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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宋元时期，中朝两国交流更为广泛深入，我国的制瓷技术也因此首先传入朝鲜。朝鲜陶瓷的产生、发展深受中国陶瓷烧造技术的影响。朝鲜的高丽青瓷早期以越窑青瓷的窑业技术为基础，后期高丽工匠逐渐融入本民族文化元素，独创出闻名遐迩的“象嵌青瓷”。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辽阳，元代作为辽阳行省治所、明代作为辽东都司治所、后金作为都城“东京城”所在地，一直以来为朝鲜入中朝贡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因此在辽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朝鲜瓷器。辽阳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高丽青瓷、李朝瓷器，这些瓷器品相完整，造型纹饰精美，值得一一赏析。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专指朝鲜半岛高丽时期（918—1392），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
高丽青瓷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尚属粗青瓷。到了10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全盘继承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工艺基础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石灰为原料配制胎、釉，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变。到了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高丽青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两个鼎盛期，即前期以纯青瓷“翡色青瓷”为代表的全盛期和以“象嵌青瓷”为代表的鼎盛期。
“翡色青瓷”是指其釉色青翠靓丽，釉面透亮的一种纯青色瓷器。其中“翡色”之“翡”并非汉语词典中解释的“是一种粉红色”，而是一种美丽清澈的青色。成书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由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象嵌青瓷”被我国称之为“镶嵌青瓷”，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象嵌”是高丽所特有的青瓷装饰技法，是在青釉瓷器的釉下显现出黑白两色纹样的装饰效果，其工艺核心是“刻”、“填”技术，而与“镶嵌”工艺无关，故“镶嵌青瓷”名不符实。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的瓷胎上，按上刻有纹饰的模具或用木竹铁等工具刻画出图案线条，再用黑白两色土料（其质料应该是化妆土一类的物质）填充花纹图案，然后刮去填充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经过素烧再施青釉高温烧成。“高丽象嵌青瓷”的釉色青绿清晰、黑白花纹线条柔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装饰效果鲜明美丽，风格沉静优美，具有典雅的艺术气质，被誉为朝鲜的瓷中之宝。
青瓷嵌菊花纹碗（图1），1972年4月出土于辽阳北园6号墓。碗通高5.5、口径8.6、足径4厘米。口微敛，口沿有部分残损，深腹，圈足，器底有三个支烧痕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灰。胎体质地较粗，胎呈灰色，碗内外布满细小的开片。在该碗外壁口沿饰白色几何纹饰一周，腹部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嵌三朵白色折枝团菊花纹饰，内壁则无纹饰。
该碗的形态与中国宋代定窑、景德镇窑中常见的淡雅姿态相似，而碗口缘部的柔和处理则表现出了独特的高丽风格。从12世纪，高丽的匠人们开始在青瓷装饰上使用象嵌技法，起初就像这只碗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尝试性地在口缘等部分位置上使用。从纹饰看还留有阴刻的痕迹，碗的内壁基本没有纹饰，外壁也只雕绘一些简单纹饰。青釉底下的白色化妆土略微有些伏翘，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象嵌技法还不够娴熟。
青瓷嵌荔枝纹碗（图2），1976年出土于辽阳市庞夹河1号墓。该碗通高9、口径19、底径6.9厘米。器口微敛、壁外敞，腹斜直内收，圈足，碗底明显下凹，内有三个支烧痕迹。该碗通体施青釉，釉质润泽，釉下嵌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纹饰。内外口沿均饰卷草纹。内壁釉下白粉嵌四组折枝荔枝纹，中间饰折枝菊花一朵（图3）。器外壁嵌四个圆形开光，内刻填白色团菊花图案，开光间隔处，满饰卷草窝叶纹。在靠近底边部位，等距间隔嵌有四小朵对称的折枝菊花。整个器物造型丰满，纹饰精美雅致。
