 词】金庸;全民阅读;大众文化;重构经典
【作者单位】田莉莉，黑龙江东方学院。
【基金项目】黑龙江东方学院2016年科研项目（HDFHX160204）。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3.026
金庸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最初是在报纸上连载，作品问世之初，就引起了香港读者的极大关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在内地风靡，不仅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金庸大作，而且其读者群体年龄跨度很大，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在金庸武侠小说最火爆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业空前繁荣，影视媒体也有了新的生机，经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播出后，立刻会引起全民观看与热议。由此，金庸成了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武侠大师，他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爱恨情仇的代名词，一度兴起的全民阅读，给当时单一、乏味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生趣。可以说，金庸正是因为他的侠客情与他为读者织造的侠客梦，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他的武侠小说也因着受众群体之广而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庸的武侠小说具体在何时被内地读者首次阅读，又是哪一部作品最先与内地读者接触，已经无从考证，只知道传入内地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70年代已有金庸小说流入内地，拥之者视之如珍宝，非好友不借，情况和台湾早期差不多。”[1]这段文字是金庸的秘书写下的，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初不是以官方渠道进入内地的，这种私下传播的方式说明它没能进入到主流文学的行列中来。事实上，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港台通俗文学的代表，始终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点，多数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并未提及金庸其人其作。但就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产生的轰动效应来看，金庸无疑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自进入内地就受到读者们的一致欢迎，但它的传播方式和发行渠道都不够正规，大量的盗版書籍充斥市场，甚至仿作也掺杂其中。通常，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作家，必须得有成熟的代表作，且作品应该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与专家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热度一直不减，甚至还由文本改编成电视剧，变得家喻户晓。但是，回顾那个时期的文学研究，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放在金庸身上，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一般来讲，文学批评也讲究“抓热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却很少有人提及，这可能还是和之前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港台通俗文学被视为腐化青少年心灵的“毒草”，故而，武侠小说家金庸也难以在大陆文坛站稳脚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金庸作品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甚至之前对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十分肯定，说其是“夸大其词”，只符合青年人审美趣味的知名学者钱理群，在闲暇中读到金庸原著时，也是爱不释手。在一次关于金庸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上，钱理群教授正式发声，认为金庸的作品应该被纳入到文学史的研究中来。除此之外，著名学者陈平原、戴锦华等也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认可。他们普遍认为，以金庸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在大陆读者中影响巨大，而相关研究没能跟上脚步，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庸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1994年，连续发生的3件事标志着金庸登堂入室，成为殿堂级人物：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4位，名列鲁迅、沈从文等人之后;三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2]自此，金庸武侠小说也以“经典化”的形象开始被读者与研究者广泛接受，虽然质疑金庸及其作品的声音依旧存在，但已经不是文学批评中的主流。
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从问世到被“经典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金庸被主流文学史接受与推崇的这条路也充满坎坷，但越是争议重重，越说明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经历过争议与质疑而屹然不倒，才是金庸武侠的魅力所在。正如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再复所言：“书写出来的当代文学史有太多的扭曲和偏见，在这样的框架下根本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金庸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3]
二、“金庸热”推动了全民阅读与出版业的繁荣
金庸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自20世纪70年代传入内地之后，更是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据相关数据统计，金庸的武侠小说曾创造多个纪录，而读者数量第一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个“第一”不仅表现在当年金庸武侠小说的畅销程度上，也表现在读者对小说的好评率与疯狂迷恋上，很多读者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常拿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做比喻，侠骨柔情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手捧金庸大作仿佛就是侠义的化身，十分吸引他人目光。金庸小说的纸质图书，受众群体已经很广，而经由文本改编为电视剧之后，更是尽人皆知，看过电视剧的观众又想领略原著的风采，于是又带来纸质图书的再度畅销，由此形成了一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金庸武侠带动了全民阅读，还可以从金庸小说的版本视角得到确证。据统计，金庸的武侠小说单本出版次数最多的曾经达到两千次以上，销售量曾超过《圣经》，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20世纪50年代的图书出版业尚未成熟，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最早是在报纸上连载。与他同期的武侠作家梁羽生曾跟他同时在香港报纸上定期更新武侠小说，读者在对比阅读中进一步发现了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故金梁二人成为香港武侠的代名词，他们的小说也被冠以“新派武侠小说”之名而被读者争相传阅，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版本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被台湾盗版市场占有的，这个阶段比较混乱，有的是直接在香港报纸的基础上编辑成册，有的是盗用金庸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把男女主人公等名姓一换，偷梁换柱、以假代真。该阶段的金庸小说版本往往不作为后期研究的重点，但它无形中又推动了“金庸热”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在金庸先生封笔之后，他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重点做的一项工作——修订其武侠小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修订工作结束，金庸先后将其代表作交由香港、台湾各大出版社出版，比如香港的明河社、台湾的远景出版社等。