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马路上上只角紧挨着下只角，就像鼻子贴着眼睛，客观上形成知根知底的街坊关系，低收入者就近谋生，同时也汇聚了自己固定的顾客群体；高收入者也找到了有诚信和质量保证的服务，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有所乐。
　　
　　上海方言里的“上只角”，传统上以旧租界地为范畴。租界因是外国人管理规划，一应设施布局当然要时尚现代些，入场费自然要贵很多，聚居的多为有相当财力和文化修养的市民。
　　但华界区就不同了，以沿苏州河一带为例，因方便水上运输，工厂仓库沿河而建，形成工業区，空气污染环境杂乱。乡下农民撑着船，沿苏州河来上海讨生活，就此上岸，寻几块油毛毡、毛竹爿先搭个栖身之处，再在附近工厂谋份工。然后乡帮乡邻帮邻的，大片棚户区就这样形成了(如著名的两湾一弄)。故老上海但凡沿浜靠沟的(其实就是苏州河支流)都是棚户区。这里地皮便宜，地产商建了大批简陋的廉价石库门弄堂，租住对象多为低收入者，就统称为“下只角”。
　　近年上海市政发展神速，中心区地价飙升，几乎清一色为豪宅集中区，低收入者大都被集中迁往外环线以外。市区的下只角是消失了，但恐怕这不是上策，或者是不科学的。世间万物，都讲究一个平衡，平衡就是和谐：电流有正极负极，月亮有圆有缺，时日有昼夜之分……城市规划布局有上只角下只角之说，也是为求平衡。其实，生活应该像阴阳太极图，全白中有一点黑，全黑中有一点白，是对称的，是平衡，平衡了才能和谐。
　　在旧上海，上只角下只角并非泾谓分明，即使在最上层的地段，仍处处可见贴邻下只角，外国租界当局能容忍它，不是因为宽厚的心怀，而是自太平天国起至日本侵华战事，为避战乱，大批难民从华界涌入租界，他们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满足了上只角的需要。
　　以我熟悉的原公共租界(今静安区)为例，静安区北部与华界普陀区接邻，南部与旧法租界徐汇区接邻，是造成静安区越往北地段越差的历史原因。住在区北的多为低收入者，他们大多供职于区南部的服务行业或普陀区的工厂企业，体现了就近上班的优越性。即使在区南部的高尚地段，附近横街上也不时布满几点下只角。
　　以东西横穿全区的上海时尚大道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北端的西摩路口(今陕西北路)为例，那里坐落着上海滩闻名的西摩路小菜场。但凡菜场所在之地必会带来市井化和贫民化，菜场四周浅窄的蹩脚石库门弄堂蛛网般向四周蜿蜒，两侧沿街开满柴爿店、老虎灶、大饼油条店，还有地毯清洗店、荐头店(保姆中介所)、皮匠摊……街面成日湿漉漉、黏嗒嗒的。这些店都为前铺后住，不少是家族经营了几代，做的就是街坊生意。
　　西摩路也是有名的公馆街，著名的有荣公馆、蒋介石岳家宋公馆及何东爵士公馆等。就这样，一条马路上上只角紧挨着下只角，就像鼻子贴着眼睛，客观上形成知根知底的街坊关系，低收入者就近谋生，同时也汇聚了自己固定的顾客群体；高收入者也找到了有诚信和质量保证的服务，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有所乐，从而形成上海特有的市井风情，这就是和谐。
　　故而老上海人只要有可能，还是愿意住老区，因为老区的设施不是单凭人工规划的，而是依藉市民习惯的生活方式，天生天养而成的。上只角下只角看似如天敌针锋相对，却是互利互补，自有一种和谐美体现其中。
　　如今的大上海版图，当然要消除下只角，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低收入者从中心区“赶”到外环线，建造廉租屋和经适房是达到这种效果、造福于民的最佳措施。或者因为地价关系，发展商多不愿意在中心城区建造廉租屋或经适房。当一个区域变成纯富人区或纯低收入区，城市贫富之间的鸿沟和矛盾也就加深了。
　　城市文化应该是流动、相容和包含的。我们感叹老上海原汁原味的市井文化越来越远之时，也呼唤着新的上海城市文化的出现。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只有不断地碰撞、冲击、互补和传承，才有可能激出全新的火花。如若将看似对抗的文化从空间上人为地隔离、截断，会不会有碍于新城市文化的形成?
　　说到底，城市是大家的，大家都有权享受生活工作在这个城市的乐趣和便利。城市的空间该是多元的，任何人工的过滤犹如将茶壶中的茶垢擦去一样，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