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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女人，那么博学，不简单。”《第二性》的中文译者郑克鲁声音洪亮地评价波伏娃，他更愿意将波伏娃视为女性主义的开端人和奠基者，而非女权主义者。
12月14日上午，2012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郑克鲁凭借翻译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获得了本届非虚构类奖项。他肯定了《第二性》的独特价值，在颁奖典礼上引得全场掌声，“我以前也写过法国文学史，就谈她的小说，我现在要大胆地改掉，要谈她的《第二性》。”73岁的上海老人郑克鲁留着发白的短发，精神矍铄。
当天下午，北京的雪还在融化。他回到位于朝阳门的酒店，褪去外衣，打开空调制热，然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虽然《第二性》囊括了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历史、文学等领域的知识，“一般人以为牵涉那么多学科，翻译起来一定就很难吧，其实难的并不在这里，难在她自己创造的存在主义新词，词典上都查不到，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作为翻译家和大学教师，“郑克鲁”这个名字被广为人知的是他翻译过《茶花女》《悲惨世界》和《基督山恩仇记》等法国名著，“每年都要再版几次”，而他编著的《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也为当代大学生熟知。
真正的全译本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也曾掀起过存在主义的思潮，“当时谈法国文学或哲学，就是萨特、加缪和波伏娃。”郑克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那个年代，波伏娃的小说《女宾》《他人之血》《人都是要死的》以及曾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被广为人知，而理论作品《第二性》也开始被引进翻译，版本众多。
郑克鲁介绍说，《第二性》此前的国内翻译几乎都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虽然很多译本上标榜着“全译本”，但英文版往往因举例太多或“不雅”为由有所删节，所以中国读者更未能读到真正的“全译本”。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此前法国的版权方对中国大陆通过英文翻译波伏娃作品的方式极为不满。
“男人在性交中只使用外部器官，女人却要被戳入身体内部”“她受到抚摸，被插入，她要忍受性交，而男人主动消耗自己”，诸如这样的句子在这一次的中文版中经常可以读到，而这正是作者波伏娃反复举例强调的内容，如实翻译才能体现作者用意。在郑克鲁看来，波伏娃虽然自己作为女性，但她承认女人在人类史、生物学上的“第二性”或“被统治”的事实，并有客观的评价，这是波伏娃了不起的地方，那些删节的恰恰是《第二性》的精华和趣味段。“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是波伏娃的顶尖作品。”郑克鲁在自己译本的“翻译后记”中评价道。
10年前，郑克鲁接到出版社邀请，请他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作品。“我觉得，杜拉斯除了《情人》外，其他小说都不行，所以不愿意花工夫。”郑克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后来，出版社又找到他，要他翻译波伏娃的《第二性》，当然是由法文原著翻译，郑克鲁才欣然接受。
“大的轮廓就是直译，所谓信达雅，首先要翻译准确。”郑克鲁说，“有时候即使多了一个‘了’或‘的’也是不行的。笔头的翻译，每一句话都不能绕过去，更不能像英文版有时候去缩写或删节。”
2004年到2006年，郑克鲁用了两年时间翻译该书，编辑和校对过程也花了很大工夫，以至于错过了2008年波伏娃诞辰100周年的出版时机。直到2011年，新版《第二性》才正式面世。由此，这一版腰封所述“独家授权法译中唯一全译本”，也总算实至名归。
“一页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算完蛋了”
“我们翻译也不是奔着稿费来的，不然早就不译了，尤其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完全是凭兴趣。”郑克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文革后”，郑克鲁一个月工资60元，而翻译一个6万字的中篇能赚到7个月工资。而如今译著的稿酬仍停留在千字60元到80元。
“文革”刚结束，郑克鲁翻译的第一篇作品，即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当时，《世界文学》复刊，跟他要了一篇稿子。“文革”中，他就看过巴尔扎克百分之九十的法文原著，“文革”后，他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同事一起编写外国文学史，所以能接触到更多的原著作品。
