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冷战体制快速形成。在东亚地区，为了围堵社会主义阵营势力的扩张，美国延伸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防线，与各地军事威权体制合作，将日本、韩国、琉球、中国台湾等地纳入其区域性军事部署当中。长期的冷战秩序，并非只是在军事及国际政治的层次运作；反共亲美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长期流动在我们的思想、身体与欲望当中。在文化上，台湾地区与东亚诸国不同，战前与美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战后的冷战结构与国共内战的延续，加上国民党政权的亲美反日情结，及南北朝鲜分裂的确立，快速地使得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惟一主导性的对外关系。战后的精英大部分有过美国读书生活的经验，在政治上美国式民主成为台湾主要的想像；除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市场被好莱坞所笼罩之外，就连另类的反对文化，也都本能地唯美国马首是瞻。总之，战后台湾地区的美国化，或是说对于美国的依赖，是总体全面的。台湾的学术生产，是在这样的格局中纳入了美国的系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相继瓦解，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体系，于是在欧美地区宣告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力，快速形成主导性力量，以资本为前导，以自由市场为手段，打通冷战时期无法进入的疆域。在扫除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阻力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契机终于出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全球化意味着冷战的松动，冷战时期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关系。（我们故意用“松动”而不用“结束”，是因为冷战结束仅是欧美地区的讲法，并不适用于描绘东亚地区的状况。南北朝鲜，特别是台海两岸，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构筑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样大环境的变化中，学术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巨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九十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美国加州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三好将夫在二○○○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财团化的效应最为清晰的巨变，表现在学术生产力的外观及政策上。课程注册人数的多少、学位的授予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与监视，就像把这些数字当成是工业统计来看待。学术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数来丈量计算。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经费及捐款的研发部门，成为大学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之一。”（Masao Miyoshi,“Ivory Tower in Escrow”,Boundary 2 27(1):19.）也就是说，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快速地走向私有化及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貌似客观的量化评量表开始出炉，用以丈量学术表现。大学的形象与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开始快速地变化。一旦私有化与市场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在未来全球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教育机构极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学能够存活。如哈佛大学很可能像麦当劳一样遍布全球，以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到处攻城掠地；或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各地大学为求生存，与名校进行所谓策略联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距合作计划即为一例。
以美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走向，不但牵动后进地区，也成为其不断模仿、跟进的标准。像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乃至于中国大陆等地，也在彼此竞争的压力下，开始把学术生产做成可以量化的指标，甚至归结到总体竞争力来计算，以量化得分多少来实施奖惩。每个学校可以分到多少预算资源，甚至于是否必须退出“市场”，都与此相关。为了在国际上竞争，又提出各种各样的卓越计划竞标，想要在国际大学的评比中占一席之地;或将几个大学联合起来，加大学校的体积，在国际评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数。下降到个别研究教学人员，应运而生极为简化的量化记账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这样的产物，以一条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学术生产的变动，主要的动力来自台湾外部，特别是美国学院的变化。所以必要的进一步提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逻辑，会如何重新定位学术生产，特别是与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部分？如果一切以市场、生产力、利润为依归，那么可以想像的是：以前国立大学的经费来自于人民纳税的钱，研究及教学还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场为判准，但在私有化过程中，哪些课程选的学生多，哪些学科及哪些个人可以将经费带入大学，就将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捐助，学术生产被重新定位的一种方式，是成为产业界的研发部门（R&D）。在此条件下，人文社会学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则是公私智库、研考部门，乃至于包装（packaging）、对于市场潜力的社会文化分析与利用，甚至被迫从属于商业管理学院的知识典范。原先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反思性社会进步动力的角色，也就相对地遭到淹没。类似这样的走向，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我们不得而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能够配合大势的学科，已经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轨的学科，正在努力地找寻衔接点。反思的意见，几乎没有发出声音的空间以及正当性。