青瓷嵌菊花纹盒（图4），1971年9月出土于辽阳市北园5号墓。该盒通高3.5、口径8.3、足径5厘米。此盒用来盛装化妆用品。该器分为盖和盒两部分，盖与盒口以子母口相扣合后呈扁圆形。该器胎体厚重，直壁，浅圈足，足内有三个支烧痕迹。内外施青釉，釉下纹饰以黑白色化妆土镶嵌。器盖平顶中心刻圆形开光，内嵌三朵白色团菊花纹，外围一周绕菊花图案，在器物肩部，两对双线开光之间，精心刻制了呈同心圆形的串珠图案，上下口沿相接处均环雕变形的唐草纹。器内饰青釉，无纹饰。盒与盖接触的地方和台脚的部分挂釉。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密而不乱，代表高丽象嵌青瓷较高水平。
青瓷嵌菊花纹枕（图5），1964年出土于辽阳县兰家乡石灰窑村。该枕呈长方束腰形，长17.4、宽11.4、高10、束腰处高9厘米，重1512克，为国家一级文物。胎呈灰色，通体施青釉，枕端一侧有四个支烧痕迹，釉面个别部位失亮。釉下纹饰主要以白色化妆土镶嵌，偶加黑粉点染。瓷枕六面均以白粉嵌成双线边框，且互不连接。瓷枕头上下面中心刻双线圆形开光，内饰一朵白色折枝菊花纹，开光外两侧并列刻有三朵折枝菊花图案，四角刻双弧线，均用白粉填嵌，内嵌单菊花纹。枕前后壁满刻卷草窝叶纹饰。枕两端各有一圆气孔，外绕双线同心圆，四角各嵌折枝菊花一朵。从瓷枕的纹饰、造型、胎釉等方面分析，为高丽中期象嵌青瓷工艺较高水平的代表作，与之相似的瓷枕在韩国也有发现。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青瓷嵌牡丹云鹤纹枕”（图6），该枕高12、长23.3厘米，是现存高丽青瓷象嵌枕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它由六块瓷板粘贴而成，枕面两头高中间低，四块枕面以抛物线形从四方的枕头角弯曲伸向内侧，上下两面的中央用黑白镶嵌技法镶嵌出大同心圆，里面镶嵌着云和鹤。沿枕头角的边缘以黑白粉嵌有莲瓣纹带，各个面上还饰有唐草纹。整个枕面设计巧妙，别具一格，是高丽王朝时期的标准器物。 李朝瓷器
李朝（1392—1910）瓷器继承并发展了高丽瓷器的生产技术，还创烧了粉青砂器、白瓷、青花、黑釉、灰釉、泥釉等多种品类，其中以粉青砂器和白瓷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
李朝前期，陶瓷的代表性产品是粉青砂器。粉青砂器是“粉妆灰青釉砂器”的简称，产生于高丽末期。粉青砂器并不是简单延续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而是根据这一时期的爱好需求有新的变化。其器胎呈灰色或灰黑色，上白色化妆土进行装饰，再施一层淡灰青釉或透明釉烧制而成，釉色中略带淡茶或淡黄色调（图7）。根据在白色化妆土上施用的不同的装饰手法，粉青砂器可分为镶嵌与印花粉青、划花与剔地粉青、铁绘粉青等种类。“壬辰之乱” （1592—1598）以后，前期盛产的粉青砂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白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产品。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器型、釉色、纹样都有所不同，以后逐渐演变出青花、铁砂、辰砂等几种新式瓷器。其中值得称赞的为李朝青花瓷器。
李朝的青花最初使用的青料是从中国输入的回青，因青料价格昂贵，故产品数量稀少。早期李朝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多效仿中国的明代青花瓷器，据《慵斋丛话》载：“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朝杂用彩绘，求回青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带有铭文“弘治二年”（1489）的“松竹子梅纹梅瓶”，是现存最早的李朝青花瓷，其器型、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中国明代永宣青花难分伯仲。15世纪晚期，在朝鲜全罗南道的顺天、平安南道的成川等地相继发现类似回青的颜料，李朝的工匠开始用本地的青料烧制青花瓷，不过烧制出的青花色调偏蓝黑，所画图案也很草率。到18世纪中晚期的英祖和正祖时，由于朝鲜青花颜料的大量发现，官窑及各地民窑都烧造了大量的青花瓷器，过去只有王室、士大夫才能享用的青花瓷器才得以在民间推广。此时的青花产品沉静而质朴，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影响，表现出朝鲜的民族情调。青花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如方形、六角、八角、十二角等），口沿变得薄巧了。以淡雅的蓝色和轻灵的用笔所画的“梅、兰、竹、菊”和“潇湘八景”等山水，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意境，开拓出李朝时代独特的审美领域。