此后，外地的出版社又找到他，问他还有没有翻译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我说还有，就又给了个短篇。然后到沈阳去开会，春风译丛给我出了一期专刊。后来又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译作，巴尔扎克的《家族复仇》。”
在1980年代，外国文学作品不断进入中国，郑克鲁一边编写大学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从事教学和研究，同时又与人合译了乔治·桑的《康素爱萝》，70万字的大部头，“从此也走上了翻译之路。”并因为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歇·马丁·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在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教育勋章。
1990年代，他又翻译了《基督山复仇记》和《茶花女》。事实上，这两部名著也早有翻译，“但重译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郑克鲁说。
他回忆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先锋派作家马原就跟他说过，“傅雷的文字比较老。”“我当时说，‘老吗？’还不觉得傅雷的文字老。他们年轻的作家比较敏感，如果年轻人说文字老了，可能就过时了。”郑克鲁坐在酒店房间的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到，以前字典条件有限，翻译可能会有错误或者理解上会有偏差。
“而且，重译，我的标准是要超过前人，不然没有意义。”郑克鲁说，做翻译的人对文字很敏感，“比如一页里面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算完蛋了。我对美丽的意思，至少掌握了十来个词，就是要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
“提高语言都是靠自己”
“理解一门语言不容易啊。”郑克鲁感慨道。夜色降临，他望向酒店窗外的霓虹灯，此次从上海来北京领奖，他只呆两三天。他笑着说，自己的口音明显就不是北京腔，虽然年轻时在北京呆过。
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对俄罗斯与法国的文学很感兴趣。1957年，北京大学的俄文专业不招生，他就报考了法文，考上了。1962年从北大毕业，郑克鲁到社科院念研究生，研究生一结束后就赶上了“文革”，只好去河南信阳搞劳动、搞运动。
“文革”后期，跟众多青年人一样，他觉得自己在运动中“受骗了”，于是开始重拾法语，虽然“前途很渺茫”。
“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啊，当时还年轻嘛。”郑克鲁回忆说。
当时，他就开始花时间背法语字典。早上看几页字典，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上午在开会前三分钟背生字，或者有人作报告，“我开个小差也背”。中午下午同样如此，晚上在蚊帐里打个手电筒再背几页字典。
开批判大会时，郑克鲁和旁人一样拿出《毛主席语录》，只不过这“红宝书”是法语版的。“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吧，‘最高指示’也有法语版。我用这些办法，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法语环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提高语言都是靠自己的，大学几年肯定是不够的。现在我跟自己学生讲，他们都学不了，现在的学生不肯下苦工夫。”郑克鲁说。
几十年后，郑克鲁回想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学习外语就两个字“反复”。“我跟中文系的学生开课，告诉他们怎么学外语，我跟他们说，‘反复’是捷径，把他们都吓坏了。”郑克鲁笑道。
虽然是外语专业出身，但郑克鲁仍很重视中文。在他的观察中，当代大学生对中文并不重视。而翻译，不仅在于外语水平达标，更在中文的表达利落。对外语学习的粗疏以及对母语的怠慢，让如今的年轻中文译者水准参差不齐。一部译著刚一出版，书评网站经常骂声一片，各种错讹有时让人啼笑皆非。由于译著稿费过低，很多年轻人已不愿再执译笔。被人奉为经典的译本仍是郑克鲁那一代翻译家的作品。
今年，郑克鲁还出版了一本60万字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相较以前的版本，他特意选出了莫泊桑作品中的“怪诞（惊悚）篇”。
“国内一般認为莫泊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其实有一些误解，他的处女作就是怪诞小说，这类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续到他去世。”郑克鲁介绍到，“他是得过神经病的，虽然病好了，但也留下了很多他的幻象。法国人认为莫泊桑有两个短篇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羊脂球》，另外一个就是《奥尔拉》，后者便是怪诞小说。”后者在中国读书界，一直被遮蔽。
当然，关于莫泊桑的小说编选，版本已经多如牛毛。经常有人问，“怎么挑选译本”。郑克鲁说，“看开头，对照译文。再到网上看读者意见，民意说哪个译本好，就差不到哪里去。”
