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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拉动内需，政府决定投资4万亿元。这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为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波折，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国家大政方针。对此我们是应该支持的。但是巨资挺进更得注重效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4万亿投资促成大量新的项目，可能对环境有潜在的影响，处理不当之处可能重复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这点尤其应该注意。
这可能是转变经济生产方式的机遇
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经济发展有其周期性的，虽然现在经济趋于偏冷，但是前期的经济增长过热且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经济本身不可能突破自身规律一味地发展。退潮时期正好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遇，会将效率低、生产方式或技术落后的项目淘汰出局，过度或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加以清除。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会使社会机体变得更加健康，从环境角度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机遇。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绿色经济看成美国经济的增长点。造成美国汽车工业低迷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他们生产的多是大功率、高排放的汽车，未曾下气力研发高效节能的机动车。导致一到油价高起，经济下滑时汽车工业就承受不了。能源结构转型会形成很大的商机，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需要重视并抓住这一商机，因为这些商机对环境影响低，而附加值高。现在全球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一味地靠投资规模来维持高增长，纯粹靠规模来保增长是保不住的。
我们太多的生产是低附加值的，我们许多的项目是拼能源的增长。在一些地区，生产一件衬衫的利润甚至只有一块多钱，而其生产过程耗费了许多水资源，造成了许多污染物，这些污染留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污染我们的水源、土壤，将来得付出多少成本去清除？！这会造成多少公众健康问题。现在这笔账都没有算到，而我们的利润却只有这样区区一点。这种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在一个市就生产了几亿件，如果再把这种规模翻倍，变成几十亿件，那里的生态将难以承受。我们已经到了非转变经济生产方式不可的时候了，而现在的经济寒冬时节转变恰逢其时。如果此时一味地强调用规模保速度，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而是短时期的强心针。
大型新建项目更需硬的环境管理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了环境的因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这次刺激经济的很重要的方针。比如，强调节能减排，这是不能动摇的。不少大的重要媒体也在强调又好又快地发展，这实际上是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性放在了GDP增长之前，这是总结多年经验得来的不易的转变。这说明至少从中央的层面注意到了发展的延续性，而不是在金融风暴面前放弃这一原则。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政府有一种急迫的心情，几百亿的资金要迅速启动，这些项目往往是一些大型的新建的项目、重化工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环境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不能在前期有一个环境影响的评估，不能采取有配套的减轻或消除环境影响的措施，在施工中没有监督机制，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环境隐患。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批准的速度过快。有些高污染、高风险、有所保留的项目，原来未必被规划所接受的项目，也在这次投资过程中被夹带过关。而这些项目有可能造成环境的隐患。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教训，前几次大干快上，遗留下很多问题，中国的环境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还是八九十年代乡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对三废基本不做处理，干脆就是直排状态。这些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至今还不曾偿还完欠账，还未弥补上当年造成的祸患。不能让发展的冲动替代了必要的把关。如果大规模的投资不能与之很好的控制，就会出现一些质量不高的项目，对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不是真实的增长。应该如何来控制呢？不能用命令式的方式来设置门槛，控制项目，还是得把环境管理作为硬的制约条件来避免低效的、劣质的投资项目。从长久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保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我们是支持的，但是这个发展应该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增长。
环境审批流程不能省略
本来各地对GDP增长的追求是受到中央宏观调控的制约的，而从适度从紧转向宽松的投资环境之后，中央的制约相对减弱了。这样一来原来就有的发展冲动就可能失控，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可能会被推到前面去。让本来未曾上马的项目得以开工。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解决这些风险的办法是要严格依照一些既定的程序来审批。我们中国在环境审批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大的项目本来必须经过环评，有一系列的细则，包括在多少时间之内要将环评报告的简本向公众公示，等等。环评中包括了公众参与，需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并予以回应。这些要求一直以来虽有所执行，但落实的并不到位。现在这项财政政策出台是不是要跳过这些必要的程序？假如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原本规定的公示期限就很短，如果连这起码的程序都忽略不做，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就将长时期地影响中国的生态。人们的健康与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不但这一代人受到影响，还可能会祸及子孙。4万亿投资还是要坚持严格的管理。
现在4万亿投资项目的公示和披露还不够充分，投资的规模很大，而审批的速度又非常快，有的项目审批少则20天，多则40天，这对审批一个大型项目而言是无法完成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而这其中包括了对环境影响相当大的基建项目以及污染非常严重的重工业和化工项目，这些项目对空气、对水、对土壤、对地下水、对近海都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害。这些项目的环境影响是不是识别清楚了？消除影响的措施是不是制定到位了？如果没有，会给将来留下极大的隐患，这会形成一轮新的环境问题。我们现在背负着许多历史欠账，本来要在发展之中逐步调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要旧账未还，又继续欠下许多新账。这是十分重要的，是需要警惕的。
