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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冰心与朱光潜同为“五四”高潮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又都在“五四”退潮期感受到强烈的“烦闷”情绪。冰心的《寄小读者》与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正是那个时代成人对青少年儿童极为可贵的倾诉，而两人在“言说”时，建构的儿童形象、“言说”的内在动机和“言说”策略风格都有着显著差异。冰心眼中的儿童天真无暇，而朱光潜心中的青年是多少有些问题的;故而前者大声歌颂孩童的纯真与爱心，后者则坦诚平和地与青少年交流思想，由此形成了独语与对话两种迥异的“言说”。回顾比较两部作品，我们不难窥探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艰难步履，为儿童本位观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实践寻求借鉴。
关键词：《寄小读者》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儿童本位观 书信体 比较研究
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对“儿童”的发现，催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思想界，西方现代儿童观念被引进，国内进步知识分子呼吁着专为儿童的文学;创作领域，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破土而生，文学研究会掀起浩浩荡荡的“儿童文学运动”。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形势急转直下。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内忧外患严重。在“五四”退潮期，进步青年们的理想落空了，整个文坛也从激昂热情转向低沉，弥漫着一股感伤、迷茫的情绪。冰心与朱光潜在创作《寄小读者》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都受到烦闷情绪的影响，而两者在同一时代氛围下对青少年儿童的“言说”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一.向谁说：两种儿童形象的建构
《寄小讀者》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作为书信都有特定的“言说”对象。总体对象都是青少年儿童这一宽泛的群体，并不针对具体的人。然而各自在称呼使用上仍有一定区别。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称呼比较稳定，十二封书信都是以“朋友”开头，这契合了朱理性的创作风格。而在冰心这些主情的信件中，每次称呼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这种具体称呼上的多变既是冰心作为女性作家的性情使然，又是由于每次“言说”的内容和心境不尽相同。例如通讯十五主要介绍了几位病房里的女孩，冰心在赞美小朋友的纯洁与爱心的同时，呼吁他们更多地关心病者、弱者，树立同情心，也因此这封书信的称呼在冰心惯用的“小朋友”前面加上了“仁慈”来修饰，这是与内容十分相称的，也寄育着作家的期待。
书信的称呼还折射着作家的儿童观念。在通讯一中，读者被称为“似曾相识的小朋友”。冰心自视为孩童“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是“似曾相识”。[1]这一称呼里，既有对亲近孩童、与孩童平等友好对话的渴望，也同样含着冰心对自己难以剔除的“成人繁杂之心”的认知，是亲昵又有些陌生的。在这中间我们可以读到冰心的矛盾心理和努力进入孩童世界的尝试。
在冰心眼里的儿童有着纯洁、善良、诚挚等特点，他们是完美无缺的。“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2]冰心对他们不仅仅是尊重，甚至还含有一份崇拜。朱光潜同样将这些青少年儿童视为朋友，对读者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但相较于冰心对儿童的崇拜，他对这些中学生的情感更多是一种期待。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朱光潜，希望培养出“理想青年”，也即能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朱光潜“言说”的对象不同于冰心建构的完美的“小朋友”形象，在他眼里的中学生是多多少少有些“青年病”的——他们“太贪容易，太肤浅粗俗，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3]，烦闷、迷茫常困扰着青年。于是，朱光潜针对青少年身上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提出建议，他希望通过培育理想青年，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种儿童文学创作观显然是更社会化的。
二.为什么说：“孩子救我”与“为了教育”
《寄小读者》在创作缘起上有着明显的私人因素，29篇通讯表面上是公开刊登在报纸上给广大小读者的信件，实际上多半是为了给弟弟和弟弟的朋友们讲述留学见闻，顺便兼顾《晨报副刊》“儿童世界”栏目的供稿需求。在《寄小读者》中，母爱、童心、自然等关于“爱”的主题不断回响。冰心构建一个纯净美好的童心世界，并非她看不到社会阴暗腐朽的一面，相反，正是由于她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感到失落、烦闷，才寄希望于对儿童的倾诉来逃避现实、洗涤社会的污浊之气。冰心真诚地向与小读者倾诉，希望能够与之相互“搀扶”，彼此支持，因为童心来复时刻的“言说”能使她“整顿欢愉”，排解烦忧。要言之，冰心在《寄小读者》中对儿童的“言说”是由于作家渴望从儿童身上得到慰藉，排解自己的苦闷情绪。