这也是我们能见到的早期正式出版的小说版本。后来，金庸武侠小说又先后经历了三联版、花城版等多个版本，关于金庸小说的版本研究，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带动了全民阅读，也对出版业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历程，可以发现港台出版业与大陆出版业的不同特点。就金庸武侠而言，如果最初不是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便很难获得后期的大红大紫，最起码要延迟很多年。台湾的出版业更是如此，那里有多家专门的武侠出版社，成就了一批武侠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经由远景出版社出版后，开始广为流传。而通过大众媒介成名的武打演员、导演等也往往来自港台，这些都和港台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港台文化属于典型的商业文化、通俗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因此，以金庸为代表的新式武侠小说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类通俗文学并非俗不可耐，反而让人读过之后感觉无比酣畅。文学作品一旦有了“泄导人情”的功效，而且是正面疏导，就不能说它是俗文学，故而，金庸的武侠小说被一版再版，读者数不胜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金庸小说重构经典，传播大众文化
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从最初被主流排斥到后期被接纳，再到“经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仅是金庸先生对其作品的修订与完善的过程，也是读者、研究者们对通俗文学的认识、研究发生转变的过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进入内地的。当时，“精英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特别是进入到80年代之后，一批精英知识分子高举精英主义的大旗，主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只有精英知识分子才可以创作出“纯文学”。可以说，通俗文学在这一阶段很难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流行并对精英文化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新的传播媒介兴起，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广，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特别是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介的传播，精英文化开始被“祛魅”，在这一过程中，金庸武侠小说无疑是强有力的一击。“金庸热”本身就已经宣告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金庸武侠被奉为文学经典更是一个重构经典的过程。
想要重構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必须拥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但凡在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难以实现“经典化”。金庸武侠小说无疑在这几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尤其在文学创作这一环节中，金庸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对传统武侠小说有着极高的超越，加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把故事巧妙地融入历史背景中去，给人以真实感。其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多样、有个性，读之令人爱恋，掩卷叫人流连，这样的武侠小说，怎能不打动人心。一旦打动人心，大家就会争相传阅，这就为其成为经典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只有大家都认可的优秀文学作品，才配得上经典的称号，金庸武侠小说无论从情节、人物还是艺术手法上来看，都是大手笔，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与洗礼，成为经典是其发展的必然。
除此之外，金庸的武侠小说还带有中西合璧的性质。首先，其武侠小说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从思想内容来看，金庸的小说往往在主题上流露出家国情怀，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往往都是侠肝义胆、胸怀天下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十分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标准，而金庸也有意将儒侠奉为真正的大侠，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正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极大肯定。此外，金庸本人的古典文化功底也十分深厚，这在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比如，金庸作品中的人名多是有典故出处的，像穆念慈、任盈盈、苗若兰、木婉清、余沧海、岳不群等等，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都能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出处，这样的好名字在金庸作品中比比皆是，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意境，让人觉得韵味无穷。其次，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现代写作中常用的写作技法，比如变形手法的使用，通过大胆的夸张与想象，对作品情节进行突破常规的创造，例如郭靖这位大侠在与敌军交战时使用的“降龙十八掌”就是作者的有意夸张。金庸作品中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化骨绵掌”“辟邪剑法”“鹰爪擒拿功”“九阴白骨爪”等都是作家的有意创作，这种夸张与变形不仅增强了阅读趣味，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变形技法的使用，可能和金庸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与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梁羽生就曾在他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到过金庸是“洋才子”，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画面感较强。但正是因为金庸武侠的中西合璧，才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审美趣味，无形中也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也是金庸武侠持续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喜爱的关键原因。
金庸武侠小说成为经典不是偶然，他的金氏文学解构了我们对传统文学的认知，更给当时的精英文学以有力一击，让大众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金庸自始至终也没有把自己的文学作品打造成“纯文学”，他的作品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代表，其武侠小说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甚至可说，金庸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不仅像一个道学家一样“怨刺上政”，更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思考人生，这样的新派武侠思想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势必会创造文化传播上的神话。现如今，武侠大师已经远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武林情怀还在，从此以后，江湖再无金庸，但金庸的经典，值得我们继续传颂。
|参考文献|
[1]杨兴安. 金庸小说十谈[M].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
[2]1994金庸武侠大师登堂入室[J]. 南方人物周刊，2006（12）.
[3]刘再复. 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 当代作家评论，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