这确实是评判译本优劣的“天机”：读者和时间的筛选。
12月14日上午，2012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郑克鲁凭借翻译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获得了本届非虚构类奖项。他肯定了《第二性》的独特价值，在颁奖典礼上引得全场掌声，“我以前也写过法国文学史，就谈她的小说，我现在要大胆地改掉，要谈她的《第二性》。”73岁的上海老人郑克鲁留着发白的短发，精神矍铄。
当天下午，北京的雪还在融化。他回到位于朝阳门的酒店，褪去外衣，打开空调制热，然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虽然《第二性》囊括了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历史、文学等领域的知识，“一般人以为牵涉那么多学科，翻译起来一定就很难吧，其实难的并不在这里，难在她自己创造的存在主义新词，词典上都查不到，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作为翻译家和大学教师，“郑克鲁”这个名字被广为人知的是他翻译过《茶花女》《悲惨世界》和《基督山恩仇记》等法国名著，“每年都要再版几次”，而他编著的《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也为当代大学生熟知。
真正的全译本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也曾掀起过存在主义的思潮，“当时谈法国文学或哲学，就是萨特、加缪和波伏娃。”郑克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那个年代，波伏娃的小说《女宾》《他人之血》《人都是要死的》以及曾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被广为人知，而理论作品《第二性》也开始被引进翻译，版本众多。
郑克鲁介绍说，《第二性》此前的国内翻译几乎都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虽然很多译本上标榜着“全译本”，但英文版往往因举例太多或“不雅”为由有所删节，所以中国读者更未能读到真正的“全译本”。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此前法国的版权方对中国大陆通过英文翻译波伏娃作品的方式极为不满。
“男人在性交中只使用外部器官，女人却要被戳入身体内部”“她受到抚摸，被插入，她要忍受性交，而男人主动消耗自己”，诸如这样的句子在这一次的中文版中经常可以读到，而这正是作者波伏娃反复举例强调的内容，如实翻译才能体现作者用意。在郑克鲁看来，波伏娃虽然自己作为女性，但她承认女人在人类史、生物学上的“第二性”或“被统治”的事实，并有客观的评价，这是波伏娃了不起的地方，那些删节的恰恰是《第二性》的精华和趣味段。“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是波伏娃的顶尖作品。”郑克鲁在自己译本的“翻译后记”中评价道。
10年前，郑克鲁接到出版社邀请，请他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作品。“我觉得，杜拉斯除了《情人》外，其他小说都不行，所以不愿意花工夫。”郑克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后来，出版社又找到他，要他翻译波伏娃的《第二性》，当然是由法文原著翻译，郑克鲁才欣然接受。
“大的轮廓就是直译，所谓信达雅，首先要翻译准确。”郑克鲁说，“有时候即使多了一个‘了’或‘的’也是不行的。笔头的翻译，每一句话都不能绕过去，更不能像英文版有时候去缩写或删节。”
2004年到2006年，郑克鲁用了两年时间翻译该书，编辑和校对过程也花了很大工夫，以至于错过了2008年波伏娃诞辰100周年的出版时机。直到2011年，新版《第二性》才正式面世。由此，这一版腰封所述“独家授权法译中唯一全译本”，也总算实至名归。
“一页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算完蛋了”
“我们翻译也不是奔着稿费来的，不然早就不译了，尤其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完全是凭兴趣。”郑克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文革后”，郑克鲁一个月工资60元，而翻译一个6万字的中篇能赚到7个月工资。而如今译著的稿酬仍停留在千字60元到80元。
“文革”刚结束，郑克鲁翻译的第一篇作品，即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当时，《世界文学》复刊，跟他要了一篇稿子。“文革”中，他就看过巴尔扎克百分之九十的法文原著，“文革”后，他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同事一起编写外国文学史，所以能接触到更多的原著作品。
此后，外地的出版社又找到他，问他还有没有翻译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我说还有，就又给了个短篇。然后到沈阳去开会，春风译丛给我出了一期专刊。后来又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译作，巴尔扎克的《家族复仇》。”
