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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浩(1934- ),男,山西阳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认识论、思维发生学和非理性问题。
摘 要: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验不足形成的,有信息不灵或不准确形成的,有决策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造成的,也有某些决策者为私利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有意识地选择采纳有明显缺陷的方案造成的,等等。决策失误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决策不民主,盲目追求政绩,思维方式僵化。
关键词:决策失误;决策错误;错误决策;认识根源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1-0021-04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验不足形成的,有信息不灵或不准确形成的,有决策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造成的,其中,还包含某些决策者为私利置群众利益于不顾,有意识地选择、采纳有明显缺陷的方案从而导致的错误决策,等等。由此可见,决策失误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决策错误;二是主观因素造成的错误决策。不管是决策错误,还是错误决策,其结局都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后果。《决策方略论》作者王永生先生对决策错误和错误决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一是对结局的可预见性与非可预见性的差异。决策错误是决策者由于经验、信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未能预测到某种决策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后果,其消极后果的出现违背了决策者的初衷。而错误决策则是预见到了其决策会产生种种消极作用,但为了获取个人或某一小团体、某一局部的私利,明知消极而故意为之,甚至刻意追逐某种消极后果,以至化大家为小家,损公肥私,浑水摸鱼。二是动机上为公为私的差异。处于公心却好心办错事这是决策错误。若为了私利而有意办错事的,则是错误决策”[1]334-335。错误决策的破坏力很大,不仅其行为本身是一种腐蚀力很强的腐败行为,而派生的各类腐败行为更是直接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威信。因此,为了防止或减少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及不良影响,我们有必要对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作些深入的探析。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认识论的视角而言,既有因过分强调理性认识而忽视非理性认识作用而造成的失误,也有仅凭非理性的认识而作出的错误决策。在此,我们仅以后者造成的决策失误为主,对其作些具体的分析。
第一,因不民主造成的决策失误。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经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深刻持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但是民主的思想基础仍是很薄弱。相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习惯势力却以深厚的积淀顽固地滞留在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众的意识中,甚至渗透到一些党政机关内部和各级领导者的意识里。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权力崇拜、人身依附、轻视知识等思想毒素,以及封建的道德伦理、迷信观念、家长制等思想意识,都在新形势下有所反映,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制约着民主和科学观念的发展,从而也对领导决策的民主化产生着严重的不良影响。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影响是广泛的,消除旧的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恐怕应是我们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艰巨任务之一。
决策不民主的主要表现就是领导者在作决策的过程中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建国以来,由此出现的乱决策和错误决策真是无以计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和不顾专家反对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通过对中国人口状况的深刻分析,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节制人口的可行性办法,并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但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不仅没有引起最高领导者的重视,反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人口决策上的失误使我国人口从1953年第1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5.48亿增殖到1982年的10.319亿,又到现在的13亿多,给上学、就业增加了困难,资源消耗成倍增长,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门峡工程”是建国以后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发电,二是挡沙。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70多名专家参加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因该工程是领导决定、苏联专家设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与会者只能赞同不敢发表异议,只有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出于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孤身一人反对大坝上马。理由是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若按他们的设计,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良田。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有科学根据的,但决策者非但不采纳,反而把敢唱“反调”的黄万里先生打成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时,黄先生建议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虽然这个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但施工洞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给堵死了,实际的结果完全应验了黄先生的预见:大坝建成后,水库内泥沙大淤,不得不又花了8千多万元把几个洞重新开通。