相较于《寄小读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创作动机中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色彩更为浓烈。朱光潜同样感受到了这份时代阴云下笼罩的“烦闷”，他敏锐意识到这是广大青年普遍的精神困境。不同于冰心借助对孩童的“言说”来排解个人情绪，他“言说”的出发点在于帮助中学生摆脱这种精神困境，树立人格，成为“理想青年”，从而推动社会的改造，“于混乱中构建秩序”。这种“言说”目的的形成与朱光潜在中学的从教经历不无联系。朱光潜给青年的这十二封书信是在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时陆续创作的，其创作本身正是一种教育的手段。
尽管创作的直接动机有较大差别，但这两者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建构性的创作。冰心从形而上的美好事物、情感出发，构建童心世界;朱光潜则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培育“理想青年”。二者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在“五四”退潮期以一种“立”的姿态建构理想人格，来应对复杂而恶劣的社会现实。
三.怎么说：独语与对话
两部作品在“言说”方式上也有很大区别。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倾向于对话，而冰心的《寄小读者》则倾向于独语。
朱光潜一向主张论说文要与读者平等对话，他把自己看成青年朋友中的一个，并认为自己的忧愁和喜悦与其余中国青年的忧愁和喜悦是一致的。他只是“吐肚子”向青年谈心事，“坦坦白白地流露”自己的“稚气和愚騃”，而对所谓“教导青年”的姿态感到不屑。[4]这份真诚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有流露。他自以为和青年“相知甚深，客气话似用不着说”，于是常直截了当指出青年的问题。而当他遇到解答不了的问题时，也会坦诚相告“我没有能力答复”，毫无掩藏。[5]这种“平视”的姿态、诚恳的态度和朴素的语言消融了作者与青少年读者之间的距离，达成了作家和中学生真正的对话。 冰心的《寄小读者》在“言说”方式上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很大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独语性质。尽管《寄小读者》自刊登之日起便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样备受青少年追捧，它却难逃“过于成人化”的指摘。作品后半部分的通讯中个人感情倾泻与哲理性思考的成分過多，又缺乏直接的具体的对童真童趣的描写，导致作品成人化的痕迹越来越重，忽视了儿童的接受能力和思维水平，因此实际上并非“儿童本位”的。冰心本人后来也坦言作品以“小孩口气，说天真话”的尝试是“不能避免的失败”。[6]作者虚拟一个收信人最主要的目的实则是使独白更为自然，是披着对话外壳的独语。也因此，在第十四封通讯的末尾，当她重读一遍发现内容语无伦次、缺乏逻辑时，并没有回过头去重新打磨，而是“不复整理，即付晚邮”。[7]这侧面反映出作品的独语性质，毕竟任凭个人情绪流动的文字对于抽象思维尚不成熟的孩童来说有些晦涩难懂了。尽管冰心也有意识地兼顾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审美趣味，但这种追求最终还是让位于作家个人抒情的需求。
冰心在作品中“不可避免的失败”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设想与创作实践中的现实条件的矛盾。正如朱自强提出的，以冰心的《寄小读者》为代表的“现代”的出现，显示了作为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儿童文学传播时的“体质”的不适应性。冰心的创作正表明了传统文化心态对作家走向“儿童本位”的严重阻碍。[8]相较于冰心的独语，朱光潜的对话更好地实践了儿童本位观，但也偶尔存在与儿童认知能力不符的问题，这都展现着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本位观创作实践上的困境，也呈现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五四”潮起潮落，在新型儿童观的感召和被烦闷情绪裹挟的时代低气压下，冰心与朱光潜都选择了给青少年儿童写信。冰心恣意倾泻感情，毫不吝惜对孩童的崇拜与依恋情感的抒发，用爱的哲学构建出一个童真世界。朱光潜理性平和，谈动静、谈情理，谈作文、谈做人，为青年“把脉”“治病”，润物于无声。两位作家在作品中有着迥异的“言说”风格和不同的“言说”动机，却对青少年儿童有着同一颗真诚的心。在《寄小读者》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一代儿童散文开拓者的一片苦心与赤诚，也能窥见作者作为成人在“言说”中主体性的隐藏与显现。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宝贵财富，启发和激励着当代的儿童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7]冰心.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68、138.