在教学方面，为了国际上的竞争，大学的教学开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国际学生，以及如何加强学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会学科因而必须调整教学内容，符合外来学生的需求，特别是强调得以英语授课。但是这正好与重视自身语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在台湾的实践中，学术评鉴大致分成几个层次：一、对各个大学的总体评鉴以及辖下各单位的所系评鉴；二、不同学科与学门的评鉴；三、对于个别学者研究成果的评鉴；四、针对学术刊物的评鉴。本文的讨论集中在近来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与T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体制所引发的争议。
首先，美国公司Thomson ISI所提供的服务是针对英文出版物的，并没有包括世界其他重要国际语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马来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论其他国家的语言，如德文、日文、韩文等。后进地区的学术行政体系，为了做事方便，在找不到更好统计指标的情况下，以SSCI及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作为参考，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学界要正视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后果。特别是Thomson ISI的引文系统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务；它涵盖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并不涉及是否具有学术权威。所以，连ISI生产地美国的学术界，都不会以研究人员是否在SSCI及A&HCI涵盖的刊物上发表为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数，来间接证明一项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但是很明显，既然这些引文索引系统被局限在一些英文期刊的范围，便无法丈量出非英语系统语言之间著作互引的跨国影响的内涵，例如，一篇中文文章被直接译成日文及韩文，在日韩重要期刊上发表后被引用，就不是这些英文引文索引所能涵盖的。因此，这些指标的国际意义是有其严重限度的。根据我们的理解，许多人文社会的学科，会特别重视它的研究人员可以用其他语言在非英语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例如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日本及韩国研究者，如果能够用中文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思想研究刊物发表论文，会被尊重地视为国际化的表现。可是这样的机制，在台湾的学术行政设计中，却无法见到。即如台湾有相当多的学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发表著作，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鼓励，反而削足适履，被要求以SSCI的英文刊物为发表场所，才能算是国际化。
大致言之，SSCI决定论，造成了以下意外效果：
一、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他语言出版来得重要。在ISI刊物发表论文就等于是增强国力的简单看法，严重扭曲学术自主的发展，更使得多元国际化的契机无法出现。台湾的（公费）留学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语系的国家求学，这是摄取多元文化资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学术英语化的制度性安排，不但对这些学者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在未来降低留学生到非英语地区深造的意愿，也就减弱了台湾学界多元的生机。
二、为了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以在地为根本关切的议题，势必无法成为研究的焦点。诸多人文社会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来必须具有强大明确的历史脉络感，如今其脉络却要遭到去除、或是被淡化隐藏。同时，若是研究者必须以英语世界所熟悉的理论架构及语言来换取出版的可能性，那么从长远来看，既然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和关切逐渐淘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一样趋于一元。
三、SSCI与A&HCI的机制，制造了学术社群中非学术性的新等级关系。有能力以英文书写、在ISI刊物中发表论文的学者，被认为是高于用本土语言写作的学者。这个机制打击了本土训练出来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独尊英语的效应之一，是在否定台湾战后逐步搭建起来的高等研究所教育。
四、为了弥补英语化配套机制的不足，于是特别设计出了一套TSSCI弥补。但是它在成形之后，与当初教育当局建议索引“以中文”为主体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因为TSSCI排除了中国大陆的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缩小范围于台湾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TSSCI的实际做法，背离SSCI原本作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变成了一套“期刊评比”的机制。再由期刊评比，推进到论文的评比：一份期刊若是进入了TSSCI，则经过某种神秘的转化机制的作用，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值”（例如点数）。期刊能评比吗？技术上或许可能。但是，学界对于刊物的评价，跟专著一样，不同的学门及专业，自有公议，不宜通过学术行政体制来排比规训。