在1980年代，外国文学作品不断进入中国，郑克鲁一边编写大学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从事教学和研究，同时又与人合译了乔治·桑的《康素爱萝》，70万字的大部头，“从此也走上了翻译之路。”并因为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歇·马丁·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在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教育勋章。
1990年代，他又翻译了《基督山复仇记》和《茶花女》。事实上，这两部名著也早有翻译，“但重译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郑克鲁说。
他回忆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先锋派作家马原就跟他说过，“傅雷的文字比较老。”“我当时说，‘老吗？’还不觉得傅雷的文字老。他们年轻的作家比较敏感，如果年轻人说文字老了，可能就过时了。”郑克鲁坐在酒店房间的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到，以前字典条件有限，翻译可能会有错误或者理解上会有偏差。
“而且，重译，我的标准是要超过前人，不然没有意义。”郑克鲁说，做翻译的人对文字很敏感，“比如一页里面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算完蛋了。我对美丽的意思，至少掌握了十来个词，就是要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
“提高语言都是靠自己”
“理解一门语言不容易啊。”郑克鲁感慨道。夜色降临，他望向酒店窗外的霓虹灯，此次从上海来北京领奖，他只呆两三天。他笑着说，自己的口音明显就不是北京腔，虽然年轻时在北京呆过。
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对俄罗斯与法国的文学很感兴趣。1957年，北京大学的俄文专业不招生，他就报考了法文，考上了。1962年从北大毕业，郑克鲁到社科院念研究生，研究生一结束后就赶上了“文革”，只好去河南信阳搞劳动、搞运动。
“文革”后期，跟众多青年人一样，他觉得自己在运动中“受骗了”，于是开始重拾法语，虽然“前途很渺茫”。
“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啊，当时还年轻嘛。”郑克鲁回忆说。
当时，他就开始花时间背法语字典。早上看几页字典，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上午在开会前三分钟背生字，或者有人作报告，“我开个小差也背”。中午下午同样如此，晚上在蚊帐里打个手电筒再背几页字典。
开批判大会时，郑克鲁和旁人一样拿出《毛主席语录》，只不过这“红宝书”是法语版的。“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吧，‘最高指示’也有法语版。我用这些办法，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法语环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提高语言都是靠自己的，大学几年肯定是不够的。现在我跟自己学生讲，他们都学不了，现在的学生不肯下苦工夫。”郑克鲁说。
几十年后，郑克鲁回想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学习外语就两个字“反复”。“我跟中文系的学生开课，告诉他们怎么学外语，我跟他们说，‘反复’是捷径，把他们都吓坏了。”郑克鲁笑道。
虽然是外语专业出身，但郑克鲁仍很重视中文。在他的观察中，当代大学生对中文并不重视。而翻译，不仅在于外语水平达标，更在中文的表达利落。对外语学习的粗疏以及对母语的怠慢，让如今的年轻中文译者水准参差不齐。一部译著刚一出版，书评网站经常骂声一片，各种错讹有时让人啼笑皆非。由于译著稿费过低，很多年轻人已不愿再执译笔。被人奉为经典的译本仍是郑克鲁那一代翻译家的作品。
今年，郑克鲁还出版了一本60万字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相较以前的版本，他特意选出了莫泊桑作品中的“怪诞（惊悚）篇”。
“国内一般認为莫泊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其实有一些误解，他的处女作就是怪诞小说，这类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续到他去世。”郑克鲁介绍到，“他是得过神经病的，虽然病好了，但也留下了很多他的幻象。法国人认为莫泊桑有两个短篇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羊脂球》，另外一个就是《奥尔拉》，后者便是怪诞小说。”后者在中国读书界，一直被遮蔽。
当然，关于莫泊桑的小说编选，版本已经多如牛毛。经常有人问，“怎么挑选译本”。郑克鲁说，“看开头，对照译文。再到网上看读者意见，民意说哪个译本好，就差不到哪里去。”
这确实是评判译本优劣的“天机”：读者和时间的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