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蓄水还未到设计水位,水库即发生严重淤积。潼关水位大大提高,渭河下游淤积成拦门沙,因而位于大坝上游的渭河河床不断增高,洪水泛滥,造成陕西粮仓关中平原50多万亩良田盐碱化,在航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严重的损失。到了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1966年,库内淤塞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1965年和1969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2]由于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泥沙淤积,现在渭河有的地方已成了地上悬河。故2003年雨季渭河洪峰最高流量虽然仅有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小水酿大灾,即使是当年赞同该工程上马的水利专家也不得不向水利部呼吁:“希望三门峡水利枢纽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3]
关于决策不民主的原因,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决策不民主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同志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數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4]328-329接着,他又说:“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有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4]329-330邓小平同志举例说:“在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1958年批判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4]330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些现象至今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非理性行为,应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改正。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就是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也已被严重地扭曲。具体表现是:其一,有集中,没民主。对某些重大问題不征求党内外意见,不召开党委会,而是书记以“一把手”的身份将事情决定了,然后给大家通个气、打个招呼,或事后开个党委会,走走形式。其二,虚民主,实集中。小事开会讨论,造成民主假象,真正需要集中研究的大事反由书记个人说了算。其三,先民主,后集中。这看来很民主,但最后进行“集中”、拍板定案的还是书记。问题在于,“拍板定案”权被“垄断”了,“集中”什么,不“集中”什么,由书记个人说了算。其四,先集中,后民主。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书记先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再“征询”大家的意见,这实际上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引导,结果往往导致事实上的“一言堂”。由此可见,在一项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尽管也坚持了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如果某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和限制,最后的决定总能按其意志作出。用这种方式作出的决策,看似民主,实际上却仍是一种个人独裁。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实行所谓集中正确意志进行决策的结果往往是把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个人决策,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独裁。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有人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只提民主制就够了。他们认为,民主制本身就包含着集中,只提民主制,可以避免那些对集中原则的不必要的误解和误用。[5]
第二,因追求“政绩”造成的决策失误。政绩是干部在任职期间作出的成绩,它既是上级管理、考核和选拔干部的主要依据,也是群众评判领导干部工作好坏的标尺。但是,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政绩观,只注重看得见的显性政绩,忽视看不见的隐性政绩,就会把领导者的政绩观引向邪路,甚至作出许多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错误决策。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一位上级领导到某地视察工作,当地领导汇报了自己的三大“政绩”:市政建设场面大,开发区气派大,提出的口号大。上级领导听后极为高兴,表扬他们政绩突出,并树为典型大加宣传。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个地方的领导把主要精力用在抓基础设施建设上,用在人才引进和教育工作上,上级领导在这里看不到醒目的开发区,看不到豪华气派的建筑,很是不满,批评他们工作没有新思路,出不了政绩,弄得他们有口难辩。
在这种错误政绩观的诱导下,一些地方领导突出“政绩”,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眼前,摆在面上,只做显眼的、上级领导看得见的工作,而不愿去干那些不易马上显示政绩的工作。因此,有些地方领导就只做表面文章,图给上级领导一个好印象,以利自己升官晋级。安徽省原副省长、大贪官王怀忠非常“出名”的政绩观就是:“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他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时,亲自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的计划,而阜阳市政府2001年的报告显示,实际情况仅为年均增长4%左右。据统计,1995年至1999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金额7.8亿元。尽管“计划”没有实现,但王怀忠却步步高升。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从1994年起就脱离实际,连上几个大项目,将城镇框架拉大到2.5平方公里,大建高档次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欠下1亿多元“政绩债”。据镇政府测算,豫灵镇目前每年只能挤出近百万元还债,照此,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据统计,从建国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40多年里,我国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就达上万亿元之巨。进入90年代,我国每年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在千亿元以上,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可以说,在一切失误中,决策失误损失最大。