五、TSSCI评鉴制度的现行做法，严重伤害了跨学科的科际整合研究。例如研究计划及刊物评比，出现了学门纯种主义的极端走向，由于各学门竞相争取本学门的正统刊物上榜，注定要坚壁清野，排挤血统不够纯正的刊物。而学门本位主义的操作方式，效果上也等于是在压制跨领域的知识生产。
这些有关索引体制的问题看似属于技术层面，却可以全部转移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来讨论：我们到底是活在一个单一的、英语的新殖民世界，还是在多元文化、承认异质的后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着美国化，不计后果地铲除、遗忘所有非英语的文化？这不只是值得辩论的规范性问题，也是一个有关现实自我界定的文化—政治问题。中文事实上是一种国际语言：它不仅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使用，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美洲、欧洲、非洲各地相当庞大的华人社会中使用。只是因为美国一家公司ISI的引文系统无法处理中文，于是中文就变成不是国际语言，中文社群之间的互动就不算是国际化？许多待在英语世界的华人学者，尤其是人文与历史学者，都还持续用中文写作，就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只有在中文世界才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才触及活生生火辣辣的议题，而用英文书写，反而只供少数的专业人士阅读。我们相信，在全球情势的变化中，中文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重要。我们丝毫不反对学者以自己中意的外国文字写作发表，但是当前学术界以体制的力量贬抑中文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观点：
一、ISI事实上是商业机制，并不具有学术权威，却被台湾现行学术体制援引，当成几乎是惟一的学术权威，来丈量学者的学术表现。出现这个诡谲的现象，一个不难猜测的原因在于，学术官僚体系多由理工科学者掌握，学官们往往受过理工学科的训练，认为学术议题、学术逻辑乃是一元而普世一致的，任何讨论都可以用简单的英文表达，我们担心的是，如此一来，非英语的学术生机将面临空前的危机，新全球化秩序中所强调的文化异质多元性将被消灭。
二、学术的表现需要评鉴机制来鉴定，俾使学术更为进步，我们绝对赞同支持。但是不同的学术领域在学术评价上长期形成的共识，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够由SSCI或是TSSCI这种单一标准来简单粗暴地涵盖。TSSCI的目的，是作为服务学术社群的资料库之需要而存在，所以应该尽可能纳入有学术价值的刊物，但是它应该与期刊评比的机制分离。同时，期刊评比的奖励应该鼓励、扶持非机构性、具有开创性刊物的独立出版，如此一来学界才会更有活力。
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美国的学术制度与实践，不是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地方的，它的体积规模，它的庞大资源，都不是台湾可以模仿的。台湾学界，就跟任何地区及国家的学术社群一样，必须认知自身利基之所在，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特性，才能受到国际学界的尊重。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英语世界之外，尚有其他许多语言及知识传统，值得我们高度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更不能妄自菲薄，忘记中文是具有历史传承的重要国际语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相继瓦解，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体系，于是在欧美地区宣告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力，快速形成主导性力量，以资本为前导，以自由市场为手段，打通冷战时期无法进入的疆域。在扫除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阻力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契机终于出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全球化意味着冷战的松动，冷战时期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关系。（我们故意用“松动”而不用“结束”，是因为冷战结束仅是欧美地区的讲法，并不适用于描绘东亚地区的状况。南北朝鲜，特别是台海两岸，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构筑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样大环境的变化中，学术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巨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九十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美国加州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三好将夫在二○○○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财团化的效应最为清晰的巨变，表现在学术生产力的外观及政策上。课程注册人数的多少、学位的授予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与监视，就像把这些数字当成是工业统计来看待。学术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数来丈量计算。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经费及捐款的研发部门，成为大学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之一。”（Masao Miyoshi,“Ivory Tower in Escrow”,Boundary 2 27(1):19.）也就是说，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快速地走向私有化及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貌似客观的量化评量表开始出炉，用以丈量学术表现。大学的形象与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开始快速地变化。一旦私有化与市场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在未来全球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教育机构极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学能够存活。如哈佛大学很可能像麦当劳一样遍布全球，以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到处攻城掠地；或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各地大学为求生存，与名校进行所谓策略联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距合作计划即为一例。
