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成功塑造了从虚幻的幸福中觉醒并毅然出走的娜拉。1923年，鲁迅先生接续上易卜生的话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认为出走的娜拉只有两条路外加一个不算路的结局：堕落，回来，饿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如何实现这些可能？整整90年后，姚鄂梅的长篇新作《西门坡》呼应了鲁迅先生的追问，继续探讨“娜拉走后怎样”。
　　新世纪的娜拉笔名“辛格”，是一位“支票族”女写手，她橡树一般和丈夫站在同样的高度，履行家庭责任，分担家庭风险，但娜拉出走三百余年后，非但海尔茂的自私冷酷一成不变，国家的上层建筑还化身“金光闪闪的新婚姻法”将她洗劫一空。辛格只能带着五岁的女儿小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一脚踢开大门走了出去”，易卜生戏剧的闭幕处正是姚鄂梅大戏开锣的地方。
　　和所有女人一样，辛格退守的第一站是娘家，她希望在父亲的小屋里短暂歇脚、整装再发，但亲情于一瞬间板起了面孔，变成一面光亮的镜子凸显着她的窘迫无助。接着，再嫁——亲戚——朋友，所有的现实途径在她面前一一中断。无奈之下，主人公只能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投奔一个精神投契却从未谋面的编辑安旭。
　　看起来步步退却，实际上却步步为营，姚鄂梅封杀了辛格的一应退路，只为引她走向 “西门坡”。 当然，精明老到如姚鄂梅，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向读者和盘托出那个神秘而极富意味的所在。深谙人性秘密的她精心设计了一连串的悬疑，用一条漫长的鱼线 ，先将主人公钓上钩，然后时张时弛，忽疾忽徐，逗引着主人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将她，同时也将读者，渐渐引向小说的核心。辛格走向西门坡的过程，也是作家向读者展示和解析西门坡的过程，前者是明线，后者是暗线，两条线索时而并行，时而归一；辛格是当然的主人公，安旭则是幕后主角，辛格艰苦探究的正是安旭精心编织的谜底。整部小说令人大兴波诡云谲、扑朔迷离之叹。
　　西门坡——SIMPLE，这个称谓指向一个具体的地点“西门坡一号”，一座坐落在老城区的破旧三层小楼；同时，“西门坡”也代表一种简约的生活方式，安旭创办的杂志名叫“SIMPLE”，便旨在倡导这种生活态度。但“西门坡”更明确的定位应该还是一个“女性乌托邦”。这个由女性主义者安旭一手打造的女子同盟收留了众多命运悲惨的妇孺，她们彼此依靠，相互取暖，紧紧聚拢在一起，就像她们每天出售的“西门坡饭团”，一粒粒晶亮的大米抱团聚拢而成的饭团。这里有着严格的制度和规则：财产公有，居民平等（除管理者外），大家身着统一的廉价工作服，做着女人们擅长的简单工作，在公共餐厅就餐，在公共浴室沐浴，实行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则，甚至连失去母亲的孩子都是按需分配给“责任母亲”……这一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不错，姚鄂梅从自己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出发，仿照托马斯·莫尔，为女性，尤其是那些被生活欺骗和抛弃的女性构筑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理想世界。但仿照并非简单复制，西门坡又是女性化和个性化的，那尾活灵活现、“中间大红色、头尾渐变成深红色”的红鲈鱼即为其个性标志。红鲈鱼是一个传奇的物种，它年轻时是雌性，老了以后就变成雄性，一张嘴坚硬有力，足以抵御海洋深处的诸多伤害——这是主人公安旭创建西门坡的目的，或许这也是作家姚鄂梅构思这部小说的初衷，但红鲈鱼式的自我否定的命运，焉知不是对女性的另一种伤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鄂梅比那些以“双性同体”为理想的女性主义先驱们走得更远。
　　新世纪的娜拉们“砰”地摔上门，大多不至于走投无路，因为时间机器的嘎嘎声中，女性的成长虽然缓慢，却从未中断，作为女性乌托邦的西门坡便见证着这种女性的自觉探索与成长。然而，乌托邦之为乌托邦，正在于其美好而脆弱，在坚硬的现实世界面前，它注定窒息而死。事实上，西门坡一号从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内部和外来的双重夹击。在内，是人性中无望消除的自私、贪婪、欲望；在外，则是朗朗乾坤里高悬每个成员头顶的上层建筑。因此西门坡的倾覆随时可能到来。果然，一个弄巧成拙，一把毒药，便彻底终结了这个曾经不无温暖美好的妇孺团体。“二十几条人命没了，无罪也有罪了”，随着创建者安旭的自我归罪，小说戛然而止。但主人公辛格的存在意味着乌托邦种子的胚芽还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粒胚芽会冲破表皮，伸展茎叶，开出又一朵怯生生的花，在苍茫大地上颤颤巍巍地摇曳舞蹈。
　　（作者单位：扬州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室。《西门坡》，姚鄂梅著，载《钟山》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