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日常生活的饮用器具增多，造型更敦实厚重，画风亦趋多样化。纹样也超越“四君子”和山水的范畴，出现莲花、牡丹、松树、虎鹤、瑞兽、吉祥文字等反映平民世俗情感的新图样。装饰图案并不只拘于一隅而几乎布满整个器壁，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与祈望。
青花铁砂松虎纹罐（图8、9），该器高31.1、腹径20.4、口径10.4、底径12.5厘米。直口宽肩，腹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瘦，底部外展，圈足微外撇，底为二层台式，造型平稳。白瓷胎，施青白釉，釉面泛灰青色，器身布满细小开片。先以青花描画远山近松和立于山坡上的猛虎，再用铁砂、褐彩点染山间草木丛林、树干松枝和猛虎的斑纹。罐身一面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立于山坡之上，树顶枝叶繁密枝干盘曲嶙峋；一面绘高山猛虎，远处高山层峦叠嶂，近处一猛虎展身回首，二目圆睁，环视四野，鬃毛斑纹尽显，虎口张开有气吞山河之势。该器应为李朝晚期制品。辽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铁砂松虎纹罐”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内收藏的“青花松下虎纹罐”，在器型、装饰风格上颇为相似。这件“青花松下虎纹罐”高42厘米，白瓷胎，施白釉，通体青花纹饰，口沿绘有如意云头纹，器身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树枝上立一只喜鹊向树下张望，树下一只布满斑斓花纹的大虎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正虎视眈眈地回首望着喜鹊。为18世纪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
古朝鲜瓷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方法等都深受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影响。朝鲜人民又把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继而发展创新。高丽瓷在继承、吸收中国制瓷技术与装饰手法的过程中能较好地融入高丽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独立青瓷体系。其中的“象嵌”青瓷是高丽民族对世纪陶瓷艺术的最大贡献。
李朝的青花瓷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青花色调淡雅，画面凝练，余白较多，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精美华丽的高丽青瓷和简素质朴的青花瓷器，反映了朝鲜民族的高超技术和独特智慧。
辽阳，元代作为辽阳行省治所、明代作为辽东都司治所、后金作为都城“东京城”所在地，一直以来为朝鲜入中朝贡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因此在辽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朝鲜瓷器。辽阳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高丽青瓷、李朝瓷器，这些瓷器品相完整，造型纹饰精美，值得一一赏析。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专指朝鲜半岛高丽时期（918—1392），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
高丽青瓷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尚属粗青瓷。到了10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全盘继承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工艺基础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石灰为原料配制胎、釉，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变。到了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高丽青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两个鼎盛期，即前期以纯青瓷“翡色青瓷”为代表的全盛期和以“象嵌青瓷”为代表的鼎盛期。