[2]冰心.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240.
[3]夏丏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90.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420.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8.
[6]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46.
[8]朱自强.两个“现代”——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J].文艺争鸣，2000（第3期）46-5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寄小读者》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儿童本位观 书信体 比较研究
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对“儿童”的发现，催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思想界，西方现代儿童观念被引进，国内进步知识分子呼吁着专为儿童的文学;创作领域，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破土而生，文学研究会掀起浩浩荡荡的“儿童文学运动”。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形势急转直下。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内忧外患严重。在“五四”退潮期，进步青年们的理想落空了，整个文坛也从激昂热情转向低沉，弥漫着一股感伤、迷茫的情绪。冰心与朱光潜在创作《寄小读者》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都受到烦闷情绪的影响，而两者在同一时代氛围下对青少年儿童的“言说”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一.向谁说：两种儿童形象的建构
《寄小讀者》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作为书信都有特定的“言说”对象。总体对象都是青少年儿童这一宽泛的群体，并不针对具体的人。然而各自在称呼使用上仍有一定区别。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称呼比较稳定，十二封书信都是以“朋友”开头，这契合了朱理性的创作风格。而在冰心这些主情的信件中，每次称呼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这种具体称呼上的多变既是冰心作为女性作家的性情使然，又是由于每次“言说”的内容和心境不尽相同。例如通讯十五主要介绍了几位病房里的女孩，冰心在赞美小朋友的纯洁与爱心的同时，呼吁他们更多地关心病者、弱者，树立同情心，也因此这封书信的称呼在冰心惯用的“小朋友”前面加上了“仁慈”来修饰，这是与内容十分相称的，也寄育着作家的期待。
书信的称呼还折射着作家的儿童观念。在通讯一中，读者被称为“似曾相识的小朋友”。冰心自视为孩童“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是“似曾相识”。[1]这一称呼里，既有对亲近孩童、与孩童平等友好对话的渴望，也同样含着冰心对自己难以剔除的“成人繁杂之心”的认知，是亲昵又有些陌生的。在这中间我们可以读到冰心的矛盾心理和努力进入孩童世界的尝试。
在冰心眼里的儿童有着纯洁、善良、诚挚等特点，他们是完美无缺的。“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2]冰心对他们不仅仅是尊重，甚至还含有一份崇拜。朱光潜同样将这些青少年儿童视为朋友，对读者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但相较于冰心对儿童的崇拜，他对这些中学生的情感更多是一种期待。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朱光潜，希望培养出“理想青年”，也即能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朱光潜“言说”的对象不同于冰心建构的完美的“小朋友”形象，在他眼里的中学生是多多少少有些“青年病”的——他们“太贪容易，太肤浅粗俗，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3]，烦闷、迷茫常困扰着青年。于是，朱光潜针对青少年身上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提出建议，他希望通过培育理想青年，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种儿童文学创作观显然是更社会化的。
二.为什么说：“孩子救我”与“为了教育”
《寄小读者》在创作缘起上有着明显的私人因素，29篇通讯表面上是公开刊登在报纸上给广大小读者的信件，实际上多半是为了给弟弟和弟弟的朋友们讲述留学见闻，顺便兼顾《晨报副刊》“儿童世界”栏目的供稿需求。在《寄小读者》中，母爱、童心、自然等关于“爱”的主题不断回响。冰心构建一个纯净美好的童心世界，并非她看不到社会阴暗腐朽的一面，相反，正是由于她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感到失落、烦闷，才寄希望于对儿童的倾诉来逃避现实、洗涤社会的污浊之气。冰心真诚地向与小读者倾诉，希望能够与之相互“搀扶”，彼此支持，因为童心来复时刻的“言说”能使她“整顿欢愉”，排解烦忧。要言之，冰心在《寄小读者》中对儿童的“言说”是由于作家渴望从儿童身上得到慰藉，排解自己的苦闷情绪。