从经济角度看,决策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因此,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错了也无所约束和制裁的状况再也不应该存在下去了。必须制定和实施有关法律向人们昭示,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失误应该问责,应该问罪。[1]29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贪污几万元公款的干部要去坐牢,一个因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几亿元、几十亿元损失的领导者却可以易地做官,并美其名曰:“交学费”。在这种对比中,法律失去了公正性。领导者不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客观上助长了决策的随意性和轻率性,这也是决策民主化推进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现实决策活动中,人们不难发现,有的领导者往往是凭经验想当然,滥用权力轻率决策。而当决策失误造成损失带来不良影响后,又惯以“新事物”、“改革”、“交学费”、“客观原因”、“困难多”和“下不为例”等理由,一推了之,无人负责任。在决策工作中存在的这种决策有人做,后果无人负,决策成功人人有功,决策错误人人无责的问题,其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它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建立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问责制度很有必要,并势在必行。这样做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促使领导者认真吸取决策失误的教训,重视把经验决策上升为科学决策。它能促使领导者慎用权力,坚定民主制,避免决策失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同时,它也能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为把决策失误问责制落到实处,必须形成下级接受上级监督,党内接受党外监督,领导接受群众监督和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社会监督网络。
任何决策都是由领导者作出的,决策实施的效果也就是领导者的工作实绩。对于干部的考核、任用和提拔,不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往往影响到干部的决策思想和决策行为。因此,必须完善考核办法,客观评价干部,分清责任,奖惩兑现,这是使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问责制具有严肃性和威慑力的关键。对于滥用职权、好大喜功、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决策者,不管是哪一级领导,都必须视其造成的损失的轻重和影响的大小追究责任,分别给予应有的党纪、政纪、法律的处分和经济处罚。同时,加强新闻舆论对决策责任的监督,特别是对由于各种不正当因素的介入造成决策失误或不当的现象,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产生震慑作用。这既是增强政治透明度的需要,也是使决策者树立责任意识的有效办法。[1]107-109
第三,因思维定势造成的决策失误。思维定势,亦称心理定势,它是由人们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犹如物理学中所讲的惯性活动,使人不自觉地沿着特定方向去感知事物,去思考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思维心理定势,它一方面能使人们在不变的情况下对事物、对人知觉得更迅速、更有效,并能自如地应付常规事务。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的思维刻板、单调、简单和僵化。当条件改变时,就会妨碍知觉的顺利进行,甚至造成对事、对人扭曲的反映,产生错觉和偏见。结果往往是最先进入自己头脑中的信息就首先成了真理,而后来的观点不管怎样正确、科学,都会持否定的态度。人们常说的“恶人先告状”可能实际上是诬告,也因受先入为主的影响,容易误认为是事实,而对另一个反映的真实情况反倒听不进去。在决策实践中,也常有这种情况,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如果各位发言者各种意见的内容和分量差不多,那么首先发言的意见往往会对集体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用人决策上,有的决策者常凭第一印象的好坏来选用人才。第一印象好,往往就只见优点不见缺点,即使日后发现不足,也会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并予以原谅。第一印象容易使决策者偏重表面现象忽视本质,这就难免造成用人失误。如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刘备在初见庞统时,都因他相貌丑陋而心中不悦,不予重用,委屈了这位满腹经纶的人才。有的因受情感影响对人或事抱有偏见,被情感扭曲了知觉,使认识偏离真实,带成见去察人观物,就会扭曲事实。
在现实中,领导班子成员间难免会有一些个人成见,如把成见带到决策中来,就会给决策制造麻烦,明明知道是正确的,却还是挑毛病找问题,竭力阻挠和反对。当与自己关系较亲近的人提出决策方案时,知道里面有问题,也还是赞扬和推崇,这样决策势必带来失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一旦具有某些相似性,就容易产生类似的看法,有意或无意地形成定型观点。思维和心理定势的“刻板”性是它的根本特点,如一说起好干部,就有这样的印象:老实听话,埋头苦干。一提到年轻人,便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用这种刻板的印象和定型化的思维方式去观察活生生的客观事物,很容易形成错觉和偏见。因此,刻板效应也是影响决策优化的不可忽视的心理原因。[1]66-67
思维心理定势的主要表现就是先入为主,如果决策者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带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因此,必须对这种无意识的先入为主现象加以调控。另一种与先入为主的思维心理定势相近的习惯性控制是指决策者对人对事产生的一种比较固定的看法,而又以这种固定的看法作为衡量和评价的标准。但在社会激荡变化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追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老是用惯常的思维心理定势、古板陈旧的观念去看人看事,就会有很多看不惯的现象,以此所作出的决策也就会产生偏差。
为了减少决策失误,特别是重大决策方面的失误,使决策尽可能地科学化,我们的各级领导者在进行决策时,就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发扬民主,尊重科学。同时,也要排除个人成见、自高自大、先入为主、感情冲动、思维定势等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影响。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正确处理决策者与专家的关系,充分相信和依靠专家及智囊的帮助,不能把专家学者的意见当耳旁风。无数事实证明,凡不尊重专家意见的决策必然失误,凡能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就可以使决策更合理、更科学、更切合实际。□
参考文献:
[1]王永生.决策方略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曾昭奋.江河万里大坝悲歌[N].文摘报,2002-08-22.