以美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走向，不但牵动后进地区，也成为其不断模仿、跟进的标准。像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乃至于中国大陆等地，也在彼此竞争的压力下，开始把学术生产做成可以量化的指标，甚至归结到总体竞争力来计算，以量化得分多少来实施奖惩。每个学校可以分到多少预算资源，甚至于是否必须退出“市场”，都与此相关。为了在国际上竞争，又提出各种各样的卓越计划竞标，想要在国际大学的评比中占一席之地;或将几个大学联合起来，加大学校的体积，在国际评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数。下降到个别研究教学人员，应运而生极为简化的量化记账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这样的产物，以一条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学术生产的变动，主要的动力来自台湾外部，特别是美国学院的变化。所以必要的进一步提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逻辑，会如何重新定位学术生产，特别是与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部分？如果一切以市场、生产力、利润为依归，那么可以想像的是：以前国立大学的经费来自于人民纳税的钱，研究及教学还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场为判准，但在私有化过程中，哪些课程选的学生多，哪些学科及哪些个人可以将经费带入大学，就将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捐助，学术生产被重新定位的一种方式，是成为产业界的研发部门（R&D）。在此条件下，人文社会学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则是公私智库、研考部门，乃至于包装（packaging）、对于市场潜力的社会文化分析与利用，甚至被迫从属于商业管理学院的知识典范。原先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反思性社会进步动力的角色，也就相对地遭到淹没。类似这样的走向，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我们不得而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能够配合大势的学科，已经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轨的学科，正在努力地找寻衔接点。反思的意见，几乎没有发出声音的空间以及正当性。
在教学方面，为了国际上的竞争，大学的教学开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国际学生，以及如何加强学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会学科因而必须调整教学内容，符合外来学生的需求，特别是强调得以英语授课。但是这正好与重视自身语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在台湾的实践中，学术评鉴大致分成几个层次：一、对各个大学的总体评鉴以及辖下各单位的所系评鉴；二、不同学科与学门的评鉴；三、对于个别学者研究成果的评鉴；四、针对学术刊物的评鉴。本文的讨论集中在近来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与T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体制所引发的争议。
首先，美国公司Thomson ISI所提供的服务是针对英文出版物的，并没有包括世界其他重要国际语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马来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论其他国家的语言，如德文、日文、韩文等。后进地区的学术行政体系，为了做事方便，在找不到更好统计指标的情况下，以SSCI及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作为参考，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学界要正视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后果。特别是Thomson ISI的引文系统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务；它涵盖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并不涉及是否具有学术权威。所以，连ISI生产地美国的学术界，都不会以研究人员是否在SSCI及A&HCI涵盖的刊物上发表为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数，来间接证明一项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但是很明显，既然这些引文索引系统被局限在一些英文期刊的范围，便无法丈量出非英语系统语言之间著作互引的跨国影响的内涵，例如，一篇中文文章被直接译成日文及韩文，在日韩重要期刊上发表后被引用，就不是这些英文引文索引所能涵盖的。因此，这些指标的国际意义是有其严重限度的。根据我们的理解，许多人文社会的学科，会特别重视它的研究人员可以用其他语言在非英语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例如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日本及韩国研究者，如果能够用中文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思想研究刊物发表论文，会被尊重地视为国际化的表现。可是这样的机制，在台湾的学术行政设计中，却无法见到。即如台湾有相当多的学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发表著作，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鼓励，反而削足适履，被要求以SSCI的英文刊物为发表场所，才能算是国际化。