相较于《寄小读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创作动机中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色彩更为浓烈。朱光潜同样感受到了这份时代阴云下笼罩的“烦闷”，他敏锐意识到这是广大青年普遍的精神困境。不同于冰心借助对孩童的“言说”来排解个人情绪，他“言说”的出发点在于帮助中学生摆脱这种精神困境，树立人格，成为“理想青年”，从而推动社会的改造，“于混乱中构建秩序”。这种“言说”目的的形成与朱光潜在中学的从教经历不无联系。朱光潜给青年的这十二封书信是在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时陆续创作的，其创作本身正是一种教育的手段。
尽管创作的直接动机有较大差别，但这两者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建构性的创作。冰心从形而上的美好事物、情感出发，构建童心世界;朱光潜则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培育“理想青年”。二者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在“五四”退潮期以一种“立”的姿态建构理想人格，来应对复杂而恶劣的社会现实。
三.怎么说：独语与对话
两部作品在“言说”方式上也有很大区别。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倾向于对话，而冰心的《寄小读者》则倾向于独语。
朱光潜一向主张论说文要与读者平等对话，他把自己看成青年朋友中的一个，并认为自己的忧愁和喜悦与其余中国青年的忧愁和喜悦是一致的。他只是“吐肚子”向青年谈心事，“坦坦白白地流露”自己的“稚气和愚騃”，而对所谓“教导青年”的姿态感到不屑。[4]这份真诚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有流露。他自以为和青年“相知甚深，客气话似用不着说”，于是常直截了当指出青年的问题。而当他遇到解答不了的问题时，也会坦诚相告“我没有能力答复”，毫无掩藏。[5]这种“平视”的姿态、诚恳的态度和朴素的语言消融了作者与青少年读者之间的距离，达成了作家和中学生真正的对话。 冰心的《寄小读者》在“言说”方式上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很大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独语性质。尽管《寄小读者》自刊登之日起便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样备受青少年追捧，它却难逃“过于成人化”的指摘。作品后半部分的通讯中个人感情倾泻与哲理性思考的成分過多，又缺乏直接的具体的对童真童趣的描写，导致作品成人化的痕迹越来越重，忽视了儿童的接受能力和思维水平，因此实际上并非“儿童本位”的。冰心本人后来也坦言作品以“小孩口气，说天真话”的尝试是“不能避免的失败”。[6]作者虚拟一个收信人最主要的目的实则是使独白更为自然，是披着对话外壳的独语。也因此，在第十四封通讯的末尾，当她重读一遍发现内容语无伦次、缺乏逻辑时，并没有回过头去重新打磨，而是“不复整理，即付晚邮”。[7]这侧面反映出作品的独语性质，毕竟任凭个人情绪流动的文字对于抽象思维尚不成熟的孩童来说有些晦涩难懂了。尽管冰心也有意识地兼顾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审美趣味，但这种追求最终还是让位于作家个人抒情的需求。
冰心在作品中“不可避免的失败”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设想与创作实践中的现实条件的矛盾。正如朱自强提出的，以冰心的《寄小读者》为代表的“现代”的出现，显示了作为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儿童文学传播时的“体质”的不适应性。冰心的创作正表明了传统文化心态对作家走向“儿童本位”的严重阻碍。[8]相较于冰心的独语，朱光潜的对话更好地实践了儿童本位观，但也偶尔存在与儿童认知能力不符的问题，这都展现着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本位观创作实践上的困境，也呈现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五四”潮起潮落，在新型儿童观的感召和被烦闷情绪裹挟的时代低气压下，冰心与朱光潜都选择了给青少年儿童写信。冰心恣意倾泻感情，毫不吝惜对孩童的崇拜与依恋情感的抒发，用爱的哲学构建出一个童真世界。朱光潜理性平和，谈动静、谈情理，谈作文、谈做人，为青年“把脉”“治病”，润物于无声。两位作家在作品中有着迥异的“言说”风格和不同的“言说”动机，却对青少年儿童有着同一颗真诚的心。在《寄小读者》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一代儿童散文开拓者的一片苦心与赤诚，也能窥见作者作为成人在“言说”中主体性的隐藏与显现。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宝贵财富，启发和激励着当代的儿童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7]冰心.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68、138.
[2]冰心.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240.
[3]夏丏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90.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420.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8.
[6]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46.
[8]朱自强.两个“现代”——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J].文艺争鸣，2000（第3期）46-5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