“翡色青瓷”是指其釉色青翠靓丽，釉面透亮的一种纯青色瓷器。其中“翡色”之“翡”并非汉语词典中解释的“是一种粉红色”，而是一种美丽清澈的青色。成书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由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象嵌青瓷”被我国称之为“镶嵌青瓷”，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象嵌”是高丽所特有的青瓷装饰技法，是在青釉瓷器的釉下显现出黑白两色纹样的装饰效果，其工艺核心是“刻”、“填”技术，而与“镶嵌”工艺无关，故“镶嵌青瓷”名不符实。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的瓷胎上，按上刻有纹饰的模具或用木竹铁等工具刻画出图案线条，再用黑白两色土料（其质料应该是化妆土一类的物质）填充花纹图案，然后刮去填充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经过素烧再施青釉高温烧成。“高丽象嵌青瓷”的釉色青绿清晰、黑白花纹线条柔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装饰效果鲜明美丽，风格沉静优美，具有典雅的艺术气质，被誉为朝鲜的瓷中之宝。
青瓷嵌菊花纹碗（图1），1972年4月出土于辽阳北园6号墓。碗通高5.5、口径8.6、足径4厘米。口微敛，口沿有部分残损，深腹，圈足，器底有三个支烧痕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灰。胎体质地较粗，胎呈灰色，碗内外布满细小的开片。在该碗外壁口沿饰白色几何纹饰一周，腹部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嵌三朵白色折枝团菊花纹饰，内壁则无纹饰。
该碗的形态与中国宋代定窑、景德镇窑中常见的淡雅姿态相似，而碗口缘部的柔和处理则表现出了独特的高丽风格。从12世纪，高丽的匠人们开始在青瓷装饰上使用象嵌技法，起初就像这只碗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尝试性地在口缘等部分位置上使用。从纹饰看还留有阴刻的痕迹，碗的内壁基本没有纹饰，外壁也只雕绘一些简单纹饰。青釉底下的白色化妆土略微有些伏翘，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象嵌技法还不够娴熟。
青瓷嵌荔枝纹碗（图2），1976年出土于辽阳市庞夹河1号墓。该碗通高9、口径19、底径6.9厘米。器口微敛、壁外敞，腹斜直内收，圈足，碗底明显下凹，内有三个支烧痕迹。该碗通体施青釉，釉质润泽，釉下嵌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纹饰。内外口沿均饰卷草纹。内壁釉下白粉嵌四组折枝荔枝纹，中间饰折枝菊花一朵（图3）。器外壁嵌四个圆形开光，内刻填白色团菊花图案，开光间隔处，满饰卷草窝叶纹。在靠近底边部位，等距间隔嵌有四小朵对称的折枝菊花。整个器物造型丰满，纹饰精美雅致。
青瓷嵌菊花纹盒（图4），1971年9月出土于辽阳市北园5号墓。该盒通高3.5、口径8.3、足径5厘米。此盒用来盛装化妆用品。该器分为盖和盒两部分，盖与盒口以子母口相扣合后呈扁圆形。该器胎体厚重，直壁，浅圈足，足内有三个支烧痕迹。内外施青釉，釉下纹饰以黑白色化妆土镶嵌。器盖平顶中心刻圆形开光，内嵌三朵白色团菊花纹，外围一周绕菊花图案，在器物肩部，两对双线开光之间，精心刻制了呈同心圆形的串珠图案，上下口沿相接处均环雕变形的唐草纹。器内饰青釉，无纹饰。盒与盖接触的地方和台脚的部分挂釉。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密而不乱，代表高丽象嵌青瓷较高水平。
青瓷嵌菊花纹枕（图5），1964年出土于辽阳县兰家乡石灰窑村。该枕呈长方束腰形，长17.4、宽11.4、高10、束腰处高9厘米，重1512克，为国家一级文物。胎呈灰色，通体施青釉，枕端一侧有四个支烧痕迹，釉面个别部位失亮。釉下纹饰主要以白色化妆土镶嵌，偶加黑粉点染。瓷枕六面均以白粉嵌成双线边框，且互不连接。瓷枕头上下面中心刻双线圆形开光，内饰一朵白色折枝菊花纹，开光外两侧并列刻有三朵折枝菊花图案，四角刻双弧线，均用白粉填嵌，内嵌单菊花纹。枕前后壁满刻卷草窝叶纹饰。枕两端各有一圆气孔，外绕双线同心圆，四角各嵌折枝菊花一朵。从瓷枕的纹饰、造型、胎釉等方面分析，为高丽中期象嵌青瓷工艺较高水平的代表作，与之相似的瓷枕在韩国也有发现。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青瓷嵌牡丹云鹤纹枕”（图6），该枕高12、长23.3厘米，是现存高丽青瓷象嵌枕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它由六块瓷板粘贴而成，枕面两头高中间低，四块枕面以抛物线形从四方的枕头角弯曲伸向内侧，上下两面的中央用黑白镶嵌技法镶嵌出大同心圆，里面镶嵌着云和鹤。沿枕头角的边缘以黑白粉嵌有莲瓣纹带，各个面上还饰有唐草纹。整个枕面设计巧妙，别具一格，是高丽王朝时期的标准器物。 李朝瓷器
李朝（1392—1910）瓷器继承并发展了高丽瓷器的生产技术，还创烧了粉青砂器、白瓷、青花、黑釉、灰釉、泥釉等多种品类，其中以粉青砂器和白瓷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
李朝前期，陶瓷的代表性产品是粉青砂器。粉青砂器是“粉妆灰青釉砂器”的简称，产生于高丽末期。粉青砂器并不是简单延续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而是根据这一时期的爱好需求有新的变化。其器胎呈灰色或灰黑色，上白色化妆土进行装饰，再施一层淡灰青釉或透明釉烧制而成，釉色中略带淡茶或淡黄色调（图7）。根据在白色化妆土上施用的不同的装饰手法，粉青砂器可分为镶嵌与印花粉青、划花与剔地粉青、铁绘粉青等种类。“壬辰之乱” （1592—1598）以后，前期盛产的粉青砂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白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产品。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器型、釉色、纹样都有所不同，以后逐渐演变出青花、铁砂、辰砂等几种新式瓷器。其中值得称赞的为李朝青花瓷器。