大致言之，SSCI决定论，造成了以下意外效果：
一、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他语言出版来得重要。在ISI刊物发表论文就等于是增强国力的简单看法，严重扭曲学术自主的发展，更使得多元国际化的契机无法出现。台湾的（公费）留学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语系的国家求学，这是摄取多元文化资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学术英语化的制度性安排，不但对这些学者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在未来降低留学生到非英语地区深造的意愿，也就减弱了台湾学界多元的生机。
二、为了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以在地为根本关切的议题，势必无法成为研究的焦点。诸多人文社会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来必须具有强大明确的历史脉络感，如今其脉络却要遭到去除、或是被淡化隐藏。同时，若是研究者必须以英语世界所熟悉的理论架构及语言来换取出版的可能性，那么从长远来看，既然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和关切逐渐淘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一样趋于一元。
三、SSCI与A&HCI的机制，制造了学术社群中非学术性的新等级关系。有能力以英文书写、在ISI刊物中发表论文的学者，被认为是高于用本土语言写作的学者。这个机制打击了本土训练出来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独尊英语的效应之一，是在否定台湾战后逐步搭建起来的高等研究所教育。
四、为了弥补英语化配套机制的不足，于是特别设计出了一套TSSCI弥补。但是它在成形之后，与当初教育当局建议索引“以中文”为主体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因为TSSCI排除了中国大陆的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缩小范围于台湾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TSSCI的实际做法，背离SSCI原本作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变成了一套“期刊评比”的机制。再由期刊评比，推进到论文的评比：一份期刊若是进入了TSSCI，则经过某种神秘的转化机制的作用，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值”（例如点数）。期刊能评比吗？技术上或许可能。但是，学界对于刊物的评价，跟专著一样，不同的学门及专业，自有公议，不宜通过学术行政体制来排比规训。
五、TSSCI评鉴制度的现行做法，严重伤害了跨学科的科际整合研究。例如研究计划及刊物评比，出现了学门纯种主义的极端走向，由于各学门竞相争取本学门的正统刊物上榜，注定要坚壁清野，排挤血统不够纯正的刊物。而学门本位主义的操作方式，效果上也等于是在压制跨领域的知识生产。
这些有关索引体制的问题看似属于技术层面，却可以全部转移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来讨论：我们到底是活在一个单一的、英语的新殖民世界，还是在多元文化、承认异质的后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着美国化，不计后果地铲除、遗忘所有非英语的文化？这不只是值得辩论的规范性问题，也是一个有关现实自我界定的文化—政治问题。中文事实上是一种国际语言：它不仅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使用，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美洲、欧洲、非洲各地相当庞大的华人社会中使用。只是因为美国一家公司ISI的引文系统无法处理中文，于是中文就变成不是国际语言，中文社群之间的互动就不算是国际化？许多待在英语世界的华人学者，尤其是人文与历史学者，都还持续用中文写作，就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只有在中文世界才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才触及活生生火辣辣的议题，而用英文书写，反而只供少数的专业人士阅读。我们相信，在全球情势的变化中，中文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重要。我们丝毫不反对学者以自己中意的外国文字写作发表，但是当前学术界以体制的力量贬抑中文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观点：
一、ISI事实上是商业机制，并不具有学术权威，却被台湾现行学术体制援引，当成几乎是惟一的学术权威，来丈量学者的学术表现。出现这个诡谲的现象，一个不难猜测的原因在于，学术官僚体系多由理工科学者掌握，学官们往往受过理工学科的训练，认为学术议题、学术逻辑乃是一元而普世一致的，任何讨论都可以用简单的英文表达，我们担心的是，如此一来，非英语的学术生机将面临空前的危机，新全球化秩序中所强调的文化异质多元性将被消灭。
二、学术的表现需要评鉴机制来鉴定，俾使学术更为进步，我们绝对赞同支持。但是不同的学术领域在学术评价上长期形成的共识，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够由SSCI或是TSSCI这种单一标准来简单粗暴地涵盖。TSSCI的目的，是作为服务学术社群的资料库之需要而存在，所以应该尽可能纳入有学术价值的刊物，但是它应该与期刊评比的机制分离。同时，期刊评比的奖励应该鼓励、扶持非机构性、具有开创性刊物的独立出版，如此一来学界才会更有活力。
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美国的学术制度与实践，不是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地方的，它的体积规模，它的庞大资源，都不是台湾可以模仿的。台湾学界，就跟任何地区及国家的学术社群一样，必须认知自身利基之所在，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特性，才能受到国际学界的尊重。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英语世界之外，尚有其他许多语言及知识传统，值得我们高度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更不能妄自菲薄，忘记中文是具有历史传承的重要国际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