[3]三门峡应尽快停止蓄水[N].北京日报,2002-11-04.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汤敏轩.民主集中制新论[J].唯实,2003(6).
责任编辑:戴群英
摘 要: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验不足形成的,有信息不灵或不准确形成的,有决策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造成的,也有某些决策者为私利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有意识地选择采纳有明显缺陷的方案造成的,等等。决策失误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决策不民主,盲目追求政绩,思维方式僵化。
关键词:决策失误;决策错误;错误决策;认识根源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1-0021-04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验不足形成的,有信息不灵或不准确形成的,有决策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造成的,其中,还包含某些决策者为私利置群众利益于不顾,有意识地选择、采纳有明显缺陷的方案从而导致的错误决策,等等。由此可见,决策失误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决策错误;二是主观因素造成的错误决策。不管是决策错误,还是错误决策,其结局都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后果。《决策方略论》作者王永生先生对决策错误和错误决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一是对结局的可预见性与非可预见性的差异。决策错误是决策者由于经验、信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未能预测到某种决策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后果,其消极后果的出现违背了决策者的初衷。而错误决策则是预见到了其决策会产生种种消极作用,但为了获取个人或某一小团体、某一局部的私利,明知消极而故意为之,甚至刻意追逐某种消极后果,以至化大家为小家,损公肥私,浑水摸鱼。二是动机上为公为私的差异。处于公心却好心办错事这是决策错误。若为了私利而有意办错事的,则是错误决策”[1]334-335。错误决策的破坏力很大,不仅其行为本身是一种腐蚀力很强的腐败行为,而派生的各类腐败行为更是直接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威信。因此,为了防止或减少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及不良影响,我们有必要对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作些深入的探析。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认识论的视角而言,既有因过分强调理性认识而忽视非理性认识作用而造成的失误,也有仅凭非理性的认识而作出的错误决策。在此,我们仅以后者造成的决策失误为主,对其作些具体的分析。
第一,因不民主造成的决策失误。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经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深刻持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但是民主的思想基础仍是很薄弱。相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习惯势力却以深厚的积淀顽固地滞留在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众的意识中,甚至渗透到一些党政机关内部和各级领导者的意识里。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权力崇拜、人身依附、轻视知识等思想毒素,以及封建的道德伦理、迷信观念、家长制等思想意识,都在新形势下有所反映,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制约着民主和科学观念的发展,从而也对领导决策的民主化产生着严重的不良影响。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影响是广泛的,消除旧的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恐怕应是我们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艰巨任务之一。
决策不民主的主要表现就是领导者在作决策的过程中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建国以来,由此出现的乱决策和错误决策真是无以计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和不顾专家反对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通过对中国人口状况的深刻分析,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节制人口的可行性办法,并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但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不仅没有引起最高领导者的重视,反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人口决策上的失误使我国人口从1953年第1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5.48亿增殖到1982年的10.319亿,又到现在的13亿多,给上学、就业增加了困难,资源消耗成倍增长,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门峡工程”是建国以后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发电,二是挡沙。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70多名专家参加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因该工程是领导决定、苏联专家设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与会者只能赞同不敢发表异议,只有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出于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孤身一人反对大坝上马。理由是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若按他们的设计,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良田。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有科学根据的,但决策者非但不采纳,反而把敢唱“反调”的黄万里先生打成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时,黄先生建议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虽然这个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但施工洞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给堵死了,实际的结果完全应验了黄先生的预见:大坝建成后,水库内泥沙大淤,不得不又花了8千多万元把几个洞重新开通。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蓄水还未到设计水位,水库即发生严重淤积。潼关水位大大提高,渭河下游淤积成拦门沙,因而位于大坝上游的渭河河床不断增高,洪水泛滥,造成陕西粮仓关中平原50多万亩良田盐碱化,在航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严重的损失。到了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1966年,库内淤塞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1965年和1969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2]由于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泥沙淤积,现在渭河有的地方已成了地上悬河。故2003年雨季渭河洪峰最高流量虽然仅有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小水酿大灾,即使是当年赞同该工程上马的水利专家也不得不向水利部呼吁:“希望三门峡水利枢纽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3]