李朝的青花最初使用的青料是从中国输入的回青，因青料价格昂贵，故产品数量稀少。早期李朝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多效仿中国的明代青花瓷器，据《慵斋丛话》载：“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朝杂用彩绘，求回青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带有铭文“弘治二年”（1489）的“松竹子梅纹梅瓶”，是现存最早的李朝青花瓷，其器型、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中国明代永宣青花难分伯仲。15世纪晚期，在朝鲜全罗南道的顺天、平安南道的成川等地相继发现类似回青的颜料，李朝的工匠开始用本地的青料烧制青花瓷，不过烧制出的青花色调偏蓝黑，所画图案也很草率。到18世纪中晚期的英祖和正祖时，由于朝鲜青花颜料的大量发现，官窑及各地民窑都烧造了大量的青花瓷器，过去只有王室、士大夫才能享用的青花瓷器才得以在民间推广。此时的青花产品沉静而质朴，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影响，表现出朝鲜的民族情调。青花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如方形、六角、八角、十二角等），口沿变得薄巧了。以淡雅的蓝色和轻灵的用笔所画的“梅、兰、竹、菊”和“潇湘八景”等山水，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意境，开拓出李朝时代独特的审美领域。
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日常生活的饮用器具增多，造型更敦实厚重，画风亦趋多样化。纹样也超越“四君子”和山水的范畴，出现莲花、牡丹、松树、虎鹤、瑞兽、吉祥文字等反映平民世俗情感的新图样。装饰图案并不只拘于一隅而几乎布满整个器壁，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与祈望。
青花铁砂松虎纹罐（图8、9），该器高31.1、腹径20.4、口径10.4、底径12.5厘米。直口宽肩，腹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瘦，底部外展，圈足微外撇，底为二层台式，造型平稳。白瓷胎，施青白釉，釉面泛灰青色，器身布满细小开片。先以青花描画远山近松和立于山坡上的猛虎，再用铁砂、褐彩点染山间草木丛林、树干松枝和猛虎的斑纹。罐身一面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立于山坡之上，树顶枝叶繁密枝干盘曲嶙峋；一面绘高山猛虎，远处高山层峦叠嶂，近处一猛虎展身回首，二目圆睁，环视四野，鬃毛斑纹尽显，虎口张开有气吞山河之势。该器应为李朝晚期制品。辽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铁砂松虎纹罐”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内收藏的“青花松下虎纹罐”，在器型、装饰风格上颇为相似。这件“青花松下虎纹罐”高42厘米，白瓷胎，施白釉，通体青花纹饰，口沿绘有如意云头纹，器身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树枝上立一只喜鹊向树下张望，树下一只布满斑斓花纹的大虎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正虎视眈眈地回首望着喜鹊。为18世纪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
古朝鲜瓷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方法等都深受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影响。朝鲜人民又把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继而发展创新。高丽瓷在继承、吸收中国制瓷技术与装饰手法的过程中能较好地融入高丽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独立青瓷体系。其中的“象嵌”青瓷是高丽民族对世纪陶瓷艺术的最大贡献。
李朝的青花瓷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青花色调淡雅，画面凝练，余白较多，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精美华丽的高丽青瓷和简素质朴的青花瓷器，反映了朝鲜民族的高超技术和独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