（马军：现任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当选“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这可能是转变经济生产方式的机遇
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经济发展有其周期性的，虽然现在经济趋于偏冷，但是前期的经济增长过热且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经济本身不可能突破自身规律一味地发展。退潮时期正好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遇，会将效率低、生产方式或技术落后的项目淘汰出局，过度或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加以清除。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会使社会机体变得更加健康，从环境角度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机遇。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绿色经济看成美国经济的增长点。造成美国汽车工业低迷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他们生产的多是大功率、高排放的汽车，未曾下气力研发高效节能的机动车。导致一到油价高起，经济下滑时汽车工业就承受不了。能源结构转型会形成很大的商机，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需要重视并抓住这一商机，因为这些商机对环境影响低，而附加值高。现在全球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一味地靠投资规模来维持高增长，纯粹靠规模来保增长是保不住的。
我们太多的生产是低附加值的，我们许多的项目是拼能源的增长。在一些地区，生产一件衬衫的利润甚至只有一块多钱，而其生产过程耗费了许多水资源，造成了许多污染物，这些污染留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污染我们的水源、土壤，将来得付出多少成本去清除？！这会造成多少公众健康问题。现在这笔账都没有算到，而我们的利润却只有这样区区一点。这种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在一个市就生产了几亿件，如果再把这种规模翻倍，变成几十亿件，那里的生态将难以承受。我们已经到了非转变经济生产方式不可的时候了，而现在的经济寒冬时节转变恰逢其时。如果此时一味地强调用规模保速度，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而是短时期的强心针。
大型新建项目更需硬的环境管理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了环境的因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这次刺激经济的很重要的方针。比如，强调节能减排，这是不能动摇的。不少大的重要媒体也在强调又好又快地发展，这实际上是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性放在了GDP增长之前，这是总结多年经验得来的不易的转变。这说明至少从中央的层面注意到了发展的延续性，而不是在金融风暴面前放弃这一原则。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政府有一种急迫的心情，几百亿的资金要迅速启动，这些项目往往是一些大型的新建的项目、重化工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环境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不能在前期有一个环境影响的评估，不能采取有配套的减轻或消除环境影响的措施，在施工中没有监督机制，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环境隐患。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批准的速度过快。有些高污染、高风险、有所保留的项目，原来未必被规划所接受的项目，也在这次投资过程中被夹带过关。而这些项目有可能造成环境的隐患。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教训，前几次大干快上，遗留下很多问题，中国的环境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还是八九十年代乡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对三废基本不做处理，干脆就是直排状态。这些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至今还不曾偿还完欠账，还未弥补上当年造成的祸患。不能让发展的冲动替代了必要的把关。如果大规模的投资不能与之很好的控制，就会出现一些质量不高的项目，对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不是真实的增长。应该如何来控制呢？不能用命令式的方式来设置门槛，控制项目，还是得把环境管理作为硬的制约条件来避免低效的、劣质的投资项目。从长久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保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我们是支持的，但是这个发展应该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增长。
环境审批流程不能省略
本来各地对GDP增长的追求是受到中央宏观调控的制约的，而从适度从紧转向宽松的投资环境之后，中央的制约相对减弱了。这样一来原来就有的发展冲动就可能失控，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可能会被推到前面去。让本来未曾上马的项目得以开工。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解决这些风险的办法是要严格依照一些既定的程序来审批。我们中国在环境审批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大的项目本来必须经过环评，有一系列的细则，包括在多少时间之内要将环评报告的简本向公众公示，等等。环评中包括了公众参与，需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并予以回应。这些要求一直以来虽有所执行，但落实的并不到位。现在这项财政政策出台是不是要跳过这些必要的程序？假如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原本规定的公示期限就很短，如果连这起码的程序都忽略不做，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就将长时期地影响中国的生态。人们的健康与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不但这一代人受到影响，还可能会祸及子孙。4万亿投资还是要坚持严格的管理。
现在4万亿投资项目的公示和披露还不够充分，投资的规模很大，而审批的速度又非常快，有的项目审批少则20天，多则40天，这对审批一个大型项目而言是无法完成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而这其中包括了对环境影响相当大的基建项目以及污染非常严重的重工业和化工项目，这些项目对空气、对水、对土壤、对地下水、对近海都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害。这些项目的环境影响是不是识别清楚了？消除影响的措施是不是制定到位了？如果没有，会给将来留下极大的隐患，这会形成一轮新的环境问题。我们现在背负着许多历史欠账，本来要在发展之中逐步调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要旧账未还，又继续欠下许多新账。这是十分重要的，是需要警惕的。
（马军：现任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当选“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