关于决策不民主的原因,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决策不民主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同志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數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4]328-329接着,他又说:“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有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4]329-330邓小平同志举例说:“在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1958年批判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4]330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些现象至今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非理性行为,应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改正。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就是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也已被严重地扭曲。具体表现是:其一,有集中,没民主。对某些重大问題不征求党内外意见,不召开党委会,而是书记以“一把手”的身份将事情决定了,然后给大家通个气、打个招呼,或事后开个党委会,走走形式。其二,虚民主,实集中。小事开会讨论,造成民主假象,真正需要集中研究的大事反由书记个人说了算。其三,先民主,后集中。这看来很民主,但最后进行“集中”、拍板定案的还是书记。问题在于,“拍板定案”权被“垄断”了,“集中”什么,不“集中”什么,由书记个人说了算。其四,先集中,后民主。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书记先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再“征询”大家的意见,这实际上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引导,结果往往导致事实上的“一言堂”。由此可见,在一项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尽管也坚持了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如果某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和限制,最后的决定总能按其意志作出。用这种方式作出的决策,看似民主,实际上却仍是一种个人独裁。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实行所谓集中正确意志进行决策的结果往往是把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个人决策,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独裁。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有人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只提民主制就够了。他们认为,民主制本身就包含着集中,只提民主制,可以避免那些对集中原则的不必要的误解和误用。[5]
第二,因追求“政绩”造成的决策失误。政绩是干部在任职期间作出的成绩,它既是上级管理、考核和选拔干部的主要依据,也是群众评判领导干部工作好坏的标尺。但是,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政绩观,只注重看得见的显性政绩,忽视看不见的隐性政绩,就会把领导者的政绩观引向邪路,甚至作出许多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错误决策。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一位上级领导到某地视察工作,当地领导汇报了自己的三大“政绩”:市政建设场面大,开发区气派大,提出的口号大。上级领导听后极为高兴,表扬他们政绩突出,并树为典型大加宣传。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个地方的领导把主要精力用在抓基础设施建设上,用在人才引进和教育工作上,上级领导在这里看不到醒目的开发区,看不到豪华气派的建筑,很是不满,批评他们工作没有新思路,出不了政绩,弄得他们有口难辩。
在这种错误政绩观的诱导下,一些地方领导突出“政绩”,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眼前,摆在面上,只做显眼的、上级领导看得见的工作,而不愿去干那些不易马上显示政绩的工作。因此,有些地方领导就只做表面文章,图给上级领导一个好印象,以利自己升官晋级。安徽省原副省长、大贪官王怀忠非常“出名”的政绩观就是:“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他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时,亲自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的计划,而阜阳市政府2001年的报告显示,实际情况仅为年均增长4%左右。据统计,1995年至1999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金额7.8亿元。尽管“计划”没有实现,但王怀忠却步步高升。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从1994年起就脱离实际,连上几个大项目,将城镇框架拉大到2.5平方公里,大建高档次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欠下1亿多元“政绩债”。据镇政府测算,豫灵镇目前每年只能挤出近百万元还债,照此,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据统计,从建国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40多年里,我国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就达上万亿元之巨。进入90年代,我国每年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在千亿元以上,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可以说,在一切失误中,决策失误损失最大。从经济角度看,决策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因此,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错了也无所约束和制裁的状况再也不应该存在下去了。必须制定和实施有关法律向人们昭示,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失误应该问责,应该问罪。[1]29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贪污几万元公款的干部要去坐牢,一个因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几亿元、几十亿元损失的领导者却可以易地做官,并美其名曰:“交学费”。在这种对比中,法律失去了公正性。领导者不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客观上助长了决策的随意性和轻率性,这也是决策民主化推进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现实决策活动中,人们不难发现,有的领导者往往是凭经验想当然,滥用权力轻率决策。而当决策失误造成损失带来不良影响后,又惯以“新事物”、“改革”、“交学费”、“客观原因”、“困难多”和“下不为例”等理由,一推了之,无人负责任。在决策工作中存在的这种决策有人做,后果无人负,决策成功人人有功,决策错误人人无责的问题,其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它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建立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问责制度很有必要,并势在必行。这样做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促使领导者认真吸取决策失误的教训,重视把经验决策上升为科学决策。它能促使领导者慎用权力,坚定民主制,避免决策失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同时,它也能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为把决策失误问责制落到实处,必须形成下级接受上级监督,党内接受党外监督,领导接受群众监督和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社会监督网络。
任何决策都是由领导者作出的,决策实施的效果也就是领导者的工作实绩。对于干部的考核、任用和提拔,不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往往影响到干部的决策思想和决策行为。因此,必须完善考核办法,客观评价干部,分清责任,奖惩兑现,这是使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问责制具有严肃性和威慑力的关键。对于滥用职权、好大喜功、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决策者,不管是哪一级领导,都必须视其造成的损失的轻重和影响的大小追究责任,分别给予应有的党纪、政纪、法律的处分和经济处罚。同时,加强新闻舆论对决策责任的监督,特别是对由于各种不正当因素的介入造成决策失误或不当的现象,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产生震慑作用。这既是增强政治透明度的需要,也是使决策者树立责任意识的有效办法。[1]107-109
第三,因思维定势造成的决策失误。思维定势,亦称心理定势,它是由人们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犹如物理学中所讲的惯性活动,使人不自觉地沿着特定方向去感知事物,去思考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思维心理定势,它一方面能使人们在不变的情况下对事物、对人知觉得更迅速、更有效,并能自如地应付常规事务。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的思维刻板、单调、简单和僵化。当条件改变时,就会妨碍知觉的顺利进行,甚至造成对事、对人扭曲的反映,产生错觉和偏见。结果往往是最先进入自己头脑中的信息就首先成了真理,而后来的观点不管怎样正确、科学,都会持否定的态度。人们常说的“恶人先告状”可能实际上是诬告,也因受先入为主的影响,容易误认为是事实,而对另一个反映的真实情况反倒听不进去。在决策实践中,也常有这种情况,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如果各位发言者各种意见的内容和分量差不多,那么首先发言的意见往往会对集体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用人决策上,有的决策者常凭第一印象的好坏来选用人才。第一印象好,往往就只见优点不见缺点,即使日后发现不足,也会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并予以原谅。第一印象容易使决策者偏重表面现象忽视本质,这就难免造成用人失误。如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刘备在初见庞统时,都因他相貌丑陋而心中不悦,不予重用,委屈了这位满腹经纶的人才。有的因受情感影响对人或事抱有偏见,被情感扭曲了知觉,使认识偏离真实,带成见去察人观物,就会扭曲事实。
在现实中,领导班子成员间难免会有一些个人成见,如把成见带到决策中来,就会给决策制造麻烦,明明知道是正确的,却还是挑毛病找问题,竭力阻挠和反对。当与自己关系较亲近的人提出决策方案时,知道里面有问题,也还是赞扬和推崇,这样决策势必带来失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一旦具有某些相似性,就容易产生类似的看法,有意或无意地形成定型观点。思维和心理定势的“刻板”性是它的根本特点,如一说起好干部,就有这样的印象:老实听话,埋头苦干。一提到年轻人,便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用这种刻板的印象和定型化的思维方式去观察活生生的客观事物,很容易形成错觉和偏见。因此,刻板效应也是影响决策优化的不可忽视的心理原因。[1]66-67
思维心理定势的主要表现就是先入为主,如果决策者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带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因此,必须对这种无意识的先入为主现象加以调控。另一种与先入为主的思维心理定势相近的习惯性控制是指决策者对人对事产生的一种比较固定的看法,而又以这种固定的看法作为衡量和评价的标准。但在社会激荡变化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追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老是用惯常的思维心理定势、古板陈旧的观念去看人看事,就会有很多看不惯的现象,以此所作出的决策也就会产生偏差。
为了减少决策失误,特别是重大决策方面的失误,使决策尽可能地科学化,我们的各级领导者在进行决策时,就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发扬民主,尊重科学。同时,也要排除个人成见、自高自大、先入为主、感情冲动、思维定势等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影响。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正确处理决策者与专家的关系,充分相信和依靠专家及智囊的帮助,不能把专家学者的意见当耳旁风。无数事实证明,凡不尊重专家意见的决策必然失误,凡能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就可以使决策更合理、更科学、更切合实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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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汤敏轩.民主集中制新论[J].唯实,2003(6).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